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陳云同志誕辰100周年論文

陳云的經濟思想及其活的靈魂

李 成 瑞

[摘要] 本文是作者在本人主持完成的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課題《陳云經濟思想發展史》（60萬字，即將出版）的基礎上寫成的，內容包括陳云經濟思想的發展歷程、主要貢獻及其活的靈魂——具有鮮明實踐特色的唯物辯證法。

陳云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奠基人和領導者之一。他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在長期實踐中創造性地提出的經濟思想，以及這些經濟思想活的靈魂——以“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為核心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方法，是他留給黨和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對于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偉大而艱巨的歷史任務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對陳云經濟思想的發展歷程、主要貢獻及其活的靈魂作一概述，與大家共同研究。

一、陳云經濟思想形成和發展的歷程
 

陳云的經濟思想是隨著我國革命和建設的發展而逐步探索、形成和發展的。它的歷程大體可以分為以下五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在革命戰爭中發育成長。陳云在中央蘇區，作為全國和蘇區工會的領導人，提出了工人經濟斗爭的正確方針，在勞動政策和私營工商業政策上反對當時流行的“左”傾錯誤，同時堅決維護工人階級應有的權益。在延安時期，他作為西北財經辦事處的領導人（抗日戰爭后期），針對當時陜甘寧邊區對外貿易入超、通貨膨脹、財政赤字巨大的問題，提出統籌運用貿易、金融、財政政策的思想，在被敵頑包圍封鎖的農村根據地實現了外貿出超、金融穩定、財政結余，為抗日大反攻積蓄了力量。在東北時期，他作為中共中央東北局的領導人之一，提出了結合當地農村在日本殖民地時期形成的特點，逐步推進土地改革的主張；在沈陽解放后創造了完整地接管新解放大城市的經驗，并提出把日偽和官僚資本主義企業改造為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企業的一系列政策觀點，從而推動了東北解放區經濟的發展，支援了東北乃至全國的解放戰爭。這些經濟思想充實和豐富了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三大經濟綱領（消滅封建土地制度、沒收官僚資本、保護民族工商業）和“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經濟工作總方針，并成為陳云后來在社會主義時期關于綜合平衡、公私經濟關系、內外經濟關系、政經關系等方面的思想的源頭。

第二個時期，在國民經濟恢復中奠定基礎。新中國建立之初，他作為政務院副總理和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面對長期戰爭造成的嚴重通貨膨脹，提出統一全國財政、現金、外匯、物資管理，集中力量戰勝私人投機資本，樹立國營經濟在市場上的主導地位的思想，迅速地平衡了財政收支，穩定了市場物價，為他的綜合平衡思想奠定了基礎。他還主持了兩次調整工商業的工作，提出了對私人資本實行利用、限制和某些改造的政策和觀點，為他后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新構想提供了初步基礎。

第三個時期，在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和“三大改造”中基本形成。陳云作為國務院副總理和財經委員會主任，在編制“一五”計劃中，沒有照搬外國經驗，而是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時，兼顧各方面的比例關系。在執行“一五”計劃中，對兩次小冒進及時地進行了調整。他在總結長期實踐經驗的基礎上，于1957年系統地提出了關于綜合平衡、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思想。這一時期，他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提出了從低級形式到高級形式穩步前進的一系列政策觀點，把馬克思對資產階級進行贖買的設想變成了現實。他在總結社會主義改造實踐經驗的基礎上，于1956年提出了以建設有利于人民的社會主義經濟為目的，以“三個主體、三個補充”（三主三輔）為特征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新構想，即國家和集體經營為主體，個體經營為補充；計劃生產為主體，自由生產為補充；國家市場為主體，自由市場為補充。綜合平衡論和主輔關系論的系統提出，標志著陳云經濟思想的基本形成。這個時期，在對外經濟關系上，他提出了充分利用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同時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的思想。在經濟與與政治的關系上，他強調經濟工作者一定要有堅強的政治觀點和群眾觀點，反對脫離政治、脫離群眾的傾向。在經濟建設與人口的關系上，他積極支持和倡導節制生育、減緩人口增長速度的主張。

