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化的探求
與中國的革命和建設
（2003年11月23日）
朱 佳 木

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對在中國實現工業化始終懷有強烈的愿望和堅定的信念，并為此進行了不懈的探求，付出了畢生的精力。他對于中國工業化的探求，大體可以分為四個時期，即1949年以前，1949至1956年，1957至1965年，1966至1976年。在這四個時期，他對工業化的探求都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產生過巨大影響，其中有輝煌的成就，也有一些失誤，包括他晚年在指導思想上出現的“左”的偏差。但無論是哪種情況，他對在中國實現工業化的奮斗目標和對社會主義一定要建立在工業化基礎之上的觀點，都是堅定不移的，有的錯誤甚至就出在急于實現工業化上。因此，分析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化的探求，對于深入探究和理解他的思想與實踐，深入探究和認識中國革命與建設中的一些重大歷史問題，都是很有必要的。
一
1949年以前，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化的探求，主要圍繞工業化在中國的政治前提和如何對待民族資本主義工業這兩個問題，集中體現于他所創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及相關政策中。
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中國工業化問題便同中國的民族獨立、國家統一等問題一道，成為中國面臨的基本問題。除了代表地主階級最腐朽力量的頑固派，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先后登場的一切政治派別，可以說都贊成在中國興辦工業，實現工業化。但怎樣才能實現工業化呢？對于這個問題，不同派別的答案就截然不同了。中國共產黨從她誕生起就向世人宣示，中國要實現工業化，必須徹底反帝反封建，掃除工業化道路上的這兩個攔路虎，并提出了進行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式民族民主革命的一系列政治主張。毛澤東將這些主張加以系統化，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論，即新民主主義理論。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從兩方面深入分析了外國資本主義對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作用。他指出：“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促進了這種發展。外國資本主義對于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又一方面，則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這些情形，不僅對中國封建經濟的基礎起了解體的作用，同時又給中國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造成了某些客觀的條件和可能。因為自然經濟的破壞，給資本主義造成了商品的市場，而大量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破產，又給資本主義造成了勞動力的市場。”“可是，上面所述的這一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的新變化，只是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來所發生的變化的一個方面。還有和這個變化同時存在而阻礙這個變化的另一方面，這就是帝國主義勾結中國封建勢力壓迫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帝國主義列強的目的和這相反，它們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接著，毛澤東列舉了帝國主義為了不使中國成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而采取的一系列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壓迫手段。
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明確指出，中國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要實現中國工業化的奮斗目標，就要首先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同時，要使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得以鞏固，就要爭取在中國實現工業化。他說：“解放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使之獲得充分發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在全中國境內的實現。這一點，懂得的人已一天一天地多起來了。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如無鞏固的經濟做它的基礎，如無進步的比較現時發達得多的農業，如無大規模的在全國經濟比重上占極大優勢的工業以及與此相適應的交通、貿易、金融等事業做它的基礎，是不能鞏固的。我們共產黨人愿意協同全國各民主黨派，各部分產業界，為上述目標而奮斗。中國工人階級在這個任務中將起偉大的作用。……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斗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 可見，在毛澤東看來，爭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實現中國的工業化，都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正是這一觀點，使中國工業化與反帝反封建這兩個中國面臨的基本問題被緊密聯系到了一起。
由于只有發展工業化才能鞏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成果，因此，毛澤東進一步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要分兩步走。“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 這個“第一步，雖然按其社會性質，基本上依然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它的客觀要求，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然而這種革命，已經不是舊的、被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和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因此，這種革命又恰是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掃清更廣大的道路” 。
對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還將繼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毛澤東解釋說：“在革命勝利之后，因為肅清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物，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社會中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為怪的。資本主義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這是經濟落后的中國在民主革命勝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結果。” 他還說：“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說也奇怪，有些中國資產階級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發展資本主義的主張，而要轉彎抹角地說這個問題。另外有些人，則甚至一口否認中國應該讓資本主義有一個必要的發展，而說什么一下就可以到達社會主義社會，什么要將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畢其功于一役’。很明顯地，這類現象，有些是反映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有些則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于民眾的欺騙手段。”
