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十年代中國知識界的兩大特征

　　1992年以來中國知識界的發展表現出兩個突出的特征。其一是學術界的「規范化」或「專業主義」傾向日益強盛。學術活動（教學、研究、發表、課題以及評獎等）愈來愈多地被納入標準化的、可計算考核的規則體制之中。其結果是學術生產的數量激增，也出現了一批崇尚專業的年輕學人和更為規范化的著作和論文。但與此同時，質量低劣的「研究成果」開始泛濫，仿造、抄襲和剽竊事件也時有發生。有不少抨擊者斥之為「學術泡沫」和「學術腐敗」。其二是思想界的激烈爭論。知識分子就社會轉型中面臨的許多重要問題展開了持續而熱烈的討論，拓展了公共領域的疆界，開辟出新的論述空間。但在另一方面，爭論過程中出現了攻擊性言辭與敵對性情緒，導致了思想界的某種分裂，也使許多重要的探討未能獲得充分的進展。

　　本文所采用的「場域分析」框架直接受到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倡導的「反思社會學」（Reflexive Sociology）的啟發1，試圖由此對當代中國的學術生產與公共思想論爭做出知識社會學的批判性考察，主要著眼于知識場域（intellectual field）的自主性問題以及不同類型的知識生產之間的關聯。布迪厄曾區分了知識場域的兩種生產：一種是針對同行的、專業（學術、文學、藝術、科學）的「有限生產」，一種是為了滿足外部（政治的、經濟的、大眾欲望的）需求的「大生產」。布迪厄將「有限生產」與「大生產」都看作是知識場域的兩個次級場域，或者代表了兩個不同的極端，前者嚴格遵循內部的等級化規則，而后者受到外部場域（權力場域與經濟場域）規則的制約。他認為，知識場域的「自主性」取決于內部規則：外部規則愈是服從內部規則，知識場域的自主性程度就愈高2。但是，內部規則與外部規則并不是天然造就的，而是在歷史的演變中、在各種競爭與斗爭中建構的。因此知識與權力、學術與政治，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歷史實踐中，都具有深刻的關聯。本文通過考察中國知識場域確立自主性的歷史建構過程，揭示當代知識生產的某些制約性結構和因素。在充分肯定中國知識界的學術與思想成就的前提下，著重分析造成其負面現象的結構與機制，認為無論是當下學術界流行的專業主義傾向還是思想界活躍的公共性討論都存在著嚴重的局限，其關鍵在于中國的知識場域仍未獲得充分的自主性。

二　中國知識場域的歷史建構

　　在中國大陸的語境中，「思想界」或「知識界」這樣的名稱是遲至80年代中期才開始流通使用的。此前，在1949年之后的三十多年間，中國大陸主要通用的是「意識形態領域」、「思想教育戰線」以及「宣傳工作系統」之類的名稱，并不存在后來被稱為「知識界」的那樣一個社會領域及其對應的共同體。也就是說，中國大陸的「知識界」──作為具有一定自主性的知識共同體──創生（重建）于「后文革」時代，至今不過二十多年的歷史。這個建構過程又是在自身特殊的（不同于西方的）政治社會結構、制度環境制約，以及歷史資源影響之下發生的。特定的歷史建構深刻地影響著當今中國知識生產的狀況及思想論爭的形態。

