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比較優勢發展理論”對民族工業的誤導

最近十來年“比較優勢發展理論”盛行于中國經濟學界，引進者林毅夫先生將其發揚光大，對中國宏觀經濟發生了深刻的影響，東部沿海的經濟發展奇跡成就被認為是“比較優勢發展理論”的應用效果，在這個經濟策略的引導下，東南沿海地區利用了“中國勞動力價格較低的比較優勢”，逐步占領了紡織服裝、輕工產品、家用電器等國際市場。中國經濟目前已經因為這個理論轉型為外向型，國際貿易的總量增長用GDP發展論的眼光來看還是令人欣喜的，特別是2005年1-9月的累計貿易順差達到了不可思議的歷史最高683億美元（1），然而高速發展的GDP并沒有帶來高速增長的GNP，大量的勞動民眾已經對帶不來收入增長的經濟增長感覺失望，同時過高的外向型經濟比重已經開始危及了國家經濟安全和國防安全。

看著一天天囂張的“臺獨”，我們不僅僅是打不起的問題，在國際貿易順差的沉重包袱下恐怕連海峽封鎖的勇氣也沒有了，因為當今中國比拿破侖時代的英國更害怕大陸封鎖，“臺獨”沒餓死，恐怕大陸先被餓死了，或者說為了消滅“臺獨”大陸要付出幾億人被餓死的代價，恐怕“臺獨們”也因此找到了敢于“臺獨”的理由。

其實，對林先生的“比較優勢”理論大可不必頂禮膜拜，那不過僅僅是一個商人的生意理論，林先生把整個中國經濟當作了一個巨型公司，把中央人民政府當做了董事會，把中國經濟的發展道路當作股東回報率。在林毅夫的經濟視野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大公司還不是一個長期專注于某個行業發展的實業公司，才是一個倒來倒去尋求各種“近期比較利益”的商貿公司，類似一個在所謂的“國際大分工”里充當一個貨郎販的小字輩。在林毅夫經濟理論的教導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是圍繞著增強綜合國力水平而發展，而是以最大限度增大國庫收入的“賺錢路線”為中心。中華古諺說，“國之上下交相言利，國之危矣”，這個“交相言利”的理論策源地就是林先生一貫倡導的“比較優勢”理論，在這個表面華麗的理論誘導下，我們的經濟建設忘記了中華古訓“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出自孔子《論語.顏淵》）”的立國之本，而是整天在比較來比較去終日尋找賺錢的機會，把國家的經濟建設混同于公司的經營發展。

我查閱了近年來林先生的文章，對他的主要觀點作了如下歸納：一個是企業內生能力的概念；二是比較優勢的理論；三是反對趕超型經濟的觀點……其他的還有些是從他的基本理論中衍生出來的，關于金融、農業、制造業、信息業等各行業分析的經濟學結論。現在我們先抓主干再說枝葉，行業部分以后一一再進行分析和辯駁。

 下面是原文引證“如果一個地方勞動力相對多，資本相對少，則應發展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生產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品，用勞動力相對密集的技術。反過來，如果資本相對豐富，勞動力相對少，就應該發展資本密集產業，生產資本比較密集的產品，用資本比較密集的技術。自然資源也是同樣的道理。”

林先生的比較優勢理論是面向宏觀經濟的，主要是針對中國經濟布局的，更重要的是對于建國以來重工業路線和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化路線的效益論證。反對趕超的經濟思想和比較優勢理論是一個問題的兩面，而企業內生理論是微觀經濟領域的學說，是對中國的國有企業做出的分析，但這個企業內生分析卻是以上兩個觀點的基礎。

