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的階級屬性與民主權利的實現

                                                  康新貴

當今中國已分化為四個階層：國家管理人、資本家、中產階級、勞動者，其中勞動者又分化為發展型、溫飽型、貧困型三個子階層。整個勞動者階級在社會結構中所占的比例為90%左右（發展型10%、溫飽型70%、貧困型10%），中產階級占7%左右，國家管理人占2.1%，資本家占0.3%以內。①各階層如何公平的實現本階層應有的政治民主權利和經濟權利？其基礎性的因素之一是人大代表中本階層的代言人所占的比例與本階層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否相當。毫無疑問，只有本階層的代言人才會竭盡全力的維護本階層的利益，其他階層的代言人至多是從公平或社會發展、社會安全的角度呼吁一下。很明顯，勞動者階級已淪落為弱勢群體，其根本性的原因是在國家的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中匱乏對勞動者階級利益進行有效保護的制度性安排，正是這種制度性的缺陷，使勞動者處于不利的社會地位，而這種制度性安排的缺陷，正是由于勞動者階級的代言人在各級人大中所占的比例與本階層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相當所造成的。

改革是對制度的變革和揚棄，制度歸根結底是對各階層政治、經濟、文化利益的規范性安排。各階層因其自身需求的不同，對制度的需求和期望也就不同。制度如何才能公平的體現各階層的意志，這是各階層實現本階層利益的基礎性保障。

各級人大的主要職責是選舉各級行政的主要領導人、審議和通過財政預算報告、依法制定法律等等。當選的人大代表是哪個階層的代言人，決定了他（她）將如何行使自己的權利。人大代表對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基本看法、對社會現狀的基本認識、持何種價值觀念、他（她）本人關注的社會焦點問題及本人的基本態度、當選后將如何開展工作等等，沒有強制性的法律規定他（她）必須向選民或代表進行說明，如此，選舉、被選舉以及監督權的實質意義就被大大削弱，事實上，只要代表本人不要違法亂紀，他（她）如何工作是不受監督和制約的。

在當今中國的財政支出中，與勞動者階級的利益密切相關的醫療衛生、教育、社會保障支出等在總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不僅低于發達國家，甚至低于一些經濟發展遠不如我國的國家，而橫向比較自有其顯示公平程度的意義。2005年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收入的12%。在發達國家中，社會保障的支出一般占到財政支出的30%左右。在英國中央財政支出總額中，社會保障支出約占32％，衛生及社區服務支出約占17％，教育支出約占12％；②2004，我國用于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支出總量占財政支出的比例為25％，新自由主義的典型代表美國為75％；近年來，我國每年在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逼近世界倒數第一，除了柬埔寨、津巴布韋等國比我國低之外，絕大部分國家都是高于我們。③例舉一個實例可能更為直觀，據《南方》雜志報道：21歲的瑪麗薩是黑人，5年前從貧窮的巴西東部農村來到首都巴西利亞。她結婚后與丈夫住在郊區，兩人靠打零工維持生計。3年前瑪麗薩懷孕，7個月時兒子早產，需要放到保溫箱護理，瑪麗薩和家人不用花一分錢。住院期間，她和陪住的丈夫還可以免費享受一日三餐。由于屬于低收入家庭，瑪麗薩的兒子一直到8歲前都可以免費從政府領取奶粉。巴西雖然是擁有1.8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但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趕上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水平，并且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全民免費義務8年教育和全民社會保障制度。④

我國的財政支出中醫療衛生、教育、社會保障支出等為什么會低許多？除了歷史慣性的原因外，勞動者階級的代言人在人大代表中所占的比例過少且原遠遠不能與其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當，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盡管勞動者階級是名義上的領導階級，但在人大——這一最高權力機關中并不占優勢甚至是根本無力與強勢階級對抗，人大作出的各種決議自然也就遠離勞動者階級的利益，勞動者階級淪落為弱勢群體也就很自然了。

人大代表的選舉，按規定是由各政黨、社會團體、選民聯名推薦候選人。很明顯，有組織的政黨比無組織的選民個人更有能力推薦自己的代表并使其在選舉中獲勝。在當今的四個階層中，國家管理人、資本家、中產階級都不乏其組織，而勞動者階級的組織，工人的工會，從整體上說名存實亡，不論是在國家或地方的重大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過程中沒有實質性的影響力，即使在具體的事件中，也聽不到其有力的聲音。血汗工廠、華為辭退員工、山西黑磚窯等等，工會組織都無所作為；至于農民，則無政治組織，浙江溫嶺市的農民要成立溫嶺農會保護自己的權利，從本世紀初至今，不僅未獲得批準，甚至至今未獲得不批準的書面決定，這使他們無法將此事進入司法程序，他們連起碼的程序性權利都未獲得。勞動者階級一盤散沙的無組織狀態，是其實際上的政治地位與名義上的政治地位嚴重不相符的主要原因。

社會大系統由政治、經濟、文化三個子系統共同有機組成，，經濟從來就不是獨立的經濟問題，經濟學只能稱其為政治經濟學，在政治、經濟、文化三個子系統的相互作用中，在一個具體的歷史時期，政治具有先導性的作用，尤其在我國——政府主導型的社會更加明顯。政治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先導性作用，不論是在1949年、上世紀6、70年代、1978年開始的改革，以及此后不同的歷史時期，政治對經濟、社會的先導作用都是首要性的因素。毫無疑問，勞動者階級能否在政治上公平的實現本階級應有的權力，是其實現經濟、文化權利的基礎。

參考文獻：

1．康新貴 《當代中國社會四個階層的劃分與階層矛盾》 中國社會學網 2007年9月；

2.齊志宏，《多級政府間事權劃分與財政支出職能結構的國際比較分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06年3月24；

3．中國經濟周刊，《專家建議:每年3000億建立初級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人民網》2006年8月7日；

4.《南方》中共廣東省委主管、主辦，2005年第11期。

作者：康新貴  郵編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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