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 磊  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的危機

　　                                   ——唯心論抑或唯物論

　　用“唯心”和“唯物”來為經濟學的方法論分類，這在當今似乎是有些不合時宜。因為目前有關經濟學方法論的分類，顯然早就突破了“唯心”和“唯物”的理論框架。然而，盡管經濟學界已經提出了林林總總的分類——諸如實證主義、證偽主義、歷史主義、個人主義、整體主義等等，而且這些分類也有助于人們全面地認識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和演變，但分類的意義畢竟是對不同方法論的根本性質的比較和把握。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認為“唯心”和“唯物”的分類標準并沒有過時，它對于我們科學識別和把握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本質所在，依然是一個十分有效的工具。據此，筆者以“唯心”和“唯物”的分類標準為依據，考察了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的危機及發展趨勢。

　　一、內在的硬傷：用“心理”解釋“心理”

　　經濟學的分析框架由三個部分構成：(1)視角(perspective)；(2)參照系(reference)或基準點(benchmark)；(3)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在我看來，“視角”是整個分析框架的基礎所在。所謂“視角”，也就是觀察問題的出發點和前提，經濟學方法論的根本區別取決于觀察問題的視角不同。因此，“視角”無疑是經濟學方法論的本質所在。

　　眾所周知，西方經濟學觀察問題的“視角”是四個“結構前提”和一個“經濟人假設”。這四個結構前提是：給定的“技術結構”、“偏好結構”、“資源結構”和“制度安排”。而“經濟人假設”的內涵則是把任何時代以及不同社會的人都抽象為“理性”和“利己”的人，在“利己”目標的指引下，“經濟人”的行為基于“理性”的算計而與既定的社會結構、社會關系無關，至于為什么人是“理性”和“利己”的，則被歸結于人類永恒不變的本性。西方經濟學把人的這種不變的、永恒的本性看成是每個人行為動機的基本原因，而社會經濟運動就是個人行為的加總及其由此產生的結果。這種從個人本性出發的分析思路，構成了西方經濟學理論大廈的根基——即學術界通常歸納的所謂“個人主義方法論”。其實，“個人主義方法論”僅僅是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特征之一，用“個人主義方法論”來概括西方經濟學方法論只是從分析元素上對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把握，這種把握尚未抓住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本質。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四個結構前提”把技術、偏好、資源和制度鎖定在孤立的、靜止的狀態下，這是典型的“形而上學”的觀察視角；“經濟人假設”把人類的本性視為原子式的、個人的、主觀的、永恒不變的范疇，這是典型的“唯心主義”的方法論。因此我認為，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才是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本質所在。

　　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看來，人的行為是由人性決定的，而人性又是由人類永恒不變的心理決定的。用心理分析來說明人的行為選擇不僅是西方主流經濟學最基本的分析方法，而且也是西方經濟學的學術傳統。比如，米塞斯說：“心理活動導致行為”；哈耶克說：“假如有意識的行為可以被‘解釋’，那么，它也是心理學的而不是經濟學或其他任何社會科學的任務”戶凱恩斯關于“決定有效需求的三個基本心理因素”的理論，則是心理分析的典范。

　　“經濟人假設”把人性建立在永恒不變的心理活動的基礎上，雖然符合人們當下的經驗直覺，但卻存在著一個致命的內在硬傷：它無法說明“人的心理傾向是由什么決定的”，也就是說，為什么是“這種”人性而不是“那種”人性?如果我們進一步追問決定人類行為的“心理活動”又是“由什么決定的”，邏輯的選擇就只能有兩個：(1)堅持心理活動的“本體論”(即：用“心理”來解釋“心理活動”)，放棄尋求心理活動背后動因的一切努力；(2)用心理之外的客觀因素來解釋人的心理活動(比如，馬克思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分析)。雖然西方主流經濟學界也有人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來解釋心理活動，比如，堅守“經濟人”信條并將其擴展到人類經濟行為以外的貝克爾(Gary Beeker)在《社會經濟學》中，通過“社會資本”概念，將社會規范和他人價值觀對決策者個人的影響引入經濟分析框架，確認了社會因素對個人經濟行為的決定性影響——但是，不知是過于自信還是有意回避，主流經濟學面對這個追問卻泰然自若地做出了第一種選擇，依然固執地堅守在“唯心”的陣地上。

