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圍三農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求解
巫繼學
內容提要 本文以馬克思主義觀點探討中國三農問題,特別是對長期塵封的馬克思關于農業問題理論觀點與時俱進地進行解讀,令人耳目一新。諸如:從歷史與邏輯的雙重觀點看農業是基礎;農業是萬古長青的朝陽產業;勞動力所有權是農民的天賦權利;追求級差地租Ⅱ是增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方向與重點;從制度與機制上打造維護農民工權益的經濟基礎;區分土地的“國土所有制”與“經濟所有制,構建“土地公有制-土地使用權所有制多元化”新土地制度。
關鍵詞 突圍三農 馬克思主義 求解 朝陽產業 新土地制度
正當各界都熱烈關注我國“三農”問題,并為突圍“三農”困擾、憂慮時,我們有沒有想到馬克思?有沒有想到向“窮人的經濟學”第一本經典──《資本論》請教?誠然,《資本論》不是包治社會經濟疾病的百科全書,也不是具體教人們發財的致富手冊,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它的立場、觀點與方法,卻可以引導窮人走出困境,奔向小康,步入富裕的金光大道。我想特別指出的是,在我聯系解決中國三農問題重溫《資本論》時,獲得了許多新的啟發。在此我愿與經濟管理者與各位同仁分享,更歡迎各位同仁與網友的批評。
馬克思在對重農主義的揚棄中,對農業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科學的見解,至今,這些被長期塵封的理論觀點依然熠熠閃光。它對于理解當前我們的科學發展觀與解決三農問題,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 如何認識農業的地位?它永遠是經濟社會的基礎
在馬克思《資本論》及其手稿中,農業問題始終都是他的關注點。農業是從不同的角度進入他的視野:一是他在考察經濟關系演變歷史時對農業所有制問題進行了分析;二是他在涉及到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時,對農業的基礎作用進行了分析;三是他在分析資本原始積累、資本形態轉化時,對農業及其地租進行了分析。
從抽象的意義來看,馬克思在歷史的與邏輯的雙重方法論上,對農業產業在經濟社會中的地位給予了定位。馬克思在論述地租問題時,強調了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作用,他說過:“作為農業(它是基礎)”。“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1] 他還曾指出:“農業勞動不僅對于農業領域本身的剩余勞動來說是自然基礎,而且對于其他一切勞動部門之變成獨立勞動部門,從而對于這些部門中創造的剩余價值來說,也是自然基礎。”[i] 他甚至還將農業部門作為社會生產勞動的必要部門來看待。從經濟發展史的角度他指出,“農業的一定發展階段,不管是本國的還是外國的,是資本發展的基礎。” [2] 事實上,馬克思從歷史發展的縱向即產業演進、分化角度與國民經濟的橫向雙重角度強調都認為,農業是基礎。這一高屋建瓴的視野,至今仍然具有認識論上的至高點。所謂農業是“資本發展的基礎”,強調的是資本造就的市場經濟,必須以農業發展具有足夠的生產力為基礎,必須以農業本身的高度發展為支撐。今天我們解讀這段話,我以為這意味著,如果沒有現代化的農業,沒有富裕的農村,也就沒有現代化的市場經濟。發展我國的市場經濟,必須從農業抓起。回首我國長期以來堅持的“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的國策,也正是這一理論的實踐。現代工業化的進程,決不應該是對農業的輕視與拋棄,而應該是將這一基礎產業提升為農業產業化現代化的新高度。對待農業,我認為我們需要心靈的敬重。
農業對于中國,還有著特殊的意義。盡管農業在不同國度其經濟功能大體一致,但土地對于中國來講,人均土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 多一點,意味著占世界七分之一的土地養活著超過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土地,在這里主要擔負民眾的食物來源。也就是說,土地的食物供應比重高于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對于人均土地多的國家來說,它可以有經濟作物功能,有加工業原材料功能,有觀賞、旅游、休閑功能,也可能有休耕功能。對于我國人均耕地僅為1.59畝來說,必須牢記它主要是為中國人提供口糧的功能。那種克隆國外土地使用結構,效仿人均土地多的國家在城市建設,特別是房地產上的豪華占地的模式,注定是行不通的,短視地以經濟權利執意運行,日后付出的歷史代價將是沉重的,甚至可能是災難性的。下面的名言務必不要忘記:無政府主義是對機會主義的一種報復。