　　知識場域規則的一個核心是為知識的「權威正當性」（legitimacy of authority）提供依據。知識生產具有獨立于外部場域（權力場域和經濟場域）的權威正當性是其確立自主性的重要標志。從這個角度來看，在1949年之后的三十年中，雖然知識分子的處境時而溫和時而險惡，但始終沒有出現具有自主性的知識場域，知識生產基本上是國家權力場域的有機組成部分。正如哈佛大學現代中國思想史家古德曼（Merle Goldman）教授所指出的那樣，「幾乎緊接著1949年之后，前半個世紀相對的知識自主性與文化多元性被斷然終結」3。自主性的喪失并不意味著個體知識分子完全沒有自己的獨立思考與言論或者沒有真實的學術努力與成就，也不意味著他們失去了公共批判的道德勇氣，而是說，「知識話語」生產本身沒有構成一個獨立的社會空間（場域），其價值標準、規范原則和競爭的符號資本都首先不是場域自主生成和決定的，而是由「外來的」國家權力所制定和控制的。知識生產的所有環節──從學院與研究單位的體制構成與管理、資金來源、學科設置、人事安排、成果評定，到發表審核的機制與標準等等──都是國家「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這個知識場域是「他治」（heteronomy）性的。「他治性」知識場域的重要特征在于論述的「權威正當性」不是獨立的，而是「借用的」。知識話語的正當性依附于國家政治意識形態的權威。任何與意識形態抵觸的言論無法在場域內部獲得認可。在他治性的知識場域中，「政治正確性」的外部規則內化為知識場域本身的規則，成為競爭的首要資本。這是布迪厄所分析的所謂「日丹諾夫主義」的極端狀況4。

　　對于中國知識場域的自主性發展來說，文革結束之后的十年尤為重要。我們可以辨析一個從國家權力附庸的「意識形態領域」轉向「獨立自主的知識界」的趨勢，這是知識場域開始脫離權力場域的母體而誕生的過程，是擺脫「他治性」而尋求自主性的過程。這個過程包含著知識分子放棄「借用的」正當性而尋求獨立的話語權威正當性的努力。這首先是知識維度上的巨大努力，但由于知識場域「歷史地」脫胎于權力場域，它也必須同時處理與權力場域的歷史遺留關系，必須達成某種制度性和規范性的安排和妥協，因此也不得不同時是政治維度上的努力。所以，80年代知識界尋求自主性的過程必須同時通過「知識性」與「政治性」的雙重努力來展開。

　　當下許多論者在對80年代思想界狀況的反思回顧中，將其特征解讀為「重思想而輕學術」的「新啟蒙主義」，批評其「空泛和粗鄙」的學術品質；更有論者指責新啟蒙話語是「為改革意識形態的服務」，甚至本身就是官方意識形態的敘述，因而是與國家權力的合謀而喪失了批判的自主性。這是一種簡單粗暴的「反歷史」的解讀。這種「學術／思想」的二分概念是在90年代被提出而逐漸流行起來的，本身恰恰是需要被「問題化」的。在中國知識界從權力母體脫胎而誕生的80年代，學術與思想、知識與政治不可能作如此對立性的劃分。當時任何學術維度上的努力都不得不包括最低限度的政治性訴求，都必須在不同程度上「借用」改革開放的國家敘事策略。新啟蒙運動中學術與政治的「復合性」特征是由歷史條件所造成的。沒有國家權力內部的分裂與松動，沒有權力場域提供的結構性可能空間，知識場域的自主性是無法想象的。雖然這從一開始造成了容易混淆的復雜局面──「來自國家權力的政治言說」與「依據知識權威的政治言說」的糾結狀況，但我們仍然可以辨識這種復合形態中的純粹知識維度的巨大成就。1977年開始恢復的高考制度、學位制度及學校教師的職稱評定制度，都是國家推動的舉措，但對知識場域的自主性確立卻是必要的制度性前提。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身逢其時地參與了「科學的春天」的營造，但這個文本所塑造的影響深遠的知識英雄──數學家陳景潤，卻是一個不問政治的、怪異的、不食人間煙火的、「為學術而學術」的純粹學者。這個例子表明，對國家政治敘事的參與（或者「合謀」）是如何可能造成一種擺脫對權力依附的獨立學術觀念，并對整整一代人發生影響。李澤厚寫作《批判哲學的批判》始于1972年，金觀濤與劉青峰的《興盛與危機》始于1971年。這些對文化熱和新啟蒙話語產生過重要影響的著作遠在官方的改革發生之前就誕生了。作為文化熱的主將之一，甘陽及其「文化：中國與世界」委員會的努力，從一開始就是出于自覺的學術建設動機5。

