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批林毅夫“政策性負擔理論”對民族工業的誤導

     ---企業政策性負擔與外部性利潤的社會總效益對比

      “政策性負擔理論”是林毅夫對國有企業改革的一貫結論，在對于制造業的分析上，在對于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改革方案上，林毅夫都是不停地在任何場合再三強調“政策性負擔”云云，似乎大經濟學家在用這個理論搞“放之四海皆準”的“經濟學對策大一統”，甭管中國哪個行業的國企出了什么問題，林先生都是開一個藥方給你---剝離政策性負擔。

      在此我先提出一個疑問來問林毅夫先生，在當前這個經濟時期，國內經濟界到處都充斥著“國企停滯發展是普遍性的政策性負擔過重”的說法，中國是否還有大量的獲取高額 “政策性利潤”的國企？看看中國的經濟統計數據，中國利潤最大的企業還是國企，而那些頻頻宣稱國企困境是政策性負擔在作梗的主流經濟學家們，怎么就沒有看見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石油、中石化、國家電網公司?這些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不都是享有了大量“政策性利潤”的市場空間嗎？如果國家全面放開這些行業的民企經營，這些國資委手下的巨頭們還有這么好的日子嗎？眾所周知，如果不是福建地方法院判定民間經營網絡電話是犯法，保護了中國電信的壟斷經營，中國電信的利潤早就大幅度下跌了。因此我們在此說“政策性負擔不等于國企面臨發展困境的必然現象”，政策性負擔就如同市場變化行情走高走低一樣，是國有企業在發展中的正常現象。作為享有國家保護性措施特許經營的行業，出現政策性虧損和政策性盈利都是必然的，這里沒有林毅夫先生所說的“國企的政策性負擔是造成必然虧損的經濟結果”。

      我們立足民族產業研究的學者認為，中國的大型國有企業虧損問題，不應該放在某個企業或者某個行業的運營當中來觀察，應該放在中國整個社會經濟的大格局中來看待，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城市公交公司。公交公司如果嚴格從企業利潤的經營出發就可以不開賠錢的夜班車，或者是開行特別高價的夜班車，那么有大量的民眾在夜晚的時候將遇到出行困難，是公交公司用自己夜班的虧損彌補了全社會民眾的生活福利。這種企業虧損全社會獲利的情況在經濟領域很常見，公交、醫院、青少年義務教育等，這些行業的虧損就意味著全社會的福利水平提高，醫院的虧損是對全民購買力的維護，中小學義務教育的虧損是社會治安綜合成本的降低，鐵路公交的降價是用鐵道部的虧損來提高全國人民的生活福利。如果僅僅從單一行業利潤的角度來看待這些虧損，頻頻呼吁“政策性虧損”如何如何，那么林毅夫先生就不是“宏觀經濟學家”了，而是一個“微觀經濟學家”，一個微觀經濟學家怎么能指導中國國家的經濟政策制定呢？

      再分析一下林毅夫先生所聲稱的“政策性負擔理論”的源頭，我們首先分析一個社會現象，這就是轉業軍人的復員安置，這筆龐大的安置費用是不是“政策性負擔”呢？這肯定是，而且還是不可取消的政策性特級負擔。退伍安置費用這種大額政策性負擔是一個國家運行的必要成本，是國家安全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獨立自主的保證。以此類推，那么東北老工業基地和三線基地也類似這個道理，林毅夫先生所說的很多“政策性負擔”都是國家應該付出的必要成本，三線建設工人、勞動模范和轉業軍人一樣，他們是為履行國家職責而制造的經濟成本付出者，整個國家的某些沉重的運行成本降臨在他們身上，正因為有他們個人、他們所在單位、他們所在行業的“運營成本虧損付出”，才有了“中國公共安全、公共福利的大量利潤”，回報到大量因此能夠輕松生活的普通民眾身上。如果將“政策性負擔”看成是中國宏觀經濟的“包袱”，那就是沒有考慮整體國民經濟里面還有一個“成本”叫做安全，整體國民經濟里面還有一個“成本”叫做社會公平，整體國民經濟里面還有一個“成本”叫做國家穩定，林毅夫先生的經濟政策就是教導我們自毀國家安全的長城。