可喜的是中央歷來都十分重視農業問題。書記抓農業,是黨歷來的傳統。改革開放以來,所謂“中央一號文件”已經成為重視農業的關鍵詞,而賦予了時代涵義。
§ 如何認識農業的前景?它永遠是朝陽產業、日不落產業、常青產業
長期以來,流行一種觀點,認為農業是日益衰落的夕陽產業。這一觀點事實上在很大程度上誤導了我國農業發展,必須予以擯棄。
農業,是人類整個經濟發展的起始點。中國哲人講,民以食為天。在衣食住行中,食是根本,因為它關乎人的生命維系。農業的起始基礎,不會因為產業發展與分化,不會因為工業革命與新技術革命而消失或者削弱。無論世事滄桑變化,人類對于農產品的需求永遠不會變,人類對于農業的依賴永遠不會變。在發達國家,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降低,農業人口減少到15%以下,這絲毫不說明農業本身的衰落與產業光芒的暗淡。相反,它正說明當代科學技術在農業上的應用,使得這個產業青春煥發。在美英日德這樣發達國家中,只占全國就業人數百分之幾的勞動者為全社會提供著農副產品,甚至還有出口剩余,這究竟是農業夕陽化的證據,還是農業朝陽化的證據?這個結論是異常明白的。
在馬克思的理論體系中,農業從來都沒有被認為是農業一個夕陽產業。他在批評馬爾薩斯農業收入遞減論時,滿懷激情地以科學技術的不斷發明創造為根基,強調農業不僅不會衰落,反而會因科技的進步而獲得提升。后來百余年農業發展的實踐,完全證實了馬克思當年的預言。
在這里我們要強調的是,馬克思他以獨特的視角揭示了在任何社會都存在的農業本質特點:可持續的再生性。他指出:“經濟的再生產過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會性質如何,在這個部門(農業)內,總是同一個自然的再生產過程交織在一起。”[3] 農業的可持續再生性特點,源于農業的經濟過程與農作物生命周期的更新過程同步。在這個過程中,經濟生產與生物生命更新同步進行、交織一起,生命的繁衍與再生生生不息帶動農業經濟生產過程的可持續地再生。這樣,農業再生產過程的能源取自于大自然,還原于大自然,形成是一個完美的環環相扣、共生共養、循環往返的可持續過程。正因為農業的經濟過程和自然的再生產過程同步,因此農業最先得益于自然力的大規模利用,大大早于工業。“這個生產率,這個作為出發前提的生產率階段,必定首先存在于農業勞動中,因而表現為自然的賜予,自然的生產力。在這里,在農業中,自然力的協助──通過運用和開發自動發生作用的自然力來提高人的勞動力,從一開始就具有廣大的規模。在工業中,自然力的這種大規模的利用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才出現的。”[ii] 顯然,自然生產力是可重復的,是再生的,而且社會成本與經濟成本都十分低,迄今在大規模利用自然力的方面,農業開發空間還很大。既然農業的經濟過程和自然的再生產過程同步中,我們必須在農業生產中更為尊循自然,按照自規律科學地進行農業生產與開發,而不能以蔑視自然,違背自然,甚至以破壞自然的手段來發展農業。
這使我們重新認識農業給予了一個新思維:農業決不是夕陽產業,它是永遠的常青產業,是萬世不變的朝陽產業。[4] 所謂農業夕陽產業論,我以為這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偽概念。國內外發展經濟學諸多學者陳陳相因,幾乎是不假思索,未經論證地以訛傳訛,實在是對農業的一種褻瀆。所謂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首先應該從重新認識農業,認識農民是這一朝陽產業的守望者這一嶄新觀念出發,方才可能進入突圍三農問題的正確路徑。
§ 如何認識農民?承認其勞動力所有權是農民的天賦權利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前提,是資本能夠在市場上買到勞動力。而勞動力可以為勞動者自由支配,是以勞動者獲得自由為前提的。馬克思指出,只有當農民獲得自由支配屬于自己所有的勞動力和勞動條件,“它才得到充分發展,才顯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獲得適當的典型形式。”[5] 豐裕的勞動力,來源于廣大獲得自由的農民。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初期,農民轉變為工人,是因為農民與土地的分離。在中國,則來源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我們知道,中國農村改革的巨大成功,首先是解放了農民,使過去如同植物一樣被置于土地上而不能自由流動的農民,變為可以在市場經濟中自由擇業的勞動者。這一點是通過廢除人民公社制度,實行家庭承包經營而實現的。