隨著前蘇東國家轉軌進程的深入和更深刻的社會文化問題的暴露，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的思想引起越來越多人的注意，成為與哈耶克一樣被頻繁引證的思想家。他的代表性著作《大轉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不僅在許多研究前蘇東國家轉軌問題學者中引起共鳴，并且對陶醉于斯密式假定和市場烏托邦的知識界來說，雖然不是一副解毒藥，起碼也是一支清醒劑。這里不妨介紹一下對我國許多學者來說還很陌生的博蘭尼。
顛沛的人生與暖熱的心
1886年10月21日，卡爾·博蘭尼生于前奧匈帝國維也納的一個知識和政治氣氛濃烈的猶太家庭。博蘭尼的父親曾經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但1900年后破產。他的母親是一個俄國人，熱衷于舉辦沙龍?？柕男值軅兌际聵I有成，最著名的當數后來成為哲學家的朱切爾·博蘭尼，他的知識理論受到了廣泛關注。
卡爾長于布達佩斯，后入布達佩斯大學專修法律。雖然規定的科目是政治經濟學和憲法史，但當時的學生把許多課余時間用于研讀馬克思主義和社會學，卡爾也不例外。由于和保守學生意見不和(實際上是打架)，他被校方開除，在科洛茲瓦完成了學業。從1910年開始，他在一家律師事務所供職，兩年后獲律師資格。但做律師顯然不是他的興趣所在，很快他就投身于學術和政治活動之中。
一戰爆發后，卡爾加入奧匈帝國的騎兵，在加利西亞前線嚴重受傷，1917年回到布達佩斯。1919年由于傷口復發，住進維也納的醫院中。在那里，他遇到他的未來伴侶伊蓮娜·多茨卡，并于1923年結婚。伊蓮娜是個積極的政治活動家，參加了匈牙利共產黨，并曾在1918年匈牙利革命中發揮過作用。
卡爾一生都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但不是一個政治活動家，而是一位學者，這尤其體現在其晚年。早在高中階段，他就加入了一個學生社會主義組織，并且與匈牙利自由黨領導人C.M. Karolyi和O.Jaszi來往密切，在布達佩斯讀書時，他是Galilei Circle的創辦者和首任主席。這是一個政治和學術俱樂部，吸引了當時匈牙利的許多自由派和社會主義者。它主張用文化氣氛替代當時的馬札爾貴族參加的基督教和民族主義的僵化教條。其根本目的是進行道德教育，實現道德創新。這個組織除了舉辦沙龍外，還經常邀請國外著名學者舉辦講座，阿德勒，桑巴特，E.伯恩斯坦以及盧卡奇都曾經在那里主講。此外，它還建立閱覽室，出版年輕學者的文章，并且為工會舉辦講座，博蘭尼就是這方面的積極參加者。1918年匈牙利革命的失敗，使卡爾清醒地認識到，“我從來就不是一個政治家，我沒有那種天才，甚至沒有興趣”(《The livelihood of man》)。隨后他移居維也納。
在維也納，從1924年到1933年他作為通信編輯和專題分析作者為《奧地利經濟學家》工作。該雜志相當于倫敦的《經濟學家》和美國的《華爾街雜志》，雖然報酬豐厚，但由于他把許多收入用于資助逃亡者，所以家庭依然清貧。
1933年的大蕭條使他失去了該雜志的工作。由于奧地利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他被迫移居英國。在那兒的最初幾年，他靠為牛津大學和倫敦大學校外輔導等組織的工人教育協會授課慘淡營生。在此期間，他曾先后在美國的三十八個州舉辦講座。1940年由于德軍的閃電襲擊被迫滯留美國。他同彼得·德魯克(著名的管理學家)在一起并繼續其講座，并在德魯克的推薦下成為佛蒙牧州的Bennington College的訪問學者(1941—1943年)，在此期間完成了著名的《大轉變》。
二戰后，卡爾成為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學訪問學者，此后一直在哥大教學，其普通經濟史課程深受學生歡迎。1953年退休后留任經濟學副教授，并擔任經濟增長的制度因素的跨學科研究項目主任。