那時，黨內有一些同志也反對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工業，主張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直接實行社會主義。對于這種自發產生的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傾向，毛澤東也給予了無情的批判，指出這是一種“民粹派”的思想。他在1944年8月31日致博古的信中說：“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工廠（社會生產，公營的與私營的）與合作社（變工隊在內），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民粹主義的地方。……現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中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 他在1945年4月黨的七大書面報告中說：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要不要發展資本主義，“這個問題，在我們黨內有些人相當長的時間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種民粹派的思想。這種思想，在農民出身的黨員占多數的黨內是會長期存在的。所謂民粹主義，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中間不經過發展資本主義階段” 。他在1948年4月1日晉綏干部會議的講話中又說：“現在農村中流行的一種破壞工商業，在分配土地上主張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它的性質是反動的、落后的、倒退的，我們必須批判這種思想。” 他還在1948年9月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們反對農業社會主義，所指的是脫離工業、只要農業來搞的什么社會主義，這是破壞生產、阻礙生產發展的，是反動的。但不能由此產生誤解。將來在社會主義體系中農業也要社會化。”
1948年7月，經黨中央審定、以新華社名義發表的《關于農業社會主義的問答》中強調：“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是指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一種平均主義思想。抱有這種思想的人們，企圖用小農經濟的標準，來認識和改造世界，以為把整個社會經濟都改造為劃一的‘平均的’小農經濟，就是實行社會主義，而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過去歷史上代表小生產者的原始社會主義的空想家或實行家，例如帝俄時代的民粹派和中國的太平天國的人們，大都抱有這一類思想的。” 顯然，這一文件也是在毛澤東上述思想的指導下制定的。
毛澤東不僅把是否有利于中國工業化的發展作為制定一切政策的根本出發點，而且在我們黨所領導的根據地，已經實施了保護私營工商業和發展公營工商業的政策，并注意糾正各種看不起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思想傾向。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開展了包括發展公營工業在內的大生產運動，使邊區已經能夠自己解決布匹和日用品的需要，工人的數量也由開始的700人發展到1.2萬人。1944年5月，毛澤東在邊區工廠廠長及職工代表會議上講話時指出：邊區工業的“數目雖小，但它所包含的意義卻非常遠大。誰要不認識這個最有發展前途、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變化的力量，誰的頭腦就是混沌無知。要打敗日本帝國主義，需要工業。要使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的保障，就需要工業化。我們共產黨是要努力于中國的工業化的。中國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沒有新式工業。日本帝國主義為什么敢于這樣地欺負中國，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強大的工業，它欺侮我們落后。因此消滅這種落后，是我們全民族的任務。老百姓擁護共產黨，是因為我們代表了民族與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建立新式工業，如果我們不能發展生產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擁護我們。……經濟工作，尤其是工業，我們還不大懂，可是這一門又是決定一切的，是決定軍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這一切東西的，是決定社會變化的。因此所有的共產黨員都應該學習經濟工作，其中許多人應該學習工業技術。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不關心工業，不關心經濟，也不懂別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對這些一無所知，一無所能，只會做一種抽象的‘革命工作’，這種革命家是毫無價值的。我們應該反對這種空頭革命家，學習實現中國工業化的各種技術知識。”
任弼時在1944年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演講時，曾引述過毛澤東關于發展邊區生產的另一段話。毛澤東說：日本帝國主義與漢奸“這些妨礙生產力發展的軍事政治力量不取消，生產力就不能解放，經濟就不能發展。因此第一個任務就是打倒妨礙生產力發展的軍事政治力量，這就是為著解放生產力。學過社會科學的同志懂得這一條，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產力向上發展的問題。我們搞了多少年就是為了這件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主要的就是講的這件事，就是講生產力在歷史上是如何發展起來的”。任弼時在引述這段話后講：“毛主席的指示也就是告訴我們一個真理，即革命是為著建設，而建設的根本是發展經濟。”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毛澤東在領導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對于革命是為著解放生產力、為著掃清工業化道路上的障礙的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是有清醒認識和深刻理解的，是貫徹到了革命戰略與策略的各個方面的。正是因為有著這些正確的戰略與策略的指導，才使新民主主義革命得以順利進行，并取得了徹底勝利。
二
1949年到1956年期間，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化的探求，主要圍繞中國工業化的具體道路和生產關系的相應變革這兩個問題，集中體現在他所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及其貫徹措施中。
