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中國新興官僚資本的制度基礎和文化根源

古月清華[原創]

摘  要：由于部分政權的資本化和部分資本的官僚化，新興官僚資本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社會各種矛盾的焦點，成為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主要敵人。其中，官僚制是其政治制度基礎，官文化是其思想文化根源。如何防止政權資本化和資本官僚化，以社會主義文化克服官文化，以民主的權威克服官的權威，以公有制經濟克服官僚資本，就成為提高我黨執政能力的關鍵環節，成為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項重大而艱巨的歷史任務。

關鍵詞：官僚資本；官僚制；官文化

在20世紀中葉，官僚主義已經成為一切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中心問題。

——丹尼爾·貝爾（《后工業社會的來臨》）

居安思危，直面現實。在胡錦濤總書記提出以“實現社會和諧、建設美好社會”為目標的社會主義建設新階段，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各項社會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但是，由于資本的全球化和“官僚制已被視為現代國家的核心因素”，許多社會矛盾和經濟問題依然嚴峻和突出，特別是，隨著兩股逆向惡性勢力（一是某些地方政府官員因貪污腐敗所形成的政權資本化勢力；二是國有資產因大量流失所形成的資本官僚化勢力）的形成、擴散和交融，新興官僚資本已如冰山般悄然浮出水面，并正在成為當代中國社會各種矛盾的焦點，成為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主要敵人。筆者認為，新興官僚資本的再生和興起，有其深刻的政治制度基礎和思想文化根源，其中，官僚制是其政治制度基礎，官文化是其思想文化根源。限于篇幅，本文僅從這兩個方面，對新興官僚資本進行“驗明正身”。

新興官僚資本

眾所周知，中國的公有制經濟是從沒收舊官僚資本開始的，第一批國有企業就是直接從舊官僚資本轉化而來的。然而，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就在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大發展的時候，卻又從中滋生出了新的官僚資本。舊官僚資本的失敗，在于其制度的腐??；新興官僚資本，卻是因公有制和民主制的內在缺陷所導致的腐敗而再生。它的勃起和膨脹，就像癌一樣，速度之快，二十年時間遠遠超過西方國家私人資本三四百年的成就。據粗略估計，每年因官商勾結的腐敗而掠奪的價值達GDP的15%左右，相比之下，中國產業資本的銷售額利潤率最好也不過6%左右，產業資本的資本收益率更只有3-4%。新興官僚資本已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大受益者，它在商品流通和貨幣金融領域對資產的掠奪性再分配，是造成國家財政赤字惡化，銀行壞帳率居高不下，產業資本發展緩慢以至停滯萎縮，工人大規模下崗失業，農民撂荒外出，社會貧富嚴重兩極分化的最主要結構性因素。

王亞南先生在《中國經濟原論》一書中指出，官僚資本是利用政治特權、主要通過掠奪在流通和金融領域進行財產再分配的一種資本原始積累形式。它從三種不同而又相互聯系的資本形態中產生出來，并在這三種資本形態中生存、活動和發展。這三種不同的資本形態分別是：官僚私人所有的資本；官僚經營管理的國家資本；官僚支配的其他私人資本。新興官僚資本的再生途徑，可以概括為以下幾種：（1）利用職權貪污受賄；（2）利用所謂“二元體制”及對經濟的統制，進行倒賣批文和倒賣商品來牟取暴利；（3）在特權保護下的走私；（4）部分掌控“領導權”者和銀行中的負責人操縱銀行貸款，控制股票、期貨等證券市場，以及操縱、壟斷房地產市場，投機變賣“國家基本建設項目”，等等。新興官僚資本的存在方式也有以下幾種：（1）以家屬、子女、親戚或親信名義開辦公司；（2）購買國債、股票等證券；（3）以“外資”形式再投資國內，或獨資，或“合資”；（4）購買房產、地產，出租生財，等等。而且，這些非法收入大部分都“洗凈”并以合法形式出現。關于新興官僚資本的具體數據，幾乎是永遠不可能統計清楚的。在官僚制特權保護之下，這些新興官僚資本的“人格化”代表們繼續獲取超額利潤，并不斷尋找、制造新的增長點。

