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經濟學消息報》2005.5.27,中國經濟史論壇掃校
張夏準(劍橋大學經濟學教授)
王曉蓉 譯(南開大學)
賈根良 校(中國人民大學)
目前，發展中國家面臨著巨大的壓力.這就是為了推進其經濟發展，他們必須采用一套“好的政策”和“好的制度”，這其中包括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以及嚴格的專利法。當某些發展中國家表現出不愿意采納它們之吋，這種建議的提倡者們常常對這些國家的愚蠢表示難以理解，在他們看來，這些政策和制度已經是被嘗試和被驗證過的發展良方。他們認為，這些政策和制度畢竟是發達國家為了致富在過去已經使用過的。他們如此絕對地相信自己的這種建議，以至于在他們看來，這不得不通過雙邊和多邊的外部壓力被強加給發展中國家，甚至當這些國家不想要這種建議的時候，也是如此。
自然，對于這些政策和制度是否適合于發展中國家，目前已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然而，奇怪的是，甚至許多對這些政策和制度在發展中國家的適用性表示懷疑的人也把下面的看法看作是理所當然的：這些政策和制度是發達國家在他們自己是發展中國家時所使用的。
與這種傳統智慧相反，歷史事實卻是這樣的：富裕國家在過去不是在他們現在所推薦的、并常常強加給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和制度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不幸的是，這種事實目前鮮為人知，因為資本主義的“官方歷史學家們”已經非常成功地改寫了他們自己國家的歷史。
幾乎今天所有的富裕國家在過去都使用關稅保護和補貼來發展他們自己的工業。有趣的是，英國和美國，這是兩個被看作是通過他們的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政策達到世界經濟領先地位的國家，實際上這兩個國家過去在使用保護和補貼方面卻是最敢作敢為的。
與流行的神話相反，在推進她自己的工業上，英國是強有力政策最敢作敢為的使用者，在某些領域甚至是開拓者。這些政策雖然在范圍上是有限的，但可以回溯到與毛紡業相關的14世紀(愛德華三世)和15世紀(亨利五世)，毛紡業是當時的主要工業。在那時，英國是向低地國家出口原毛的國家，例如，亨利五世試圖通過向原毛出口者征稅，并通過不正當手段從低地國家挖來熟練工人來改變這種狀況。
特別是在她的第一任首相羅伯特·沃波爾(Robert walPole)在1721年的貿易政策改革到大約1860年采行自由貿易政策之間，英國使用了非常有操縱性的(dj rigiste)貿易政策與工業政策，這涉及到非常類似于日本和韓國這樣的國家后來為了發展她們自己的工業所采取的措施；在這個時期，她比法國更嚴厲地保護了她自己的工業，這種操縱性的政策與其后來鼓吹的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體制相反。正因為這種歷史，19世紀中葉的德國著名經濟學家李斯特指出.英國向諸如德國和美國這樣的欠發達國家推銷自由貿易，擾如已經攀登到頂端的某個人試圖“踢掉梯子”一樣，
李斯特并不是按照這種眼光看待這種事情的唯一的一個人。美國當時的許多思想家就具有這種看法。確實.正是諸如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彌爾頓和(現在已被遺忘的)經濟學家丹尼爾·雷蒙德(Daniel Ray. mond)等美國人首先系統地發展丁幼稚工業的觀點。確實，李斯特已普遍地被看作是幼稚工業理論之父，但事實上，李斯特最初是一位自由貿易者(他是德國關稅同盟的熱心支持者)，只是在19世紀20年代被放逐在美國的期間，他才認識到了這種觀點。
今天人們很少知道.19世紀在美國和德國之間的智力交互作用并沒有到此就結束。在19世紀末.由羅雪爾、希爾德布蘭得、克尼斯、施穆勒和桑巴特為代表的德國歷史學派吸引了大量的美國經濟學家。1873年，美國新古典經濟學最初的領導人克拉克前往德國留學，在羅雪爾和克尼斯的指導下研究歷史學派，雖然他后來逐漸地遠離了這個學派，現在美國授于年輕經濟學家(40歲以下)聲望最高的獎項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那個時代，里查德.埃利(Richard ElY)作為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之一也曾在克尼斯的指導下從事研究工作.通過他的門徒康芒斯，里查德.埃利對美國的制度主義學派產生了影響。里查德.埃利是美國經濟學會奠基者之一.直到今天，美國經濟學會年會仍存在的最大的公眾講演就是以埃利命名的，雖然現在這個學會的成員很少有人知道埃利是何許人也。