      現在我們回到一個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上來深入探討“政策性負擔”，在環境經濟學上有個重要的名詞叫做“外部性成本”，說的是某些污染企業它不僅僅是消耗了原材料、能源等有形成本，還消耗了潔凈的河水、潔凈的空氣等無形成本，而且這些成本沒有要求這個企業在經濟上付出現金，而這個成本就被企業周圍的全體居民分攤了，而周圍居民卻沒有享受到應有的利潤，這是不均衡的，因此要對污染企業征收污染治理稅，這個稅款成本修復這個環境的資金來源以補償工廠周圍的居民。在國有企業改革的問題上，存在類似環保“外部性成本”的經濟現象，我把它稱之為“外部性利潤”，東北老工業基地和三線老基地的直接利潤是生產大量國家軍工定購產品的利潤，還有一個重要的間接利潤就是“國家安全”，而這個利潤是被全國人民無償享用到的，但是全國人民并沒有因此直接付費，而這就是大型國有企業的 “外部性利潤”。在林毅夫等自由派經濟學家的歪曲下，在國企改革以來代表了全國人民利益的政府不僅沒有認可國企養老基金的缺失是“欠費”，欠了這個“外部性利潤”的費用沒有付給東北和三線等大型國企的老工人，還讓主流經濟學家的誤導全社會還錯誤地以為老工業基地現在普遍虧損了是他自己“錯了”，是因為他們“長期吃大鍋飯”，是因為他們長期有“政策性負擔”，是因為他們的經理人把經營性責任混淆到政策性負擔當中分不清？！真是一派胡言！

      再舉個現在的例子來說明這個看法的荒唐，神舟五號的研發生產隊伍里有沒有“大鍋飯”？我想是沒有人否認的，神舟五號研發生產隊伍里不可避免要綜合大量的工作而且這些分工之間肯定沒有市場上的價格結算，或者直接說神舟五號飛船就是“大鍋飯”生產出來的，但是神五上天的杰出成就---這個“外部性利潤”就讓人民忽略了他的研發生產隊伍內部到底有沒有“大鍋飯”存在。國企改革的出發點是以前認為的國企效率問題而造成虧損，為提高效率減少虧損因此要承包，因此要明確產權，因此要MBO，那么“國企的外部性利潤”還要不要？如果為了企業內部效率的提高而喪失了國家安全這個巨大的外部性利潤，這樣的經濟策略究竟還值不值！

      林毅夫先生反復在強調國有企業的戰略性負擔是不必要的，社會性負擔也是不需要的，企業就要輕裝前進剝離“政策性負擔”才有效率，才有效益，那么我再次請問林先生，這個戰略性負擔從國有企業剝離之后，那放到什么地方去呢，這個戰略性負擔不能總是放到俄羅斯的軍工企業去吧，美國日本是不會給中國解決這個戰略性負擔的！中國國家運行的安全成本總得有人承擔吧，主流經濟學家們“褲子換飛機”的不慚大言能換來預警機嗎，能換來戰略轟炸機嗎？換來的波音還是配件不足的，還是有約束條件使用的！自古以來“買”來的國家安全能可靠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要重回唐朝，不是要重回“金錢換和平”的宋朝，宋朝是屢次亡國的！ 

     以下先轉載林的分析論文

中國是一個資本相對稀缺的國家，而有戰略性負擔的國企所在的行業，基本是資本很密集的，這是不符合比較優勢的。林毅夫認為，國企改革應該把有戰略性負擔的企業分成四大類進行改革。

　　    一、其產品是國防安全絕對需要的。“對于這類型的企業惟一的解決方式就是財政撥款，國家直接采購，(采購和撥款是不一樣的)直接監督，不管是國企還是私企，都應該這樣”。

　　    二、產品國內市場很大，但是資本很密集。可以采用以市場換資本（中國缺少資本嗎？）的方式：讓這種企業到國外上市，或與國外大企業合資。

　　    三、如果產品沒有很大的國內市場，就不可能以市場換資金。“這種情況下，必須用大部分大型國企技術人員和工人平均水平優勢，轉而生產勞動力比較密集、符合我國比較優勢、又有很大國內市場的產品”。

　　    四、就是破產。“轉產需要有工程技術力量和管理人員的優勢，如果企業老化，連這方面的優勢也沒有，就只好破產”。

　　    “國企改革的核心問題是剝離企業的政策性負擔。”林毅夫認為，“盡管國企剝離了政策性負擔也不一定會經營好，就像沒有政策性負擔的私營企業也不一定就能經營好一樣，但如果國企改革不把政策性負擔剝離掉，任何改革都無效，包括私有化在內”。

以上論文概括地說，林毅夫提了“剝離政策性負擔”的四個改革辦法“國家訂貨、融資、轉產、破產”，這四個方法歸結為一個核心就是中國的企業不管私有還是共有都不要有“政策性負擔”。可是仔細分析，這四個方法與“政策性負擔的剝離”沒有必然聯系啊，難道帶有政策性負擔的企業就不能融資了，不能轉產了，不能私有化了？設想一下，東北一個生產飛機發動機的企業，其先進的發動機制造技術是中國重要的空軍裝備支持，難道不能接受融資嗎？不能轉產嗎？不能私有化嗎？林先生的經濟眼光現在不是在針對國有企業經營方法了，而是在緊緊盯著政策性負擔了。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林先生就和“政策性負擔”有這么大的仇！？

