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張維迎等陷入尷尬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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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經濟學在理性假說上的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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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經濟學在理性假說上的尷尬

 左大培（2005年9月16日）

       一年前的2004年8月，郎咸平教授尖銳地指責少數“著名企業家”利用“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來瓜分國有財產，掀起了有關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大論戰。關心和參與這場論戰的網民幾乎一邊倒地支持郎咸平，圍攻表態反對郎咸平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

       而在這場論戰剛開始的時候，幾乎沒有哪個有點名氣的中國經濟學家出來回應郎咸平的批評。這被媒體說成是“經濟學界集體失語”。當媒體對郎咸平言論的報道不斷升溫并持續了一個時期之后，主流經濟學家們終于不再“集體失語”，某些人開始發表種種言論對郎咸平進行回擊。而這時他們評論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大論戰的典型話語，就是指責網民群眾“非理性”，“情緒化”，把人民群眾對前些年“國有企業改制”的批評都說成是“頭腦發熱”的“非理性”行為。

可是這樣一來，“主流”經濟學家們就將他們自己置于自相矛盾的尷尬境地：他們現在把大批民眾都說成是“情緒化”的“非理性”一群，這就等于承認現實經濟生活中的人并不具有完全的理性，而他們自己的經濟學模型卻全都以“完全理性”為分析的前提條件，他們的經濟理論從來就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是完全理性的。

                            主流微觀經濟學的完全理性假說

       在主流經濟學的微觀經濟理論中，一個最基本的假設前提是，所有經濟活動的當事人都具有完全的理性，是“理性的經濟人”。到目前為止，主流微觀經濟學的幾乎每一條理論原理都是依據這個假設前提推導出來的。

       我們不要忘記，主流經濟學歷來強調，它的微觀經濟理論首先是“實證”的，是闡述現實世界“是”怎樣的。這就等于說，主流經濟學的微觀經濟理論中描述的最優化行為，也就是現實生活中普通老百姓的經濟行為，而作為這些理論分析前提的“完全理性”，也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實際情況。這就意味著，主流經濟學的微觀經濟理論把普通老百姓都看成是具有“完全的理性”。

       一個透徹的思考可以說明完全理性假設是如何不合乎實際。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最優化分析表明，主流微觀經濟學假設的完全理性意味著完全的推理和判斷能力、完全的計算能力，以及毫無遺漏地利用現有的一切信息作出正確預見的能力。完全理性中蘊含的完全的計算能力不僅意味著可以立刻解出任何最難的問題，而且意味著計算不需要耗費成本，特別是人的精力。現實生活中的任何人都不具有這樣的計算能力。我敢說，有這樣完全計算能力的人過去從來沒有出現過，將來也不會有。

       想一想完全的計算能力意味著什么：不管多煩復多困難的計算都能夠馬上完成，而且沒有錯誤；任何數學問題都能夠立刻解出，或者明白它無解，以及為什么無解。現實生活中的“數學天才”可能接近了這個境界，但是肯定也沒有達到這個境界，否則我們就不會還有那么多數學難題沒有得到解答，就不需要陳景潤耗費了畢生精力去證明那個惱人的“哥德巴赫猜想”了（那個猜想到現在也沒有得到一個圓滿的解答）。

       任何人如果仔細想過他自己的計算能力是如何有限，明白還有多少數學問題自己不能解答，就應當承認自己的理性并不完全。在現實經濟生活中，我們還可以發現許許多多的“笨人”，他們的計算能力差到極點，連自己的可支配收入足夠購買什么樣的消費品組合都說不清——這就是說，他們沒有能力搞清楚自己面臨的“預算約束”。而這個預算約束是微觀經濟學描繪的消費者能使自己的消費最大化個人效用的前提條件。經營企業比個人的消費需要更為高得多的計算能力，在這方面，人們在計算能力和理性程度上的局限性表現得更為明顯。

       正因為如此，以“完全理性”為假設前提的主流微觀經濟模型存在著根本的致命缺陷，對許多現實經濟生活中的個人行為和經濟現象都不能作出正確的解釋。為了彌補這種缺陷，正確地指導管理者們的決策實踐，美國教授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在研究經濟管理中的“決策程序”時使用了“管理人”和“有限理性”的假說。1978年西蒙由于他對經濟管理中的“決策程序”的研究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說認定人們的理性是有限的，其根源在于計算能力有限。

