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出我國居民收入“六項差距”背后的涵義

（2005-6-18）

巫繼學[人本經濟學-自主勞動網.中國經濟學(www.economics.com.cn,www.wayee.com )］

日前，國家勞動保障部公布了我國各大行業人均年工資的差距數據，從全社會收入、城鄉居民收入、行業、職業、財富分布、財政分配與勞動分配六個方面展示了我國經濟社會經濟收入差距狀況。[1] (《勞動保障部公布我國各大行業人均年工資》，新華網，6月17日)這六筆數字看上去雖然十分簡單，然而它卻蘊藏著我國經濟生活中目前存在問題的重要密碼，包含了經濟運行中經濟關系主要層面上背離和諧的機密。我這里試圖點解，分析這些數據深層的涵義。

本次公布的數據是不是都經得起推敲，是不是都很準確，那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我們且當這些數據是可采信的，或者說我們僅僅依據這些數據來解讀它的經濟含意。

第一，全社會收入：居民收入基尼系數：超過0.4（差距合理區域的上限）。在經濟學上，20世紀初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根據洛倫茨曲線找出了判斷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基尼系數。聯合國有關組織規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絕對平均；0.2-0.3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相對合理；超過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由此聯系到我國的基尼系數，它表明我們已經跨越了國際 警戒紅線，進入收入差距較大的行列。我們必須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因為它從基本面上給出了經濟生活中埋藏沖突與矛盾的權威判斷，它與構建和諧經濟社會是背道而馳的。我曾經說過，這個0.4，是世界各地用無數窮人（也包括為此付出代價的富人）用血的代價贏得的實證數據。面對這個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如果熟視無睹，那末他人的今天就必定是我們的明天。[2]

第二，城鄉居民收入：城鎮居民：年增速8％－9％；鄉村居民：年增速4％－5％。我們知道，在中國，作為三大差別的城鄉差別存在已久。本來，我們希冀通過改革開放，通過發展市場經濟逐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然而，通過這一數據傳遞的信息，我們無奈的看到，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非但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縮小，反而還在擴大。盡管鄉村居民收入的絕對值在提高，但城市居民收入增長是鄉村居民的兩倍。從個人收入差距來看，1985年最高收入戶為最低收入戶的2.92倍，1995年擴大3.92倍，絕對差距由839元擴大到5614元，變為6.69倍。到2000年，城鄉收入差距返回為2.79倍。但是，近年來，其差距又重蹈覆轍，2002年的已經達到3.1倍。我們知道，3倍的差距，是目前我國專家大體認同的 警戒紅線。這期間，也有專家稱，中國城鄉差距可能已經直逼6倍，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嚴重關注。不過，令人欣慰的是，中央近兩年來，在三農問題上的重大利好消息，正在緩解這種差距。對農民實行農業稅全免政策，以及對農民工的保護政策，可能會將城鄉收入差距大大縮小。

第三，行業（人均年工資）：全國機關：約1.6萬；事業單位：約1.5萬；企業：約1.4-1.5萬；大行業：超過6萬元。在這里，超過6萬元是多少？語焉不詳。但從目前媒體披露的數據，已經達到15萬元。從行業分布的收入差距來看，問題似乎并不十分嚴重。然而進一步了解我們發現，行業收入不公現象依舊刺眼。特別是，依靠國家特殊政策獲取超額壟斷利潤的行業，其收入遠遠超出其它行業。據來自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年鑒顯示：2003年，全國職工的平均年工資為14040元。其中，非壟斷行業的農林牧漁業職工工資為6969元，電力、煤氣、水等壟斷行業是18752元，而金融業，職工年工資高達22457元，為農林牧漁業的3倍。如果再進一步細分，在電力、煤氣、水行業中，電力工資又高于煤氣、水這兩個行業。據了解，廣州市電力集團公司一名普通職工的月工資不到6000元，但加上獎金、住房公積金及各種補貼后，其年薪可達到15萬元，相當于全國職工年均工資的10倍。深圳一家證券公司的司機年薪達12萬元，是廣東省在崗職工年均工資的8倍。[3] 壟斷行業工資過高，早已引起社會眾怒，一些地方政府也出臺了一些抑制措施。但讓人意外的是，其壟斷性行業的工資不但沒有回歸合理水平，卻“增幅”依然領先。