對于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問題，毛澤東和黨中央的其他領導同志在建國前夕和建國初期都曾表示，要讓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比如說15年，二三十年，至少10年，多則15年或20年等等，然后再向社會主義過渡。可是，到了1952年，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聽取關于“一五”計劃方針任務的匯報時，提出從現在起就要開始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開始過渡。以后，他又于1953年2月提出，要在10年到15年或更長一點的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及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接著，他又在同年6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把實現“一化、三改”作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提出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黨中央于1953年12月正式制定了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這就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之所以出現這個變化，固然有建國初期經濟恢復取得了超出預期的成績、國家資本主義成分迅速超過了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而處于現代工業的第二位、一些資本家通過行賄和偷稅漏稅等違法手段損害國家利益等因素在起作用，但根本的考慮，還在于要抓住當時較為有利的國內國際形勢，加快國家工業化建設的速度。今天回過頭看，我們可以說當初打算用三個五年計劃左右的時間來完成“一化、三改”的任務，在時間上是短了一點，以后在執行中又一再“加速”、“加快”，以致一個五年計劃還沒有結束就完成了過渡，導致工作做得比較粗，留下了一些后遺癥。但總的說，正是由于貫徹了這一路線，才使我國只用一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就為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并且為后來形成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創造了前提條件。
為什么要急于進行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由中央宣傳部制發的充分體現毛澤東關于工業化的思想并經過黨中央批準的《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以下簡稱《提綱》），對此作出過詳細的解釋。《提綱》指出：我國舊有工業的基礎是十分落后和薄弱的，1949年使用機器的工業的產值約占工農業生產總值的17%左右，而且主要是一些輕工業。即使有某些重工業，也多是帝國主義國家的修理廠（輪船、鐵路等）和為帝國主義國家提供原料和半成品的礦山和工廠，殘缺不全，經濟上不能獨立。因此，在革命勝利后，我們黨和全國人民的基本任務就是要改變國家的這種經濟狀況，在經濟上由落后的貧窮的農業國家，變為富強的社會主義的工業國家。這就需要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
那么，為什么又要急于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呢？對此，我們可以從多方面分析，但根本原因在于，毛澤東和黨中央根據國外工業化的經驗，決定選擇能較快實現工業化的發展道路，即優先發展重工業。《提綱》指出：根據蘇聯的經驗，要想在較短時間內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工業化就應以發展重工業為中心，從建立重工業開始。資本主義國家從發展輕工業開始，一般是花了50年到100年的時間才能實現工業化，而蘇聯采用了從重工業建設開始，在十多年中（從1921年開始到1932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就實現了國家的工業化。我國也只有建立了重工業，才能使全部工業、運輸業以及農業獲得為發展和改造所必需的裝備，才能自己制造火車頭、鋼軌、貨客運汽車、遠洋輪船和飛機；才能自己制造輕工業的精密機器，擴大和建立新的輕工業；才能生產農業機器和化肥，改造古老的農業；才能建立現代國防工業，不再受帝國主義的欺辱。我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就是圍繞這個中心制定的。而這就決定了，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都要適應這個中心，服務于這個中心。對此，黨中央早在解釋過渡時期總路線時就已說得很清楚了，即“一化”是“主體”，“三改”是兩翼。也就是說，“三改”是以“一化”為中心的。正如《提綱》所指出的那樣：發展社會主義工業和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是互相關聯而不可分離的。因為，“如果不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個體的手工業和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而聽其自然，那么它們就不但不能認真地支持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發展，而且必然會對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事業發生種種矛盾” 。
先說對農業、手工業的改造。
根據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要求，到1957年，我國糧、棉產量應當比1952年分別增加30%和34%。按照當時的生產水平，要完成這個計劃很不容易。單說棉花，就要由平均畝產30斤提高到38斤，這是有很大困難的。而且，即使完成了計劃，農業生產同工業建設、人民生活的需要相比，也是很緊張的。如果完不成，則更會拖工業化的后腿。
怎樣才能增加農業產量？從生產關系上看，當時有三種辦法：一是走農業資本主義化的路，搞家庭農場；二是學蘇聯辦集體農莊；三是推廣我們自己辦的農業合作社。在這三種辦法中，前兩種都不符合中國國情。毛澤東在1953年說：“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會主義，那就要兩頭落空。”
從技術角度看，增加農業產量當時也有三種辦法：一是開荒，二是修水利，三是合作化。三者比較，在當時見效最快的還是合作化。陳云在1954年向中央所作的《關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幾點說明》中算了一筆帳。他說：如果搞合作化，根據經驗，平均提高產量15%-30%，按30%算，就有1000億斤。以后核定為10%-20%，按20%算，也有六七百億斤。可見，這個辦法最實際，那幾年的糧食產量也證明了這一點。全國剛解放時，糧食產量是2200億斤，到1952年上升到3000億斤，然后逐年增加，1957年接近4000億斤，5年里增產近1000億斤，平均每年增產近200億斤。這是中國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增產速度。
對于加快農業合作化與工業化之間的關系，毛澤東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一文中曾作過透徹的分析。他說：“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不能離開農業合作化而孤立地去進行的。首先，大家知道，我國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生產水平，現在是很低的，而國家對于這些物資的需要卻是一年一年地增大，這是一個尖銳的矛盾。如果我們不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解決農業合作化的問題，即農業由使用畜力農具的小規模的經營躍進到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經營，包括由國家組織的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移民墾荒在內（三個五年計劃期內，準備墾荒4億畝至5億畝），我們就不能解決年年增長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要同現時主要農作物一般產量很低之間的矛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就會遇到絕大的困難，我們就不可能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