　　對于私有制社會(尤其是以市場經濟為背景的私有制社會)而言，“經濟人假設”無疑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因為抽象的“經濟人假設”其實并不抽象：它不過是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下人的本性的高度概括而已。然而也正是這個“并不抽象”的假設使“經濟人”的解釋力受到了歷史的局限，一旦超出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時空范圍，“經濟人假設”就會陷入尷尬的境地。毫無疑問，“物質動機”是人類“利己”行為的出發點，西方經濟學把“物質動機”視為經濟人“利己”行為的出發點，這是正確的。在物質匱乏的背景下，個別人的“利他”行為(如雷鋒)之所以彰顯出高尚、偉大和不平凡，是因為“利他”行為往往是物質層面的“利他”，缺乏必要的物質支撐，“利他”行為就很難“普世化”。但西方主流經濟學卻不明白，不僅“物質動機”只是人類心理活動的一個層面，而且“物質動機”在人類心理活動中的主角地位，也并非是不可動搖的。美國當代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求分層理論”證明：物質財富與人類心理活動中的“物質動機”成反比，與“非物質動機”成正比——這個道理在今天并不是什么烏托邦的理論猜測，而已經是越來越鮮活的現實。隨著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人類心理活動的“物質動機”將趨于，遞減，而“非物質動機”(比如對精神的追求)會越來越凸現出來，只要看一看當代綠色和平運動、自愿者行動、環保潮流的強勁勢頭，我們就清楚了。正如我國學者汪丁丁所說：“一旦群體中多數人的行為不再是效率導向的時候，自利性假設將失去解釋力。這一趨勢在后工業社會里看得非常清楚(西歐，北歐和北美的部分地區)”。

　　其實早在100多年以前，馬克思從“唯物辯證法”的觀察視角出發就已經發現：“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利己”行為和“利他”行為的心理基礎都是現實的客觀存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把人性歸結為“社會關系的總和”。由此出發，馬克思深刻地洞察到，人類“利他”行為的普世化必須以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為前提。令人遺憾的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始終堅持“唯心”的方法論，他們不可能也不愿意尋找人類心理活動背后的客觀動因。在“唯心”的方法論的指導下，西方主流經濟學堅持用“心理”來解釋“心理活動”，拒絕歷史地解讀人類的心理活動，把“理性”和“利己”視為人類永恒不變的心理偏好，也就并不奇怪了。

　　二、哈耶克等人的“反叛”

　　早在20世紀以前，“經濟人假設”就曾遭到了歷史學派(羅雪爾、希爾德布蘭德等)和制度主義(凡勃侖)的抨擊。雖然這些抨擊相當尖銳，但由于其依據主要來自于倫理道德方面的訴求，故難以對西方經濟學的“唯心”視角構成真正的威脅。

　　然而，用“心理”來解釋“心理活動”只是無意義的同義反復，“心理活動背后的客觀因素究竟是什么”——這個“追問”是無法回避的。面對這個“追問”，支撐當代經濟學方法論的“唯心”根基逐漸在遭到侵蝕。20世紀中期尤其是80年代以來，長期統治西方經濟學的“唯心教條”開始遇到了無情的反叛，這種反叛來自于社會學界、心理學界以及經濟學界的新的研究成果。從純理論的“規范”研究來看，有四個學者的“反叛”值得一提。