       盡管依據有限理性假說進行的經濟管理研究早就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是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依然毫不動搖地固守它的完全理性假說。張維迎教授的幾句“警句”最典型地代表了主流經濟學家們固守完全理性假說的堅定態度。

       那還是1993年或1994年，張維迎教授剛從英國留學獲得博士學位歸來回到國內，在我們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作了一場有關當代企業理論的學術報告。本人是這場報告的忠實聽眾，還在報告后參加了進一步的小范圍討論。這首先是因為本人雖然在聯邦德國作過博士后訪問研究，但是畢竟沒有在西方大學里正式留學過，對在西方大學留學獲得博士學位的人總存著幾分敬意，想聽他們簡要地談談他們在西方大學中新學到的和自己研究出來的學術成果。另外我也一直對“剩余索取權假說”與科斯的企業理論之間的關系感到困惑，十分虔誠地想就此向張維迎請教。

       在報告后的小范圍討論中，我問了張維迎幾個問題。也記不清怎么就談到了主流微觀經濟理論的缺陷，我忍不住說出了一直憋在內心的一個想法：經濟學的理論要想能夠正確地解釋現實的經濟，就應當放棄其“完全理性”的分析前提，使用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說。

不想這一句話招來了張維迎的尖銳搶白：“什么叫‘Boundary Rationality’（有限理性）？那能叫經濟學嗎？是理性就不能是有界限的！”

我當時對他的這頓當頭棒喝啞口無言。但那并不是由于已經被他說服，而是因為張維迎是到我們所來作報告的客人，我覺得出于禮貌的態度，不應當對客人挑起一場不會有什么結果的論戰。

當時我還有許多東西沒有想透，對張維迎那番話不服氣主要是出于外行的普通人都會有的想法：赫伯特·西蒙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這表明他的觀點得到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們的認可；你說他的觀點“不算經濟學”，那你的觀點就算經濟學了嗎？說你的東西比西蒙的東西更配得上經濟學的名稱，你卻沒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而且在可預計的未來你也不象能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樣子。

當然，一個經濟學家的經濟學說是否正確、是否能有效地解釋經濟實際，不應當以是否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來判定。可是正如本文前邊的論述所指出的，“完全理性”的假說明顯地不合乎實際，而赫伯特·西蒙與“有限理性”假說有關的全部學說卻正確地描述了成功的企業管理行為。這難道還不應當使我們認真考慮“完全理性”假說給經濟分析帶來的危害嗎？

              完全理性假說給主流微觀經濟學帶來的尷尬

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也幾乎都象張維迎教授那樣極端教條地堅持“完全理性”的假說，在分析經濟問題時總是認定人們都是理性的。而2004年郎咸平掀起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大論戰，卻使主流經濟學家們在理性假說問題上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尷尬境地。

前邊已經指出，這場論戰使主流經濟學家們在理性假說問題上陷入了尷尬境地的第一個地方，是主流經濟學陣營中的許多人指責堅決反對“經營者持大股”式私有化的網民是“非理性”的，而堅決反對“經營者持大股”式的私有化的人在參加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大論戰的一般群眾中卻占大多數。這就是說，在私有化這樣的經濟問題上，主流經濟學陣營中的許多人都把相當多的一般群眾看成是“非理性的”；可他們在其經濟理論分析中卻一直認定，所有的經濟活動當事人都具有“完全的理性”！

附帶說一句，我認為任何人都不具有完全的理性，許多人的理性更是極為有限的。但是在去年的這場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大討論中，群眾情緒化的言辭背后卻大都隱藏著十分理性的思考：人們大多是出于對利益關系的清楚計算而反對“經營者持大股”式的“企業改制”的，情緒化的激烈言辭恰恰是他們基于理性考慮而反對這樣改制的武器。反對這樣改制的群眾之所以是理性的，是因為在對個人福利影響很大的問題上、在有足夠時間和經驗來認識最終的結果時，絕大多數人還是很有理性的；而被“經營者持大股”式的“企業改制”嚴重傷害的群眾已經足夠多，這些人及其親友也已經有足夠的時間和經歷來體味“改制”的這些傷害。

不過，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在理性假說問題上之所以陷入尷尬境地，更重要的原因卻在于：他們的私有化主張嚴重依賴對少數企業家的崇拜，而如果真象他們宣稱的那樣人人都具有“完全理性”，崇拜個別企業家的主要理由就消失了，他們的私有化主張也喪失了依據。