第四個時期，在“大躍進”和國民經濟調整中經受考驗和充實發展。在“大躍進”中，“以鋼為綱”、高指標和“共產風”等做法，違反了客觀經濟規律，否定了綜合平衡和“三主三輔”的思想，使國民經濟遇到了嚴重的困難。隨后的國民經濟調整，恢復了合理的比例，調整了生產關系，使國民經濟重新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這一曲折過程，從反面和正面證明了陳云的綜合平衡和主輔關系思想的正確性。陳云作為中央財經小組組長和國務院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始終堅持了上述正確思想，在前期力求減少“大躍進”的損失，在后期積極推動國民經濟的調整，并使他的思想在實踐中得到了充實和發展。

第五個時期，在“文革”后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進一步發展。陳云在“文革”后期，從下放地點回到北京，頂著“四人幫”的壓力，針對尼克松訪華后國際環境的新變化，提出了研究和利用資本主義的思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曾擔任國務院財經委員會主任；以后在擔任第四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會第一書記期間，仍然密切關注經濟工作。他針對“文革”剛結束后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情況，提出實行清醒的健康的調整的主張，以后又針對兩次經濟過熱，及時提出堅持按比例原則進行調整的主張，并反復強調把農業當作頭等大事，無農不穩、無糧則亂。在這一過程中進一步發展了他的綜合平衡思想。他在經濟體制改革之初，率先提出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有計劃按比例”和“市場調節”兩條都要有，要改革過份集中的經濟體制的思想；以后，當他發現另一種偏向時，又提出“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不能丟”，并且強調：“我們是共產黨，共產黨是搞社會主義的”，從而使他關于主輔關系的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和發展。在對外全面開放后，他針對已經和可能出現的新問題，提出了對外國資本家要在歡迎中保持警惕、帝國主義本性沒有變的思想。他還大聲疾呼：要把環境問題、水資源問題提到國策和戰略的高度。

陳云在各個時期的經濟思想，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不斷汲取廣大群眾和干部集體智慧的結果。這里有兩種情況：一是中共中央決定了路線、方針、政策，陳云在組織實施中總結群眾實踐經驗而形成的；一種是陳云為了解決新出現的問題，經過調查研究、征求大家意見，自己加以總結而提出來的，其中有些經中央采納，付諸實行，也有些當時未被采納，但對后來的實踐產生了影響。

二、陳云對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主要貢獻
 

縱觀陳云在各個時期的經濟思想，除了豐富和發展了新民主主義經濟思想外，對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主要貢獻有以下六個方面。

第一，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建設有利于人民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思想（目的論和方法論）

在陳云的經濟思想中，首先是建立和發展什么性質的經濟，以及用什么方法建立和發展這樣的經濟問題，即目的與方法問題。早在1956年，正當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的關鍵時刻，在有些人照搬外國經驗，急于過早地建立單一的公有制經濟、忽視市場作用的情況下，他提出應當建立一種“有利于人民的社會主義經濟”，[i]即產品質量提高、品種增加、產量擴大、服務周到，從而有利地廣大人民的社會經濟。在1985年以后，正當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入的關鍵時刻，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產黨員，忘記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丟掉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的情況下，他又著重指出：“在黨中央領導下我們國家現在進行的經濟建設，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經濟體制改革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改革。任何一個共產黨員，每時每刻都必須牢記，我們是搞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不能搞別的現代化；我們進行的事業，是社會主義事業。”[ii]（文內著重點是作者加的——引者注）

用什么方法建立和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個十分復雜的問題。陳云強調：最要緊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對頭，辦事情必須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做到實事求是。他指出：“我們搞四個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強國，是在什么情況下進行的。講實事求是，先要把‘實事’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我們的國家是一個九億多人口的大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這個現實的情況，是制定建設藍圖的出發點。”他還指出：現在，“計劃機關和工業、商業部門的同志對此沒有深刻的認識。如果不糾正這種認識上的盲目性，必然碰壁。”[iii]（著重點是作者加的——引者注）陳云大力提倡各級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運用唯物辯證法來認識和解決實際問題。對此，后面還要專門談到。

第二，關于搞好綜合平衡，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思想（綜合平衡論）。

陳云指出，在國民經濟的發展中要做到財政收支、信貸收支、外匯收支、物資供求的各自平衡和綜合平衡；在積累與消費之間，第一部類與第二部類之間，以及每個部類中的各個生產部門和各個環節之間，都要保持合理的比例關系。他指出，按比例發展，才能實現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效益。這種思想是以馬克思闡明的社會再生產原理為依據的。有些社會主義國家和我國的有些人，在運用馬克思這一原理中，只注重了馬克思闡明的擴大再生產要優先發展第一部類的觀點，孤立地突出重工業，忽視了馬克思闡明的擴大第一部類必須以第二部類的相應擴大作保證的觀點，從而導致國民經濟比例的失調，使人民生活得不到應有的保障和提高，挫傷了人民的積極性。陳云的經濟思想是對馬克思闡明的再生產原理的回歸和豐富發展。