其次，“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一個最重要的部門——重工業，它的拖拉機的生產，它的其他農業機器的生產，它的化學肥料的生產，它的供農業使用的現代運輸工具的生產，它的供農業使用的煤油和電力的生產等等，所有這些，只有在農業已經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規模經營的基礎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
再次，“我們的一些同志也沒有把這樣兩件事聯系起來想一想，即：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部分是要從農業方面積累起來的。這除了直接的農業稅以外，就是發展為農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資料的輕工業的生產，拿這些東西去同農民的商品糧食和輕工業原料相交換，既滿足了農民和國家兩方面的物資需要，又為國家積累了資金。而輕工業的大規模的發展不但需要重工業的發展，也需要農業的發展。因為大規模的輕工業的發展，不是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所能實現的，它有待于大規模的農業，而在我國就是社會主義的合作化的農業。因為只有這種農業，才能夠使農民有比較現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購買力。”
關于個體手工業問題，《提綱》指出，由于它的生產十分落后，不能使用新的技術，生產和銷售都會遇到許多不可克服的困難，因此，也要像對待個體農業那樣，經過合作化，把手工業勞動者的個人所有制改變為集體所有制。
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這些分析在今天看來，不一定都切合實際，但出發點顯然都是為了提高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以適應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需要，而且也確實起到了這個作用。在實行過程中，毛澤東和黨中央雖然也強調要堅持自愿互利原則，運用啟發、示范的方法，但由于對形勢估計過于樂觀，因此存在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過于簡單劃一等缺點，并且把一些主張謹慎穩妥的意見當成政治問題，批所謂“小腳女人走路”，批右傾保守思想等等。這些不僅在當時帶來一些副作用，引起了一些群眾的不滿，而且也給后人造成一種錯覺，似乎加快改造速度是從政治斗爭需要出發的。
再說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保護資本主義工商業是新民主主義三個綱領之一的經濟綱領所規定的，但是，資產階級惟利是圖的本質決定了資本主義工商業對于國計民生具有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兩方面。因此，保護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策既包括利用其積極作用的一面，也包括限制其消極作用的一面。對于這一點，黨在全國解放前夕的七屆二中全會就說清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們黨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利用、限制政策的同時，創造了諸如加工訂貨、經銷代銷、統購包銷、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這實際上已經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
為什么又要加快進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這種改造呢？《提綱》在分析其中原因時，講到了資本主義企業內的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矛盾，但主要還是講資本主義所有制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與國家實施工業化計劃之間的矛盾。《提綱》指出：私人工業“企業的設備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低，成本高，資金很多浪費，擴大再生產的能力很小或甚至沒有，因而影響到工業產品在市場上供不應求，影響到國家計劃受到破壞。如果不改變這種情況，這個廣大部分的社會生產力就不可能獲得充分的合理的發展以適應國計民生的需要，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就不能全部實現。”
就在過渡時期總路線正式確定的1952年，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經由1949年的63.3%下降為39%，而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工業產值在私營工業中比重則超過了一半。因此，黨中央當時設想，大約再用3年到5年時間，全國私營工商業可以基本上變為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再用8年到10年時間，可以完成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但沒過多久，公私合營出現了比這個設想還要快的形勢，以至到1955年冬季形成了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高潮，到1956年就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比原計劃提前了12年。雖然加快改造步伐是毛澤東的設想，而且在黨內沒有不同意見，但速度這么快，則超出了毛澤東本人的預料。之所以會發生這個變化，根本原因也在于國家要優先發展重工業。
由于我國經濟落后，要進行大規模工業建設，特別是要優先發展重工業，一個突出的問題是資金嚴重不足。因此，當時要合理配置資源，最大限度地集中財力物力用于工業化建設，在經濟體制上只能選擇計劃經濟。而實行計劃經濟，就必然會遇到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國家計劃之間的矛盾。正如陳云所說：“我們要搞經濟計劃，如果只計劃公營，而不把許多私營的生產計劃在里頭，全國的經濟計劃也無法進行。” 尤其是在“一五”計劃實施后，大規模經濟建設進一步引發了市場供不應求的緊張狀況，迫使黨中央決定對糧、棉、油等主要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同時對于一些重要的工業原料，如鋼材、生鐵、煤炭、木材等也開始實行計劃供應。這樣一來，私營商業，其中主要是批發商，就沒有了貨源；私營工業，其中主要是輕紡工業，就沒有了原材料。于是，公私合營步伐的加快就成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趨勢。同時，當時沒有合營的私人企業大多是中小型企業，設備技術都很落后，國家分配任務給它，它無法承擔；硬要塞給它，做出的東西也不合乎要求。因此，如果只對較大的私營企業進行個別合營，就會使中、小企業更加困難。于是，全行業公私合營的辦法也就順理成章，應運而生。在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過程中，還在一些行業內部進行了改組，該并的并，該淘汰的淘汰。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實行了企業的優化組合。陳云在1955年中央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會議上說：實行全行業的公私合營，“并不是哪個人空想出來的，是經濟發展的結果。現在既然按整個行業來安排生產、實行改組，那末，整個行業的公私合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實行全行業的合營，就無法安排生產，也無法進行改組。”
同農業、手工業合作化運動一樣，在私營工商業的改造過程中，也存在一些缺點和不足。特別是全行業公私合營形成運動以后，天天敲鑼打鼓放鞭炮，不該合并的合并了，不該合營的合營了，對一部分工商業者的使用和處理也不很恰當，一些工商業原有的供銷關系和協作關系被割裂，還有一些工商業帶有傳統特色的生產方法和經營方法被改變，以至出現產品質量下降、品種減少，企業管理馬虎，群眾購物、修理東西不方便等現象。對于這些問題，毛澤東和黨中央當時都注意到了，也采取了一些補救措施。例如，國務院曾及時作出決定，停止企業盲目合并，合營企業的經營管理方式一律半年不動，并且提出對一些商品不再由國家統購包銷，資方人員一般要安排在原企業當經理等等。盡管做了這些糾偏工作，但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然而，無論存在多少問題，都無法掩蓋一個最基本的事實，那就是：在這場社會主義革命中，毛澤東和黨中央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采取了由低級形式到高級形式、對資產階級和平贖買等辦法，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比較順利地實現了異常復雜、困難、深刻的社會變革和制度創新，取得了“偉大的歷史性勝利” 。