　　第一個是哈耶克的“進化理性主義”。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區分了社會科學領域中的兩種理性主義：一是建構理性主義，即認為社會秩序是人類主觀意識設計的產物；二是進化理性主義，即認為社會秩序是“自發”進化的產物。哈耶克從“進化理性主義”的立場出發，強烈地質疑了建構理性主義。進化理性主義發現：“只有少數社會建構是人們有意識設計出來的，而絕大多數的社會建構只是‘生長’出來的，是人類活動的未經設計的結果”。不難看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唯心主義方法論是建構主義的典范。有趣的是，哈耶克把理性主義區分為“建構”的和“進化”的，其本意并不是要清算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而是要把馬克思主義打人建構主義的范疇加以批判(這種批判見之于《通向奴役的道路》、《自由秩序原理》、《致命的自負》等著述中)。哈耶克的目的當然不會實現。眾所周知，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歷來主張：“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律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哈耶克用“建構”和“進化”來表明自己與馬克思的根本區別，顯然是歪曲了馬克思主義。與其說馬克思主義是建構理性主義，不如說馬克思主義是進化理性主義；把社會秩序及其建構看成是“自然”(自發)的過程，這恰恰是馬克思與哈耶克的相同之處。二者的區別在于，馬克思認為這個自然(自發)過程的規律是能夠被人們認識和把握的，而哈耶克卻認為歷史規律是不可知的。正是由于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中的“可知論”蘊涵著“改造舊世界”和“期待新世界”的主張，哈耶克便武斷地將其歸人建構理性主義。其實，社會建構“不是人們有意識設計出來的結果”，并不等于社會建構的趨勢“不能把握和預測”。如果把“不可知論”的邏輯貫徹到底，那么哈耶克極力為自由市場經濟提供的那套理性辯護和預測又何以可能?不過，盡管哈耶克最終堅持不可知論、否認客觀規律的唯心主義的基本立場，但他將“理性”區分為建構理性主義和進化理性主義，并對前者進行了有力的批判，不僅說明他意識到了這種區分(“自發”和“人為”)是方法論的本質要害所在，而且也表明了在西方經濟學方法論中出現的微妙變化：否認建構理性主義必然導致對西方經濟學“唯心教條”方法論的懷疑(盡管這是不自覺的)。我以為，這也正是哈耶克比其他主流經濟學者高明之處。

　　第二個是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西蒙認為，“經濟人假設”中的“無限理性”一說，是缺乏說服力的。在現實中，人的理性會受到以下條件的制約：(1)環境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2)信息的不完全性；(3)人類認識能力的有限性。在這些客觀條件的制約下，人們的認知能力和“理性”程度就不可能是“無限”的，而只能是“有限”的。因此，人們的行為選擇標準不會遵循“完全理性”給出的“最優決策”，而是遵循“有限理性”給出的“滿意決策”。自從“有限理性”提出以來，不僅“經濟人假設”的解釋力從此縮小了，而且西蒙強調環境、信息等客觀因素對主觀心理活動的影響，這種分析方法顯然是對主流經濟學“唯心教條”的公然反叛。

第三個是美國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M.Granovetter)的“嵌入理論”。格蘭諾維特認為，“經濟人假設”是一種“社會化不足”(undersocialized)的觀念，他把這種“經濟人”稱為“低度社會化人”。由于“低度社會化人”把人的行為看做只是原子式的個人的孤立活動，而不是既定社會關系和結構的產物，無視行為者當下所處的社會環境，無視人與人之間行為互動的事實，因而最終無法把握個人的行為選擇與社會環境之間的真實關系，無法解釋行為選擇背后的真實原因。格蘭諾維特從波蘭尼的“嵌入”概念出發，就經濟行為與社會結構的關系提出了富有“唯物”色彩的“嵌入理論”。格蘭諾維特認為，人不是脫離社會結構、社會關系像原子式地進行決策和行動，而是“嵌入”于具體的、當下的社會結構、社會關系中做出符合自己主觀目的的行為選擇.稍后，他又提出了三個命題：第一，經濟行動是社會行動的一種形式；第二，經濟生活依賴于社會網絡而運行；第三，經濟制度是一種社會建構。換言之，他認為經濟制度起初未必源于理性選擇，很可能是社會歷史的遺留，僅靠理性選擇不能充分解釋經濟行為，而經濟學在剔除“非經濟動機”方面已經走得太遠了。“嵌入理論”把行為人的選擇置人既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之中，不僅點到了“經濟人假設”的個人主義方法論的缺陷，而且也擊中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中的“唯心主義”要害。

　　第四個是羅納德·科斯的“交易費用”。1991年，科斯在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時對《企業的性質》做了如下評價：“我認為，這篇論文最重要的東西，是將交易費用明確地引入經濟分析。”e由科斯提出的交易費用是新制度經濟學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其實，交易費用是經濟學中“成本”(耗費)概念的引申，但交易費用并不是單純的物的“成本耗費”，而是人與人打交道(經濟關系)的“成本耗費”。交易費用通常包括信息成本、談判成本、履約成本等。新制度經濟學通過“交易費用”，把經濟活動中的人與人的關系一般化，從而否定了“黑板經濟學”對“經濟人”那種孤立、靜止的形而上學的觀察視角。從交易費用出發，新制度經濟學在企業理論、產權理論、制度變遷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等方面，對促進主流經濟學“回歸現實”也做出了努力。尤其是道格拉斯·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對我國轉型經濟的理論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以至于有人說：新制度經濟學科學地解釋了制度的起源、變遷和作用。在我看來，諾思等人只是把握了制度產生、變遷的具體路徑，并由此細究了制度的功能，卻并未找到制度產生的真正根源，在這個問題上，他們未能超過馬克思。”我以為，如果他們不從根本上放棄唯心主義方法論，他們就永遠超不過馬克思。新制度經濟學的貢獻并不在于說清了制度的起源(盡管他們提出了一個理論框架)，而在于承認了制度的歷史性、可變性(盡管他們堅信市場經濟終結了制度變遷的歷史而最終否定了制度是一個歷史范疇，從而也就否定了他們有關制度歷史性的理論邏輯)，不再把制度看做是“給定的”，而是內生于經濟過程之中，并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經濟行為和決策。