實際上，官僚資本與公有制經濟的關系是一種得失關系，官僚資本所增加的，就是公有制經濟所損失的。小農經濟和私有資本，雖然也可能對公有制經濟產生某些影響，但卻并不是得失關系，甚至還可以有所補充和促進。官僚資本的作用，絕非只是已歸于少數官僚及其子孫名下的資本，而是內在于公有制經濟，并制約著個體小農經濟與私有資本的發展。因此，新興官僚資本具有兩重性：一是，它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具有直接掠奪性和瓦解性；二是，它再次成為中國自由私有資本發展的主要障礙。與之相對，公有制經濟在原則和基本制度上，又是勞動群眾利益的集合，國家機構中有相當一批能夠認知并代表勞動者利益的工作人員以及絕大多數共產黨員，他們在努力維護公有制原則，抵制新興官僚資本勢力。由此構成中國經濟主要矛盾雙方的對立和斗爭，它決定著、制約著中國經濟的演化及其趨勢。公有制作為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新的“個人所有制”（馬克思語），能否保持其主體地位，并不取決于新興官僚資本對它的侵吞和損害，而是取決于當前社會主義民主法制主導下的改革，使它的權利體系進一步完善，在克服官僚資本的進程中不斷發展，并引導個體小農經濟的改造和自由私有資本的發展。

官僚制：官僚資本的政治制度基礎

官僚制，不僅在中國有其悠久的歷史根源和現實社會基礎，而且幾乎在全世界所有現代國家中都有其存在樣式。實際上，官僚制已成為21世紀現代社會的主流政治體制之一，與集權制、民主制、民主集中制和代議制等其他政治體制大有水乳交融之勢。在一些西方政治學家看來，官僚制已被視為現代國家的核心因素。

《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對官僚制概念進行了梳理和界定：“官僚制（即官僚統治）的概念在十九世紀初期得到具體的闡釋，并成為對古希臘統治類型分類（如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最為重要的補充。該術語的早期含義僅僅指官員的統治；但從一開始，由于官員的集體機構（官僚體制）、由于官僚統治的機制成為人們關注的中心問題，因而它又被附之以各種不同的曲解含義。在過去的150年中，這個術語的含義得到了極大的擴展，而且在日常和學術應用中這種擴展的趨勢至今仍無跌落的跡象。十九世紀末期，它的含義已被擴展到不僅指國家的，而且還指所有大型組織中受過訓練的專職人員組成的行政管理機構。到二十世紀中葉，它又被用作‘大組織’的同義詞。現在，把現代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談論其官僚性質更是司空見慣了?！痹谖鞣绞攀兰o，這種官僚制首先是同歐洲中央集權制國家發生聯系的，它表現為在行政法方面受過專門訓練的專業文官對本國公民生活所實行的全面控制，它總是被拿來與英國那種自治政府制度相對照。歐洲各國迫于集權制的拿破侖帝國所帶來的壓力，紛紛進行了行政體制改革，這就使得建構中的官僚制概念納入到了有關行政效率的學說中。特別是在奧地利和普魯士所進行的改革，在機構方面是以官員個人控制下的官職等級制度取代了舊的委員會和社團；而所有這些都是在發展中的行政理論的幫助下實現的。黑格爾將這些實際發展與關于理性本質的論述聯系起來，并把這種聯系看成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黑格爾的法哲學理論也為此后各國政府培植發展官僚制提供了一整套潛在的合法性根據。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等文章中對官僚制進行了一系列批判，他認為，官僚制的存在是與社會大集團連接在一起的，官僚依照形式主義的那種千篇一律的精神行事，并且創造出一種幻想的普遍利益。官僚制將形式主義變成了目的本身，創造出一個知識等級制度，將知識轉變成神話和私利，將各級官僚束縛在追逐升遷的官場中，并保證他們有著比他人更大的穩定收益和安全感。馬克斯·韋伯認為，現代世界的理性化就在于它的官僚化，即官僚制能夠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不同類型的社會中獲得長足發展。韋伯認為，官僚制的合理性就在于它使行政法規約束以及要求知識作為決策基礎成為了現代制度結構的基本特征。