農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又能自主支配自身的勞動力,自主地開展經營活動,從而極大地激發和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在這一過程中,農民自身的勞動力獲得承認。如果說天賦人權,勞動力所有權才是最核心的天賦權利,它是勞動權的核心。承認勞動力所有權的現實意義在于,它為我國經濟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它直接為混合所有制的形成提供了理論依據。在網絡經濟時代,由于智力勞動者在企業中的作用提升,勞動力所有權,獲得與資本所有權共享新經濟成果同等權利。但是,作為一般的農民工,他們的勞動力所有權并沒有獲得尊重。在很大程度上,他們的這種天賦權利被資本極大地漠視了。經濟生活中出現的對農民工的種種歧視行為,壓低報酬與克扣工薪,惡劣的工作環境等等,都是對勞動力所有權的蔑視。
特別要指出的是,現今的戶籍制度,仍然是加在農民工身上的一個桎梏,一個不平等身份歧視。平等的公民權利,已經成為農民工進城工作與定居生活的重大障礙。北京市一個政協委員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提案妄圖為農民工進城居住制訂“準入制度”,消息傳出,立即在互聯網上遭到潮水般地反擊,可見民憤之激!在北京,幾乎有1/3的流動人口,因而最近又有人建言,要求將外來人口擋在城外,提高雇傭外地人的成本,減少雇傭外地人的機會,家政服務及餐飲服務應由北京市下崗人員承擔,減少低素質人員進京,提高生活成本,實行住宿限制,沒有達到要求的居民個人房屋不能隨意出租,從而限制低收入外地人進京,如此等等,不一而足。[6]北京尚且如此,農民工在其它城市的公民待遇可見一斑。
§ 如何認識農業的深度開發?追求級差地租Ⅱ,是農業深度開發的重點與方向
馬克思關于外延擴大再生產與內含擴大再生產理論、關于級差地租Ⅰ與級差地租Ⅱ的論述,不僅為農業產業化發展與農業增值發展提供了戰略思路,同時也為城鎮房地產業的持續開發提供了戰略思路。[7]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分別論述了兩種不同的級差地租形式:一種是同時投入不同地塊的等量資本具有不同的生產率所產生的被土地所有者占有的超額利潤,叫級差地租Ⅰ;一種是相繼在同一地塊的各個等量資本具有不同的生產率而產生的被土地所有者占有的超額利潤,叫級差地租Ⅱ。馬克思在分析地租Ⅱ時,說明它來源于各塊土地肥力的差別,而這種肥力差別又基于對土地的投資量的差別。這就完全廓清了李嘉圖的錯誤。李嘉圖認為級差地租只是由于從優等地依次向劣等地轉移而產生的,其實不然,在現實的經濟發展中也有逆向的轉移,也有某一類土地轉變為別類土地的情況(由于農業技術的進步,城市的發展等等)而產生的級差地租情況。這一點,在我國近年來的經濟發展中得到驗證。從粗放式經營向精耕細作式經營轉變,從外延式再生產到內含式再生產轉變,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轉變,就是從追求級差地租Ⅰ向追求級差地租Ⅱ轉變。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還更深刻地批判了忽視科學技術進步這個重要因素的所謂“土地肥力遞減規律”,揭示了在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定階段,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落后于工業的種種原因,其中指出,大工業的真正科學的基礎——力學,在18世紀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臻于完善;而那些與工業相比更直接地成為農業的專門基礎的科學——化學、地質學和生理學,只是在19世紀,特別是19 世紀的近幾十年,才發展起來。馬克思曾經預言,隨著農業部門資金有機構成的提高,隨著農業科學的發展和在實踐中廣泛的應用,“農業生產率必定比工業生產率相對地增長得快。”[8] 事實的發展證實了馬克思的預言。今天我們提出工業反哺農業,是自覺地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應用。
我國傳統農業的一個發展途徑是大量墾荒開田。在個體小生產的條件下,墾荒不可能有科學的計劃,也不可能輔以必要的水土保持工作,這就必然要毀壞森林、草原和湖泊水系,引起氣候變化,水土流失,破壞生態平衡,從而使土地肥力下降,自然災害頻繁,給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帶來災難性的后果。這一現象印證了馬克思理論的正確性。