　　三、卡尼曼和史密斯的挑戰

　　如果說上述學者們對主流經濟學的反叛還缺乏實證分析的支撐，那么基于實證分析的“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對主流經濟學發起的挑戰就不能再被視為無稽之談了。“行為經濟學”的領軍人物丹尼爾·卡尼曼和“實驗經濟學之父”弗農·史密斯由于在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的開拓性貢獻，共享了2002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行為經濟學的貢獻在于將心理學的前沿成果引入經濟學研究，發現了人類行為和決策的不確定性；實驗經濟學的貢獻在于運用實驗的方法和技術考察人的心理傾向，從而為經濟學提供了檢驗、分析行為選擇的有效工具。二者的研究結果對主流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提出了實實在在的不利證據。概括起來，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在以下三個方面都發現了與“經濟人假設”不同的反常現象。

　　1.理性反常。按照“經濟人假設”，行為人具有充分的計算能力，并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即使存在不確定性，行為人也能通過概率來判斷比較各種可能方案的預期效用。但行為經濟學卻發現，在不少情況下，行為人并不是根據“成本與收益”而是根據“其他的依據”進行決策，因而效用難以實現“最大化”，“經濟人”甚至并不追求“最大化”。這些“其他的依據”是：(1)現實世界存在著行為人不能克服的困難，限制了對“最大化”的追求；(2)行為人的心理認知受到外界因素干擾，出現了偏離成本和收益計算的結果。行為經濟學大量的實證研究證明，“錨定效應”(即人們在判斷時常常過于看重顯著、難忘的證據)和“框架效應”(即信息的不同表達方式會引導心理傾向和行為選擇)是心理活動和行為選擇的常見現象。

　　2.偏好反常。主流經濟學認為，經濟人具有完全的意志能力，其偏好是連續的、穩定的，因而是不變的。但行為經濟學卻發現，人們的偏好并不是連續的、穩定的，而是可變的。1990年，特維爾斯基和塞勒做了如下實驗：第一步，要求實驗主體在兩個期望值相同的賭博中進行選擇，H賭博以較高的概率贏得一個較小的價值，L賭博以較低的概率贏得一個較大的價值，結果有71%的人選擇了H賭博。第二步，要求上面的實驗主體給兩個賭博定價，讓他們標出愿意出售兩個賭博的各自最低價。結果有67%的人對L賭博給出了一個更高的價格。行為經濟學的實驗發現，在實驗的前期人們偏好H賭博，而在后期卻偏好L賭博，這種被稱之為“偏好顛倒”(preference reversal)的現象說明，人們并不擁有事先定義好的、連續穩定的偏好，偏好是在判斷和選擇的過程中體現出來的，并受判斷和選擇的背景、程序的影響。“偏好顛倒”的實驗對于我們確認人類心理活動的歷史性，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3.利已反常。主流經濟學堅信“經濟人”的追求目標是自我利益，然而現實生活中有許多反例與此不一致。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人到餐館吃飯付小費：如果說付小費是為了得到更好的服務，人們一般卻是在用完餐后才付；如果是為了將來得到更好的服務，可是多數人在偶然光顧的餐館里也付小費；不付小費并不會受到起訴，而付小費卻直接減少了行為者的自我利益(金錢)。究竟是什么因素導致了“利己反常”?行為經濟學的研究發現，人們放棄自我利益的原因除了對社會規范的尊崇以外，更在于人們對“自我利益”以外價值(如公平)的強調。

