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民主勞動黨的崛起：背景與前景

董向榮

【內容提要】在韓國第17屆國會選舉中，支持總統的開放國民黨大獲全勝，以往“朝小野大”的政治格局被徹底改變。與此同時，民主勞動黨成功進入國會，這是左翼政黨數十年來的首次突破，是韓國政治格局發生的一個重要變化。影響選舉結果的主要因素除了左翼力量多年的經營以外，還包括新的投票方式、總統彈劾案偶然因素。綜合來看，基于韓國目前的經濟社會狀況和政治力量對比，民主勞動黨所能發揮的作用還相當有限。

韓國實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由國會行使立法權。1987年修改后的憲法進一步削弱了總統的權力（特別是取消了總統解散國會的權力），賦予國會立法權、國政調查權等重要權力，使國會在韓國政治結構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這也使國會選舉成為各主要政黨角逐的重要舞臺。韓國國會實行一院制，每四年舉行一次國會選舉。國會選舉采用小選區制與比例代表并用的制度，以小選區制為主，以比例代表制為輔。2004年4月15日韓國舉行了第17屆國會選舉。本屆選舉采取了兩項新的舉措：一是國會議席數由273席增至299席，全國共劃分為243個選區，每個選區以多數票選舉產生一名地區國會議員，然后再根據政黨得票率，在主要政黨間分配56個比例代表席位。二是首次采取一人兩票制，兩張選票分別投給候選人和政黨，這個政黨可能并不是該選民所支持的候選人所在的政黨。在以往的國會選舉中實行的是一人一票制，選民在選擇候選人的過程中就捆綁選定了候選人所屬的政黨。新的投票方式為小的政黨進軍國會提供了契機。

選舉前不久，韓國國會通過了由大國家黨、新千年民主黨和自由民主聯合等在野黨發起的總統彈劾案，政局風云突變。國會提出的三點彈劾理由包括違反選舉法、親信腐敗以及經濟不振等。這是各政黨之間為爭奪第17屆國會的控制權而進行的激烈交鋒。由于彈劾不得民心，在本屆國會選舉中，支持總統盧武鉉的開放國民黨由49席一躍而升至152席，成為國會第一大黨。堅決主張彈劾總統的大國家黨元氣大傷，由137席滑落至121席。曾經是執政黨、并將盧武鉉扶上總統寶座的新千年民主黨一落千丈，只拿到了9席，其主要原因就是該黨與大國家黨聯手發起彈劾失去了民眾的支持。從未在國會選舉中贏得席位的民主勞動黨，破天荒地拿下了10席，成為國會第三大黨。在這10個席位中，兩席是地區議席，其他均為比例代表席位。

韓國第17屆國會選舉主要政黨參選與得票情況

資料來源：韓國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網站。www.nec.go.kr

自盧武鉉政府上臺以后，韓國的經濟政策已經表現出從強調增長和效率向強調分配和平等調整的勢頭，這是對原有發展模式的一種修正。在盧武鉉執政前期，保守力量略占優勢，對政府政策形成有力的牽制。而在國會選舉以后，主張改革原有經濟格局的力量在國會中占據了主導地位。與此同時，左翼的民主勞動黨挺進國會，使已經偏離了“親企業”的天平繼續向勞工的方向傾斜，勞資關系的調整不可避免。作為勞工階層的代言人，民主勞動黨必然要為勞工爭取更多的權益。據此，韓國的大企業家和外國投資者紛紛擔心政府政策會“左傾”，認為此次國會選舉推翻了保守的精英主義政治體制。為穩定國內外投資者的信心，韓國政府多次重申，經濟政策將保持穩定，并在紐約、倫敦、香港等地舉行經濟說明會，向國外的投資者表明韓國經濟政策不會向“過左”的方向發展。韓國民主勞動黨到底是在什么樣的背景下崛起的？其主要政策主張是什么？進軍國會是否能影響韓國的經濟政策？該黨的發展前景如何？本文力求回答上述問題。