陳云的綜合平衡思想，是在長期的實踐中逐步形成的。如前所述，抗日戰爭時期，他在陜甘寧邊區提出統籌貿易、金融、財政的觀點，初試鋒芒，獲得成功，成為這一思想的源頭；新中國建立后，他主持了全國財政、現金、外匯、物資的統一管理和調度，迅速制止了長期戰爭形成的嚴重通貨膨脹，奠定了綜合平衡思想的基礎；在制定和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過程中，他注意了各個方面合理的比例關系，及時地糾正了1953年、1956年的兩次小冒進，使綜合平衡的思想臻于成熟，于1957年初從理論上作了系統的闡述。有人認為陳云的綜合平衡思想是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產生的，而且只適用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是一種誤解。上述史實說明，他的綜合平衡思想是在多種經濟成份并存，計劃經濟尚未建立或開始建立的情況下產生和逐步形成的。他關于綜合平衡的論述，包含著理論與方法兩個層次。其中的理論層次是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反映，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是長期是適用的；而實施方法的層次則是隨著各個時期經濟體制的不同而變化的。

第三，關于經濟建設要與人口、環境、資源協調發展的思想（協調發展論）。

這個思想是綜合平衡思想的延伸和擴大。早在1957年，陳云研究建設規模與國力的關系時，就思考人口與經濟建設的關系。在當時許多人對節制生育還不大理解甚至有所抵觸的情況下，他指出：“中國人多，必須提倡節制生育。這是關系經濟建設的大問題。現在糧食、布匹、學校等緊張，都與人口多而且增長快有關系。”[iv]他還提出了實施節制生育的若干具體辦法。由于他對這一問題的重視，曾被國務院任命為節育委員會主任（因不久發生“大躍進”未能開展工作）。

關于環境、資源問題，他在制定和實施“一五”計劃時就開始注意。上世紀70年代以后，他多次提出關于治理污染、保護環境以及重視水資源問題的建議，并大聲疾呼，要把這一問題提到“國策”和“戰略”的高度。他要求把水資源問題放在不次于糧食、能源的位置，并列入經濟建設的長期計劃。當然，由于當時這方面的矛盾暴露得還沒有后來這樣尖銳，解決這些問題的實踐也方在開始，所以陳云在這方面的思想，遠未像他在綜合平衡等方面的思想那樣充分展開。但陳云對這一問題重視較早，提得較高，在我國當代經濟思想發展史上還是不能忽視的。

第四，關于經濟體制要適合生產力的性質，正確處理多種所有制和不同經濟運行機制中主體部分與輔助部分的關系，不斷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思想（主輔關系論）。

陳云在1956年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勝利時，提出了“三主三輔”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構想，即在所有制上（當時用“經營”一詞來表述），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為主，個體所有制為輔；在經濟運行機制上，計劃生產為主，自由生產為輔；在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上，國家市場為主，自由市場為輔。1979年初當經濟體制改革剛剛從農村開始，尚未擴展到城市時，陳云著文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必須有“有計劃按比例的部分”和“市場調節的部分”，前者是基本的、主要的部分，后者是從屬的、次要的，又是必需的部分。

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即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決定一定社會的上層建筑，區別不同的社會形態。這就是說,占主體地位的所有制決定社會的性質和上層建筑的性質。陳云主張在所有制上以公有制（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為主，非公有制為輔，就是在承認我國現階段存在多種所有制的情況下，為我國保持社會主義性質和人民民主專政的性質提供了保障。

陳云主張“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他所說的計劃經濟既包括指令性計劃部分，也包括指導性計劃部分（如政府把一斤皮棉價定為八斤米價，結果棉花大發展）。他特別指出“指導性計劃不等于市場調節。”他所說的市場調節專指“不作計劃，只根據市場供求變化進行生產，即帶有盲目性的調節。”[v]這與許多人認為計劃經濟只包括指令性計劃部分，而把指導性計劃部分與市場調節部分一起視為市場經濟組成部分的劃分法，是迥然不同的。我們應當按照陳云的原意去理解和研究他的經濟思想。