　　盡管行為經濟學的根基依然是“心理分析”，但它多少已經觸及了心理活動背后的因素(社會環境)。我認為，行為經濟學對主流經濟學挑戰的意義，不僅在于證明了人的行為并非一定是理性的(心理活動的一致性和非歷史性)，而且在于尋求心理活動“唯物”基礎的努力(心理活動的唯物性和歷史性)，并取得了初步成績。正如我國學者汪丁丁所言：“經濟學在西方的實踐和在中國的實踐都指向同一個演化方向——新的經濟分析框架必須考慮社會因素對經濟行為人的影響。”

　　事實上，從唯物辯證法來看，心理活動和行為的本原都是“唯物”的，都是社會環境的產物，人的心理活動和人的行為都可以在現實客觀存在的基礎上得到科學的解釋。100多年以前，馬克思就已經用唯物辯證法揭示了這一點。遺憾的是，改革開放以來，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強勁攻勢下，我國經濟學界似乎離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漸行漸遠，“離道久矣”。然而，看來“馬克思幽靈”有著極強的生命力，100多年以后，如果說經濟學的“帝國主義”傲慢可以無視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指手畫腳，那么行為經濟學從心理學的角度再次確認了人類心理活動和行為的歷史性，無意之間為唯物辯證法提供了新的證明(馬克思的幽靈回來了)，這不僅是主流經濟學難以接受的，恐怕也是行為經濟學始未預料到的結果。

　　不過，行為經濟學對“心理活動背后動因”的觸及仍是不自覺的，不徹底的(行為經濟學質疑主流經濟學的初衷不過是想強調：人的行為不僅受利益的驅使，還受多種心理因素的影響，如本能、偏見、歧視和嫉妒等。可見其根本視角仍然是“唯心”的)。我以為，這種“不徹底”恐怕與他們仍難以擺脫其根本的世界觀(唯心主義的方法論)的束縛不無關系。從根本的方法論來看，雖然與主流經濟學一樣，行為經濟學仍然是建立在唯心主義的基礎之上，但行為經濟學從心理學的角度證明了人的行為并非一定是理性的，而且無意之間觸及到了心理活動背后的“唯物”動因，這無疑從內部動搖了支撐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唯心”根基。我認為，這才是行為經濟學對主流經濟學“挑戰”的歷史意義之所在，這才是行為經濟學對當代經濟學的真正貢獻之所在。

　　有人高度贊揚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的貢獻昭示著“現代經濟學正日益向經濟現實回歸”。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我認為，與其說這是“向經濟現實回歸”，毋寧說這是由“唯心”向“唯物”的回歸。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從心理分析出發，導出了許多并不“唯心”的結論，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這種發展趨勢很值得我們深思。

　　四、結語

　　概括以上的分析，筆者引申出以下兩點結論：

　　其一，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的危機，并不在于它不能說明市場經濟中人的“理性”行為，而是在于它不能說明市場經濟中人的“反常”行為。換言之，“經濟人假設”的局限性并不是它不能解釋當下的經濟現實，恰恰相反，由于它是從“市場經濟中的人”的視角來看問題的，因而它對現實具有很強的解釋力。然而，這種非歷史的、“唯心”的觀察視角正是“經濟人假設”的歷史局限性所在：一旦超出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范疇，“經濟人假設”就會部分失效甚至完全失效。我國學者汪丁丁曾敏銳地看到：“經濟學理性主義的基礎已經發生了危機”，然而這個“基礎”到底是什么，汪丁丁卻并未深究。本文的分析表明，這個“基礎”就是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的“唯心”視角。

　　其二，由于主流經濟學似乎并未意識到“經濟人假設”的局限性根源于其方法論上的“唯心”視角，因而他們也就無法理解：經濟人的“反常”行為恰恰是人性并非永恒不變的一個寫照和注腳——今天的“反常”在明天可能就是“理性”，今天的“理性”在明天可能就是“反常”。為了給這些“反常”行為一個說法，西方主流經濟學只好不斷放寬“假定”。然而，放寬“假定”固然能暫時與現實保持一致，卻與“唯心”的觀察視角產生了越來越大的距離。于是我們看到，在放寬“假定”的不斷退讓中，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中的“唯心”根基正在逐漸遭到侵蝕。承認這種“侵蝕”，不僅有助于我們深刻認識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危機，而且也有助于我們洞察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的演變趨勢。

（摘自《經濟學動態》2004年第7期趙磊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