為了解決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資金不足問題，我們黨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采取了通過增加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以及工農業產品交換價格上存在一定剪刀差的辦法，擴大內部積累，從而為重工業積累資金。對此，黨內黨外一度議論比較多。有的人看到城里國營工廠工人的工資、福利、勞保比解放前高了，而農業稅上交多了，尤其是實行統購統銷政策后，農民不能再把余糧拿到自由市場賣高價了，就說什么現在“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共產黨丟了農民”，“忘掉了農村”，對農民“挖得太苦”，要求對農民“施仁政”，確保農民的“四大自由”等等。對于這個問題，毛澤東從兩方面作了回答。一方面從實際入手，分析工業化的資金來源；一方面從思想入手，批判小農經濟的思想。兩方面都是一個出發點，就是如何有利于早日實現工業化。
針對要求取消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的觀點，毛澤東指出，那種把取消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看成“施仁政”的主張，是“小仁政”，“是要毀滅中國的工業”。他說：“發展工業建設也是施仁政。我們施仁政的重點應當放在建設重工業上。要建設，就要資金。所以，人民的生活雖然要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
針對要求把工人與農民、城市與農村生活水平很快拉平的觀點，毛澤東指出，這是一種反映小農經濟“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錯誤思想、反動思想。他說，要從根本上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必須靠工業化，而不能靠搞平均主義。他說：“不是依靠農民自己勞動生產來增加他們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資同農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給農民，那不是要毀滅中國的工業嗎？這樣一拿，就要亡國亡黨。” 他還說：“不靠社會主義，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靠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產糧食，解決糧食問題，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那真是‘難矣哉’！”
《提綱》中提出：要批判那些“認為我國可以不要工業化、可以不忙工業化、可以降低工業化速度、可以不以發展重工業為中心，認為工業化對農民和一般人民不利”，以及那種認為可以不顧實際的可能，“要求百廢俱興，要求迅速大大改善人民生活，在一個早上把一切好事情都辦完的”思想。 它所針對的也正是那種只顧農民利益和片面強調改善人民生活的錯誤觀點。
從以上事實可以看出，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進行“一化”“三改”，是毛澤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中國工業化探求的偉大成果。盡管我們在實施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以及三大改造中存在這樣或那樣一些偏差，但不可否認的是，正是由于選擇了這樣一條工業化的發展道路以及進行了相應的社會主義革命，才使我國工業化得以迅速發展。
三
1957年至1965年期間，這一時期是我們黨探索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時期，也是我們國家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在這一時期，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化的探求，主要圍繞加快經濟建設速度和采用群眾運動方法這兩個問題，集中體現在他所提出的被稱為“三面紅旗”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及一系列糾“左”的努力中。
我們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總結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時，把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概括為“左”傾錯誤，使一些不大了解當時歷史情況的人望文生義，以為既然是“左”傾，那就一定是改變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要脫離生產力的基礎搞生產關系的升級。其實，我們黨之所以說這些錯誤是“左”的，主要是因為當時在工業化建設指導思想上急于求成，夸大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在實際工作中搞高指標、瞎指揮，刮浮夸風和“共產風”，并不是說當時的中央改變了社會主義要建立在工業化基礎之上的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雖然在實際工作中也一度出現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在吃穿住上實行共產主義”、“在‘三五’計劃時向共產主義過渡”等等急于改變生產關系的提法，但這些提法只是“三面紅旗”的表現和結果，并非它的根源。要弄清它們的根源，應當先分析產生“三面紅旗”的幾個背景。
第一，1955年下半年，農業合作化出現了高潮，進行得比較順利，由此產生了一種看法，認為農業生產關系已經變了，為農業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工業化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向前推進了。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序言中就表達了這樣一種看法。他說： “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成按照原來所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這些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
第二，1956年2月，蘇共召開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中國共產黨對此雖然不贊成，但認為它揭開斯大林這個蓋子還是有重要意義的，并由此開始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照搬蘇聯經驗，要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等等。特別是由于“一五”建設進行得比較順利，更助長了一種情緒，認為我們可以打破常規，打破平衡，用比蘇聯更高的速度進行工業化建設。
第三，1956年初，經濟建設中出現了急躁冒進的傾向，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在周恩來、陳云主持下，開展了反冒進的工作，強調“絕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號”，各部門訂計劃要實事求是。對此，毛澤東很不滿意，認為是給群眾潑了冷水，掃掉了“多快好省”、《農業發展綱要》和促進委員會（對各級黨委促進綱要實現的一種形象比喻）。因此，他提出要反“反冒進”，多次召開中央會議，批評反冒進，主張用“躍進”代替“冒進”，說：我們這樣大的國家，老是穩、慢就會出大禍，快一點就會好些；還說：要改變一窮二白的面貌，加速經濟建設，需要群眾的干勁，氣可鼓而不可泄。