卡爾晚年的主要工作是創辦了Co-Existence，這是一份進行經濟學和政治學比較研究的跨學科雜志，目的是通過研究文化差異現實和人類狀況統一推動世界和平。在組成了一個優秀的編委會并看到第一期雜志后，1964年4月23日卡爾去世了。
卡爾一生顛沛流離，但絕不放棄社會主義，更確切地說人道主義信仰。他始終對于自由市場經濟抱有清醒的頭腦，同時深信道德的力量。他對人類的本質抱有樂觀的看法，認為逐利并非人類本性。經濟要服從社會的需要，經濟標準和價值不應成為社會的唯一標準與價值。在他看來，社會主義之所以比資本主義優越，不是因為其技術上更有效率，而是因為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使技術和經濟秩序服從于社會和人類需要成為可能。總而言之，社會主義在道德上更優越，社會生活質量更高。
市場經濟的社會文化基礎
博蘭尼思想的形成深受四個因素的影響：一是他的家庭及其革命經歷；二是其動蕩的生活；三是兩次世界大戰的沖擊；四是亞里斯多德和歐文的思想。前三個因素促使他以人道主義的目光關注社會現實，并且對市場經濟的深遠影響擁有嚴肅的批判態度?？枌κ袌鼋洕蜕鐣F實的關注在亞氏和歐文那里找到了思想動力。亞氏關于經濟的論斷及其對文化的研究直接影響了博蘭尼的人類學思想的形成。亞氏認為經濟的出現不是源于人類的欲求，或者如古典學者所說的短缺的現實。人類在本質上和其他動物一樣是自給自足的，其欲求源自社會過程或文化背景。無盡的欲求是一種文化扭曲而非人類本質。亞氏的這種論斷直接影響了博蘭尼關于市場經濟是一種脫離(disembedded)經濟以及關于古典學派的形式主義觀點體現的種族優越論的討論。亞氏創立的實證研究和歸納法也給他以很大的啟示，這集中體現在他重視社會、文化因素的制度研究法，而非古典學派的演繹和心理學方法。羅伯特·歐文對博蘭尼的影響之深不亞于亞氏。博蘭尼認為同時代的思想家沒有一個能夠超越歐文對工業社會的見解。歐文發現了社會的現實，洞察到獲利行為的擴展帶來了社會的根本性變化，使人和社會服從于經濟原則和價值。歐文相信社會的墮落和痛苦源于生命已經失去意義的文化真空。人類的拯救不能依靠高工資，只能靠道德的重建，從根本上說只能靠社會對經濟的控制。
與許多著作等身的思想家相比，博蘭尼的著作并不多。這大概和他顛沛的生活經歷有關。除了著名的《大轉變》一書外，還有一些經濟人類學方面的論文和主編的論文集。他在經濟人類學方面的論著使之成為經濟人類學研究中的實質主義(substantialism)流派的重要一員，并且是二戰后西方學術界中出現的實質主義和形式主義論戰中前者的主要代表。他這方面的論著有他主編的《早期帝國中的貿易和市場》、《人的生活狀態》,以及與人合著的《達荷美與奴隸貿易》。
親歷過兩次大戰人間慘劇的博蘭尼畢生都在尋求破譯他所處時代問題的答案，關注著現代市場經濟出現后人類的命運與前途。他認為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對于市場的一系列論斷實際上虛構出一個市場烏托邦，一種市場神話，為現代社會建造出一種意識形態。經濟凌駕于社會其他領域之上，社會中的所有行為和活動都服膺于經濟的價值與市場的操縱，社會、文化、經濟、政治等領域間關系錯位，這是十九世紀以來我們時代的根本性變革，也是各種社會問題以及人類血淚經歷的緣由。實際上，以經濟人假設為支點，憑借演繹邏輯推導出來的古典經濟學理論在許多方面是同史實相悖的，犯了主觀臆斷和以偏概全的錯誤。而且這種理論在骨子里帶有強烈的種族優越論色彩，忽視了對非西方文明的重視和了解，把在西方成為社會主導的逐利意識推之四海，成為普遍適用的原則。
博蘭尼對斯密學派的批評并不是從邏輯上論證，而是以史實來說明。這也正是他鐘情于人類學和社會經濟、政治史的主要原因。他通過對太平洋島嶼上的部落、人類早期活動、古希臘、羅馬的社會經濟生活，以及中世紀歐洲史的考察來證明自己關于社會、市場的一系列觀點。他的這些觀點都基于這樣一個根本性判斷：任何一種經濟的出現和存在都需要相應的社會、文化、政治等因素的支持。這個判斷進一步細致化就是市場經濟的存在需要市場社會的支持。