韓國左翼力量的奮斗歷程

1.反共的意識形態與左翼力量被鏟除

朝鮮半島光復之初，左翼力量占據明顯的優勢。呂運亨領導的“朝鮮建國準備委員會”和樸憲永領導的朝鮮共產黨在三八線以南有很大的影響力。美國和蘇聯分區占領朝鮮半島后，美國強行將其占領區納入到資本主義體系，迅速而徹底地扭轉了左右翼力量對比。在美軍當局的高壓下，半島南部占主導地位的左翼力量被鎮壓，右翼力量在美軍當局的扶植下掌握政權，并獨自建立了大韓民國。具有戰斗性的左翼力量并沒有因此而銷聲匿跡，而是與政府展開了殊死抗爭。

勞工運動方面，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不少工人開始接管日本人留下的工廠，并在“韓國勞動組合全國評議會”之下形成了強大的左翼工會，在左翼力量的領導下，勞工運動如火如荼。“從1945年8月到1947年3月，韓國發生了2388次勞工示威，有60萬人參加。這是1987年以前韓國勞工運動史上暴力性最強的時期。”[①] 1946年3月，右翼力量在美軍當局的支持下，建立了勞工組織“大韓獨立促成勞動總聯盟”（簡稱大韓勞總）。該組織沒有基層基礎，其主要目的是與左翼工會競爭并最終摧毀左翼工會。在1947年1月鐵路大罷工期間，左右翼勞工團體之間爆發血腥對抗，部分左翼勞工領袖被殺害，韓國的勞工運動逐步陷入低谷。李承晚政權時期，大韓勞總為獨裁統治搖旗吶喊，蛻變為李承晚的御用團體，并于1955年被正式納入自由黨。1959年，一批與大韓勞總對立的獨立勞工領袖創立了“全國勞動組合協議會”（簡稱全勞協）。李承晚獨裁政權被學生運動推翻后，韓國的工人運動迎來了一個短暫的活躍期。1960年11月，大韓勞總與全勞協合并成“韓國勞動組合總聯盟” （簡稱韓國勞總）。

2.出口導向工業化與壓制勞工的政策導向

1961年軍事政變后，韓國進入持續近30年的軍人政權時期，長期推行壓制勞工運動的政策。樸正熙在改組韓國勞總的同時修改《工會法》，擴大了國家干預勞動關系的范圍。在新的法律框架內，只有官方批準的工會才能代表工人，勞工被非政治化。樸正熙政權以此來壓低勞動成本，推進國家主導的出口導向工業化，加之韓國此時正處于城市化的高峰期，大批農村青年加入到城市工人群體，一直到80年代中期，韓國長期處于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狀況，勞工工資長期維持在較低的水平上。此時的勞資關系中，資本家占據了絕對的優勢，勞工的反抗往往招致政府的無情鎮壓。韓國企業的產品憑借其勞動力成本優勢進軍國際市場。正因為如此，樸正熙時代的韓國被稱為“資本家的天堂”。

與此同時，快速的工業化進程使工人階級迅速壯大，從60年代初期的約200萬人增加到70年代中期的480萬人。工業化主要集中在首都漢城周邊地區，為工人的組織創造了條件。但是，在冷戰的背景下，“反共”是韓國政治斗爭的主題，是壓倒一切的任務，而勞工動員被等同于共產主義鼓動，政府可以隨時以反共為由鎮壓勞工運動。韓國政府長期以來對勞工運動的鎮壓態勢遏制了勞工運動的發展，使工人運動長期處于低谷。勞工階層組建政黨的權利被剝奪，其他政黨支持勞工運動的可能性也被排除。“甚至直到90年代末，由于擔心被貼上同情共產主義的標簽，韓國仍沒有任何政黨謀求使自己認同于勞工或對工人階級運動給予組織上的支持。”[②]