中國所謂的兩千年封建主義社會，應該稱作集權官僚制社會，而與西方相對應的封建領主制社會形態，應該是在周朝和春秋戰國時代。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說：“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钡凇吨腥A帝國的專制制度》一書的作者魁奈眼里，中國不但不“恐怖”，反而是一個管理得很好的、沒有戰爭的、也不侵犯他國的文明國度。事實上，中國官僚政治的長期穩固主要得益于兩點，一是它具有一個統一而成熟的“政治指導思想”，即儒家道統思想體系，或曰官文化；二是它具有一個成熟而平衡的官僚統治體系，即集權官僚制，這是同時期人類社會所能達到的最完整和穩定的政治系統。對中國官僚系統來說，由秦漢至明清，經過不斷充實和完善，大體上形成了中央機構、地方機構和武官機構三大子系統，以及按品位（九品）劃分等級層次的結構。它經過由簡到繁、由粗到精的演變，最終形成了復雜而精巧的中國官僚等級制。中國官僚政治從其哲學基礎即“天人合一”、“人與天地參”的思想出發，但凡天上、地下、人間的一切，都歸官來管。每當擴展一塊疆域，就立即派出相應的官吏去管理，每當社會生活出現一些新事物，就要增加一種官職去治理。一切社會生活都被置于國家的管治之下，國家權力無處不在，官吏無處不在。一切社會行為無不受官的控制，一切社會生活無不打上了官的烙印，注入了官文化的精神，即便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這種跡象亦未消失。在現代中國，改造和代替官僚制的新制度是社會主義民主制即民主集中制，但這還是一個比較初級的民主集中制，它仍然帶有比較濃厚的集權官僚制色彩。要真正發展、完善并落實民主集中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也就是說，徹底改造和代替集權官僚制，將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歷史任務。

關于民主集中制，列寧在《致“社會主義宣傳同盟”書記》中指出：“我們在自己的報刊上一向維護黨內民主。但是我們從未反對過黨的集中。我們主張民主集中制?！?，并認為：“應該努力做到對代表大會的決定進行最廣泛的討論，應該要求全體黨員以十分自覺的、批判的態度對待這些決定。應該使所有的工人組織在充分了解情況的基礎上說明自己贊成那些決定，不贊成那些決定。如果我們是真正地、嚴肅地決定在我們黨內實行民主集中制，如果我們決定吸引工人群眾自覺地解決黨的問題，那就應該在報刊、集會、小組和團體中進行這樣的討論?！贬槍Χ韲锩鼘嶋H，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指出，克服官僚主義和改造官僚制的關鍵在于“把國家官吏變成我們的委托的簡單執行者，變成對選民負責的、可以撤換的、領取微薄薪金的‘監工和會計’（當然還要用各式各樣的和各種等級的技術人員），——這就是我們無產階級的任務，無產階級革命實現時就可以而且應該從這里開始做起”。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應該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痹?962年《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說：“看起來，我們有些同志，對于馬克思、列寧所說的民主集中制，還不理解……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咒罵，也不能用拳頭，更不能用刀槍，只能用討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一句話，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讓群眾講話的方法。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鄧小平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中也指出：“因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壞，黨內確實存在權力過分集中的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常常以‘黨的領導’、‘黨的指示’、‘黨的利益’、‘黨的紀律’的面貌呈現，這是真正的管、卡、壓。許多重大問題往往是一兩個人說了算，別人只能是奉命行事。這樣，大家就什么問題都用不著思考了。”可見，由官僚制所衍生出來的官僚主義對黨的影響和危害有多么大。不過，中國的官僚制也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那種官僚制，它是具有中國文化特質的政治制度，其思想基礎是中國傳統官僚政治文化，即官文化。

官文化：官僚資本的文化根源

官文化與官僚制一道，一方面生發著官僚資本，另一方面又作為官僚資本存在和發展的條件。中國的官文化是以制度化儒學為主體的官僚政治文化，它是由孔孟創始，并由秦漢及以后歷代統治者和其麾下學者們維護、改造并貫徹于中國社會的統治意識。它的基本理論是儒家道統，并具體化為統治民眾和協調統治階級內部關系的豐富內容。無庸置疑，官文化在中國歷史上曾經起過相當巨大的進步作用，中國在農業文明時代的先進生產力與官文化是統一的，但是，在中國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化的過程中，官文化卻成為中國社會變革的主要障礙。它作為中國兩千余年的政治文化，可謂根深蒂固。進入現代以來，雖然受到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的沖擊，但它卻以官僚資本主義形態存活下來，并嚴重地阻礙著中國社會的變革和進步。其實，不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在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和制度建構中，都存在著各種形式的官文化的干擾。只要有官僚體制存在，就會有不同形式的官文化作為其意識形態而存在，就會有官僚資本勢力生成的可能，“蘇聯模式”及其破產就是一個典型例證。