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堅決主張實行“經營者持大股”式的公有企業私有化，其最主要的理由是：靠優秀的“企業家”才能搞好企業經營，因此需要把企業變為歸這些優秀企業家自己所有，以鼓勵其努力經營企業。張維迎教授最詳盡地按這條思路論證了“企業應當歸企業家私有”，并把自己的整套理論稱為“企業的企業家理論”。

但是為了說明優秀的企業家為什么對經營好企業有如此決定性的重要意義，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就必須說明優秀的企業家到底與其他的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如果企業家與普通人沒有任何差別，企業家經營的企業就不可能比普通人經營的企業有更好的業績，企業家們也不會有任何經濟上的重要性。

美國的奈特及其追隨者強調風險和不確定性對企業的決定意義。與這一思想傳統相對應，西方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常常強調，企業家比一般人更敢于冒風險，這是企業家與其他人的一個主要差別。有些經濟理論模型甚至干脆就以對風險的態度來區別企業家與非企業家：敢于冒風險的是企業家，厭惡風險的是非企業家。

這樣把企業家的特點歸結為敢于冒風險，其不合乎實際之處顯而易見。如果一個真正的企業家與其他人的差別只在于他比其他人更樂于冒風險，那我們可以一點不差地把企業家描繪成一個賭徒，這樣就會使一切頌揚企業家的理論學說都變成賭徒的頌歌。更糟糕的是，現實當中的賭徒往往會象李逵那樣魯莽，但是真正的企業家卻恰恰是魯莽的對立面——現實當中的企業家給人們留下的印象，往往是處事高明、精明和工于算計。

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所頌揚的“企業家”的高于常人之處，主要是他們的“經營能力”，而這種“經營能力”，應當主要體現在企業家們比其他人考慮和處理問題更周密、更正確、更有預見性。張維迎教授更進一步將企業家的特殊之處歸結為特別的“反應力”、“想象力”和“判斷力”等。當然，真正的企業家所具有的這些能力，應當是正確地“判斷”、“想象”和“反應”的能力，或是作出對自己最有利的“判斷”、“想象”和“反應”的能力。而企業家們的所有這些不同于常人的“能力”，其實可以歸結為一個能力：比其他人更能理性地思考和處理經濟問題的能力。

但是，一旦把企業家的能力和優于一般人的特殊之處歸結為更理性地考慮和決策，對企業家的全部頌揚就與主流經濟理論的“完全理性”假說相沖突：既然“完全理性”假說意味著人人都有完全的理性，那么根據“完全理性”假說，企業家與其他人就應當同樣都具有“完全的”理性，企業家就不可能比其他人更理性。“完全理性”假說等于假定了企業家沒有什么特別的能力。大概正是由于西方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十分清楚“完全理性”假說的這一層含義，他們才把企業家的特點歸結為比其他人更敢于冒風險，從而把企業家們貶低成了賭徒。

這樣，在有關“權貴私有化”的論戰中，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在理性假說問題上陷入了真正的尷尬。這不僅是因為，說廣大網民“不理性”直接就違反了每個人都完全理性的假設；而且更是因為，以“企業家具有常人沒有的能力”為理由來為“經營者持大股”的私有化辯護，這更是與“人人都有完全理性”的觀念不相容。

用不完全理性來解釋企業的存在

我們之所以要在這里強調“完全理性”假說給主流經濟學造成的尷尬，是因為正是這個“完全理性”假說使主流的微觀經濟理論喪失了對企業的認識和解釋能力。

要正確地認識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存在的原因和決定企業內部治理結構的因素，我們就必須放棄完全理性的假說，承認任何人都會在實際經濟生活中看到的現實：沒有任何人能夠具有完全的理性、完全的計算能力，而單個人的理性雖然都不完全，但是不同的個人理性不完全的程度極不一樣，個人之間在理性思考和正確計算上的能力有重大差別；人的理性是最珍貴也最稀缺的資源，有效率的企業制度甚至其他許多社會制度的功能之一就是最有效地配置人的理性這種最稀缺的資源。