3.教會的庇護與女工主導的勞工運動

從60年代到70年代，韓國處于勞動密集型工業發展階段，女工是勞工的主體，她們所遭受的剝削和歧視比男性更為嚴重。遭受苦難的工人在呻吟，而主流社會卻沉浸在快速工業化所帶來的繁榮之中，沒有注意社會底層的反抗情緒。社會矛盾一觸即發。1970年11月13日，積極參與組織勞工運動的全泰日通過自焚抗議對女工的殘酷剝削。這是韓國工人運動史上具有象征意義的重要事件，它在千百萬工人的心中播下了抗爭的種子。在全泰日精神的鼓舞下，女工們大規模地參與勞工運動。此時的韓國勞工運動的組織化程度還很低，在無助的情況下只能依靠教會團體。韓國的兩個教會組織“天主教勞動青年會”和新教團體“都市產業宣教會”，為女工的民主運動提供了保護傘。

1979年樸正熙被暗殺以后，全斗煥政權繼續鎮壓勞工運動。單位工會數量從1979年的4947個銳減至1981年的2141個[③]，韓國的勞資矛盾在政府的高壓下更加突出。隨著產業結構的主體從勞動密集型輕工業轉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重工業，勞工主體也由女性轉為男性。

4. 學生與勞工運動結盟

光州事件[④]后，學生、工人和其他政治團體進行了深刻的反省。此時，馬克思主義、依附論和人民解放神學等思潮影響了一大批民主斗爭人士。隨著基層工會力量的擴大，勞工運動逐漸成長，逐步擺脫了對教會的依賴。由于學生運動同樣受到政府的壓制，學生運動領袖開始將動員勞工作為反對現政權的新策略。韓國的勞工開始與學生結盟，成為反抗軍事獨裁、爭取民主權利的重要力量。

在70年代，曾有大批學生轉變成工人，深入到產業領域，幫助工人組織工會。這批學生被稱為“潛伏工人”。他們或者進入工廠，從事最底層的勞動實踐工作，或者努力組成地區層面上的勞工組織，公開否定維新體制，展開了堅苦卓絕的政治斗爭，韓國的勞工運動開始活躍起來。在新一輪韓國民主化運動中，勞工作為重要的力量，支持了學生主導的1987年民眾抗爭。這一階段的民主斗爭，為韓國勞工運動鍛煉培養了一大批領導者，包括后來的民主勞總的干部。韓國勞總也由于公開支持全斗煥的間接選舉總統方案等，陷入了反民主的泥潭，失去了普通民眾的支持。

1987年《六二九民主化宣言》[⑤]發表以后，韓國勞工運動以前所未有的氣勢迅速發展。1987年7月至9月，韓國發生了3311起沖突事件[⑥]。工人運動浪潮的中心也由漢城及其周邊地區轉向南部工業城市蔚山。這里是現代企業集團的中心，也是SK等集團的化工基地。該地區的罷工浪潮很快蔓延到釜山、昌原、馬山等重工業中心，并迅速擴展至全國各地。工人長期以來被壓制的怒火得到突然地釋放。盡管沒有政黨的支持，工人還是顯示了強大的力量。隨后，很多戰斗性工會在企業中建立，勞工領袖開始著手建立企業間的地區性協商組織，擴大勞工組織的影響力。

5.勞工的“政治勢力化”

1987年政治民主化進程啟動以后，勞工活動家與其他政治活動家一道，組成了進步政黨“民眾之黨”和“韓國民主黨”，這兩個政黨都不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只是尋求城市工人、貧苦農民和中間階層中的進步分子的支持。1990年兩黨合并組成“民眾黨”，但在1992年的選舉中沒有贏得國會議席，不久即宣布解散。90年代初，韓國民主工會陣營主要包括三個團體：代表中小型企業工會和地區協議會的“全國勞動組合協議會”、代表大公司工會的“大企業勞組協議會”和業種會議，這些團體以韓國加入國際勞工組織為契機，形成了一個全國性的聯盟，并于1993年發展成為 “全國勞動組合代表者會議”。

1995年11月，為了與保守的、親官方的韓國勞總相對抗，韓國的勞工階層成立了“全國民主勞動組合總聯盟”（簡稱民主勞總）。在與金泳三政府關于修改《勞動法》的斗爭過程中逐步壯大，并與其他市民運動、學生運動相結合。1996-1997年發動100多萬人的大罷工，迫使政府撤回了新勞動法。