不加夸張地說，在美國南北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是世界上保護最嚴重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注意到達一點是重要的：在美國南北戰爭的起因上，如果不是起到更大作用的話，關稅問題至少也與奴隸制問題起到了同樣重要的作用。在導致南北分裂的兩個主要問題中，南方實際上在關稅戰線上比在奴隸制戰線上更害怕。亞伯拉罕.林肯是一位著名的保護主義者，他是在輝格黨(現共和黨的前身)非凡的政冶家亨利·克萊(Henry Clay)的領導下在政治上嶄露頭角的，后者提倡以基礎設施發展和保護主義為基礎的“美國制度”(“American System'，這個名稱標明了這種認識：自由貿易符合英國人的利益)。林肯的高級經濟顧問之一亨利·凱里(Henry Carey)就是著名的保護主義經濟學家，他曾經在19世紀50年代初被馬克思和恩格斯稱為“美國唯一重要的經濟學家”，但是現在他幾乎已經完全從美國經濟思想史中被蒸發掉了。另一方面.林肯認為，非裔美國人是劣等種族，奴隸解放是一種不能馬上被實行的空想家的建議——據說他在1862年解放奴隸是作為一種戰略來贏得戰爭的，而不是出于某種道德信念。
在保護他們的工業上，美國人在當時一直就反對亞當·斯密和薩伊qcan Baptiste Say)等著名經濟學家所提出的建議，這些經濟學家們認為美國的未來是在農業上。然而，美國人確切地知道這是什么樣的博弈。他們知道，英國是通過保護和補貼達到領先地位的，因此，如果他們也要達到這種地步，他們就需要做同樣的事情。針對英國人向他的國家所宣傳的自由貿易，南北戰爭時期的英雄和美國在1868年到1876年間的總統尤利塞斯.格蘭特(ulysses Grant)反擊道，“在200年之后，當美國通過保護能夠獲得自己的產品時，她也將采行自由貿易”。當他的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達到領先地位時，她也通過向欠發達國家推銷自由貿易并迫使他們實現，從而開始“踢掉梯子”。
英國和美國可能是更戲劇性的例子，但是幾乎今天發達世界的其他地方在他們發展的早期階段也都使用了關稅、補貼和其它手段來推進他們的工業。在這個方面，德國、日本和韓國的情況是眾所周知的。但是，甚至瑞典這個后來被許多經濟學家看作“小的開放經濟”的國家，也曾經戰略性地使用關稅、補貼、卡特爾和對研究與開發活動的國家支持來發展他們的關鍵性產業，特別是對紡織、鋼鐵和工程進行丁支持。
自18世紀末以來.存在著諸如荷蘭和瑞士這些國家保持自由貿易的其些例外。然而，這是一些在18世紀其技術發展已經達到前沿的國家，因而，她們不再需要更多的保護。也應該注意到，直到17世紀，荷蘭為了建立她在軍事和商業上的霸權地位，曾經使用了給人印象深刻的干預主義措施。而且，直到1907年，瑞士沒有專利法，這直接與今天的正統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強調相抵牾(請看后面的論述)。更有趣的是，荷蘭在1869年廢除了她在.1817年制訂的專利法.其理由是，專利是政治上制造的壟斷，它與自由市場原則不一致——這是為今天大多數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們所不能理解的一種立場，直到1912年荷蘭才又重新實行另一部專利法。
在制度發展上，這種故事也是類似的。在發展的早期階段，今天的發達國家甚至沒有諸如職業的文職人員、中央銀行和專利法。只是在1883年通過(彭德爾頓法案)(the Pendleton Act)之后，美國聯邦政府才通過競爭過程招募其職員。中央銀行是一種今天啟由市場經濟學家們所珍愛的一種制度，但它在今天大多數富裕國家的20世紀以前并不存在——這種不存在的原因一點也不是因為它像今天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們所譴責的作為幫助厚顏無恥的借貸者脫離困境的一種機制。美國中央銀行(聯邦儲備委員會)只是在1913年才.建立，直到1926年，意大利的中央銀行甚至沒有壟斷票據發行。