先說一個有利于張維迎教授等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論點：只要我們承認單個人的理性都不完全，但是不同個人的理性程度不一樣，我們就可以對企業內部的治理結構甚至企業存在的理由作出一個很合乎多數人經驗的解釋——有效率的企業應當讓理性程度高的人作經營者和領導，而讓理性程度低的人作被領導者和一般工作人員；而企業的功能之一是有效地配置非常稀缺的人的理性，通過企業內部的分工讓理性程度低的人退出需要高度理性的經營性工作，讓經營性的工作完全由理性程度高的人即企業家來從事。

對企業制度的這種解釋并不是我的獨創，發達西方國家的經濟學家對此早有論述。問題在于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似乎不知道這一類的論述。當然，“企業使理性程度高的人與理性程度低的人達成了最有效的分工”這一觀點，是與“完全理性”假說不相容的。但是它合乎許多中國人的經驗和關于企業管理的觀念。比起主流經濟理論的“完全理性”假說來，“企業使人按理性程度高低達成了最有效的分工”這一觀點給了“企業家”的地位一個相對合理得多的解釋。

當然，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不肯放棄完全理性假說，也是因為他們有許多不可言說的隱蔽苦衷。

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一直主張不顧一切、不擇手段地將國有企業私有化，為此而不惜把國有企業所有權白送給現在在職的國有企業經營者。他們為這種私有化作辯護的唯一理由是可以因此提高效率。可是誰都知道，如果企業經營者的經營能力差，企業是不可能有經營效率的。這樣，如果承認許多人的理性程度不高，能夠提高企業效率的國有企業私有化就必須滿足一個條件，那就是變成了私營企業所有者的那個企業經營者是個真正的“企業家”，他思考和決策的理性程度應當比其他人高。而中國國有企業改革中的問題之一恰恰在于：誰能正確地挑出這個“最理性”的企業家來持有企業的決定性股權？

正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主張的那些私有化方式，把決定私有化了的企業由誰控制的權力全部交到了少數幾個政府官員手中。而正是這同一些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又一貫宣揚政府對企業事務的任何干預都只會將企業搞壞。現在讓政府在決定企業由誰永遠擁有、永遠經營這樣決定性的問題上如此強地干預企業，難道這樣的政府干預反倒會搞好企業嗎？而為了能替這樣不公平的私有化辯護，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確實需要抹煞人的理性的不完全，以便回避“變為原國有企業的新所有者的那個人是否有足夠理性”這樣一個致命的問題。

承認人的理性不完全、理性是最稀缺的資源之一，使我們可以發現許多人共同工作的企業存在的一個根本原因。而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本能地排斥對企業存在原因的這樣一種解釋。

在現代的工業化經濟中，高度發達的分工在技術上有較高的效率。這樣高度發達的分工往往導致同一件有效用的物品由許多個人分工生產，單個的勞動者并不獨立完成生產該物品的全部工作，而只是專門從事這整個生產過程中的某道工序，就象一個流水線上的工人只在每輛汽車上擰上幾個螺絲釘，而并不生產整個汽車。

但是，為了有效地進行這樣高度分工的生產，生產完整的產品的整個生產過程應當得到合理的安排，在每道工序上工作的工人都必須與這整個生產過程保持適當的聯系和數量比例關系。

如果每個工人都通過自己經營的一個企業來加入這個生產過程，每個工人就不僅要籌劃如何完成自己這道工序的工作，而且要了解和考慮相鄰的上道工序、下道工序以致整個生產過程的情況，以免自己由于不清楚相鄰工序的情況而在采購和銷售上吃虧。人人都超出自己工作的工序而去考慮整個產品生產過程的全局，就使得一個生產過程的全部參加者所作的考慮和籌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互相重復的：他們都在費心費力地考慮和籌劃同一個生產過程。

如果人的理性是完全的，如果人的理性不是一種極其稀缺的資源，同一個生產過程的各個不同參加者的這種相互重合的考慮和籌劃不會給人類帶來任何危害。但是可惜，人的理性是一種最稀缺的資源，理性地思考和籌劃不僅耗費人們大量的精力和時間，而且給人們帶來巨大的痛苦；而且即便如此，人們也無法達到完全理性的境界。這樣，能節省人們的計算工作、節約使用人們的理性的機制、組織之類的“制度安排”，就可以極大地提高人類經濟活動的效率。