 “比較優勢”理論是一個時髦的西方經濟學詞匯，其含義并不深奧，用中國俗話來說就是“因勢利導”，無可厚非這是一種很明智的方法，而林先生的錯誤關鍵是在于將“因勢利導--比較優勢”用錯了對象。對于一個企業發展，采用“因勢利導--比較優勢”發展自己的深厚技術優勢或者廉價的人力優勢，比如依托技術資源雄厚的大學發展高科技企業，依托資源豐富的山區可以發展綠色農業等等，這個比較優勢理論來指導企業發展都是很有應用效果的。但是放在整個國家而言，尤其是中國這樣的世界級大國，片面強調比較優勢就是理論用錯了對象，最起碼也是沒把中國看成一個“具有多產業的集團公司”，國際關系的現實決定了中國的很多產業發展不是取決于基礎條件而是取決于戰略需要，中國能不需要先進的航空產業嗎？能不需要先進的機床產業嗎？能不需要先進的通信產業嗎？中國經濟的發展路線一直不是有什么發展什么的問題，而是需要發展什么就得發展什么的問題。中國需要大飛機，需要大飛機發展運輸、保衛國防，而林毅夫卻宣傳“褲子換飛機”，二十年來我們活生生地卡死了自己已經出生的 “兒子---運十”，買來了二百億美元的波音飛機，不僅僅是“馬鳳山們（3）” 15年血汗、5億人民幣投入和200億美元波音采購開支的差距，而是美國的波音飛機就不允許你挪作軍用，不允許你模仿學習，甚至不給你足量的配件供應，更要命的是“褲子換不來預警機”、“褲子換不來戰略轟炸機”，我們用善良的心去處理了二十年的國際關系，卻用這個“比較優勢”的花布蒙蔽了民族工業的眼睛（2），換來的是在未來常規戰爭中有可能出現鴉片戰爭的“不對稱打擊”---他打得著你你打不著他。

林先生到處宣傳的“比較優勢發展理論”并沒有錯誤，但用于指導中國經濟發展就出了大問題，這里有一個錯誤的大前提就是---“國際大分工”，我在此可以問問林毅夫先生，這個“國際大分工”到底是天生的還是后天的，如果你說“國際大分工”是先天的，那么今天的美國也不應該成為發達國家，以色列、日本更不應該成為發達國家，而應該還是老牌工業國家英國法國，如果“國際大分工”是后天的，那么你為什么反對“趕超”，反對“自主”！這個“國際大分工”就是一種荒唐的經濟學說法，由于以訛傳訛年代久遠，已經不可考察當年的出處，但是現在依然誤導者中國的經濟走向。前一個階段龍永圖和何光遠爭辯“自主品牌”也是這個問題，龍先生的理論依據就是這個不知道來自何方的“國際大分工”理論，說根據國際大分工的原則世界上就只有“六大三小”這幾個大型的汽車企業，中國汽車不需要搞什么自主品牌，那么在此可以問問最近幾年韓國現代汽車的成就從哪里出來的？！韓國現代相對于美國通用怎么進行“國際大分工”！

再說說這個“比較優勢發展理論”的另一面---“反對趕超”的問題，毛澤東提出“超英趕美”到底是為了中國的戰略需要還是“好大喜功”？！當年中國面對的國際形勢非常險惡，在美蘇冷戰時期美國不斷在中國周圍發動戰爭，在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和一五、二五計劃成功完成的鼓舞下，毛澤東為了讓中國保持更可靠的獨立自主，讓中國的民族工業再上一層樓，讓中國軍隊永遠不再象抗美援朝一樣的艱苦卓絕，才提出“超英趕美”的經濟口號和重工業優先的趕超戰略。可以說，“趕超戰略”不在于趕超戰略的本身，而在于“趕超戰略”的戰略效果和“趕超戰略”的國家安全意義。因此這個“反對趕超”的經濟理論，其結論就是引導中國經濟建設削弱自己的尖端科技投入，削弱自己的戰略支柱產業投入，削弱自己的民族產業，運十下馬、“中華之星”擱置的慘痛教訓就是這個理論濫觴的結果，“反對趕超”就是要讓西方列強永遠可以用大炮威脅中華民族的獨立自主。被這個理論誤導的龍永圖竟然說“中國應該夾著尾巴老老實實做20年加工貿易”（2005-2-25  經濟參考報《龍永圖：中國應該再老老實實搞十年加工貿易》）。