而到19世紀末.許多國家才允許外國發明者申。請專利。正如我上面已經指出的，盡管存在著國際壓力，但瑞士和荷蘭分別直到1907年和1912年才實行專利法，因此她可以自由地從國外“偷竊”技術。這樣的例子可以舉出許多。通過這種制度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這就是發達國家在她們發展的早期階段曾花了相當長的時間來發展制度。制度的發展典型地需要幾十年、有時需要幾代人的時間。在這里我們只舉出一個例子：至少從17世紀開始，中央銀行的需要至少在某些階層中被感覺到了，但是，第一個“真正的”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只是在1844年才創建，大約晚了兩個世紀。
另一個重要的結論是，今天的發達國家在早期的制度發展水平遠低于今天發展中國家的水平。例如，按照收入水平來衡量(可以承認這是很不完善的)，1820年的英國要高于今天印度的發展程度，但是，她甚至沒有今天在印度所存在的許多最“基本的”制度。地沒有普選權(她甚至沒有男性的普選權)，沒有中央銀行，沒有收入所得稅，沒有全面的有限責任，沒有完整的銀行破產法，沒有職業行政職員，沒有富有意義的證券管制法(securities regulations)，甚至沒有最低限度的勞動管制法(除了一些最低限度的和嚴格執行的對童工的管制法)。
如果富國推薦給貧國的政策和制度不是她們作為發展中國家時所使用的，那么這是什么樣的事情呢?我們只能得出結論.富國試圖踢掉使她們爬到頂端的梯子。在過去的20年中，發達國家迫使發展中國家采行所謂“全球標準的”政策和制度，而在這個時期，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變得更加困難了，這不是巧合。
在這個時期，發展中國家平均的年人均收入增長率已經減半，從上一個20年(1960年至1980年)的3％下降到1.5％。特別是，當次撒哈拉非洲(sub-Saharan Africa)和大多數前共產主義國家經歷了絕對收入下降的同時.拉丁美洲實際上停止了增長。經濟的不穩定性明顯地增加丁.在過去的10年中，我們所目睹的頻發的金融危機就說明了這一點。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收入不平等日益在加劇，貧困人口有了相當大數目的增加，而不是在減少。
做哪些事情可以改變這種狀況呢?
首先，有關發達國家歷史經驗的歷史事實應該更廣泛地被公布。這不僅僅是.使歷史正確”的事情，而且也是允許發展中國家以更廣泛的見聞為基礎做出選擇的事情。
其次.在對發展中國家進行雙邊和多邊財政援助時所附加的條件應該從根本上被改變。應該承認，正統的藥方是失靈的，同時也應該承認，可能不存在每個國家部可以使用的“最好實踐的”政策。
第三，WTO的規則應該被重寫，以便允許發展中國家為了發展她們的工業.可以更積極地使用關稅和補貼。發展中國家也應該被允許實行不那么嚴格的專利法和其它知識產權法。
第四.制度革新應該被鼓勵.但是這不應該被等同于對所有的國家強加一套固定的(在實踐上是今天美國的)制度。發展中國家特別要注意，不要過快地更換制度。尤其是相對于今天發達國家過去可比較的發展階段，她們已經有了相當發達的制度，要知道，建立新制度并使其運轉是有成本的。
通過允許發展中國家采用更適合于她們自己條件的政策和制度，這些國家將能夠發展的更快。在長期內，這也將使發達國家受益，因為這將增加她們的貿易和投資機會。發達國家不能把這種前景看作是我們時代的不幸。
(本文原名為《踢掉梯子：資本主義經濟史和智力史如何由于對新自由主義的辯護而被改寫》，發表于《后我向思維經濟學評論》，將收錄到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制度與演化經濟學現代文選》新中文版出版。該文可以被看作是作者的專著《踢掉梯子：發展戰略的歷史透視》的摘要，該書獲得了2003牟歐洲演化政治經濟學協會所頒發的繆爾迭爾獎，它已經被翻譯成土耳其文、朝鮮文、波多黎哥文和西班牙文等4種文字出版，目前中文版也正在翻譯中。本文譯者王曉蓉.南開大學經濟學系博士生，校者賈根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原載《經濟學消息報》(成都)，2005.5.27.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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