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趙都市報》：公眾為何對經濟學家產生“道德質疑” 
 
中國網 | 時間：2005 年08 月08 日 | 文章來源：燕趙都市報 
 
隨著科龍董事長顧雛軍的倒臺，輿論界再度掀起一陣對國企MBO改革方式的質疑。在痛惜于國有資產流失的憂憤中，人們再次對“顧雛軍現象”進行聲討，再次對那些當初鼎力支持顧雛軍的經濟學家進行追問———敦促他們快些站出來，就當前的局面作出解釋。然而，那些在短短的十個月以前還在力挺顧氏的經濟學家們，卻并沒有人站出來作答。

大家知道，如果在一場辯論中一方逃席，則這樣的“辯論會”難免就會成為一場單向的批判會———當前，輿論與國內某些經濟學家的“辯論”就進入了這樣一種局面。在這樣的過程中，言辭越來越激烈總是難免的。而應該為此擔責的，當然是中途逃席的一方。但是，有人對此看不過去了———卻不是對經濟學家為什么不站出來看不過去，而是看不過去人們對那些經濟學家的批評。如一位著名的經濟評論員8月4日在《中國青年報》發表評論文章，對當前“進入全民對顧氏本人以及曾支持過顧氏的大批經濟學家的集體聲討階段”表示遺憾，要求大家“對與己相左的意見進行冷靜的思考”，“對顧雛軍惡言相向不如理性以待”。縱覽全文，雖稱是對顧氏要“理性以待”，亦頗有些為“被顧氏之火殃及”的經濟學者鳴不平之意。

對該文的邏輯，筆者不能認同———顧雛軍式的改革曾是如此轟動，被視作“代表了中國企業改革的路徑”，許多企業改革奉其為圭臬，現在這么一次改革卻失敗了，由此可以想到其帶來的損失之巨。對這么一次事件，難道不該“集體聲討”么？而且，難道“聲討”就注定是“不理性”的嗎？人們追問支持顧氏改革的理論是否正當，這難道要算是“惡言”嗎？

退一步說，即便真是有些“惡言”又怎么樣呢？在MBO過程中，一些企業家、以及為企業家提供“理論支持”的經濟學家，固然是飽嘗了一頓盛宴，其他很多人們卻是不堪回首，沒有、也根本無從享受到這場改革的成果，有些人甚至因此生活水準大為降低。在這樣的時候，即便他們“惡言惡語”地罵上幾句又有何妨？而且，如果是真正堅守學術良心的專家學者，難道還怕罵么？真理是罵得倒的么？難道不能理直氣壯地站出來辯駁么？

無獨有偶，浙江大學經濟學院一名博士后在8月5日《第一財經日報》發表文章，也就“對經濟學家應該怎樣進行批評”討論了一番。作者先借經濟學家盛洪之口指出，在學術討論中，批評者應該恪守兩個原則：“不能懷疑對方的動機、不能懷疑對方的智商”；然后作出自己的強調：“有價值的、理性的批評應該是對邏輯的質疑，而不是對論者道德的質疑。”

在我看來，“不能懷疑對方的動機、不能懷疑對方的智商”這兩句話就委實大有問題———首先，人的動機總是多種多樣的，人的智商也確實大不相同，那么，如果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認定某個經濟學家的理論中藏了私貨，如果已經公認某人經常犯常識性的錯誤，憑什么就不能懷疑其品行或智商？而且，如果這句話是成立的，是每個人、每次討論都應該尊奉的原則，那為什么一些以權威自居的經濟學家，卻經常在普羅大眾面前顯出一副“吾為智者，爾等不足與語”的樣子？為什么經濟學家們之間經常會有那樣根深蒂固的“門戶之見”？因而，這句話更準確的表述，顯然應該是“不能先驗地懷疑對方的動機、不能先驗地懷疑對方的智商”才對。如果要求大家不加任何條件地“不能懷疑”，則是對居心叵測者的默許、助力。

鑒于此，再看該作者所強調的，“有價值的、理性的批評應該是對邏輯的質疑，而不是對論者道德的質疑。”此言本身誠然無謬，但聯系上文，可以看出作者對“道德質疑”的反感，以至貶抑。其實，人們對某些經濟學家的“道德質疑”，并不是無緣無故憑空發出的，而是有著充分的“邏輯質疑”基礎，是“邏輯質疑”發展的必然，所以，這樣的批評同樣是有價值和有理性的。

經濟學是“入世”的學說，其話語邏輯不能背離現實太遠。如果某些人打著“經濟學家”旗號睜眼說瞎話，以“專業”為幌子指鹿為馬，本身就不講邏輯，卻要求其他人一定要遵守著和他同樣荒謬的話語方式和“游戲規則”，便是對他人話語權的剝奪。 （郭之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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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經濟學家應該怎樣進行批評
 