林毅夫認為，有了政策性負擔就會有政策性虧損。國家應該為政策性負擔所造成的虧損負責，就只好給企業政策性保護和補貼。但應該注意，作為所有者，政府并不直接參與經營，因此，和實際參與經營的廠長經理之間有激勵不相容和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國企的廠長經理往往會把自身的經營性虧損都歸咎于政策性負擔，加上信息不對稱，政府無法分清政策性虧損和經營性虧損，只好把責任都包下來，于是出現了企業的預算軟約束問題。

      如果不剝離政策性負擔，“國企的廠長經理往往會把自身的經營性虧損都歸咎于政策性負擔，加上信息不對稱，政府無法分清政策性虧損和經營性虧損”，這是林毅夫咬住“政策性負擔”的根本理由。那么為了分清楚這個責任，就要拋棄那個更重要的企業“外部性利潤”---國家安全責任嗎？這顯然不是問題的關鍵，我們應該下功夫去解決“分清兩個虧損的方法”問題，而不是倒掉澡盆里面的孩子。在一個企業里“分清兩個虧損的方法”是有一定難度的，很多時候一臺車床既可以做武器也可以做民品，武器訂單的利潤可以在民品生產里面浪費揮霍掉，這確實是難以區分的。如果企業繼續保持廠長經理單一管理制的“信息不對稱”，確實讓監管部門不好分清楚責任處理貪污浪費，好在建國以來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群眾企業路線確實很好，這也就是目前企業咨詢家汪中求所提的“精細化管理”，或者是通用電氣的六西格馬，如果“分清兩個虧損”問題是一個世界企業界不可解決的問題，那么IBM公司、通用電氣也就不要經營了，對于這些內部分支廣泛子公司無數的超級巨型公司，內部肯定有不少“政策性負擔”的虧損部門，IBM的實驗室總不可能年年創收吧。IBM和通用電氣的總裁可以解決，中國的國資委就應該可以解決，各省的國資委也可以解決。總之，“兩個虧損難以區分”的問題不是國有企業虧損的深刻源頭，政策性負擔也不是國有企業解釋長期虧損和停滯發展的直接原因；“兩個虧損難以區分”問題表面上看是信息不對稱，真正原因是大企業領導人勾結組織部門領導共同逃避任命失職、經營失職和管理失職的一個借口，以及組織部門領導能力平庸拿不出明細效益考核指標而造成監管失控的一個借口，這根本不是什么國有企業發展停滯的必然經營結果！明明是監管失職的行政行為，非要說成是國有企業的天生缺陷，林先生在張冠李戴。

      國有企業的產品和服務定價如果是政策性虧損，就需要政策性補償，即便這個虧損的緣起不在市場經濟時期而是發生在遙遠的計劃經濟時代，這也不能逃脫中國人“欠債還錢”的文明傳統，大量老國企的福利養老負擔就是財政必須要承擔的，而且還不是地方財政要還的債，這是中央財政欠的債。因為當年在那個革命激情的時代，無數愛國勞動者是響應國家號召進行的經濟奉獻，為了很多沒有和自己企業直接交易的“國家計劃客戶”所付出的經濟成本，是國家用美好的“社會總福利未來”來承諾補償的，現在三十年后已經進入了這個國家“承諾付款的還債期”。而林先生所倡導的新自由主義理論中，卻把過去中央政府對下面“一個車間”（計劃經濟中一個企業就是類似一個車間）的工人福利欠款，看成是目前一個“獨立企業”（市場經濟中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政策性負擔”，發明了 “剝離政策性負擔”這個解決方法。“剝離政策性負擔”觀點是對大型國有企業改革的誤導，造成結果是民族工業核心力量的全面削弱，而這個觀點的濫觴又助長了高級行政決策人忘記了國企“社會性負擔”的道義合理性，忽略了國企養老福利等“社會性負擔”就是上屆政府的經濟債務，把中國的國企改革引向“兩個剝離（戰略性負擔和政策性負擔）”的歧途。