中央最近提出的增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從理論上講就是引導農業經濟發展追求級差地租Ⅱ。增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是建立在人與自然和諧基礎上的一種可持續生產能力,建立這樣和諧關系,就是建立糧食增產、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為了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必須大幅度增加農業綜合開發資金投入,諸如建設高標準基本農田,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為此,需要在新增財政收入中設立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建設補助專項資金;加大政策性金融支農力度,增加支持農業和農村發展的中長期貸款;此外,還將在農業科研、農村教育、醫療等領域加大財政投入。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科技進步是根本出路。我們必須高度重視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低、科技創新財政投入不足和有效激勵機制缺乏等問題,開始為新階段農業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打破科技“瓶頸”。
§ 如何認識對待農民工?平等公正地對待他們,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
《資本論》及其手稿中揭示了在工業化革命的進程中,城市化進程也同步進行,農村勞動力大量進入城鎮,類似我們今天稱之為的“農民工”的悲慘處境,令人觸目驚心。作為政府理性認識到這一點,通過經濟政策維護“農民工”的權益,降低資本的“原罪”風險,是最為神圣的職責。如何保護廣大勞動者的生存權與勞動權,如何保護他們切身的經濟利益?我們在《資本論》中同樣得到了許多啟示:勞動者團結起來,組織自己的工會,與資本進行平等博弈;建立企業調查員制度,獨立監督企業違法違規運營行為;完善法律法規,為保障勞動者利益提供法律依據;等等。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引用了大量篇幅來描述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時代,英國經濟社會從農業社會邁向工業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工業革命帶來了工業的大發展,重工業、制造業以及而后發展的服務業,大量應運而生的廠礦企業,吸引大批的農業人口進城打工,農民與土地分離后搖身變為自由勞動者。但是,自由勞動者人身雖然獲得了自由,卻陷入了貧困的囹圄。由于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在工作日上表現為盡量延長工作時間與加大工作強度;為了降低產品成本,大量雇用童工、女工,減少對勞動者工作環境與居住條件的改善費用;對勞動者的健康、教育與社會保障的漠視;與此伴生的,對勞動者工薪的苛扣;資本利用黑社會對勞動者的控制;等等。只要翻翻《資本論》第一卷的第1章、第11-13章,第17-19章、第24章,誰都能體會“資本來到人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9] 的深切含義。如果關注一下中國農民工的生存狀況,就會令大吃一驚,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發生在英國早期的那些丑惡現象,都不同程度地在我國私人企業中活生生地發生著。所以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大聲疾呼:“正當全球掀起反馬克思《資本論》浪潮時,它的著名理論被又一次證實:無論在中國還是在美國,正在上演一場《資本論》的當代“迪士科”版本,一場活生生的現實劇。”[10]
農民工現今已經成為勞動者的主力軍。農民工問題就是勞動者的問題,農民工維權就是勞動者維權。沒有制度建設與機制保障的農民工維權,永遠是個案解決問題。為保障農民工的權益,為構建和諧的勞資關系,必須從制度上、從機制上打造好經濟基礎。
其一,在勞資關系中,勞動者是被雇傭者,是被動方,面對強大的資本,他們是弱勢群體。那末調整勞資關系,必須從有效遏制資本的違規行為、打擊資本的違法行為入手。當然,這種遏制與打擊必須有區別,在不違規違法的前提下,主要通過經濟機制實現,主要通過政府的相關政策來打壓,來限制。一旦超越邊界,則依據法律法規進行制裁。
其二,完善企業工會組織,勞動者聯合起來,平等與資本進行博弈。工會的主要職責并不是過去理解的那樣,平日里組織員工搞活動,它的主要職責是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積極督促企業落實好《勞動法》。工會,作為勞動者自己的組織,它必須獨立地以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為宗旨,否則它就失去歷史存在權。