第四，職業收入差距：企業的經營職位和一般職位間的收入差距普遍在20倍以上。拉開經營職位與一般職位的收入差距，曾經是工資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旨在通過合理實現勞動力價值，激勵不同職位員工積極性，為企業做貢獻。然而，這種差距一旦拉開而沒有限制機制，大有乘上過山車之勢，兩者差距加速分裂。這20倍的差距，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對于一個有著如此龐大人口基數的國家來說， 實在令人憂心忡忡。當然，我這里主要是對總量上的20倍深表異議，個別地說，某個企業的老總，他的收入如果與他對所領導公司的實際貢獻結合起來考量，差距有多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對企業帶來的豐厚利益以及由此給每個員工帶來的利益，是不是與他拿到的收入相符。據我所知，香港的公司內部收入差距曾被人 形容為“天壤之別”。相同的單位，不同的職位收入差別通常也不過大到10多倍；但是，在不同的單位，相同的職位的人收入差距不會超過10%。可見，國內的這20倍暗藏著多少不公平的因素。

第五，財富分布：財富多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財富的45％；財富少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財富的1.4％。這就是過去人們常說的，少數人掌握了絕大多數財富，多數人卻掌握著少數財富。在我看來，從我國財富在人群中的這種分布態勢來看，已經到了必須引起各界特別是高管層重視與 警戒的嚴重地步。問題的嚴重性不止于此，我們的收入差距，是建立在一個龐大的貧困人口基礎之上的。有兩種收入差距拉大的經濟現象，一種是建立在普遍小康基礎上的，如香港地區；一種是建立在貧困人口基礎上的，如中國大陸。不可否認，經過20多年來的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我國在扶貧領域取得了歷史性的進步，全國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30%下降到3%。但按照中國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來看，貧困人口界定的標準也要與時俱進。因為按人均收入一天一美元的國際通行標準和購買力評價折算 （中國的貧困線實際為年收入924元人民幣），那么，中國農村的貧困人口當有7580萬人。如按世界銀行貧困標準測算，中國農村的貧困人口卻有2億人之巨。財富在這種背景下的不均分布，無疑既不和諧，更不安全。

第六，財政分配、勞動分配：國家財政收入：2000年：1.3萬億元；2004年：2.6萬億元。工資占GDP的比例：1989年占16％；2003年占12％。這里有一個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是，勞動者薪酬的增長，是否要與經濟增長大體同步的問題。從抽象的理論分析，如果我們把勞動者的薪酬理解為勞動力價值的實現，這兩者無疑是應該同步的。但是，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它經濟增長的初期，積累增長快于收入增長，也是可以理解的；從微觀企業來說，資本的原始積累時期，不僅員工工資收入偏低，資本家本身的消費也會大為節制。為什么有那么多資本家發家時期的“節約佳話”， 概因此而來。在我看來，對于我國目前經濟發展的現狀而言，盡管國家財政收入在四年間翻了一番，而工資在GDP中所占比例反而下降了兩個百分點，這讓每個老百姓難以理解，但問題的要害在于，收入在國民中的分配出現的問題更為有害，更對經濟發展具有破壞力。因而，我不認為這組數據本身能反映出多少的分配不公來。

應該說，中國作為一個從公有制計劃經濟的國家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對兩極分化是十分重視的。從改革以來出臺的各項政策，以及我們的經濟發展理念來說，為遏制貧富差距的加大也盡了力。特別是黨的十六大提出的“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其內涵汲取了學者們多年來的研究成果，對于廣大老百姓的經濟收入十分關注。而反觀世界形勢，我們甚至還有一份欣慰。據前些年聯合國開發署一份調查報告稱：“二百名最富有的人的資產超過世界總人口百分之四十一的人收入的總和。過去四年，這二百名富翁身家增加了兩倍，達逾一萬億美元，相反地，每日依然入息少於一美元的窮人，仍維持十三億人。”[4]

但是，就目前我國經濟生活中出現的收入差距現象而言，人們的擔心、批評、甚至憤懣是有理由的。不是所有的花朵都同樣幸運，只有玫瑰獲得愛情的象征；不是所有的人在改革中都得到豐厚收益，只有富人吃上了“黃金果”。我們應該也必須反思，我們應該也必須行動，為著兩極分化的肆意演繹！

從以上六項數據分析結果來看，我國經濟生活中的收入差距存在的問題是非常嚴重的，我們正在兩極分化的快車道上奔跑，這一方向與構建和諧經濟社會是相背的。管理智慧必須對此作出及時而有效的、長期而持續的、既顧及富人更 傾注窮人的調整。是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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