陳云說：“計劃工作的規則：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思想來之于馬克思。”[vi]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不僅闡明了社會生產按比例發展的規律，而且闡明了社會主義制度下有計劃調節生產的規律。馬克思指出：“·····時間的節約，以及勞動時間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有計劃的分配，在共同生產的基礎上仍然是首要的經濟規律。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為規律。”[vii]恩格斯指出：“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于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于按照全社會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viii]有人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只講過社會生產按比例發展的規律，沒有講過社會主義有計劃的規律。從以上的引文看，這種說法是一種誤解。

馬克思、恩格斯在當時的條件下，沒有預見到社會主義經濟在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同時，還要有商品經濟和市場。后來，經過蘇聯十月革命后的實踐，列寧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已經提出要發揮商品生產和市場的作用。但為時不久，即行停止。陳云在1977年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中“有計劃按比例”和“市場調節”兩條都要有的觀點。當時的重點是指出那時只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市場調節”這一條的缺點，所以主張實行經濟體制的改革。后來到1988年，當他看到學習西方市場經濟的辦法中出現另一種偏向時，他指出：“但在改革中，不能丟掉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經濟這一條，否則整個國民經濟就會亂套。”[ix]他要求提高計劃的科學性，以計劃作為主要依據，加強宏觀調控。陳云著重指出：“既掌握了政權，又有了第一部分經濟，就能夠建設社會主義。”[x]這里所說的“第一部分經濟”就是占主要地位的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經濟。他把經濟運行機制上能否堅持這一條，同能否建設社會主義緊密地聯系起來。

第五，關于積極地清醒地開展對外經濟交流，為建設我國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服務的思想（內外關系論）

陳云關于對外經濟交流思想的發展，在不同時期、不同情況下有不同的側重點。但其一貫的精神是客觀地分析國際情況，從本國實際出發，立足自力更生，堅持獨立自主，平等互利，使對外經濟交流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帝國主義對我國實行封鎖、禁運，而社會主義國家對我國敞開門戶并伸出援助之手的情況下，他重點研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關系（同時也沒有忘記研究如何打破西方的封鎖和開展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交流）。他提出的主要觀點是，充分發揮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援助的作用，同時，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資金靠本國人民的勞動積累來解決，技術設備方面只要自己能解決的，決不依賴外國。這一方針不僅體現在物質方面，也體現在精神方面，即不照抄照搬外國的建設經驗，而是從本國實際情況出發汲取外國有益的經驗。

20世紀70年代初以后，陳云根據國際關系的變化，重點研究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交流（同時也沒有忘記繼續開展對社會主義國家和“轉型”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交流）。他的主要觀點是利用資本主義為我國社會主義的建設服務。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器，深入地分析當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和新的特點，并以此為根據靈活地調整對外經濟交往和斗爭策略。后來，他又進一步提出，要利用資本主義為建設我國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提高自己的生產能力服務。圍繞這一方針，他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原則：要在現有基礎上引進新技術；引進國外新技術必須考慮國內資源條件；要在進口設備的同時更多地買技術、買專利；要通過引進消化，增強我們自力更生、開發創新的能力；對于國際上對我封鎖的敏感的重要技術，要像當年搞原子彈那樣集中力量攻關；引進外資要避免盲目性，不能把自己的產品搞掉了。

陳云強調：外國的資本家也是資本家，要讓他們有利可圖，歡迎中要有警惕，防止上當受騙。要注意消除對外經濟交流帶來的消極后果。帝國主義的本性沒有變，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沒有過時，要高度警惕他們對社會主義國家搞所謂的“和平演變”。[１]

第六，關于經濟工作者必須有堅強的政治觀點和群眾觀點，經濟部門必須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和權威，保證經濟工作堅定地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思想（政經關系論）。