其三,建立勞資雙方對話機制,打造勞資雙方互動平臺。目前,我國正在建立完善勞資關系的三方機制,即由政府(通常以勞動部門為代表)、雇主組織和工會通過一定的組織機構和運作機制共同處理所有涉及勞動關系問題。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這在事實上承認了勞動者是一個獨立的權利方,使我們對勞動者能夠與資本進行平等對話樹立的信心。
第四,調整勞資關系,政府應當承擔責任。政府的干預,不應該是行政式的,而應該是政策式的,應該主要通過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為維護勞動者經濟權益提供法律依據。當然,不應該排除在特殊情況下,政府可以對局部地區出現的勞資關系個案進行直接干預。總之,政府應該充分發揮管理和調節的作用,成為勞資關系的“和諧之手”。
最后,建立獨立的勞資關系監督機制。沒有一個獨立的監督機制,要想和諧勞資關系,維護勞動者經濟權益,也是有缺憾的。沒有一個獨立的監督機制,甚至都不可能獲得勞資關系在私人企業中現狀的資料。首先,我們現在已經有了一個龐大的有社會責任感的媒體群。特別是網絡媒體的出現,對傳統媒體的公開性、即時性與傳播速度進行了革命。媒體在對勞資關系中出現的問題進行調查、報道與呼吁方面,做了大量艱苦甚至非常危險的工作,今天我們之所以能對勞資關系存在問題的嚴重性進行判斷,正是媒體的貢獻。其次,我提議建立“企業調查員制度”。企業(工廠)調查員制度,是一項古老的但行之有效的制度。它起源于英國早期的工業革命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逐步完善。馬克思寫作《資本論》時,他在大英博物館閱讀了大量企業(工廠)調查員的調查報告,并在書中引證了這些原始資料。根據中國特色,我建言在各級人大下設立一個“企業調查員委員會”,由這個委員會聘請有職業道德的,有專業知識的,有獨立精神的人士擔任調查員。人大授權每個調查員,擔負一定區域中企業勞資關系的獨立調查,并定期寫出固定格式的報告,直接呈送人大。每個調查員應當有相當的獨立調查權限,并享有某種豁免權。同時,如果知情不報,將輕則遭責,重則追究其責任。最后,號召全社會都來關心勞動者的生存狀況,都來關注勞動者經濟權益的保障,都來維護勞資關系的和諧。有了廣泛民眾的監督,定會為監督機制添光增彩。
§ 如何認識土地所有制改革?區分“國土所有制”與“經濟所有制”,構建“土地公有制-土地使用權混合所有制”新土地制度
資本降臨人世,當它進入農業領地后,使傳統的農業發生了革命性變化。在英國,從15世紀著名的“羊吃人”到19世紀初的“清掃領地”,并相加于暴力手段,強行剝奪農民土地,經過了大約300年的歷史,最終完成了將傳統農民從伴隨他們祖輩渡過了世世代代的土地上趕出去的任務。這是一個二重性的結果:一方面,造就了大批的自由勞動者,這是資本必需的產業后備軍;另一方面,資本進入農業,將農業按照新的產業規則與資本的意志加以再造。土地農民所有制的小農經濟,演變為產業化、公司化的農業企業,它的典型經營模式就是資本所有制的大農場企業,一如現任美國總統小布家族的堪薩斯農場。
迷戀于土地私有化的人,一直將資本所有制的大農場企業視為農業改革的最優選擇而長期大肆鼓吹。只要結合中國國情,歷史地回顧一下中國幾千年來的經濟發展史就夠了,一切都一目了然。土地私有化在中國歷朝歷代花樣翻新地實踐了幾千年,歷史證明它不是一條長治久安的坦途。在歷史上,社會的不穩定乃至動亂的出現,正發生在土地私有化這個領域。中國共產黨之所以革命成功,之所以能夠實現農村包圍城市,也在于借用了土地私有化帶來的造反、革命的機遇。因而,土地私有化斷然不可取!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提出的“重建個人所有制”的設想,倒為我國農業土地制度改革提供了思路。只要稍加思索人們會發現,馬克思提出的重建勞動者個人所有制,在很大程度上與我國在農村廣泛實行的家庭土地承包制有相似之處。至少可以說,我們目前在農村進行的土地承包制,是最終通向農民實現個人所有制的一個良好基礎。
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是人的解放,而且是每個人的解放,并不是多數人或某個階級的解放;解放的目的是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馬克思在他的很多論述中,都貫徹著“個人”和“自由”這兩個基本點。如他認為在未來的社會集體里,“個人是作為個人參加的”,《共產黨宣言》明確指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前提條件”。恩格斯也指出“要不是每個人都得到解放,社會本身也就不能得到解放。”在談及未來社會的生產方式時,馬克思多次采用了“聯合起來的個人”這個提法,突出個人在未來經濟組織中的地位和作用。