　　新啟蒙敘事或許與國家改革意識形態的政治敘事具有一致性，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認80年代知識分子尋求知識自主性的努力。對于脫胎于權力場域附庸的中國知識界來說，從「他治性」到「自治性」的場域確立，從「借用的」到「自主的」話語權威的轉型不可能通過純粹的學術行動來達成，而必須包括一個（廣義的）政治性行動，其中包括了對國家權力界線的論說、對更廣泛的民主與自由理念以及制度建設的論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為學術而學術」之類的主張首先不得不是一個政治性的訴求，因而必須處理它與權力場域的關系，必須與主導意識形態進行反復的「談判」。也就是說，學術獨立與自主的訴求必須經由超越學術領域「有限生產」的思想性的論辯才可能獲得。從自主性確立的角度對80年代的知識場域予以歷史考察，就會發現，那種以「學術」與「思想」的二元對立模式來處理「新啟蒙主義」的描述并判定其「重思想而輕學術」的論斷，是一種依據「后知之明」的化約主義闡釋，是一種非歷史的敘事，不僅會導致一種帶有「時代錯誤」的扭曲性偏見，而且會繼續遮蔽那些制約著當今知識生產的歷史無意識。在某種意義上，90年代以來知識界的「學術」與「思想」病理性分裂正是這種非歷史闡釋的后果。

三　九十年代以來的學術專業化發展

　　90年代初中國知識界自發的「人文精神」與「學術規范」等討論表明，知識分子在1989年之后迫切地需要重新建立自我身份的認同，而80年代流行的知識生產模式──「啟蒙知識分子」或者「思想家」的模式──已經在新的政治與商業力量限制下陷于困境。于是，回歸「學術本位」在知識界成為一個具有吸引力的再定位方向。90年代開始，經由觀念上的合理化以及國家體制的策略性支持，形成了知識界的「專業主義運動」。在觀念層面上，通過對「干嘉學術」風格的再闡釋，通過對陳寅恪、錢鍾書等現代學人的偶像化解讀，專業主義獲得了來自歷史傳統的合法性支持。同時，海外留學與訪問學人多年累積的「學術交流經驗」，使中國知識界普遍感受到西方學術生產的示范性壓力，而在學術規范上與「國際接軌」也應合了中國卷入全球化浪潮的時代性主題，這使專業化運動進一步獲得了普世主義的合法性支持。在體制層面上，從90年代中期開始，國家對教育、科學與學術研究單位全面實施「計量性」的規劃政策，通過建立從職稱考核評定、工資待遇級別、課題申報制度、核心刊物設置、到學術成果評獎等一系列「可計算測評」的標準，配備相應的獎懲措施，有效地將學術生產納入新的計劃與秩序的格局之中，使專業主義獲得了體制性的資源保障與正當性權威。

　　專業主義的興起既改變了知識場域與權力場域的關系，也重新塑造了知識場域的結構與場域中知識分子的「慣習」（habitus）。其中最重要的變化是「去政治化」的特征──國家對知識界的管制機制由傳統的政治（意識形態）性的方式逐步轉化為行政（官僚）性的手段，而知識場域內部的競爭由傳統遺留的個人化的「人事矛盾」斗爭逐步轉向有規章可循、有標準可依的角逐。從表面上看，這種「去政治化」的趨勢在相當程度上使知識場域確立了「現代專業主義」的形式化標準：獲取專業知識與技能的系統訓練；專業實踐的資格認可；專業領域的知識積累；專業精神的體現范例，以及確認這些范例的行業內部機制和行業組織的自律等。但是，如果我們對當今中國學術界的專業主義狀況作出細致的考察，將會發現其中存在著結構上與機制上的嚴重缺陷。

