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私有化改制不可能帶來管理技術的進步

（企業改制與西方經濟學的一些感想）

企業產權的私有化改制，用舶來品理論營造了一個輿論神話——認為所有公有制都是搞不好的，原因在于經營者自身的責任心不足導致管理水平降低。而只要是私有化了，企業的管理就會出現一個飛躍。支持這個觀點的直接證據大概有兩點：

一是認為普遍而言西方國家企業的管理水平要比中國現有狀態高。從“西方企業比中國企業管理水平高”這個現象得出結論——“只要搞成了西方國家一樣的私有制，企業的管理水平就一定會達到西方國家的水平”。這個推論過程存在著一個嚴重的邏輯錯誤就是——將企業管理水平的高低說成了是產權的直接對應產物，國企必然效益低下，私有制企業效益必然高漲。顯然，這個結論不受中國經濟發展歷史的支持。5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就是一部公有制為基礎的歷史。如果說中國經濟的發展有什么奇跡的話，這些奇跡的每一項都與公有制有著不解之緣，純粹的私有制絕不可能創造這樣的奇跡。管理水平較低的現實，同中國的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的相對落后有著同樣的原因——歷史的影響。也就是說，管理水平的高低是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它受到管理知識的社會平均傳播程度、管理技術的覆蓋面、管理技術成果的創新能力以及數量、市場的技術評價標志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從中國既有的發展水平，要趕超世界先進水平這是需要一定的時間。中國社會所有管理技術的落后特征，都與其發展時間較短有關，而與所有制的關系并不明顯。從這樣的角度看，近幾年開展的所謂“企業產權私有化改革”從本質上說根本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進步，因為這樣的做法違背基本國情。形象地比喻這個作法，相當于——看見一個富翁牽著一條寵物狗，就以為牽著狗的都是富翁。如果照貓畫虎地以為自己牽了一條狗也就是富翁了，那才是真正的笑話。這是將私有制當作了企業管理進步的必要基礎，而將公有制當作了管理水平進步的障礙。所以管理技術的提高決不是產權一改就會萬事大吉這么簡單。

二是國有企業大面積經營不良。將國企經營不良的狀態說成是產權公有的缺陷，這是一個錯誤的結論。因為國企經營不良的癥結在于企業內部管理制度的逐漸缺失。制度逐漸缺失的過程，正是從管理人員的任用方法開始的。這個任用過程就是認人不認事的過程逐漸占了上風，逐漸將中國依據實際需要建立的尚不完善的制度，變成了一言堂，變成了管理人員自己的家天下。這個過程就是開始構建小集團利益關系的過程。在這樣的小集團中，任何人都不受基本責任的制約，任何人都原理制度、責任這些社會理性，開始崇尚一種封建的人際關系。由于這個利益小集團發展到最后，都可以合謀規避制度監管，這就是導致固企大量經營不善的主要原因。這種小集團的存在根本的原因在于干部任用方式脫離的人事結合的基本原則，脫離了利益相關方的監管。私有化改制的原因在于已經默認了這個狀況是社會常態了，將企業交給經營者個人似乎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了。但是這個過程的問題是完全否認制度的有效性，錯解市場經濟的發展趨向。如果問一個問題——善的市場經濟與惡的市場經濟有什么區別？基本的答案在于制度是否完善。這種不思進取的做法是不可能建立任何形式的好市場經濟的。因為這是采取了背離制度建設，向原始掠奪資本主義經濟接近的一種模式。從基本哲學觀點出發可以知道，任何一個構建過程都是艱難和曲折的，都是沒有任何捷徑可走的，因為這是一種由高熵態向低熵態進展的過程，這個過程只有付出才能成功。如果有一種捷徑可走，那一定是歧途。所以改變這種現狀的唯一正確做法是——如何建立不可逾越的制度規范，如何將利益相關方的話語權歸還。目前，企業管理制度缺失的過程，正在相當的程度上證明——企業管理模式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轉變，與現代管理模式向原始管理模式轉變是基本同構的。從這樣的意義上說——礦難頻發、公有制企業效益下滑、國有資產流失、大規模的下崗等等有關企業的問題看似無關，但背后具有一個主線相聯系，也就是說各個孤立的現象具有某種同質特征。可嘆的是，一個民族如果喪失了基本的道德和責任還被稱作是所謂的進步，這竟然是一種主流性的觀點。置疑這樣的觀點被認為是向經濟學家群體臉上扔垃圾，這簡直是豈有此理。

