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注意到《經濟觀察報》記者提引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陳云同志曾把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比喻為“籠子”和“鳥”的關系。向劉國光提問：您是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個“籠子”還有必要？
劉國光：陳云同志講得很生動。好像“籠子”這個詞不好聽，但要看到“籠子”的作用。國家財政預算把國家的收支大體框住了，是不是“籠子”？貨幣信貸總量調控把國民經濟活動范圍大體框住了，是不是“籠子”？重大的工程規劃，是不是“籠子”？等等，等等。當然，這個“籠子”可大可小，可剛可柔，可用不同材料如鋼材或塑料薄膜等制成，如指令性計劃是剛性的，指導性計劃是彈性的。總之，實行市場取向改革的時候，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候，不能忽視必要的“籠子”即政府管理和計劃協調的作用。現在，“十一五”計劃不說計劃了，改稱“規劃”，但“規劃”也是一種計劃，只不過是長遠計劃，是戰略性的計劃和指導性的計劃，不再是指令性的計劃。它應該起導向作用，其中如重大工程項目的規劃也有指令性的。必要的指令性計劃也不能排除。所謂市場取向的改革本身就包含著計劃體制和政府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計劃要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加強有效的政府管理。
政府對經濟的調控、干預、計劃與規劃(這些都屬于廣義的計劃)，同某些官員濫用權力搞權錢交易、搞官商勾結、搞權力資本化市場化，這是兩碼事，不能混為一談，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借口政府對資源配置權力過大為權貴階層提供了獲得腐敗尋租利益的條件，來否定國家和政府配置資源的權力與管理經濟的職能(廣義的計劃)。前面說過，治理腐敗和權力資本化、市場化要從逐步建立健全民主法治環境，從政治改革著手，現在還要加上，要從校正市場扭曲和糾正市場缺陷入手，這都少不了加強國家和政府管理或廣義計劃的作用。所以我在“答詞”中說，要“在堅持市場取向改革的同時，必須有政府的有效調控干預，(對市場的缺陷)加以糾正，有必要的計劃協調予以指導”。據我所知，許多讀者都非常明白并且贊同“答詞”中的觀點，但是有些人硬要說我是回到計劃經濟，那只好由他們說吧。
這個回答充滿了咚唯物辯證法，實際上陳去同志的經濟思想是動態平衡、宏觀調控，只有從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角度才能深刻理解。我們再看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的論述：
“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7頁）
鄧小平同志的這個論述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恩格斯在《愛爾福特綱領批判》中說，“根源于資本主義的私人生產本質的無計劃性”的提法“需要大加修改”，因為“股份公司經營的資本主義生產，已經不再是私人生產，而是為許多結合在一起的人謀利的生產。如果我們從股份制公司進而來看那支配來看那支持著和壟斷著整個工業部門的托拉斯，那里不僅生產私人生產停止了，而且無計劃性也停止了”。（《馬恩全集》第22卷第270頁）列寧也曾說過：“早在1891年，即在27年前，當德國人通過愛爾福特綱領時，恩格斯就說過，不能像過去那樣說資本主義無計劃性”?！艾F在指出這一點尤為恰當”，“現在資本主義正直接向它更高的，有計劃的形式轉變”（《列寧全集》第29卷第353頁）
我們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可以說是一語道破天機，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日本也有企劃廳。這是一次理論上的大解放，恢復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所說的計劃，是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實際上就是宏觀調控。問題出在前蘇聯時期斯大林的《論列寧主義問題》，把計劃與市場對立起來，提倡行政命令，所以行政命令經濟不等于計劃經濟。
主流經濟學家沒有弄清鄧小平同志的基本精神，把計劃與市場對立起來，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宣揚市場自由化、結果批倒計劃經濟，搞亂了人們的思想，中央的宏觀調控被削弱了，地方的行政命令卻加強了，出現了形象工程、出現了所謂“超常規發展”、“跨越式發展”的口號，比例失調的嚴重表現就是房地產過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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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銀湖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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