　　首先，在「學術范例」與「確認這些范例的行業內部機制」方面，學術界仍然處在含混、朦朧、甚至混亂的初級探索階段，還沒有形成可以在實踐中有效操作的共識性標準。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當代「學術界」是在1978年開始重建的，二十多年短暫的實踐還不足以形成一個成熟的共同體內部的公約性標準。而且，這相當短暫的學術重建歷史又處在整個社會轉型的不安變動之中，所依據的「范例」是多變而混亂的。二十多年來，學界許多轟動一時的作品和人物往往曇花一現、似過眼煙云，而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范例性」作品和學者寥寥無幾，難以形成累積性的經驗從而轉化為一套穩定而持續的行業評價機制。

　　當然，學術界在克服這一先天局限方面作出了相當的努力，這主要在兩個方向上展開：一是縱向承接五四一代學人的「學統」，將中國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經典學術成果作為范例；一是橫向移植西方學術規范，將西方學院派的研究模式作為經典范例。這兩個方向上的努力都獲得了一定成果，也成為目前學術生產所依據的重要尺度標準之一。但是這兩個方向的努力都具有難以克服的內在障礙。「縱向繼承」的努力中存在著時間性的斷裂問題：五四一代學人的知識論語境與當代有很大的差異，特別是在「后現代主義」沖擊下所造成的復雜格局，使得許多歷史「范例」很難在當代獲得明確的示范性效用。「橫向借鑒」的努力則需要處理「跨文化」的空間性裂痕問題：西方學術創造的各種理論模式在甚么條件下可以在中國語境中被援用？如何才能正當而有效地被「本土化」？這是學術界反復爭議的問題。

　　由于學術共同體內部缺乏明確的、可操作的知識范例標準及其確認機制，依靠形式主義的專業化制度并不能有效地推動知識生產以及同行之間的生產性競爭。例如，中國學術界目前采用以專業刊物上發表的論文作為測評一個學者成就的重要標準，這在形式上與國際規范完全一致。但在實踐中，許多專業刊物的編輯還未能建立一套具有學術公信力的審稿與決定取舍的機制，于是「以專業論文的發表來判斷學術成果」這個制度性措施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變得空洞化，無法成為推動有效知識生產的機制。西方專業刊物普遍采用的「匿名審稿制度」一直難以在中國學術界獲得真實的實施，這背后有深刻原因。「匿名審稿制度」并不僅僅是一套操作程序，它是整個「同行評價系統」（peer review system）的一部分，其權威性有賴于一個充分發展的共識性知識規范，這包括：專業領域的范例性成果是明確的；學術權威是經由歷史檢驗與同行論證而公認的；「不同學術水平所造成的差異」與「不同學術流派所形成的分歧」不會被混為一談且能被明晰地辨識；學術評議人具有同行確認的學術資格；評議人在審查過程中嚴格遵循非個人化的職業倫理規范，審查結果可以通過一套透明的程序予以辯駁和再度論證。所有這些形式化程序都需要其背后的「共同體內部充分發展的共識性規范」來支持，才能保證這套程序的權威性和有效性。

　　中國學術界由于重建歷史短暫等局限，其專業主義運動具有形式大于內容的空洞化特征。一方面是行政手段強化了某些形式理性的標準，另一方面卻是實質性規范的匱乏。在各個專業領域中真正發生影響的知識規范與評價機制往往是「非形式化的」──存在于各種「師承關系」以及互為欣賞與親和的「同人圈子」之中，存在于「口碑」之中，是以「非制度化」或「準制度化」的方式運行的潛規則。潛規則與制度化的標準既有兼容又有沖突，但因為潛規則不具有形式化和非個人化的普適性效力，因而在規范化的實踐中會形成嚴重的偶然性與參差不齊的狀況。學術界在某些專業與學科領域的知識生產顯示出較強的規范性，彼此的競爭具有較高的生產性──知識具有批判性的積累與成長，學科自身的發展出現了較為自主的規則。在這些領域中，專業刊物、研討會、同行評價等知識生產機制都逐漸形成了商談性的評價權威6。另一些專業與研究領域的情況則相反。在這些領域中許多形式化的專業標準──職稱制度、評級與資金分配的計量化考核制度、課題申報制度等等，雖然在表面上具有足夠的「工具理性」特征，但其實施的結果卻常常遠離「有效學術生產」的理性目標。目前廣泛存在的所謂「學術泡沫」和「學術腐敗」現象，正是這種非理性生產狀況的征兆。