如“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的占有”,“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手里”,“受聯合起來的個人支配”,“聯合起來的社會個人的所有制”,“實現個人所有權”等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還把個人所有權同自由聯結在一起,認為“生產者不占有生產資料是不能獲得自由的”。可見,在馬克思的心目中,未來社會的占有制度,稱之為社會所有制也好,公有制也好,共有制也好,都包含著勞動者個人的自由權利,即生產資料所有權。排斥勞動者的個人所有權的占有方式,絕對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11]
基此,我提出一個設想:中國農村的土地所有制應該是“聯合起來的個人”所有制,即社會所有制,即國家所有制,即公有、共有制。也就是說,土地的最終所有制是全民的,公有的,表現為國家的。這是國家穩定,全民安居的基礎。試設想,如果土地最終所有權真正私有化,真正實現土地自由買賣,那末就可能出現下述情況:一個富裕的國家可以從另一個貧窮國家買下其土地,其極端表現也可以理解為買下這個國家。土地私有化的最終結果是極其荒唐,極其異端的。在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的發展中,我們還找不到這樣的成功先例。盡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國家的居民對另一個國家的土地可能實現購買,但土地的國家歸屬權、控制權并沒有改變。就是在美國這樣標榜為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國家,它的所有土地也永遠在國家嚴格控制之下,盡管土地可以在經濟市場中賣來買去。
其實,人類社會迄今為止的土地所有制,都是在土地最終國家所有制或者土地全民所有制基礎之上實現的。為了說明問題,這里我提出一個新概念,叫土地的“國土所有制”,用以區分土地的“經濟所有制”。土地及其共生的礦山、河流、海洋、森林等等作為萬世長存的不可位移的可再生資源,不同于其它任何資源,它有一個終極的最后所有權,即國土所有權。也就是說,在實現上,它可能與其它任何資源一樣,在經濟活動中被利用,在市場經濟中被交換,其所有權被讓渡,但是它的終控權依然在原本的經緯線上,依然是這塊土地所連的政體上。沒有人能拿走,沒有人能改變它的地理位置。所以,在土地所有制上其經濟意義上的所有制,一概地都是在默認土地國有制或者全民所有制基礎上的二級所有制。也就是說,國土所有制是土地的最終所有制,它決定其經濟所有制。換句話說,所謂土地的經濟所有制,實質上都是土地的使用權所有制。美國“9.11”以后成立的“國土資源部”,對其所屬的所有領土實行的嚴控,證明了在國土意義上,從來也沒有土地私有制,只有土地國有制。
中國土地所有制改革,必須是在土地的全民公共所有即國家所有基礎上是改革,即土地的經濟所有權即經營權的改革。講土地集體所有,實質是這塊土地的經濟所有制即使用權的集體所有,講土地私有制,是講這塊土地使用權的私有制,我將土地所有制這種改革的模式稱之為“土地公有制-土地使用權混合所有制”多元化新土地制度。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6頁。
[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第23頁。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8-399頁。
[4] 對這一問題的專門探討,請參閱巫繼學、朱玲:《再生性──農業生產的本質特點》,《經濟與管理研究》,1989年第6期。
[5]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830頁。
[6] 《北京市人口迅速膨脹市民建議北京火車站遷郊區》,《華夏時報》2005年8月9日。
[7] 參見拙作:《級差地租:老城區房地產開發中的理論與實踐》,《城市問題》2000年第1期。
[8] 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 卷Ⅱ,第116 頁。
[9]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829頁。
[10] 參見拙作:《修改財富分配的現行規則》,人本經濟學-自主勞動網,http://www.wayee.com/writing/distributionXG.htm.
[11] 參閱杜光《談談民有經濟》,http://www.taosl.net/ac/duguang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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