為了將企業的私有化改制搞成一場運動，一些被收買的、專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權威們，曾經措碎牙關說出這樣的言語——“個人同企業結合就是人力資本和非人力資本的一個激勵性市場合約。然而我們看到，像國有企業這樣的公有制企業所有制雖然根本否認了個人產權在公有產權中的合法權利，但它無法否認或消除作為自然人的個人總是人力資源和非人力資源的實際所有者和控制者。我們知道，國有企業財產，包括人力資本的所有權，屬于國家或集體，但這個公有產權仍然是由作為代理人的許多個人在實際控制和管理經營，如董事長、總經理、書記、廠長等。他們并不因被委托當公有產權的代理人，就消失了個人產權，從個人產權所表現出來的各種高尚或卑微的私人利益和動機在國有企業里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在事實上決定著國有企業的運作、經營和效益”。

還有，類似的言語——“個人產權合法對市場的重要性在于人的知識、技能、努力、負責、創新、對市場機會敏感等具有生產性、資本性和市場價值，而且這一切總是附著在自然人的個人身上，只歸個人調用”，并且——“個人總是財務、物質資產的實際潛在控制者。因此，市場經濟視個人產權在法律、制度上合法為根本基礎，從而充分發掘了作為自然人個人的各種經濟價值”。

這些話似乎很專業，也很有分量，所以成為了某種支柱性的理論，由此推導出了企業必須經過私有化的路徑才能發展的結論，直接為“企業私有化改制”提供了合理性基礎。下面我們就這些話語的真理性進行必要置疑，看看剝去專業性外衣后，它們的內容是怎樣的丑陋。

上述第一段話是說——由于任何一種企業都是人的活動結果，所以企業的最終控制者依然是自然人——這是一個不需要辯論的事實，這個不能說明什么問題。這句話的主要問題在于——當他們以職務分工的形式控制企業的時候，由于個人是自私的，所以在事實上國營企業的經營效益就取決于人的自私動機。這實際上就是經濟人假說的變種，這種說法的實質是沒有搞懂職責和權利的對應關系。

所謂激勵性合約，首先表明的是一種明確的職責形式。如果一個經理人不能完成相應的職務，這個所謂的合約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這就意味著解職，只要做到了這一點，就完全有理由相信合約本身能夠限制個人自私屬性影響企業效益的問題，甚至通過這樣的合約將個人的自私屬性與企業效益同構，而不是將企業私有化了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選擇。

這里的問題就是——如何讓這個合約規范和有效？而如何讓這個合約有效的任何一種選擇，都是屬于管理學研究的范疇，與產權的相關性并不明顯。事實上在古今中外的企業中，“經營得好”且“企業產權“不屬于經理人個人的例子比比皆是。而這樣的個人能力和道德復合社會規范的經理人的選擇，也不沒有什么不同尋常的、不可復制的方法。所以用人性自私為出發點，就導出國企必須進行私有化改制的說法都是錯誤的。從當代的西方企業的模式看，大多數股份制企業的職業經理人都不是企業產權所有者，這就是證明產權不歸屬經營者個人，企業也是可以經營好的。這個為了制造下崗群體搞出的這個所謂的理論，是沒有現實依據的。對此我們已經不用多廢口舌進行批判（參閱我寫的《所有者缺位理論批判》、《現代企業制度是公有制實踐的終結嗎》、《公有制的效率體現在什么地》等文章）。

后一段話是說——自然人之間的經濟價值差異歸自然人，因此私有產權合法就能夠發掘個人的經濟價值。這就有點武斷了，因為任何個人的經濟價值差異是在市場中發現的，而這個發現過程不大可能是一個自我發現的過程，而是一個被人發現的過程。也就是說這個價值是在生產關系中進行表達的過程。這種“外化的發現”過程就預示著一個人不能脫離社會環境而獨自具有所謂的價值，而在“社會活動中”就必須受到基本道德、法規和運行規范的制約，必須承認一種基本的社會關系。而符合這個規范過程的價值實現過程，就是一個可以分工化的過程。也就是說社會分工必須以規范作為前提，否則就沒有所謂分工的效率，這就又踮回到原始管理的范疇了。而這里存在的規范就是人作為高等級社會性動物區別于其它種群生物的一個顯著特點。

這也就一方面是說——人的符合規范的協作關系是可以上溯到生物性層次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在說——極端地強調人的自私特性，嚴重地破壞了“自私作為機體自衛的生物學本能”與“協作作為人的社會性本能”的動態邊界。這個邊界本來是由文化來進行調整的。影響固有的文化系統就可以調整這個邊界。私有化改制就是一種調節這個邊界的文化形式，需要指明的是這個調整的價值指向具有反社會、反文明、反人類的特征。