博蘭尼根據人類學研究成果指出，市場雖然是調節經濟生活的一個非常古老的制度，但是在現代社會之前，從未成為社會經濟組織的中心，甚至很少成為重要的制度。十九世紀之前的人類經濟活動史表明，除了體現市場功能的交換之外，人類經濟活動方式還有互惠、再分配以及家庭，而且后三者甚至是主導性的，至于市場交換在范圍和內容上也是有限的。前資本主義之前的市場交換通常限于團體之間，而非團體內部。貿易更多的是遠程貿易，物品是僅供宮廷用的奢侈品和非必需品。這些史實說明古典學派先驗制定的人類逐利動機，對利益的計算、討價還價的本能等不具有普遍性和超歷史性。人類行為的背后除了經濟動機外，還有榮譽、地位等因素。正如博蘭尼所說：“盡管十九世紀的學術界主旋律如此執著，但通過交換獲益和得到利潤從未在人類經濟中發揮重要作用。盡管自石器時代晚期以來市場制度相當普遍，但其對于經濟生活來說不過是偶爾發揮作用?！?《大轉變》)
在前資本主義階段，經濟是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用博蘭尼的話說是一種“鑲嵌”(embedded)經濟。十九世紀以來，這個有機結構被打破了，經濟脫離開社會，成為“脫離式”(disembedded)經濟，并且凌駕于社會之上。自我調節的市場成了支撐十九世紀社會秩序的四種主要制度中起決定作用的一種。其他三種是政治和國際意義上的力量均衡體系，經濟和國際意義上的金本位，政治和民族意義上的自由國家?！罢沁@種創新(自我調節市場)產生了一種特有的文明”(《大轉變》)。
博蘭尼反復強調市場并不等于市場經濟，市場因素的存在并不必然造成市場經濟的出現。他極為反對一些學者把市場與市場經濟簡單地等同起來，把市場經濟設定為一種既有的制度，沒有歷史演化過程，超脫于社會現有的條件。人類經濟史證明，各個獨立的地區性市場很難實現相互交流，不能夠融合起來。即使能夠融合，也不會形成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出現需要特殊的條件。這個條件在十九世紀的歐洲實現了，即國內或全國性市場。但全國性統一市場的出現并非如古典經濟學所說的那樣是一個自然生成的過程，而是有意識的人為設計。
這種人為設計有兩層含義：一是指論證自我調節市場理論即古典經濟學的出現；二是國家直接參與了市場經濟的形成。二者都以對市場經濟所需的普遍商品化的支持為目的。博蘭尼認為普遍商品化將勞動、土地和貨幣都包括進來。但實際上這三者顯然都不是商品。勞動是人類伴隨終生的活動，它不能為銷售而生產，不能脫離生活的其他部分被貯藏或流動。土地就是自然，不能夠被人類生產。而貨幣僅僅是購買力的符號，根本不能夠生產，只能通過銀行或國家財政機制存在。在古典學派眼里，這三者天生就是商品，服從市場的供給原則。而且它們的市場是市場經濟體制中絕對關鍵的部分。為了論證普遍商品化的合理性，古典學派虛構出一幅不符合社會現實的烏托邦圖畫。在這幅圖畫中，它用經濟人假設來證明市場制度符合人類本質及典型動機，即斯密所說的“交換傾向”；用超越時空限制置換掉市場制度的歷史性，來說明市場制度無所不在，是保證人類經濟生活穩定、安全、高效以及公正的整合的唯一機制；用歐洲中世紀后經濟發展過程中政治與經濟的矛盾來證明市場制度運行中出現的問題源于無知或罪惡的政治力量的壓制或扭曲，從而造成了經濟與政治，或國家與市場絕對對立的假象。
斯密以來的古典經濟學并非僅僅是一套解釋市場經濟的理論，更是一種市場經濟的意識形態，市場經濟的文化，或者說市場經濟合法性的論證。這種意識形態顯然是與傳統觀念和文化相悖的。它論證的人和自然成為商品的合理性從根本上摧毀了傳統社會的文化基礎，用赤裸裸的金錢關系替代了傳統社會的脈脈溫情，用工業生產剝奪了自然的神圣地位，市場統馭了一切。從文化意味著共同分享的意義、指導的原則或象征意義上講，這種市場經濟文化向個人解釋了普遍商品化的社會現實，并且為他們提供了指導其行為的可辨識的模型。在市場經濟中，文化現實是短缺、個人逐利、計算、最優利用，有限資源是道德義務。用博蘭尼的話說：“物質手段的不完全成了所有經濟活動的明確的，可計算的出發點”(《Stone age economics》)。