陳云認為，完成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艱巨的歷史任務，必須有一支堅強的經濟工作隊伍。他長期從事經濟建設工作，又長期從事黨的建設工作。因此，他對經濟工作隊伍的建設，特別是對經濟工作干部的思想建設給予特別的關注，要求用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證經濟建設沿著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他提出，為了加強經濟工作，必要時抽調“一等的干部”充實財經機構，并要實行“德才并重，以德為先”的干部政策。要吸收和團結黨外懂技術、懂管理的人共同工作。他強調經濟工作干部要樹立堅強的政治觀點和群眾觀點，這樣才能克服盲目性，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實踐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而不致使經濟工作走偏方向。在改革開放后，他指出，有些人為了私利，“一切向錢看”，甚至違法亂紀、投機詐騙、貪污受賄、非法致富。“這些問題的發生，同我們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削弱思想政治工作部門的作用和權威有關，應引為教訓。”[２]他提出：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一個關系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沒有好的黨風，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都搞不好。他鄭重地告誡全黨：“要使全黨同志明白，我們干的是社會主義事業，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這一點，非常重要。”“同志們要堅決地剎歪風、正黨風，增強全體黨員的黨性，從精神文明建設上，保證和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使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改革，沿著正確的軌道，不斷前進。”[３]

上述6個方面，是陳云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和貢獻。它們都屬于全局性的、宏觀經濟方面的思想。除此之外，陳云對于許多重要的部門經濟問題（如農業、鋼鐵工業、化肥工業、建筑業、外貿、商業等）以及微觀經濟問題（企業經營管理），也提出過許多獨到的見解。

人類社會是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不斷產生和解決中向前發展的。陳云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的思想，正是在各個歷史時期為正確處理客觀存在的這兩對基本矛盾及其派生矛盾而進行的實踐中產生出來的。綜合平衡論和協調發展論是關于如何處理社會生產力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矛盾的思想；主輔關系論是關于如何處理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矛盾的思想；政經關系論是關于如何處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矛盾的思想；內外關系論是如何處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與國際經濟之間矛盾的思想。貫穿于所有這些思想之中的，是他的目的論和方法論。其中的目的論，即建設有利于人民的社會主義經濟，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不能因改革而改變黨的共產主義奮斗目標的思想，體現了歷史唯物論的根本要求；其中的方法論，即堅持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提倡用90%以上的時間弄清情況，用不到10%的時間決定政策等等思想，體現了辯證唯物論的根本要求。

毛澤東對陳云的經濟思想有很高的評價。1958年“大躍進”開始時，關于高指標問題，毛澤東與陳云有不同看法。后來隨著實踐的發展，毛澤東肯定了陳云的意見。1959年4月，毛澤東說：“在武昌，對是否發表1959年糧、棉、鋼、煤指標問題，正確的就是他（指陳云——引者注）一個人。今年一月，也是他正確。他的話很有一些同志抵觸，我就賞識。我看他這個同志還是經驗比較多一點。真理往往在一個人手里。”同年6月底，毛澤東說：“大躍進重要教訓之一，就是沒有搞好綜合平衡。”1962年1月，毛澤東說：“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別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來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陳云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他的方法是調查研究，不調查清楚就不講話。”1964年5月，毛澤東說：我對陳云很懷念。“大躍進”時，大家頭腦發熱，陳云在壓低指標上提過多次意見。高指標、高征購、浮夸風，這個教訓永遠不能忘記，永遠也不能夠再干了。[４]

鄧小平對陳云的經濟思想也有高度的評價。1980年12月，陳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題為《經濟形勢與經驗教訓》的講話。鄧小平說：“我完全同意陳云同志的講話。這個講話在一系列的問題上正確地總結了我國31年來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是我們今后長期的指導方針。”“這就是實事求是。下決心這樣做，表明我們真正解放了思想，擺脫了多年來‘左’的錯誤的指導方針的束縛。”[５]鄧小平還贊成陳云提出的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要對國民經濟進行清醒的、健康的調整的建議，并支持他關于領導干部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倡議。

陳云始終把自己看作是毛澤東培養出來的一代人中的一員。他說：“從遵義會議到抗日戰爭勝利，毛澤東同志的一個無可比擬的功績，是培養了一代人，包括我們在內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６]陳云對自己的工作和思想，采取唯物辯證法的一分為二的態度，從不以一貫正確自居。1945年5月在中共“七大”會議上，陳云的發言中，頭一個問題就是“講算賬”，檢討了他1933年離開上海前，在工人運動中受了盲動主義的影響，在領導罷工中犯過的錯誤。[７]解放戰爭中他擔任遼東黨委書記期間，那里的土地改革在取得重要成就的同時，也出現過階級劃分不清、沒有鞏固地團結中農，對佃富農與舊富農不加區別等“左”傾錯誤，他在有關會議上主動檢討，并詳細地總結了經驗教訓。[８]國民經濟恢復時期，1950年發行一萬萬分“折實公債”，對穩定物價、回籠貨幣起了很好的作用，但集中發行的做法有缺點。陳云檢討說：“一下發這么多，而且和稅收等擠在一起，這種辦法不妥。”[９]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鄧小平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于1979年3月一致建議，請陳云擔任國務院財經委員會主任時，陳云說：“不要把我說得這么好，也有很多反面教訓。一百五十六項中，三門峽工程是我經過手的，就不能說是成功的，是一次失敗的教訓。我要有自知之明。”[１０]

