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階層在目標與手段之間的張力問題

　　在一個平衡的社會中，目標與手段相匹配、相一致，才具有合法性，社會才會平衡。如果有目標而缺乏被普遍認可的手段，為了實現目標而不擇手段，那么就會導致階層之間的緊張、矛盾和沖突，會危及社會平衡運行。

　　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人們的致富欲望得到了大大的激發，但是，致富的手段和機會并不是均等分配的。這對農業勞動者階層、工人階層和國家社會管理者階層的沖擊很大。越來越多的農業勞動者因為農業不增收或增收緩慢而離開農業、農村，外出務工經商，在非農領域和城鎮，去實現他們預期的收入。大部分人或多或少賺了一些錢，但是也有一些人找不到工作，或者找到工作而賺錢不多，于是他們就選擇了一些非法的手段來實現其創收目標，從而帶來了一些社會治安問題。就工人而言，他們中不少人在收入上不但沒增長，反而下降，甚至失去了收入來源，成為城市貧困人口。他們創收致富的手段也不多，他們對社會地位的改善失去了希望。他們對社會的滿意度甚至還不如農業勞動者和農民工。國家社會管理者雖然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但是他們中的不少人在心理上卻有不少失衡：他們雖然有很大的權力，掌握很多資源，但是他們的收入卻比私營企業主、甚至經理人員都低，而在合法的范圍內，他們不可能達到其致富的目的。因此，他們中的一些人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個人謀利，從而走上了貪污、腐敗等犯罪之路。最近幾年，官員腐敗案件越來越多，就是目標和手段不一致帶來的非平衡造成的。

　　當然，其他階層中也存在目標與手段之間的張力問題，如，一些私營企業主為了謀取更大的利潤，不擇手段，如不惜成本拉攏、腐蝕官員；千方百計地榨取工人的利益，如拖欠工資、克扣工資、延長工作時間、偷漏稅等。

　　4.階層的主觀認識與地位的張力問題

　　最明顯的合法性問題就體現在階層的主觀認識與客觀地位之間的關系上。當各個階層不認可他們的階層地位的時候，或者他們在主觀認識上與他們的階層地位不一致的時候，那就說明這個社會缺少合法性。僅有社會分層還不夠，任何社會都需要有一套意識形態和社會輿論來解釋其分層中的不平等現象的理由，以便讓人們接受自己處在不平等狀態這一事實的合法性。如果缺乏這一點，社會分化就會導致社會緊張和非平衡問題。

　　當前中國階層關系中至少存在這樣幾方面的主觀認識與地位之間的張力：第一，意識形態的解釋不被認可，比如工人在意識形態的被認可與其客觀地位上有很大的不一致，因此，工人有許多不滿。第二，意識形態對已經分化的階層體系缺乏全面的解釋，特別是對新階層地位的合法性缺少意識形態解釋，或者是社會輿論沒有給予新階層以合法性的認可。第三，一些階層的相對剝奪感甚至絕對剝奪感有所增強，這在工人階層和農業勞動者階層中體現得最為突出。第四，不少人的階層認同還沒有真正形成。沒有階層認同，意味著什么呢？一種可能是社會分化不大，社會不平等不明顯，人們沒有這樣的階層意識；另一種可能是，社會正處在不斷分化之中，社會階層還沒有定型，或者社會沒有形成一些確定的階層。我認為，當前中國面臨的就是后一種情況。

　　總之，從大的歷史角度來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或者從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或信息社會轉變的過程中，社會秩序都會遭到巨大的破壞。比如在這樣的變遷過程中，原有的階層分化了，一些新的階層誕生，一些舊的階層消失了；一些階層的地位提高了，另一些下降了。這都可以從他們的利益關系上得到解釋。但是，我們往往忽視了這些變化引起的更深層的影響，即在過去盛行的社會合法性觸礁，產生合法性危機，在社會價值觀念上形成了“大分裂”：人們不再堅守著價值合理性，而更多地將目的合理性作為行為準則，因此，就有各種“不擇手段”的非平衡問題產生。更危險的是，高地位階層不堅守價值合理性，帶來的是社會運行機制缺少合理的、公正的、普適的機制，從而損害了最基本的社會公民權益。當前我們國家碰到的諸如收入差距的擴大、失地拆遷、稅費負擔加大、失業下崗、工資拖欠、貪污腐敗等等非平衡問題，都是跟合法性危機、或者合法性增長滯緩直接相關。國家領導人顯然已經意識到當前中國面臨著社會非平衡問題，因此提出了“和諧社會建設”的思想。從我們以上的分析表明，如果不將提高社會合法性作為和諧社會建設的核心和本質，是無法真正化解社會非平衡問題的。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