在1997年韓國第15屆總統選舉中，民主勞總組成政治聯盟“國民勝利21”，推舉權永吉角逐總統。最終，權永吉獲得了306036票，得票率為1.2 %，位居七位候選人之末。選舉結束后，“國民勝利21”解散。這個政治團體參加選舉旨在宣傳勞動者階層的政治理念，擴大勞動政黨的政治影響。隨著該組織影響的逐步擴大，有一批關注勞工運動的理論工作者也參與進來，共同推動左翼政黨的組建工作。此時，民主勞總的領導人并沒有“奢望”能夠參與國政，而是把新的勞工階級政黨的目標鎖定在實現“大眾化”上，和勞工運動、市民運動、學生運動等各領域的運動進行廣泛的聯系，共同推動平等社會的建立。

2000年1月，為準備4月舉行的國會選舉，民主勞總組建“民主勞動黨”，口號是“韓國勞動大眾的希望”。民主勞動黨在全國推出21位候選人參與國會議員角逐，結果沒有一人獲勝。民主勞動黨在政治上的突破發生在2002年韓國的地方選舉中，該黨贏得了全國8.1%的選票，在各政黨中排名第三。2002年12月，權永吉再次參加總統選舉，獲得了3.9%的選票，超過其上次參選總統得票數的三倍，在六位候選人中位居第三。這一選舉結果令權永吉和民主勞動黨大受鼓舞。由于認知度大大提高，民主勞動黨開始把目標鎖定在2004年的國會選舉上。在兩次總統選舉中，權永吉在蔚山的得票率分別為6.1%和11.3%，遠遠高于其在全國的平均得票率[⑦]。慶尚南道和蔚山這兩個地區工業發達，勞工運動活躍，是民主勞總多年經營的地區，民主勞動黨雖在國會選舉中的突破就發生在這里。

客觀地看，60-70年代的韓國工人在表現出溫順、守紀律的特征的同時，也隱藏著暴力的、叛逆的一面。這一時期社會沖突和工人罷工的最根本的原因或許就是當局不愿承認勞工有組織起來的權力，不愿意承認工會的合法地位。一個政府越是堅持拒絕承認勞工組織的合法性，工會就會變得越激進。而在一個走過了現代化初級階段的國家而言，勞工組織通常被認為是一個工業社會所固有的特征。“一個全國性的勞工聯盟對于國家尊嚴來說，就如同軍隊、航空公司和外事機構一樣，是不可或缺的。”[⑧]代表勞工和下層的民主勞動黨在2004年的選舉中進軍國會，將更加直接地表達勞工階層的聲音，對于緩解社會沖突有明顯的積極意義。

韓國民主勞動黨的政治主張

民主勞動黨雖成立不久，卻已形成了鮮明的政治特色。該黨的政治宣言明確指出，其奮斗目標是實現勞動者和民眾的“政治勢力化”，即凝聚勞動者、農民、小工商業者、都市貧民、女性、青年、學生、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才智與力量，共同參與政治，完成歷史賦予的神圣使命。

在政治方面，民主勞動黨主張建立以勞動者和民眾為主體的民主政治，主張擯棄以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為基本規律的資本主義。該黨主要的努力方向包括：第一，清算腐敗政治，打破地緣、學緣等差別，實現真正平等參與的民主政治。第二，全面廢止民愿壓制機構，保障人的自由和創造性；廢止國家安保法，關閉國家情報院等機構；保障言論、出版、結社、思想、學術、藝術等方面的自由。對軍隊、警察、行政官僚機構等國家機器進行民主化改造；消除冷戰分裂和軍事獨裁的余毒。第三，實現政黨與選舉政治的民主化。建設忠心為民的、以黨員為中心的、透明的政黨，構筑以政治理念和政策為中心的政黨政治；引入完全的比例代表選舉制，真正實現政黨競爭的民主化。第四，強化直接民主主義，擴大地方自治權。