　　第二，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知識界的專業主義運動同時受到國家和市場力量的干涉與制約，在規范化水平上出現了結構性的非均衡分布。國家權力雖然放棄了對知識場域的全面掌控，但仍然要求知識界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作出論證，這導致知識場域生成了一個常常被稱為「理論界」的次級場域。同時，大眾傳媒在90年代獲得了迅速的商業化發展，而在社會轉型中諸多公眾關懷的問題通過傳媒機制轉化為對「思想」的市場需求，從而使知識分子的思想言說與時事評論獲得了市場價值。在傳媒場域與知識場域的互動中，「思想界」作為知識生產的另一個次級場域應運而生7。「理論界」、「學術界」以及「思想界」作為知識場域的三個次級場域，展開三種不同類型的知識生產，各自的規范化程度也各不相同。「理論界」的生產遵循國家意識形態的嚴格規劃，具有較為明確的規范準則（雖然這種「理論規范」與知識場域自主的「學理性」并不一致，甚至時有沖突）；「學術界」的規范程度在不同的專業與學科領域中呈現出差異；「思想界」的討論則最缺乏規范。三種知識生產遵循著不同的競爭規則與目標資本，但彼此之間又不是完全隔絕的。這不僅由于幾乎所有的知識生產者都同樣寄居于「社會與人文科學界」的單位體制，而且也因為三種類型的知識生產在原則上（或至少在名義上）都必須依據「學理性」（知識理性）獲得其話語的權威正當性。因此，部分知識分子可以同時「跨界」從事不同類型的知識生產。

四　當代思想論爭的知識局限

　　90年代初，國家一方面從此前「過度控制」的「純學術領域」部分退讓出來，一方面強化了對公共論辯的引導、規劃與控制。這為知識場域的自主性建設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空間，但同時也制約著其結構形態，對公共思想討論的影響尤其嚴重。公共思想論述所蘊含的社會影響力超出了知識界的共同體范圍，「公共思想」具有一部分獨立于「學術」的評價尺度，比如道德感召力、常識訴求、實踐性效用及公共傳播受眾效應等，但這并沒有剝奪其「智識性」（intellectual）特征。也就是說，公共思想論述的權威正當性──在其智識性維度上──仍然依附于知識場域的內部規則。但是，當代思想論爭最為集中的「論題域」所對應的相關專業學科卻沒有發展出自主性的規范，這主要是由權力場域與知識場域之間的特定關系所造成的，確切地說，國家權力主導與規劃下的專業化進程導致了結構性的學科不均衡發展。最為顯著的特點是：在與公共性問題較為疏遠的專業領域中，國家的干預較弱，具有較大的自主性空間來發展相對較強的學術內部規則；而在與公共問題直接相關的學科領域，學術規范的自主性則相對較低。一個突出的例子是政治學專業領域。在世界各地大部分學院的專業學科劃分結構中，對本國自身的政治研究是政治學專業中的主干學科，而中國目前的政治學專業設置則與之相反，最主要的學科是「國際政治與對外關系」，「公共管理」次之，而「中國政治」至今還沒有被確立為一個獨立的學科領域。目前在「專業研究刊物」上發表的大部分所謂「中國政治」類別的研究論文，實際上主要是意識形態化的「理論界」生產。由于這個學科領域的問題設置與論述邊界嚴重受制于國家意識形態，因此沒有獲得充分自主的學術性空間來發展學科自身的規范與評價機制。類似地，對中國革命的歷史研究也仍然受到官方「中共黨史」框架的嚴重制約。因此，90年代興起的學術專業主義運動，其專業規范化水平在各個學科中呈現出嚴重的非均衡分布，專業化發展水平最低的正是「中國政治」等與當代公共討論最直接相關的學科領域。這對公共思想討論造成了嚴重的結構性影響。