第四，1956年9月，黨的八大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
第五，1957年，右派的言論中有一條，說1956年是“全面冒進”的一年。因此，反右斗爭也聯系到建設速度問題。
第六，自朝鮮停戰后，國際上出現總體和平的形勢。毛澤東希望利用這段“休戰”時間，加速國內建設，提早完成工業化，為增強國防力量，抵御可能發生的外來侵略，提供更加雄厚的物質基礎。
從以上分析不難看出，產生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這三件事的幾個背景，都與加快工業化建設的速度有關。
先說總路線。
總路線全稱是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內容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把它作為路線確定下來，是1958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會上，劉少奇在工作報告中對它進行了系統論述，概括了它的幾個基本點，其中主要是：“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條件下，工業和農業同時并舉；在集中領導、全面規劃、分工協作的條件下，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并舉，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同時并舉；通過這些，盡快地把我國建成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技術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這說明，總路線的出發點是要加快工業化步伐，核心是高速度。今天回頭看，總路線單純強調精神的作用，忽視經濟規律，否定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本身具有很大片面性，以它為指導思想，必然要出偏差。但也應看到，它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落后狀況的強烈愿望，目的是要加快工業化而不是跳過工業化。
再說“大躍進”。
前面提到的反“冒進”，開端于1957年9月的八屆三中全會。會后，《人民日報》社論用了“躍進”一詞。但以口號形式使用“躍進”一詞向全黨全國人民正式發出“大躍進”號召的，還是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偉大綱領》。社論要求，農業和農村各方面工作要“實現一個巨大的躍進”。這說明，“大躍進”運動不是要在生產關系上躍進，而是指生產力上的躍進，首先是指農業的躍進。
農業躍進，源于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農業發展綱要》。“綱要”提出，1967年農業產量，糧食1萬億斤，棉花1億擔，這已經是不切實際的指標。因為，1952年產量3200億斤，1967年如果到6000億斤，要年增4.1%，這和各國比都是最高的；如果到1萬億斤，要年增6%-7%，根本做不到。我國1967年產量4400億斤，又過了31年，直到1998年才達到1萬億斤；1967年產棉4000萬擔，又過了17年，直到1984年才突破1億擔。可見，即使沒有“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曲折，要實現“綱要”也是不可能的。但“綱要”畢竟還作了一些測算，而“大躍進”一來，各種指標就離譜了，完全靠拍腦袋，胡說一氣。許多省都表示要提前實現“綱要”，《人民日報》通欄標題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1958年秋天農業協作會議在各地虛報的基礎上提出，1959年保證糧產1.5萬億斤，力爭2萬億斤。有人竟說：糧食再提高，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國也夠用。毛澤東視察徐水后也說，要考慮生產了這么多糧食怎么吃的問題。
由于對1958年糧棉產量作出盲目樂觀估計，以為農業問題解決了，又把“大躍進”引申到工業，特別是冶金工業上。1957年11月，毛澤東率代表團赴蘇，赫魯曉夫告訴毛澤東，蘇聯打算用15年超過美國。毛澤東從英共領導那里了解到，英國當時鋼產量為2000萬噸，再過15年可能是3000萬噸。而我們到那時的鋼產量有可能達到4000萬噸，于是他在64個黨的會議上提出，中國用15年，也就是說，在1972年趕上和超過英國。接著，劉少奇代表中央在全國工會大會上宣布了這個目標，從此，超英趕美成為“大躍進”的重要口號。
1957年，我國鋼的實際產量是535萬噸。1958年，最初計劃鋼產量是624萬噸；在反“反冒進”的形勢下，改為711萬噸；在“大躍進”高潮中，進一步改為800萬-850萬噸。到了6月份，毛澤東根據下面匯報，認為趕超英國可以提前到10年、7年、2年，提出了鋼產量當年就要翻一番。于是又由800多萬噸改為1100萬噸，對外宣布為1070萬噸。當時，全年時間已過大半，光靠鋼鐵廠的高爐、平爐、轉爐完不成任務，于是動員全民大煉鋼鐵。年底，鋼產量搞到了1108年萬噸，但能用的只有800萬噸。這種用群眾運動搞經濟建設的做法，違背了經濟規律，違反了科學，投入大而效益低。如果當時冷靜 一點，按部就班地搞下去，用15年趕上英國的鋼產量，并不是沒有可能的。因為即使經過“大躍進”的折騰、三年困難和“文化大革命”的沖擊，1972年鋼產量還是達到了2338萬噸。而英國鋼產量在1970年達到2800萬噸后，由于產業結構調整，產量逐年下降，到1972年降為2500萬噸，雙方已經很接近。1973年，我國鋼產量也到了2500萬噸。1977年，我國是2300萬噸，而英國是2000萬噸。這一年距離我們提出用15年超過英國，也不過20年。
現在，我們都認識到“大躍進”是錯誤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它的出發點是要以盡可能短的時間使國家實現工業化。而且，用群眾運動的辦法，在當時也確有降低成本的考慮。陳云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中就說：“二五”時期用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群眾路線來進行建設，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造，這樣，國家可以少出資金。比如，農民在“二五”時期義務進行水利工程建設、開荒、改造耕地、造林等等，用工資計算，勞動折價約在500億元左右，這是一筆很大的投資。 陳云這段話固然有受到反“冒進”的批評后需要對總路線表態的意思，但也反映了他的真實看法。他是管財經工作的，能用較少的投資形成較大的固定資產，何樂而不為呢？
最后說人民公社化運動。
毛澤東說過，人民公社的特點是“一大二公”。今天看，它的問題也出在這里。大，政社合一，以社代政，埋藏了命令主義的隱患；公，一平二調，實際上是刮“共產風”，是在生產力水平比較低的情況下，試圖向社會主義的高級階段過渡，即我們后來所說的“窮過渡”。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一個東西是公共食堂，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吃飯不要錢”。但這件事的起因也不是為著改變生產關系，而是為著發展農村生產力，包括發展村辦企業。
為了解決農業拖工業化后腿的問題，1955年下半年全國掀起了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高潮。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按語中說到，現在辦的合作社以二三十戶的小社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資金少，不能進行大規模的經營，不能使用機器。這種小社仍然束縛生產力發展，不能停留太久，應當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鄉為一個社，少數地方可以幾鄉為一個社” 。此后，一些高級社的規模就比較大了，有的甚至達到了幾千戶。1956年冬季，為了提高農業生產力，農村又掀起了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的高潮，由此帶來兩個問題：一是修建長達幾公里、幾十公里、上百公里的灌溉渠道，需要在大面積土地上統一規劃，需要投入大批勞力和資金。這不僅涉及合作社之間的利益，也涉及村與村、鄉與鄉、區與區、縣與縣的經濟關系。如果核算單位過小，很難辦成這樣的大事。如果完全按商品經濟原則，按投入多少受益，在當時條件下也不可能。因此，人們自然會想到把相互協作的合作社合并成大社。二是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加上“大躍進”中地方工業遍地開花，造成農村勞力緊張。那時建水庫、水渠，基本沒有推土機、掘土機之類的大型機械，主要靠肩挑手挖、人海戰術，男勞力不夠，婦女也要上陣。一些地方為了盡可能騰出女勞力，讓她們參加工農業生產，也很自然地會想到把她們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辦簡易公共食堂和托兒所。