陳云對自己的論著和觀點，采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1983年，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以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名義編輯出版《陳云文選》時，他指出，編他的文選，一定要保持歷史原貌，要把它們放在當時歷史條件下。[１１]他在1992年發表的《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說：“現在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規模比過去要大得多、復雜得多，過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當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很多已經不再適用。這就需要我們努力學習新的東西，不斷探索和解決新的問題。”[１２]

三、陳云經濟思想活的靈魂：

具有鮮明實踐特色的唯物辯證法

我們研究陳云經濟思想的內容是什么樣的，還要研究陳云的經濟思想內容為什么是這樣的而不是別樣的。當然，可以說這是由中國實際情況的特點決定的，這個答案是正確的，人們的思想總是客觀實際在頭腦中的反映。但問題在于：為什么在同樣的客觀實際面前，人們往往有不同的思想觀點呢？這就有個思想方法問題。因此，還要研究陳云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特別是他提出并堅持運用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這樣一種具有鮮明實踐特色的唯物辯證法。對于這個問題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討論。

一、既要研究陳云經濟思想的內容，更要研究陳云經濟思想的活的靈魂。

陳云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豐富的經濟思想，在許多方面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規律性。今天，全黨和全國人民面臨著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而艱巨的任務。為了很好地完成這一歷史任務，我們在處理國民經濟內部的比例關系、進行宏觀調控中，在處理經濟建設與人口、環境、資源的關系中，在處理作為主體的公有制經濟與作為非主體的私有制經濟的關系中，在處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與國際經濟的關系中，在處理經濟與政治的關系中，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排除各種錯誤思想的干擾中，陳云的許多反映客觀規律的經濟思想，仍然是用得著的，是可以按照今天的實際情況加以運用的。

另一方面，我們還要研究陳云經濟思想的活的靈魂，即他用辯證唯物主義分析和解決中國經濟問題（以及其他各種問題）的思想方法。陳云是一位具有哲學頭腦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領導人。他不僅寫了《怎樣才能少犯錯誤》、《怎樣使我們的認識更正確些》、《身負重任和學習哲學》、《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這樣一些關于哲學問題的論文；而且在他所寫的許多經過實踐檢驗的經濟論文中，也閃耀著辯證唯物主義的光輝。陳云的三卷文選，是他留給黨和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而他的具有鮮明實踐特色的哲學思想，可以說是這一寶貴財富中最寶貴的部分。

陳云一貫提倡學習哲學。他在1987年7月17日對中央領導同志的談話中著重指出：“要把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好，最要緊的，是要使領導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對頭。這就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習哲學，可以使人開竅。學好哲學，終身受用。希望能夠組織政治局、書記處、國務院的同志都來學習哲學，并且把這個學習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項重要責任。”他特別強調：“現在我們在新的形勢下，全黨仍然面臨著學會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和解決問題這項最迫切的任務。”[１３]他還多次談到，延安時期毛主席三次當面同他談過要學哲學并派教員幫助他們學哲學的過程，以及組織學習小組堅持5年學哲學的經驗。

我國有句古話：“鴛鴦繡好直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陳云不是這樣。他不僅把繡好的“鴛鴦”留給后人，更要把刺繡的“金針”傳給后人。這個“金針”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陳云1987年7月17日的談話，生動地體現了這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要把“金針”度與人的拳拳之心。

二、提倡“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這樣一種具有鮮明實踐特色的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繼承和發揚陳云兩個“始終堅持”和兩個“善于”的思想作風。

