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為什么會犯如此“低極錯誤”？一言概之：坐而論道不如躬身實踐。不踏踏實實地沉淀在基層展開研究，再高明的方法論也解決不了實際問題。
新華每日電訊副總編輯陳凱星撰文說，中國的農民最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東南沿海的農民們把眼鏡細拆到一個個螺絲，把鞋子細拆成一個個鞋釘。然后，一條街、一個村、一個鎮、甚至一個縣，就專心做這些螺絲、這些鞋釘。他們用精細拆分市場的辦法，巧妙化解了經濟總量不足的劣勢，在每一局部市場上都做到了規模最大、成本最低，堪稱破解世界經濟難題的經典戰例。他們不聲不響地解決了經濟學家們在各類論壇上引經據典地爭論，但卻沒解決的問題。
為什么在國人的眼里，現在的一些經濟學家還不如農民？
首先是經濟學家群體形象的跌落，近年來一些知名經濟學家在重大問題上的發言確實不那么令人恭維，有網友總結經濟學家的著名“昏話”有：股市要破3000點；腐敗是改革的潤滑劑；中國人要購買兩套房；農民不要害怕當中產階級；把公共財產視作無主之物、M BO元年以及經濟學家要頂住互聯網的壓力等等。
想必，這些經濟學家一本正經地發表以上言論時，口氣之堅決如“定理”，卻沒想到會被如此猛烈地“炮轟”，令廣大網民和國民哂笑！他們為什么會犯如此“低極錯誤”？一言概之：坐而論道不如躬身實踐。不踏踏實實地沉淀在基層展開研究，再高明的方法論也解決不了實際問題。
農民則不同，他們時時為一家人的生計處心積慮地思考、憚精竭慮地勞作。農民式的精明在于，他們很實際，不會放過一絲改善生活的機會，他們善于以身邊成功人為榜樣，總結身邊失敗者的教訓。當一種市場機會出現時，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去嘗試，直至失敗抑或成功，而一旦成功，會引來大批仿效和競爭者，從這個意上來說，在中國南方出現專業化產業集群發展模式，并不奇怪。但這種簡簡單單的堅持的力量，就是探索，就是實踐。
而現在的中國經濟學人，最缺少的就是這種精神。
應當承認，中國有一批經濟學者是不乏這種精神的。顧準是，薛暮橋也是。顧準最早提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1959年，顧準被遣送河南勞動改造，在精神和肉體都受到極大折磨的情況下，他仍決心潛心研究10年，寫下了大量筆記，價值難以估量，“幾乎是以一人之力頑強鑿通了那條阻隔中西思想對話的黑暗隧道”。他的鉆研精神，現今哪位經濟學家能比？而薛暮橋，一生重視基層調查，眼光始終向下，其經濟研究就從家鄉的農村調查起步，并長期主辦《中國農村》月刊。建國初期，他就是省部級高官，但1961年，他還到浙江農村蹲點調查，1978年和1985年，又分別到安徽、江蘇、山東等地實地調查研究。其眼光向下的作風，如今又有哪個經濟學家能比？他們誰肯放下“尊貴”的身軀，沉淀到基層研究幾年，來研究問題、解決問題？
沒有。我們聽到的大多是某個經濟學家為誰代言以及其身后的利益，熱熱鬧鬧的學術之爭的背后，是真金白銀的利益調整。他們中一些人的本事在于，能夠依據利益既得者的真實意思和下一步的利益圖謀，創造出夠嘩然一時、令人炫目的理論來，M BO最終被叫停，似乎就是個典型的例子。
有人說，如今的一些經濟學家，是經濟學＋家的組合，他們是擅長在“家”里研究“經濟學”的“思想者”，樂意做西方經濟學的翻譯機器和剪貼機，他們最大的貢獻是把西方的經濟學理論和方法論移植到中國。他們常常陷入現象的爭論，因“矛”和“盾”
都是舶來品，而無法看清事物的本質。他們多是先有理論再有研究，而不是由基于實踐的研究推出理論。譬如一個拿西方鋼鐵打造中國傳統器皿的工匠。讓他們打個中國花色的盆碗還可以，千萬別奢望讓他造航空飛機。一種刻薄而形象的說法是，讓中國如今的經濟學家拿諾貝爾獎，實在比讓工匠造航天飛機還難。
稱職的經濟學家，應以精確的分析解釋經濟現象，以揭示經濟規律為己任。但如今中國的經濟學家似乎更喜歡用嘴來解釋經濟現象———西方的理論加上中國的嘴，就成了不走腦子的大嘴巴：沒有不會說的，沒有不能說的，沒有不敢說的。不剔除這些劣根性，他們將永難真正走入世界經濟學舞臺的中心。
也許，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有了這樣的一種“民意”與“見解”：就是農民拿了“諾貝爾”，也輪不上中國的經濟學家。
中國的“經濟學家”，醒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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