　　那些在思想論爭中最有爭議的焦點問題──中國目前的國家權力性質，中國社會轉型中的公正問題，中國語境中的權利與公民、政治自由與民主、社會運動、參與性民主與憲政等──沒有在學術界發展出具有規模的專業化學科研究。在這些問題領域中，幾乎不存在可以明確辨識的「學術范例」，不存在經由充分論證而得以有效使用的完整概念、方法和理論系統，不存在彼此競爭的權威性「研究范式」（paradigm）以及在這些范式指導下（持續而有規模地）開展的研究活動。因而這些學科內部也不具備可以對研究成果做出評價的標準與機制。換句話說，當代專業化的「學術界」實際上沒有為「思想界」的公共問題討論提供基本和必要的學理基礎和知識準備。這使得公共思想討論中的許多重要分析與闡釋失去了可以公度的鑒別與評價機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作者依據個人傾向做出的可能失之武斷的論說。

　　由于公共討論所涉及的復雜問題沒有在相關的學科框架中得到充分研究和辯論，而直接進入公共領域的討論，討論者不得不在公共性的寫作中大量進行「學術論說」，從而替代性地提供本來需要由復雜的學科性研究才能提供的學理依據。這使得中國的公共話語具有「超載的」（overloaded）學理負擔。但是，在公共論述中施加「超載」性的學理言說并不能使討論獲得可靠的學理依據。因為公共領域的文本寫作、閱讀、闡釋和回應等過程受到大眾常識和傳媒邏輯的制約，完全無法替代由自主的專業化共同體的學科性研究所提供的學理依據，因此也就無法克服目前（與公共問題的相關對應）學科領域專業研究匱乏對思想論爭所造成的根本困難。

　　知識場域的這種狀況給公共思想論爭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后果。國家權力的規劃與控制使得公共領域的討論無法明澈與清晰，同時，公共論述中最具有爭議的論題由于缺乏（本土語境下的）專業學科的研究，其中使用的大量概念、方法和理論都不具備知識論上的可靠性與有效性。知識分子的公共言說固然有不同于學術研究的道義關切和常識訴求，但它之所以不同于新聞記者的寫作，或者不同于出自直覺的呼吁意見和評論，在于它享有某種獨特的知識依據，而這個理據的可靠性隱含在相關的學科研究已經論證或澄清的部分，也就是說，思想言論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學理的有效性。「學理依據」的可靠性與有效性必須根植于一個共同體在本土問題背景下反復持續的實踐，其中共同體所公認的知識鑒別標準與評價機制至關重要。離開了共同體評判的可能性前提，任何個體性的獨特論述，無論何等智慧、敏感或博學，都不是「學理性」充分的表現。將個人的思想與寫作才華與知識批判的可靠性與有效性混為一談是中國知識界的一個幼稚病。在知識評價機制混亂的情況下，「思想界」的爭論雖然熱烈，卻很難有效地推進我們對公共問題的澄清、理解與對應對方案的選擇。或者說，這類知識生產雖然活躍，但對知識的「批判性成長」與「累積性建設」的貢獻極為有限。近年來的所謂「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間的許多爭論，在相當程度上是一種「非生產性」競爭8。在這樣的知識場域結構中，中國思想界的許多代表性人物及其論說方式，雖然具有重要的問題意識價值與批判啟發性，但其結論都很難以學理的尺度予以有效的評判。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大量援用理論與學術名詞的論述，還是較為淺白通俗的寫作，同樣都陷入了學理性失當的困境。當人們無法辨識和評判各種論說的理據時，論辯者與讀者（無論是批評還是贊同）都只有根據自身的立場與直覺作出響應，思想爭論大多淪為「立場」、「提法」、「思路」和「意見」之間的無休止爭論。這樣的公共爭論并非沒有意義，也帶來了新的論題和激發人們思考的見解，但卻很難在爭論中獲得有效的對話，很難有效地推動公共論述的建設性批判發展。