由這種有限理性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極容易地解釋為什么許多人會在同一個內部有高度分工的企業中工作：這樣的企業由其內部等級制組織的最上層這同一個中心考慮和籌劃生產同一個產品的整個生產過程，而在該企業中工作的每一個職工理論上都可以只考慮和籌劃他自己從事的那道工序的工作，不必再費心費力地考慮和籌劃自己從事的工序之外的事情。這樣，就一個企業的整體來看，可以大大減少人們所必須進行的計算工作，極大地節約使用人的理性思考，使極為稀缺的人的理性得到有效的利用。

由于形成企業是為了節約使用人的理性，避免在考慮同一生產過程中上下工序銜接上的許多重復勞動，因此現實生活中的企業所一體化的，大多是生產同一產品的相互連接的各道不同工序。

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為什么固守完全理性假設？

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固守完全理性的假設，當然想不到需要企業的上述原因。張維迎教授更是放棄了科斯對企業存在原因的“交易費用”解釋，堅持更為古老的奈特論點，認為企業存在的必要性來源于不確定性。這樣把需要企業的原因歸結為對付經濟生活中的不確定性，當然有利于強調張維迎教授的核心觀點：企業家的特殊經營決策能力極其重要，因此企業應當歸企業家私人所有，因為對企業本身的需要其實來源于對企業家的需要。

還有一些更重要的原因，使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不會愿意放棄完全理性假設。

       一個原因是完全理性的假設有利于神化企業家，有利于把他們說成是永遠不會犯錯誤的——既然人人都具有完全的理性，企業家當然更是毫無疑問地具有完全的理性。于是我們就可以把企業家們看成是永遠不會犯錯誤的人，他們在給定的可利用信息范圍內所作出的決策必定是完全正確的。如果他們作出了不利于整個企業的決策，那只能是因為這個企業不屬于該企業家自己。要使企業家不作出對企業不利的事情，就只能把企業變成企業家自己的私有財產。

這樣，“完全理性”的假設就自然而然地導向了一個結論：只要解決了企業的“產權”問題（讓企業歸其經營者私有），靠企業家—企業領導一個人就可以正確地解決一個企業的一切問題，不需要別人參與決策，更不需要員工們發揮參與管理的積極性，外界的其它任何干預也都是多余的，只會不必要地多耗氣力。于是神化企業家的事業大功告成，除了需要把企業送給其經營者私人所有之外，對企業家的任何約束都被說成是有害無利。

以“完全理性”假設來神化企業家的方式只有一個弱點：它需要所有的人都忘記，這個假設也假定任何其他人都與企業家一樣有完全的理性，因而我們可以用任何一個普通老百姓來替換任何一位大企業家，不必把這些永遠正確的企業家看得多么金貴。

完全理性的假設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它使主流微觀經濟學可以把任何市場交易都說成是有利于交易的任何參加者。而只要人的理性不完全，市場上的交易就可能變成“雙方都自愿”的掠奪，理性程度較高、計算能力較強的人從這種交易中發財，而理性程度較低、計算能力較弱的人則由于交易而狀況變得更壞。

近些年中國的許多金融把戲，就是這種“聰明人騙傻子錢”的詭計。成千上萬理性程度不夠的股民相信了“股票投機一定賺錢”的神話，在股市中被那些更為理性的莊家們騙得傾家蕩產。所謂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更是放縱那些較具理性（比較狡猾）的企業家們，打著“自愿交易”的旗號欺騙理性程度低一點的企業職工、人民群眾和政府官員，以“交易”為名侵占人民的公有財產。

簡單的邏輯推理已經足以說明，堅持完全理性的假設，把所有人都說成是完全理性的，就可以抹煞一個許多人都已經看慣了不覺得奇怪的事實：市場上的交易往往會最終傷害交易中的某一參與者。按照完全理性的假設，既然任何人都是完全理性的，就沒有人會自愿地同意一筆最終會損害自己的交易，也就不可能達成使某個交易參與者受害的交易。而如果人的理性有限且在個人之間分布不均勻，理性程度較高的人就完全可能使理性程度較低的人“自愿”接受一筆最終損害他的交易——那個理性程度較低的人完全可能由于在交易中“算錯了賬” 而吃虧。

由此觀之，一貫相信市場萬能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當然會非常喜歡完全理性假設，因為它有助于否認“聰明人”所作的交易損害交易對方的可能性。

由于上述的種種考慮，看來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還會在其經濟分析中繼續堅持使用完全理性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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