陳云根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和毛主席實事求是的思想，結合長期實踐經驗，提出了上述15個字的方法論，前9個字是唯物論，后6個字是辯證法，可以說是抓住了唯物辯證法的精髓。它不僅回答了應當實事求是的問題，而且回答了如何實事求是的問題，便于應用和操作，具有鮮明的實踐特色。它深入淺出，通俗明白，可說是一種獨創性的“大眾哲學”，為廣大干部乃至群眾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寶藏提供了一條正確的門路。

陳云說：“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話不要聽。不唯書，也不是說文件、書都不要讀。只唯實，就是只有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研究處理問題，這是最靠得住的。”[１４]他提倡開調查會要讓人們無所顧慮，真正暢所欲言；還提倡在各行各業廣交敢講真話的朋友。他反復講，建設規模要同國力相適應；制定計劃，搞綜合平衡要從開步走時的經濟水平出發，不能“倒過來”，先定一個長遠目標。

陳云認為客觀實際中存在著許多矛盾。要做到全面地看問題，防止片面性，就要多同別人交換意見，尤其是多聽反面意見。“如果沒有不同的意見，也要假設一個對立面。吸收正確的，駁倒錯誤的，使自己的意見更加完整。并且在實踐過程中，還要繼續修正。因為人們對事物的認識，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１５]對各種不同的意見，要加以比較，上下比較，左右比較，前后比較，以便作出符合實際的全面分析。反復，就是決定問題不要太匆忙，要留一個反復考慮的時間。陳云還講不要怕挨罵，他說：“挨罵有不好的一面，但也有好的一面。一有錯就有人罵，容易改正。如果人家天天喊萬歲，一出錯就是大錯。”[１６]

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在陳云逝世后發布的《訃告》中，對陳云的思想作風有這樣兩段評價：“他始終堅持并善于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創造性地領導革命斗爭、經濟建設和黨的建設，表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遠見卓識和杰出的領導才能。”“他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和嚴謹的科學態度，善于傾聽不同意見，具有注重實踐、親自動手、踏實細致、多謀善斷的工作作風。”[１７]陳云的兩個“始終堅持”和兩個“善于”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來源于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習和運用。

三、樹立和保持堅定的工人階級立場和人生觀，為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提供必要的前提和良好的基礎。

如果說方法論是過河的船和橋，那么，立場和人生觀就是指南針。沒有指南針就會迷失方向，走上邪路。陳云在談到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的掌握運用時說：“有了堅定的立場，才能掌握這個方法。如果盡是為個人打算，一輩子也掌握不了這個方法。個人主義與馬列主義的矛盾就在這里。真要做到實事求是，必須有無產階級的立場。”[１８]他還提倡講真理，不講面子。他說：“如果一切從自己面子的角度出發，討論問題、看問題攙雜個人得失在里面，立場不正，就不會看得很清楚，不會講真理，結果一定害人害已。”[１９]

陳云還強調，要使我們的認識更正確些，須要發揚民主，經常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能否做到這一點是關系黨的事業成敗的大事。他說：“如果共產黨不能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大家見面都是哈哈哈，我看人家就不會參加革命了，也不愿意當這樣的共產黨員了。”“在黨內不怕有人說錯話，就怕大家不說話。有些‘聰明人’見面就是‘今天天氣哈哈哈’，看到了缺點、錯誤也不提。如果這樣下去，我們的革命事業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敗的。”“只要有勇氣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一條，堅持真理，改正錯誤，我們共產黨就將無敵于天下。”[２０]

領導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黨的思想建設中應有之義。只要能在新形勢下完成“學會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和解決問題這項最迫切的任務”，那么，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整個現代化大事業，就一定能夠克服前進道路上的任何艱難險阻和內外干擾，就一定能夠取得更大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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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8、20、28、29：見《陳云文選》第一卷，第348、254、346、296頁。

19：見《陳云文選》第二卷，第97頁。

1、2、3、4、5、6、7、8、11、12、13、16、22、23、24、25、26、30：見《陳云文選》第三卷，第12、347、246、68、350、244、267、245、370、372、347、284、379、360、371、372、33、190頁。

17：見《陳云年譜》上卷，第415頁。

9：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第120頁。

   10：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9頁。

14：這里引證毛澤東對陳云的評價，參見《毛澤東傳》第521、913、939、953、1203、頁；并參見《陳云年譜》中卷，第331頁，下卷第13、22、23、105、130頁。

15：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54、355頁。

21：見朱佳木等：《陳云》（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頁。

27：見《人民日報》，1995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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