當然，市場經濟制度在西歐的確立不僅得益于古典經濟學提供的意識形態或文化，更獲得了政治力量的有力支持。這一點是許多古典經濟學者不愿正視或有意否認的。因為在他們看來市場制度是一個自然演進的過程，是一個經濟領域擺脫政治力量約束的過程。當然，經濟與政治脫離的判斷有其合理性，但如果推而廣之，則與史實不符。市場經濟制度建立的基礎條件——國內統一市場就是在政治力量的支持下出現的?！伴_始的國內貿易實際上是由國家干預創造的”(《大轉變》)。國家干預有兩個步驟：第一步是十六、十七世紀的重商主義，它使全國性的重商主義體制在自我保護意識強烈的城市與公司中確立起來。重商主義根除了中世紀特殊主義的幾種專門目的的貿易形式，而且為統一的、普遍目的的國內市場的出現清除了路障。但是重商主義從本質上并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依然體現了傳統的思維觀念以及行為方式。重商主義把土地和勞動力的傳統組織視為應當，沒有表現出除去這些基本的社會范疇身上的保護性社會網絡的趨向，更沒有使它們服從商業組織。重商主義貿易依然鑲嵌于社會之中，并且受到政治上的管理。因此，重商主義后，下一步就是建立大規模的自我調節市場。
自我調節的市場需要土地、勞動力和貨幣的商品化，國家幫了市場一個大忙。按照李嘉圖的理論，勞動力市場的出現需要饑餓威脅的存在，饑餓迫使勞動者出賣勞力以維持生存。在英格蘭，1934年的“濟貧法”改革法案惡化了公眾的生活狀況，標志著勞動力市場建立的后階段的到來。作為自然環境的土地成為商品也經歷了好幾個階段，關鍵性的是耕地的商品化，提高了產量，滿足了不斷增長的城市人口的需要。在英格蘭，決定性的一步是1964年“谷物法”的廢除。相比之下，貨幣成為商品不甚明顯，但也具有同樣的效力，因為它成了市場經濟運行的潤滑劑和商品交換的媒介。
事實上，市場經濟制度的形成是自我調節的市場和社會的保護性反應共同作用的結果。在博蘭尼看來，社會的保護性反應出于人的本能，并非如某些自由主義者所說的那樣是一種人為策劃的反市場陰謀。他引用著名的自由主義者Dicey的研究說，Dicey沒有發現任何國家功能有目的擴張的事實。實際上，立法機關在市場經濟制度中所表現出的行為——用工廠立法和社會法律保護淪為勞動力商品的工人；用土地法和農業關稅保護自然資源和鄉間文化；用中央銀行制度和貨幣管理制度保護生產者和企業免受通貨膨脹之苦——顯然是“自然而然的，無意識的，而且被一種純粹的實用(pragmatic)精神化為現實”(《大轉變》)。其他可以證明反自由陰謀是自由主義者虛構的事實包括：保護性行動具有驚人的多樣性；立法的決定性支持者都擁護自由主義觀點；許多國家都相繼或同時出現了保護性立法；對專門問題領域干預是演進的；以及保護的對象不僅涉及人類和自然資源，還包括資本主義生產?！叭绻麤]有減弱這種自我毀滅機制行動的保護性行動，人類社會早就被消滅了”(《大轉變》)。
自我調節的市場與社會的保護性反應的雙重運動不僅是十九世紀的根本標志，而且是二十世紀民主的工業社會經濟的首要制度動力。用博蘭尼的話說，“十九世紀的社會歷史就是一種雙重運動的結果……一方面市場擴展到全球的所有角落，市場中的商品的數量以令人無法置信的比例增長，另一方面一個政策措施因被整合進強有力的制度之中，后者的目的是限制市場對于勞動力、土地和貨幣的行動……社會保護自己免遭自我調節的市場制度內在具有的滅頂之災——這是這個時代歷史的一個全面特征”(《大轉變》)。企業間的合并、信用公司、卡特爾等的形成和運作的動機都是自我保護，甚至現代資本主義的核心經濟制度——現代公司也是保護性反應的產物，目的是穩定和控制公司經營的環境，而環境中出現的危機大部分來自市場機制的不確定性。
但是，古典理論的繼承者——自由主義者誤解了這種保護性反應。他們用市場神話一方面虛構十九世紀制度經歷了烏托邦特征，另一方面扭曲了保護性反應的本質，妄圖把自由市場與保護性行動融合起來，把保護性行動直接轉變成國家的干涉行動。然而，以自我調節的市場理想的名義干涉實際的市場運行是行不通的，二者不能融合，“所有社會保護的自然目標會破壞這樣一種制度，并使之不可能存在”(《大轉變》)。