 
第一財經日報： 蘇振華    2005年08月05日
 
　　在公共領域之內，每個人都可以就公共話題發表自己的看法，但由于每個人的知識過程與人生感受各有不同，對問題會有不同的理解，很難說誰的看法就更接近真理，因此相互之間的批評是非常重要的。誠如德國當代大哲哈貝瑪斯曾指出的，在公共領域之內，唯有明達理性的討論，方有可能形成“主體之間”的“共識”，以期達成對事物的正確理解。
　　時事評論家水皮先生最近撰文《吳敬璉到底代表了誰的利益》，對吳敬璉先生提出了批評。吳敬璉先生是有廣泛社會影響的學者，或者說，吳先生擁有比普通人更大的“話語權”，就此而言，對吳先生的言論保持批判的立場是非常必要的。大概是在1999年，周其仁先生因撰文抨擊電信壟斷，而受到了某位據說是自居為“非主流經濟學家”的批評，這篇流傳甚廣的文章題目非常的俏皮——《周其仁正中誰的下懷》，這與水皮先生的文章題目可謂各有擅長。之后盛洪先生發表了一個看法，大致指出，在學術討論中，批評者應該恪守兩個原則——“不能懷疑對方的動機、不能懷疑對方的智商”。
　　如果同意盛洪先生看法，那批評應該怎樣進行？我認為，有價值的、理性的批評應該是對邏輯的質疑，而不是對論者道德的質疑。比如我說：“我喜歡大象、不喜歡狗。”如果不懷疑我是在奉行“狗歧視主義”的話，可能就很難對此予以批評了。但如果我說：“我喜歡體重更輕的動物，因此我喜歡大象、不喜歡狗。”這一論斷就要面對批評了，問題不在于我的“歧視主義”，而在于作出這一論斷時的邏輯推論是錯誤的。
　　這些年，批評經濟學家似乎是很時髦的事。如果我們愿意把某一群體稱之為“經濟學家”，也就是說把他們看成是依據經濟學邏輯而發言的人，那么對他們的批評就應該圍繞其所依據的經濟學邏輯而展開。如在去年的國企改革爭論中，很多經濟學家就受到了公眾的嚴厲指責，但就我個人的觀察，很多批評沒有意義，因為此類批評大抵都不是在質疑論證邏輯，只是流于情感宣泄的道義批評。
　　對經濟學家一種常見的批評是說因為“經濟學不講道德”，據此“經濟學家”也奉行“不講道德”的立場。本文無意陷入對“何謂道德”的冗長討論，只是簡單指出，這是一個假命題，是對經濟學的誤讀。經濟論說奉行的價值準則是“效率”，“效率”須落實為對個體福利的改進，經濟學判斷某一經濟行為是否“合理”，就是看這一行為能否改進個體福利，這當然是“求善”的表現，如何可以說“經濟學不講道德”呢？ 
       經濟邏輯要研究的問題是：在預設了某些特定的目標時，經濟邏輯可以就此類目標可否實現給予解釋。實施某種政策的目的是為了實現某些很富“道義感”的目標，可是經由經濟學的邏輯分析或實證分析，得出的結論或許會是實施這類政策事實上并不能實現其前定的目標，據此，從經濟學的邏輯出發會反對實施此類政策。在這里，經濟邏輯反對的是“手段”、而不是預設的“目的”；但極易引起誤解的是，批評者往往會無視其中的邏輯推理，就此批評經濟學是在宣揚“不講道德”的價值觀.

　　典型的例子是關于“最低工資”標準的爭論，比如從提高低收入者的福利這一角度出發，設置“最低工資標準”能否達致這個目的引起了廣泛的爭論。一種非常有影響的看法是實行最低工資標準并不能真正改進低收入者的福利狀況，據此反對在現實中實行這一政策。得出這一結論一方面是有理論的邏輯推演，一方面也可以尋求實證的支撐，但是，反對最低工資看起來是很缺乏“道德感”，由此在爭論中往往會將對實證的分歧轉換為對道德倫理的質疑。

　　當然，毋庸諱言，并不是所有的對現實政策的分歧都可以歸因于實證分析方面的分歧，有些政策分歧的確反映了價值判斷方面的分歧；作為個體的經濟學家，會有自身的價值準則，或許會有“不講道德”的論述，但這不是作為“經濟學家”所特有的價值準則。為此，對經濟學家進行批評時須區分兩類問題：其一是某些經濟學家是以“效率”判斷消解其他倫理原則，對此進行批評應該著眼于倫理準則的討論；其二是某些經濟學家作出判斷時存在邏輯推論上的矛盾，對此進行批評時應圍繞邏輯本身展開。（作者為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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