經濟方面，要克服資本主義的矛盾，建立民主的經濟體制。該黨強調，盡管韓國在國家主導的出口導向型工業化過程中實現了高速的經濟增長，但與此同時，政企勾結與財閥體制、民眾的基本權利受到壓制等不平等現象卻日益嚴重，對外依附矛盾加深并最終導致經濟危機。該黨致力于構筑以勞動者和民眾為中心的民主經濟體制，追求效率與安定，實現勞動者平等分配的目標。該黨主張在民主的經濟體制下，通過所有權的社會化克服資本主義的矛盾。第一，解散財閥，使之轉化為勞動者民主參與的企業，最大限度地保障中小企業的發展機會。第二，在社會調節優先的基礎上，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廢止扶持和保護財閥、壓制勞動者的財政金融和產業政策，堅決反對政府所推行的、導致大量失業和社會不平等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第三，確立自主的、平等的對外經濟關系。第四，保障勞動者的基本權利，保障婦女的社會勞動權利，縮短勞動時間，保障安全的勞動條件，實現勞動者之間的平等，努力實現勞動者自主管理，實現勞動階級的政治勢力化。

在統一和外交方面，民主勞動黨強調，通過自主的和平對話方式，以民眾為主體，實現民族統一。該黨主張建立自主、互惠、平等的對外關系，清除妨礙民族統一、壓抑自主權的外部勢力，廢除韓美不平等軍事條約和行政協定，要求美軍全部撤出韓國。

總體看來，民主勞動黨代表的是社會下層的勞動者、城市貧民、激進的青年學生等，強調社會平等，敵視財閥體制，主張擺脫依附、實現自主。特別是在對美關系問題上，該黨極力主張擺脫美國的影響，堅決反對韓國向伊拉克派兵。這些主張，表明民主勞動黨左翼政黨的色彩非常濃厚，與右翼的、強調韓美同盟關系、強調經濟增長的大國家黨截然不同，比主張改革、要求修正韓美關系、強調均衡發展的開放國民黨更加激進。

民主勞動黨在本屆國會選舉中獲得突破的原因

1.扎實的民眾基礎

經過多年的經營和頻繁參與總統選舉、國會選舉和地方選舉，民主勞動黨已經擁有了比較扎實的群眾基礎，特別是在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地區。民主勞動黨完全不同于以往地域性比較突出的政黨，而是在全國各道或廣域市都獲得了超過10%的政黨支持率。在工業發達、勞工運動活躍、已經擁有一定影響力的慶尚南道和蔚山，該黨的得票率更是高達15.8%和21.9%。在京畿道和仁川等輕工業密集區，該黨的得票率也明顯高于其他地區[⑨]。可以說，民主勞動黨并不是一個地區性政黨，而是一個面向勞工大眾、在全國都有一定的支持力量、以政策主張贏得選民支持的政黨。

2.反對彈劾總統

國會選舉前一個月通過的總統彈劾案使韓國政局風云突變。原本想以此來贏得國會選舉的大國家黨突然發現彈劾不得人心。受此影響，三個主導彈劾案的政黨的民眾支持率直線下降，而堅決支持總統的開放國民黨和民主勞動黨的支持率則一路走高。總統彈劾案成為影響國會選舉的決定性因素。彈劾案通過后，民主勞動黨順應民愿，堅決反對彈劾。反對彈劾這一偶然因素是民主勞動黨能夠贏得國民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當然，偶然中也存在著必然。因為民主勞動黨一貫地反對保守政治，強調普通民眾的基本權利。由于不少國民認為彈劾總統是政客出于政黨競爭的目的踐踏了國民權利，因此民主勞動黨很自然地要抵制保守黨所主導的彈劾案。