現在的問題是——這種調整的付出與回報能夠對等嗎？因為任何情況下，“個人調用的經濟價值”不以影響社會分工為基礎，不能影響積極向上的社會文化為基礎，否則就是一種文化上的反動和人類社會性的退化，而一個民族如果向落后文化看齊是絕沒有任何前途的。相反，如果不影響這種分工邊界的時候，就是能夠穩定一種制度形式的時候，在嚴明的制度下，價值規范地得以實現。你可以是經理，我是可以是技術人員、他是可以普通勞動者，每個人的勞動會各得其所。而這樣的邊界處于不穩定狀態時候，沒有任何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價值可言。人際關系就變成了一種爾虞我詐、巧取豪奪，這也就是所謂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而我們的企業私有化改制這是進行著這樣的勾當。

分工明確就意味著人的社會性找到了實現形式，而且是有效的實現形式。用這種假設影響了分工的邊界，模糊了不同分工人群的實際貢獻，為一種勞動提供非法的報酬，加大兩極分化的幅度，還振振有辭地說出一套道理來，這無異于日本人站在中國的土地上，和中國人分辨“究竟誰打了第一槍”一樣無恥。這也是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市場經濟的一種表現。是一種金錢崇拜的產物。真正完善的市場經濟建成的那一天，就是分工邊界明確的那一天，這就是說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首先建立的視是法制嚴明、正義生長、按勞所得的，具有先進文化價值的市場經濟，而不是爾虞我詐，血腥掠奪的市場經濟。

對于企業改制方法的選擇，實際上關聯著一個問題——我們這個社會的價值系統究竟是什么性質？是社會主義性質和資本主義性質。它們的最大區別在于——體現公平的程度如何？已經表現了世界最大不公平的現實情況下，依然還有人在哪里鼓吹“公共財產私有化“等導致兩極分化的行為，是怎樣一種病態呢？

對于中國的資源稟賦和人口現狀，選擇一部分人暴富，大部分人赤貧的發展模式，這是最不明智也最沒有效率的選擇，甚至根本就是在斷送中國未來發展的機遇。現實也會證明——這樣的發展模式不會產生什么發展的奇跡。因為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通過兩極分化的模式走進了發達國家行列的。同時世界上80％以上的國家也在實行著標準的自由資本主義模式，也沒有看到多少成功的范例。而象日本這樣有過經濟發展奇跡的國家，基尼系數卻是世界上最低的，人員雇用是實行終身制的。這個人口和資源、土地嚴重不匹配的國家，采取中國改制前的做法和措施解決了自身的發展問題，不是我們首先應該借鑒的經驗嗎？如果企業改革是逆這樣的基本模式運作的，誰能論證這個前提不是錯誤的？

從潛意識中冷眼想看公有制的人，實際上可以分成三類，一類是貪官污吏，他們之所以看低公有制，是因為“民營企業與黨更貼心”。這里的所謂貼心就是財產自由支配權下，支付賄賂可以做到不漏痕跡。再一類是掌握權威話語的經濟學權威。他們看低公有制的原因是——公有制屬于正當理性的企業，沒有什么短處需要別人來辯護，而相應地民營企業卻有太多的地方需要這種辯護，所以這就搞成了一種交易。在這種交易機制的作用下，民營經濟從“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地位已經上升到了“主體地位”，而這個上升過程就是低技術淘汰高技術、資源浪費、賄賂盛行、道德淪喪、兩極分化、國資流失的過程。最后一類就是在書本知識的框架中打轉的人們。由于不懂得經濟學與現實社會的關系，也沒有搞懂經濟論述的現實對應體是什么，用理論來定論現實，就會產生要現實作出符合理論的削適行為。由于資產階級經濟學科學性的形式足可以讓這些人樂而忘返，所以他們一般都會閉著眼睛吆喝私有化。

歷史發展到今天，對公有制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問題，只有中國人最有發言權。因為我們通過公有制實踐創造了連續50年的經濟發展奇跡，這個奇跡對世界施加的影響，在人類歷史上絕對會超過近代歷史上英美德法日等強國，它的文化價值甚至可以和工業革命相提并論。因為一個現成的類比是——如果說現代西方工業革命是希臘文明的一次升華，它注重解決的是人類與自然的關系。那么中國的崛起就是東方文化走向現代化的一次升級換版。東方文化更深刻地認識倫理、道德、制度這樣一些問題，注重解決的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將這些東方認識融入、嫁接在現代工業文明之中，這是中華民族不可限量的、具有光明前景的發展方向。