      “兩個剝離”引導的國企改革，在中國大面積推行之后，有兩大惡果，一個是戰略支柱產業全面削弱，一個政府的信用高度貶值。這兩大后果任何一個都可以亡國，尤其是第二個結果。任何政府領導人都不能長命百歲，政府任期也都是有限的，而各種經濟政策對當事人的付出成本很多都不是當場兌現薪酬的，國企建國以來積累的養老福利的歷史債務，本來應該是“毛債鄧還—鄧債江還---江債胡還”，是一個中央政府保障民眾利益的經濟信用底線，是共和國的立國之本。而在林毅夫理論的歪曲下，三線企業勞動者、軍工英雄、國企勞動模范這些中華民族的骨干力量，他們的晚年不僅沒有得到終生奮斗的補償和報答，卻不幸地成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性負擔”，成了所在國有企業的“包袱”！“政策性負擔”這個新自由主義的詞匯，是對中國大地上廣大愛國勞動者的極大誣蔑，這種經濟策略的推行足以讓“以往中國經濟社會的中堅力量/國企的骨干勞動者”對現任政府失去信任！

      最后，在批判林毅夫“政策性負擔理論”的基礎上，除了呼吁盡快啟動全民社保對老國企進行“政策性補償”以外，建議幾個對中國市場經濟進行改革的“大方法”，宏觀上約束了某些行業國企的市場經濟行為，微觀上可以“分清兩個虧損（政策性虧損和經營性虧損）”，避免企業領導用政策性虧損掩蓋經營性虧損，策略如下：

      1、一批行業的國企骨干人員養老福利應該等同于國家公務員待遇，其應該列入類似公務員的開支預算，這樣可以抵消國企為了保證全民福利而獨自承擔的政策性虧損，這筆龐大的養老費用由承擔了政策性虧損的企業自身來承擔是不合適的。此類大型國有企業應該包括鐵路、民航、城市公交、國有大中型醫院、大學、自來水、電力、煤氣、熱力等，多為廣泛涉及全民福利的行業。

      恢復對老國企工人養老福利的“歷史補償”，用中央財政直接負擔老國有企業的這筆費用，這個成本不計入老國企現在每年的成本核算，應該成為列入中央財政開支的計劃內預算。如果國企老工人和現有人員的養老福利費用金額巨大，導致中央財政的赤字，這也是應該認可的，因為這個費用本來就是中央財政的歷史負債。有了這個沉重的負債額，還可以防止中央財政寅吃某糧。

     說個根本的道理，中央財政如果不拿出巨額資金建立全民的養老社會保險基金，中央財政的預決算就永遠不是正確的，拋棄國企勞動者養老的歷史債務就是在“寅吃某糧”。

      2、國資委要開始一個“精細化管理”方法，改變僅僅用掌握“人事任免”來掌控大型國企的粗放式管理。國資委要設立一個分工嚴密、人數眾多、科技手段先進的“監管局”，這個龐大的監管局可以具備嚴格審核所屬大企業制定的預算和經營指標，這樣可以將政策性虧損的界限設定清晰，虧損的細節范圍確定以后就不是再用“大鍋飯的利潤額”去粗放式考核大企業領導了，而是用大量的明細利潤考核指標來監管大型國企的運行，比如一個分廠一個分廠的進行明細利潤考核、技術創新考核，分解企業主要的成本來源進行成本控制考核，分解企業產品在每個分支市場銷售的進行市場增長率考核等等；對企業領導人政策性功勞和經營性虧損要分開獎懲，不能只看表面的盈虧數字“一美遮百丑”等。

       3、對市場上暴利行業進行國有化的專營管制，保證一批國企在這些行業的巨額獲利，中央財政用“政策性盈利”的國企利潤去彌補“政策性虧損”的國企。對國企多年來自負盈虧的管理模式進行改革，對暴利行業的國企恢復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的上繳利潤，國企人員當年收入上可以根據當年的“經營明細情況”自負盈虧，但在養老福利上要有中央財政控制支持。

       4、恢復工會活力，發動群眾，監督領導，就在企業內部反腐敗；恢復“鞍鋼憲法”的管理模式。

      總之，這個問題不是不能解決的！ 解決的方案動作比較大，涉及中央財政、國企監管、工會制度等方方面面，有開“市場化倒車”的嫌疑，可能引起主流經濟學家群體的尖叫！但是為了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在一批行業恢復計劃經濟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在宏觀經濟中的某一批行業約束市場經濟在歐美國家也有先例，對市場化的崇拜也是主流經濟學家認識中國經濟的一個誤區。對一批國企取消自負盈虧的管理模式，歸根結底是中國全社會的整體獲益，表面上看一批國企恢復了“大鍋飯”模式，但是其巨大的“外部性利潤”足以抵消企業內部的低效和浪費，如果同時國資委能借助科技信息化手段建立極其強大的監管能力，在整體市場經濟中保留著國家計劃經濟的暴利行業分支，從而中央政府能真正掌控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核心資源，那么中國國企改革才真正說是可以看到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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