博蘭尼認為自由主義提出的國家干預政策都是與自由市場運轉的需求相悖的。對市場的干預越多，造成的后果就越嚴重。因為干預有可能削弱市場的競爭性，使之走向壟斷，市場中的個人被龐大的組織逐漸替代，經濟調整的速度慢下來而且困難重重，市場的自我調節受到了嚴重的阻礙。最終，無法調整的價格和成本結構延長了衰退，無法調整的設備阻滯了非利潤投資的清償，無法調整的價格和收入水平導致了社會緊張，而且這種緊張超出了經濟領域，必須借助于政治手段，但是市場社會要求政治與經濟領域的分離，這實際上形成了破壞性緊張的另一個源泉(《大轉變》)。
在博蘭尼看來，自我調節的市場與社會的保護性反應之間的矛盾，自我調節市場中出現的問題需要政治手段干預與市場社會中政治與經濟分離之間的矛盾，形成了十九世紀以來人類所有苦難的根源。對勞動者的殘酷剝削，對自然環境的瘋狂破壞，社會關系的商品化、金錢化，以及時常出現的經濟波動造成的社會動蕩都歸因于它。最嚴重的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出現的席卷世界的經濟大蕭條和在這場經濟危機中出現的納粹主義。博蘭尼認為納粹主義的出現就是因為自由市場體制的破產后產生出的絕望心情和極端手段。
走出市場烏托邦
對于人類來說，市場統馭一切的社會是可怕的，因為服膺于經濟利益的人類將成為貪得無厭的動物，不僅會毀滅自己生存的自然環境，而且會造成同類的相殘，直至人類作為種的滅亡。對市場這種潛在危險的批判一直伴隨著市場經濟制度的發展。雖然有些批判出于意識形態的目的，但許多批判者都是抱著對人類終極命運的關懷，出于個人的良知。與其他批判者不同的是，博蘭尼用翔實的史實批判了市場神話和市場烏托邦，并且明確地論述了市場經濟需要市場社會支持的觀點。他所做的就是澄清社會意識和文化中古典經濟學造成的經濟人假象，恢復人的本性，論證人們在本質上需要的不是逐利，而是相互需要。而國家和市場恰恰摧毀了人們原有的滿足相互需要的制度。
幸運的是，博蘭尼的思想在塵封了許多年后，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接受，其影響也遠遠超出了人類學領域，擴展到其他學科。如古代領域中的Moses Finley，東方史中的A.L.Oppenheim，西方經濟史中的D.諾斯，E.L.Jones，研究市場道德和文化起源的Joyce Appleby，主張從文化角度研究剝削的E.P.Thompson和其他一些學者都深受其觀點或方法的影響。社會學中正在出現的“政治經濟”研究顯然也受到博蘭尼的影響，這點可以在沃勒斯坦、T.Hopkins，Fred Block的著作中看到。倡導政治學和經濟學結合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也把博蘭尼視為其主要的理論參照者。著名國際經濟學家Charles Kindleberger認為《大轉變》一書是“二十世紀的經典之作”。目前一些研究蘇東轉軌問題的學者也開始從他那兒汲取營養。
博蘭尼對市場的看法實際上延續了啟蒙時代的精神。他富于洞察力的思想也許會使那些盲目宣揚市場神話的人及沉溺于市場烏托邦的人稍微清醒一下，還世界一個更人性化的社會。也許J.M.Clark說出了博蘭尼所代表的一批人的心情：“最大的惡是否認那些代表人類最美好一面的激勵因素。如果對自私的激勵因素不能發揮作用，那是一種失??；如果對非自私的激勵因素沒有機會發揮作用，那會是一場悲劇?！?BR>
楊雪冬，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譯著有《超越左與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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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烏有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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