對于經濟社會的發展問題，在人類歷史上只有馬克思掀起了真理帷幕的一角，它代表和傳承了西方古典文明與現代工業文明的絕大多數信息。所以才有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只要不受技術操作系統的病態影響，都會產生發展奇跡的現象。而將馬克思理論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正是東方文明與西方工業文明契合的先導，這是東方文明換版升級的開始，今天我們又看到了和諧社會、科學發展這樣的新觀念，這些都是這個發展進程的構成環節。東方紅，太陽升，一個嶄新的文明曙光已經躍升于東方的地平線。

歷史已經證明，也正在證明——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指導下，不可能創造什么奇跡。就說中國經濟奇跡進展的50年，其中有三十多年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建設的，只是從八十年代后期才開始學習西方經濟學。到其真正造成影響卻是近幾年的事情。問題是這個應用過程沒有看到多少效益，不良的結果卻率先顯現了出來——兩極分化。由此我們仔細檢點西方經濟學的這些雜碎，可以發現其對于絕大多數的發展過程，解釋的都不很科學。因為沒有人能夠依據這些解釋樹立一個發展的樣本供后來者復制，也沒有人能夠運用這些所謂的科學理論創造超越西方社會的經濟發展奇跡。甚至過渡相信這些理論卻產生了蘇聯社會的經濟倒退。

有人提出一種觀點認為——西方經濟學是打不垮的，因為其存在已經有了幾百年的歷史了。有了一大堆符合邏輯的理論，從樣式上看似乎比馬克思理論豐富，但是你如果注意現實中的經濟學就可以發現——對任何一個問題，西方經濟學家們都會提出截然相反的意見來。這個現象就是在證明“西方經濟學本身并不真正認識經濟社會發展的真實邏輯”，充其量只是一些沒有外在約束條件的智力游戲（這里是有緣因的，具體內容請關注《認識客觀世界的層次結構》這篇文章，在其中我將仔細分析這個問題）。

想通過證明“私有制的管理效果更高”，來為私有化改制尋找理論根據。為此，我們需要搞清楚一個問題——如何理解產權與管理技術之間的關系？本源性地理解產權與管理技術之間的關系問題，我們知道它是構成企業發展的兩個平行的要素。擁有產權經營不好的企業比比皆是，每年私營性質的企業倒閉的數量也是不可勝數的，國企也有經營效益優良的例子。這就是說企業產權不能必然地帶來管理效益，兩者之間沒有直接的、因果式的聯系。但是產權以投資資本的形式與管理技術共同作為平等的企業成功要素，它們之間的確是具有一種關系的。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我們定義的“關系”與“聯系”表述了不同內涵——關系就是不同類事物之間的一種外在的相互作用，這里的關系是一種外在的結構形式，這個結構形式不具有必然的關聯性。而聯系是同類事物具有內在結構的形式，它們具有必然的關聯性。我們用人體作例子說明這個問題，那么這里不同類事物就是指類如肝臟與肺臟的結構形式，它們之間的沒有內在的關系。而同類事物就是指類如左右肺葉之間的結構，聯系的含義就是左右肺具有某種內在的功能聯系。與此相似，企業內部如果比作人體的話，管理技術與產權之間一定不是同種事物之間的聯系。產權與管理技術之間的相互作用是通過企業組織形式實現的。

在現實中，私有制的企業組織架構具有當然的拒絕先進管理技術的特性。管理技術一開始就是以自然人相互獨立地存在于社會為基礎構建的一種理論。關于“人”的假設中沒有考慮血緣關系，所以文化類表述中，將大公無私、大義滅親等一類行為當作了義舉。而血緣關系往往就是逆這種社會需求的一種社會結構形式。現代管理技術與血緣關系、金錢關系為基礎構建的社會組織就有著當然的差異。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家族企業內部的管理制度就是一種封建制度。由于這種組織形式與社會化大生產、以及現代文明下人格的文化內涵有著嚴重的不適應，因而會嚴重地影響管理文化的高級化。對此我們有一個現成的例子——國民黨軍隊與共產黨軍隊。如果將其作為一個研究對象的時候，可以知道共軍與國軍的主要區別就是政治文化與軍隊的所屬權。事實證明國軍不是共軍的對手，最終極的理由就是任何一種組織如果組織文化中不提供全體參與者的人生價值實現方式，那么這個組織的效率就不高。所以私有化的企業，特別是中國文化下的企業不可能長大。這就是臺灣、香港沒有幾個國際知名大企業的原因。在世界五百強中，華人企業最多的大概就是大陸的國有企業。