　　布迪厄說：「知識分子的特定力量，乃至政治上的力量，只能建立在自主的基礎之上。」9當代中國公共論爭中的形態特征反映出了知識場域的整體性缺陷──知識場域在特定的歷史建構中仍未奠定自身的自主性，因此無法確立場域本身所支持的權威正當性。目前的專業主義運動作為知識分子回避公共參與的「避風港」似乎已經夠充足了，但作為知識自主性的發展還遠遠不充分。正是知識自主性的缺失造成了「學術界」與「思想界」的二元分裂，學術研究與思想討論被隔離為兩個空間，「學術自主性」的獲得是以不干涉公共議題，即犧牲其政治性為代價的。在沒有確立知識自主性前提下的知識生產，使得知識的學術性與政治性一方面對立分裂，同時又以一種粗鄙的方式緊密糾纏，從而導致了思想論爭中的某些惡性競爭現象。當代中國的知識生產中「政治性」與「學術性」之間深刻的緊張與糾結，或者說「學術」與「思想」的分裂，并沒有在90年代的專業化潮流中得到化解，它仍然埋藏在知識場域的結構性規則中，并以集體無意識的方式制約與影響著當今公共論爭的形態與特征。學術與思想二元對立迫使個體知識分子似乎不得不在兩種虛幻模式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即布迪厄所謂的英雄干預式的「與生俱來的知識分子」神話，以及在學術象牙塔中潔身自好的「不問世事的名士」神話10。如果沒有對知識場域建構中的歷史無意識予以充分的反思，我們仍然會反復迷失于這兩種虛幻模式，從一個神話墮入另一個神話，從而加固所謂「思想」與「學術」的病理性分裂，而無法實現確立知識場域的自主性這一至關重要的集體性事業。

注釋

1 見Pierre Bourdieu and Loic J. D.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鄧正來是中國大陸最早援用布迪厄的「場域理論」來考察中國知識場域的結構與生產機制，并敏銳提出了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問題，見鄧正來：〈關于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思考〉，《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6年冬季卷，頁5-22。近十年之后他繼續這一論題研究，發表〈對知識分子「契合」關系的反思與批判──關于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再思考〉，《天津社會科學》，2004年第6期，頁4-11。

2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著，劉輝譯：《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與結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頁264-65。

3 Merle Goldman,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Post-Mao Period", in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ed. Merle Goldman and Leo Ou-fan Lee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500.

4 布迪厄所謂的「日丹諾夫主義」指非自主的文化生產，借助外部規則的力量「在平庸或過時的作家中盛行」。日丹諾夫主義在知識場域的存在，總是依靠那些無法按照場域規則而獲取成功的生產者，見注2《藝術的法則》，頁402。

5 甘陽在一篇回顧文章中明確地指出，80年代中許多知識分子的努力是尋求獲得「研究的自主性」，并辨別了這種學術努力與改革話語之間的緊張關系，見甘陽：〈十年來的中國知識場域〉，《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0年10月號，頁30-33。

6 例如在西方哲學研究的現象學領域，具有發展良好的自主性與行業評價機制，出現了較高水平的刊物、研討會和教學研究梯隊，也產生了如陳嘉映、倪梁康和孫周興等具有專業公信力的權威學者。

7 許紀霖提出「思想界」、「學術界」與「理論界」三種類別知識生產的劃分，見許紀霖：〈啟蒙的命運──二十年來的中國思想界〉，《二十一世紀》，1998年12月號，頁4-13。

8 有論者曾指出爭論中的非生產性癥狀，稱之為「貧乏的論爭」，見程世則：〈貧乏的論爭，難預期的后果〉，《二十一世紀》，2001年2月號，頁102-10。

9 同注2，頁402。

10 同注2，頁403。

劉　擎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博士，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歷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