林先生原文：如果一個地方勞動力相對多，資本相對少，則應發展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生產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品，用勞動力相對密集的技術。如果世界上的經濟發展只有“比較優勢發展理論”是合理的，那么按照林先生的總量比較的算法，世界上永遠不可能有“以小搏大”、“以弱敵強”，而人類戰爭的結果則永遠沒有懸念，那么國力的比較也是永恒的，因為“比資本”、“比勞動力”、“比資源”嘛，這么一比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永遠不要做了，中國人多先天不足嘛。在戰爭藝術中很講究的一個原則就是“局部戰場優勢”，我比你的總兵力小，但在局部交戰地點我比你的多就可以戰勝你，毛澤東軍事思想和拿破侖兵法的核心都在于此。中國再落后再貧困，用5個億人民幣就可以搞出來大飛機，用10個億就可以搞出原子彈，用100個億可以讓神舟五號讓天，這就是局部優勢獲得成功的“趕超戰略”，這也是對“比較優勢發展理論”的反證。在現代人類社會的經濟運行中，經濟行業數量總數已經達到了數千個之多，怎么能有“一個地區資本相對少勞動力相對多”的問題呢，國際競爭和區域競爭也是以行業劃分為戰場的，經濟數量對比需要一個行業一個行業的排隊，怎么能資本、勞動力的一股腦算“大鍋飯”呢！更何況人民幣的國內購買力和美元購買力根本不是一個檔次的，人民幣一直就被低估，中國實際上到底有資本沒資本自己也搞不清楚。

我舉兩個當代信息產業的例子反證林先生，看看他所說的“比較優勢---先天稟賦”的局限性和荒唐性。在當前國際IT產業中對微軟最有力的挑戰就是來自Linux，它出自一個沒有資本沒有公司的芬蘭大學生linos，Linux的研發就是用無本買賣挑戰微軟，并因此興起了開源軟件運動---讓比爾蓋茨對全體員工說“我們離破產只有18個月”。Linux的發展歷史既不是資本密集也不是勞動密集，確切地說只有“信息密集”、“智力密集”。

1991年11月，Linus Torvalds寫了個小程序，取名為Linux，放在互聯網上。他表達了一個愿望，希望借此搞出一個操作系統的"內核"來。這完全是一個偶然事件。但是，在互聯網上，Linux剛一"露頭"，便被廣大的牛羚計劃的追隨者們看中，全部上陣，七手八腳，把它"加工"成了一個功能完備的操作系統，叫做CNULinux。1995年1月，Bob Young創辦了RedHat（小紅帽），以CNULinux為核心，集成了400多個源代碼開放的程序模塊，搞出了一種冠以品牌的Linux，即RedHat Linux,稱為Linux"發行版"，在市場上出售。這在經營模上是一種創舉。Bob Young稱：我們從不想擁有自己的"版權專有"技術，我們賣的是"方便"（給用戶提供支持、服務），而不是自己的"專有技術"。源代碼開放程序包括各種品牌發行版的出現，極大的推動了Linux的普及和應用。

第二個例子就是微軟公司的成功，起步的微軟在研發水平上與IBM公司相比沒有任何“比較優勢”，而在計算機誕生時期與蘋果公司的激烈競爭迫使IBM公司無暇顧及微軟的這部分技術領域，就采取了買來集成的手段倉促上馬，但IBM公司并沒有忘記微軟這個小不點占據著自己的一個分支領域，采用微軟技術的同時也研發了自己的操作系統OS/2，正因為微軟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最困難的時候甚至準備要把10%股份賣給IBM公司來保護自己，堅持將DOS系統發展到了Windows95并擠垮了OS/2，才誕生了微軟這個世界第一軟件巨人，如果比爾蓋茨相信“比較優勢---先天稟賦”，那他這一生也就是個軟件工程師了，蓋茨自己就說過計算機產業誕生之初最有可能稱霸的是蘋果公司之前的“王安公司”，如果美籍華人王安成功了連蘋果公司喬布斯都沒飯吃，自己的一生頂多就是個高級軟件工程師或者是數學教授。這個當今最著名的企業發展案例就不是用“比較優勢發展理論”可以闡述清楚的。