從管理學上說，大概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夠通過企業改制過程建立一個兩權分離、制度嚴明、監管得力的內部管理結構。兩權分離的目的就是為管理知識成為財富積累的支持條件預留通道。但是這種將資產賣給經營者個人的改制，恰恰是堵死了建立一套科學管理結構的通道。改制過程如果沒有為企業的管理水平升級、技術水平升級提供條件，只是進行了一下產權的改變，就認為會出現什么經濟發展的奇跡，這基本上是幻想。對于企業資產的處置方式，我們還可以知道從60年代以來，企業管理引人注目的發展是——西方國家開始實行大規模的員工持股計劃。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形成了許多公眾公司，在這樣的企業內，大股東個人的持股已經不足5％。這種企業產權高度分散的模式，與現在的經營者持大股的做法完全背離，這個做法不是在向國內推薦先進分管理模式，而是明顯地為某一個階層說話。這是對社會基本公平和道德的漠視。

關于國企能不能經營好的問題，有許多被資產階級經濟學誤導的觀點，成為流行的思考問題的基礎，這些觀點最大的問題是在邏輯推導的時候是有嚴格前提的，但是到了實用過程卻成了一種沒有任何假設條件的公理。并無解決資產流失的問題，看不出管理制度經過這樣的改制后會有什么樣的提高，經營管理水平的提高似乎只有一項——就是管理者個人決策權增加了。單個人決策權的增加并不等于經驗水平的必然增加。相反群策群力的勞動過程卻消失了，而這正是西德尋求經濟民主的一個基本方式，連日本這樣的企業也在希望群策群力地經營公司，而中國的這些理論家卻在不斷地鼓吹只有一個人或這少數人決策，這個決策才是科學和正確的。

實際上我們可以看看圍棋競賽，這是一種純智力游戲，勝負就表示思維能力的話，那么多人參與與一人參與之間的效果是立見高低的。假如五個九段高手可以最充分地表達意見，同時和最強的一個棋手下棋，即使五個人中沒有一個人可以單獨戰勝實力最強的棋手，聯五人之力卻一定可以贏這個最強棋手。這里面的道理在于智力是相互觸發增長的。這個過程就是一個最佳的決策模式。所以強調個人主義往往是不合理的。有人可以用五人模式存在利益爭斗、相互扯皮、推諉責任、無人負責現象說事，但是這只是一個操作問題。建立科學的操作機制，形成同向合力不是不可能。

從人才評價的角度看，這樣的改制就是將實踐證明經營能力低弱，無法通過個人經營能力市場評價和個人品質社會評價的一批人與現有社會財產固定起來，這樣的做法從操作的角度看是容易實現的，但是卻為經濟發展的未來留下了隱患。企業家隊伍不去提升能力解決更多的人們生存問題，而是在能力界限下。我們需要一個可以將兵多多益善的經營者，而不是一個只能管了老婆孩子就毫無建樹的庸碌者。這實際上就是企業家用現有的較低職業能力綁架了企業。

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是實行私有制的，沒有聽說那些國家因為產權明晰就成為發達國家的。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說明——經濟的發展自有其內在的原因，與產權私與公之間沒有什么直接的對應關系。相反，倒是公有制實踐造成了眾所注目的經濟發展奇跡。不知道什么時候，一個新自由主義的歪理成了中國社會的常事——經營者持大股被認為就是產生效率的基礎。這樣的觀點實際上都與成功范例相違背。國外的股份公司大都是股權高度分散的。國內股權集中的企業表現出了較大的問題。一股獨大又沒有健全的監管體系就失去了制度構建的基礎，這實際上就是家族企業，這種形式的企業必然會丟失企業的社會責任，損害小股東是利益。經營者隱匿公眾財產，企業高管卷款潛逃。在這種所謂的私營企業內，由于資產賦予個人太多不受制約的權利，這樣的企業發生問題的幾率要大的多。科龍造假案僅僅是這個冰山下的一角。顧雛軍的問題證明——按產權學派理論建立的企業，在制度、規范、管理的形式上等同于一些小作坊式的家族企業，格林科爾這樣規模的私有制企業都會違反基本制度和法律，其它的企業，也許更可疑。因為這樣的例子已經不是一個了，這系那系到了也有幾個了。所以我們完全可以知道——產權學派的理論不可能構建一個科學管理的基礎。挑動人類自私這個反群體、反社會生物特性的方法，搞不好任何形式的企業。這就象用小農經濟的樣式反對公社化，終于在今天產生了嚴重的三農問題一樣，私有化永遠都是死路。

繼續企業制度的研究   20050918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