從以上過程不難看出，辦人民公社和辦大食堂，無論是領導人最初的考慮，還是基層最初的動因，都是為了擴大農田水利建設和農業經營的規模，為了盡可能多地增加農村勞動力，以適應工業化的需要。問題在于，后來由于種種原因，在宣傳上過分突出了它在生產關系變革上的意義，給它附加了很多意識形態上的內容，而且“層層加碼”，“喧賓奪主”，使人們反倒忘記了它的初衷。
突出人民公社的所謂共產主義因素，反映了中央一些領導人頭腦中急于過渡的思想。毛澤東在1958年北戴河會議上說：糧食多了可以搞供給制，吃飯不要錢。當然還要一個過程，部分地區一兩年或兩三年，大約一半以上的地區要四五年。有一個文件（指農林口提交給北戴河會議的《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見》）講，第三個五年計劃過渡到共產主義（指1967年），我加了“第四個”三個字，第三、第四個五年計劃向共產主義過渡（指1972年），不然太短了。這時劉少奇插話：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過渡。毛澤東接著說：加個“開始”可以。人民公社的建立標志著對資產階級法權的進一步破壞。按勞分配是法律規定的，也是資產階級法權的東西。
劉少奇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上說：八大二次會議之前，他在火車上同幾位同志吹公社，吹過渡到共產主義，說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時候就要為共產主義準備條件；還吹空想社會主義，吹托兒所、生活集體化、工廠辦學校、學校辦工廠，并且布置要編兩本書，一本“空想社會主義”，一本“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以后，第二本書編出來，里面收入了列寧1920年講的一段話。列寧說：共產主義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至少需要十年。他還說過，有可能在為期不下10年或10到20年的時間里，使俄國走向共產主義。他還對共青團說：現在15歲的這一代人，就能夠看到共產主義社會。可見，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從列寧開始，就存在把建成社會主義的時間看短、看簡單的問題。列寧后來承認犯了錯誤，說自己試圖使一個小農國家直接向共產主義過渡。但他這種錯誤的性質顯然屬于缺少經驗，與民粹主義完全是兩碼事，也從未聽說有人因此而指責他有民粹主義思想。
對于掀起公社化運動在毛澤東個人思想上的原因，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有個分析，他講了四條：一是照搬馬克思關于資產階級法權的概念并擴大這些概念的運用范圍；二是不適當地沿用革命戰爭時期的經驗，如供給制和無償調撥；三是青少年時代受過的某些政治思想的影響，包括空想社會主義和康有為的大同書；四是中國文化遺產中某些特殊材料的影響，如東漢末年張陵的五斗米教等等。薄一波沒有提到民粹主義的影響，因為這件事確實與民粹主義無關。
為了說明公社化運動并非民粹主義作怪，還可舉一些事例說明。1958年11月，在公社化運動高潮中，中央制定了一個《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年）》，并經毛澤東修改。其中寫道：“我國人民面前的任務是：經過人民公社這種社會組織形式，高速度地發展社會主義，促進全國工業化、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逐步地使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逐步地使不完全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過渡到完全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建成社會主義；同時，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共產主義的因素必將逐步增長，這就將在物質條件方面和精神條件方面為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奠定基礎。” 在他同年同月修改過的《鄭州會議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也有一段話：“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產資料，就必須實現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即機械化和電氣化）。” 在這個決議草案的基礎上，于同年12月黨的八屆六中全會上又通過了《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上面進一步寫道：“無論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發展為基礎。”“我們既然熱心于共產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于發展我們的生產力，首先用大力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農村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那樣做，不僅是一種輕率的表現，而且將大大降低共產主義在人民心目中的標準，使共產主義偉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 可見，毛澤東當時雖然有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思想，但并不是要跳過工業化來過渡，而是要通過加速工業化來實現過渡；雖然說過“第三、四個五年計劃向共產主義過渡”之類的錯話，但那是建立在浮夸風下對糧食和鋼鐵產量極度夸大的基礎之上的，是由于實踐經驗不夠而對什么叫實現工業化、什么叫建成社會主義缺少清醒認識造成的,因此，與民粹主義有著本質的區別。
此后，毛澤東經過調查研究，在鋼、鐵、糧食產量和向共產主義過渡時間的問題上，頭腦越來越冷靜，要求按照實際情況壓縮鋼鐵、糧食指標，并批評一些領導干部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在公社范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1959年底到1960年初，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進一步指出：“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 在他于1960年主持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中，公共食堂和一些供給制的做法最終被取消，公社內部的基本核算單位也由原來相當于高級社規模的大隊降為了初級社規模的小隊。這一核算制度后來長期未變，一直堅持到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
四
1966年至1976年期間是一個特殊時期，在這個時期，毛澤東一方面由于把注意力轉移到階級斗爭而導致錯誤地發動了 “文化大革命”，一方面仍然希望國民經濟能夠盡快發展，因此，毛澤東對工業化的探求，主要圍繞工業化建設的所謂“路線”問題，集中體現在他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以及有關國民經濟發展的一些重大決策上。
對于“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應當從兩方面進行分析。