最后從中國戰略產業發展的視野，來論證林先生企業自生理論的不合理。按照林毅夫教授的定義，“如果一個企業通過正常的經營管理預期能夠在自由、開放和競爭的市場中賺取社會可接受的正常利潤，那么這個企業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則，這個企業就是沒有自生能力的。一個經濟中的多數企業是否具有自生能力，關鍵取決于該經濟中的企業在行業和技術上的選擇是否與經濟的資源稟賦結構相一致。比較優勢發展戰略就是指要在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上都選擇符合自己要素稟賦結構的產業結構和生產技術。只有在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選擇符合自己要素稟賦結構的產業結構和生產技術，經濟中的多數企業才會具有自生能力，從而能夠促進經濟體的資本積累、要素稟賦結構的提升，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林先生的經濟學說構架了一個虛擬的經濟環境---“自由、開放和競爭的市場”，然后他在自己的這個虛擬經濟視野里，一直在從資本升值的分析角度，也就是僅僅從企業利潤來關注企業的 “生存---自生”，而忘記了關注企業的社會屬性----企業產品的社會職能。我們的經濟眼光不同于林先生的觀察企業都如同一個個投資回報工具的眼光，在我們民族產業經濟學者看來，企業的利潤不管是來自壟斷的市場還是來自自由的市場，企業本身都不僅僅是資本利潤的制造工具，每個企業的產品都有它特定的“社會使命”，食品公司是給社會創造飲食的，家電企業是給社會創造娛樂的家用電器，軍工廠是給國家提供國防安全的產品。企業的社會職能還可以延伸為國家職能，看過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工業史的人都明白這個道理，沒有盧作孚先生的民生公司在1938年宜昌三峽大搶運，抗戰歷史可能要改寫，這是企業作為國家職能體現的最好案例，也是對那些“經濟是經濟、政治是政治”的偽學者言論的最好批判。企業的國家職能在日本工業企業中尤其明顯，日本沒有任何軍工企業，軍工生產線都是在民營企業中和民品生產線混用，而且經常是在虧損狀態中為國家職能而保養維護著，日本汽車企業生產線的加工能力同樣可以為坦克的加工而使用，洗衣機生產線可以制造洲際導彈（《環球時報》記者郭斯仁）），三菱公司在這方面做得尤其充足。林先生作為大經濟學家想必是看過日本工業軍民一體的經濟現象，對日本“通產省”和“產經聯”的作用應該很清楚，對日本是不是純粹市場經濟也應該是了解的，還高談什么“企業自生能力”嗎？企業自生也好，他生也好，歸根結底不是單純為了自己的利潤決定自己的生存，企業自身的社會職能也能決定了自己的生存，難道美國日本就是純粹的“自由、開放和競爭的市場”嗎？林先生看不見美國和歐盟的大飛機研制補貼嗎，看不見美國歐盟為此產生的國際爭端嗎？看不見日本通產省的軍工補貼嗎？我不知道是大經濟學家是沒看見過“戰略貿易理論”，還是別有用心！

林毅夫的“比較優勢發展理論”走到今天，帶來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歧途，已經成為西方列強削弱中國戰略支柱產業的一個工具，“比較優勢發展理論”再繼續盛行下去將要國之不國，將要難以面對日本軍國主義在東海的猖獗挑戰。

注（1）新京報，國家海關總署數據

注（2）崔健歌詞，“一塊紅布蒙住了我的眼睛”

注（3）馬鳳山，中國航空工業的開創者，運十飛機的總設計師，因運十下馬而抑郁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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