20世紀的中國文化，其主要內容就是社會主義文化與官文化及其現代變種官僚資本主義的矛盾和斗爭。這兩種文化的矛盾，仍是當代中國文化的主要矛盾。官文化是特定歷史階段階級統治的意識形態，只有根據社會主義原則和階級分析的方法才能真正予以批判。這個原則就是馬克思所提出的社會主義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當年毛澤東的成功，在于他所理解的社會主義原則，發動民眾進行社會變革，以社會主義的民主與自由，調動并組織民眾的變革精神。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在于此。然而，當我們黨武裝革命奪取政權以后，毛澤東卻違背了他以辯證法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規定，片面強調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這一世界一般性的矛盾，并把它作為中國特殊國度性的矛盾，忽略了官文化及其舊勢力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內，官文化及其所體現的舊勢力，仍是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中的一個方面。雖然是次要方面，但卻是與社會主義勢力相對立的中國發展的主要障礙。毛澤東對辯證法的抽象發展，也是他對辯證法的最大貢獻，就是他對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規定。但是，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改造”以后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規定，忽視（至少在語言表述上不明確）官僚資本勢力的變形及殘存，不是把這股勢力，而是把仍在中國具有先進性的自由資本勢力（資產階級）作為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雖然晚年曾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來詮釋“資產階級”，但仍不確切。而這樣的規定，也必然導致革命運動對象的不明確，以及策略上的失誤。盡管如此，《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的編撰者仍然認為，“在中國，毛澤東把對官僚主義的攻擊作為發動那場涉及對各級官員進行系統撤換的文化大革命的理由”。

在對待“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問題上，列寧和葛蘭西等人與毛澤東也有相通之處。列寧在《論合作社》中指出，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后要立即開始改造官僚制與文化革命這“兩個劃時代的主要任務”。葛蘭西認為，現代官僚制的出現無疑是對舊制度垂死掙扎的一番記錄。與列寧一樣，葛蘭西認為，現代官僚制具備了某種革新的成分，尤其是它令生產力強制地束縛在舊有的制度架構上，即等于增加了資本主義完全暴露其基本矛盾的潛在危機。關于官僚制問題上的看法，我們還可以把韋伯與葛蘭西作一比較。韋伯認為：“這種機構（官僚制）一旦建立，其客觀上的不可或缺性加上它特有的‘非人格性’，使得它——相當于封建的，基于個人忠誠的秩序——很容易為任何人服務，只要此人知道如何來駕馭它?！钡陧f伯看來，現代官僚的抬頭則預示了一種可靠而持久的支配形態將會不斷自我繁衍下去。韋伯將現代官僚支配視作反對革新的勢力，尤其當它通過對舊有關系的僵固化，或多或少地都會阻礙超越現有狀況的改革企圖。理由是，官僚制傳統具有其特殊的理性化，而現代官僚制相對于所有其他的社會組織形式，具有最佳的歷史合法性和技術上的完美性。韋伯認為現代社會有逐漸官僚化的傾向，但他卻始終不能完滿地解答現代社會的核心問題，即“對于中央集權的——無論是私人或是國家的——權力，應該如何來加以控制”。在這方面，葛蘭西與韋伯顯然不同，葛蘭西反對現代社會的官僚化傾向，并提出了“文化領導權”理論，其主要觀點是，對于西方無產階級革命來說，革命的前提條件是首先奪取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即文化革命，喚醒工人階級的革命意識，然后再進行經濟革命和政治革命?？梢?，為了建立、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而高度強調和重視文化革命這方面，列寧、葛蘭西與毛澤東的思路是相通的。

總之，改革開放以來，官僚資本已經作為一股新的政治、經濟勢力，從初級民主集中制和初級公有制的機體中再生，這是一種異化。因此，防止政權資本化，防止資本官僚化，以社會主義文化克服官文化，以民主的權威克服官的權威，以公有制經濟克服官僚資本，就成為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和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關鍵環節，成為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項重大而艱巨的歷史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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