一方面，這一方針反映了毛澤東晚年由于指導思想上發生“左”的偏差，錯誤地認為“抓革命”可以促生產。無論理論還是實踐都證明，靠“抓革命”是“促”不了生產的。因為所謂“抓革命”中的“革命”，是指“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具體說，就是斗爭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這樣的“革命”，既不可能抵御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戰略，有效地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更不可能調動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干部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相反，倒是會給一些陰謀家、野心家提供機會，亂中奪取黨和國家的各級權力，把人民引向災難的深淵。
另一方面，這一方針也反映了毛澤東并沒有放棄實現工業化的目標，他提出“抓革命”的目的是要“促生產”，是要體現在國民經濟發展上的。因為，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面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局面，明確提出了“以安定團結為好”，“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同意周恩來總理在四屆全國人大政府報告中重申三屆全國人大時的設想，即第一步，在1980年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2000年前）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前列。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批準了國務院兩次關于從國外引進先進設備的報告，一次是1972年從西德引進一米七軋機；另一次是1973年從西歐和日本進口43億美元的成套工業設備，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纖維，3套大石化，1套烷基苯，3個大電站，43套綜合采煤機組，以及透平壓縮機、燃輪機、工業汽輪機和貝斯發動機制造。而這兩次大規模的設備引進，在改革開放初期的工業化建設中曾發揮了巨大作用。而且，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對以周恩來和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內健康力量給予了相當大程度的支持，使他們能夠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頂住“四人幫”的壓力，解放老干部和科學技術骨干，整頓生產、科研、教學等各方面的秩序，從而減輕了因動亂而造成的損失。
在 “文化大革命”的那十年里，工業化建設曾在兩個方面受到過干擾。一方面，要求生產為“革命”讓路，有經驗的老干部、科技人員受到排斥，群眾組織打“派仗”，走了許多彎路，耽誤了不少時間，如果不是這樣，我們本來可以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又提出“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狠抓戰備，促進國民經濟新的飛躍”，片面追求高指標、高速度，從而造成農輕重、積累與消費等重大比例關系又一次嚴重失調。“四五”計劃規定，工業總產值每年增長12.5%，鋼產量要達到3500萬噸—4000萬噸，重工業產值占到國民生產總值的40%。這些都說明，“文化大革命”期間并沒有放棄工業化的目標。問題在于忽視了經濟規律，不注意經濟的平衡發展，致使積累率高達34%，人民生活水平持續10年沒有多少提高。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里，“我們黨沒有被摧毀并且還能維持統一，”“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著，社會主義建設還在進行。” 因此，工業化建設不僅沒有停滯不前，有些方面還取得了較為突出成就。例如，建成了成昆等9條鐵路、一座南京長江大橋和勝利等5個油田，發射了15顆衛星和一枚遠程地地導彈，爆炸了一顆氫彈等。這些成就的取得當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結果，相反，正是廣大干部和群眾抵制“文化大革命”的結果。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里，南有美國侵越戰爭，北有蘇聯陳兵百萬，東有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中央判斷帝修反有聯合進攻大陸的可能，做出了全面備戰和進行三線建設的決策。這一決策有對形勢估計過于嚴重的一面，三線建設也存在不講效益、浪費人力物力財力的弊病，但它對于改變我國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西南地區工業落后的局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為我們今天西部大開發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前提。另外，大中小同時并舉是毛澤東提出的工業化主張，“大躍進”時“小土群”紛紛上馬，而在三線建設中，由于中央強調大小三線同時建，中小工業又有了轉機。1970年的全國計劃會議提出，各省區市都要建自己的小煤礦、小鋼廠、小有色、小化肥、小電站、小水泥、小機械，作為支農工業體系，結果縣、鄉、鎮工業得到了大發展。這些也為改革開放后農村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起到了重要作用。
把中國由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變為一個獨立、民主、自由、統一和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由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是毛澤東為之奮斗一生的目標。現在，這些目標絕大部分都已實現或接近實現。雖然中國工業化任務還沒有最終完成，但一個基本的事實是，當毛澤東接過國民黨留在大陸的爛攤子時，中國還不能生產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而當他撒手人寰時，中國不僅能夠制造這些東西，而且造出了火車、輪船、發電機、水壓機和“兩彈一星”，建立了門類基本齊全的工業體系。在他逝世27年后的今天，我國工業化建設又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新發展：鋼產量將近2億噸，躍居世界第一位；經濟總量居于世界第六位，僅次于美國、日本、德國、法國和英國；500多個工業行業都已齊全，人民生活總體達到了小康水平；而且，最近又成功發射了載人飛船。所有這一切，毫無疑問是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制定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指引的結果，是實行改革開放總政策的結果。但同樣毫無疑問的是，所有這一切也是在毛澤東等老一代革命家為中國工業化奮斗的成果及其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取得的。
今天，盡管比工業技術更加先進的信息、生物等高新技術已經出現，而且在我國，工業化需要由信息化來帶動，但工業相對于還大量存在的手工生產、半機器化生產來說，仍然是先進生產力的主體，實現工業化仍然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艱巨的歷史性任務，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仍然要代表工業化的發展要求。毛澤東一生對中國工業化孜孜不倦的探求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愈益顯示出其深遠的意義。我們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就應當緬懷他為實現中國工業化所做出的貢獻，并且繼承他的遺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走新型工業化的道路，爭取在本世紀前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最終把中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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