1987年政治民主化以來，第13-16屆國會選舉的投票率分別是75.8%、71.9%、63.9%和57.2%，一路走低的趨勢非常明顯。投票率的穩步下降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韓國社會矛盾的沖突性下降，政治在某種意義上滿足了國內大部分人的要求，民眾對政治的熱情正在減弱。但是，受到彈劾案的影響，本次國會選舉的投票率一改歷屆選舉投票率大幅下滑的勢頭，提高至60.6%。突然高漲的投票率是民眾原有的共識受到沖擊而迫切需要糾正危機重新達成共識的反映，表明緊張局勢和國家機器功能嚴重失調[⑩]。在韓國，不少民眾認為國會在政治力量的斗爭中彈劾剛剛由國民選出的總統，踐踏了國民權利，是危害憲法的行為。投票率的增量部分，主要來源于反對彈劾的力量，顯然有利于反對彈劾的政黨，特別是開放國民黨和民主勞動黨。

3. 新的投票方式

新一屆國會選舉首次采取一人兩票制，即選民在投票時，一票投給候選人，另一票投給所支持的政黨，這個政黨可能并不是該選民所支持的候選人所在的政黨。新的投票方式能夠更充分、更真實地表達選民的意志，也為民主勞動黨提供了難得的獲得突破的機會。由于民主勞動黨提出的候選人總體來講競爭力不強，因此在單槍匹馬的較量中很難取得突破。在本屆選舉中，民主勞動黨共推舉了123位候選人參與全國的選舉，但只有權永吉和趙承洙在慶尚南道的昌原市和蔚山市贏得了兩個地區議員的席位。權永吉現年62歲，早年是《漢城新聞》的記者，曾長駐巴黎，后擔任輿論勞動組合聯盟委員長。作為民主勞總的首任理事長，又連續兩屆參加總統競選，他在勞工運動活躍的慶尚南道有一定的影響力，獲得49.8%的得票率并不出人意料。趙承洙41歲，是民主勞動黨的中央委員，任蔚山市北區廳長，在選舉中贏得了46.9%的支持率。而其他121名民主勞動黨的候選人都沒有能夠贏得勝利。一人兩票制的投票方式使民主勞動黨在缺乏競爭力很強的候選人的情況下，依靠13%的政黨得票率贏得了8個比例代表的席位，從而大舉挺進國會。

民主勞動黨的影響力與前景

1.從政黨政治的角度來分析

由于此次國會選舉中包含了總統彈劾案、新投票方式的引入等偶然因素，民主勞動黨獲得了超乎尋常的成功。在全國243個地區議席中贏得2席是民主勞動黨實力的真實體現，表明該黨在人力資源的儲備方面還處于起步階段。目前，民主勞動黨擁有約5萬名黨員，這一數字在進軍國會后可能會有所上升，但能否在下一屆選舉中保持現有的地位還很難預料。客觀地講，偌大的勞工階層的確需要一個政黨為其代言，勞資關系的改善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因此如果民主勞動黨運營得力的話，在全國獲得10%-20%的支持率是比較正常的。目前所獲得的10個國會席位，盡管位列第三，但還沒有達到國會交涉團體20個席位的要求，與開放國民黨和大國家黨相比相去甚遠，因此很難在國家發展的政策方面發揮大的作用。但是，在其所重點關注的勞資關系等方面會有所作為。

目前在韓國政治中比較有影響力的政黨，按照政治主張從激進到保守排列大致為：民主勞動黨、開放國民黨、新千年民主黨、大國家黨、自由民主聯合。這些政黨在新一屆國會中所擁有的席位分別為10席、152席、9席、121席、4席。根據中間選民理論，施政綱領或政治理念處于中間的政黨最容易得到最大多數選民的支持，極左或者極右的政黨由于其政治主張不能得到大多數民眾的支持，因此很難在政治全局中占據主導地位，其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由于民主勞動黨很難將自己的支持基礎擴大到勞工以外的階層，因此難以實現執政的夙愿。

一個政黨的制度化力量關系到其生命力和影響力，這種力量可以從政黨組織的復雜性、政治活動家是否認同政黨等方面來衡量，但最直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看它能否闖過其締造者渡過這一難關[?]。韓國的多數政黨在這一難關前敗下陣來。自1945年光復以來，韓國共出現過300多個政黨，各政黨頻繁地合并、解散、分裂和更名，除了樸正熙時期的民主共和黨外，多數政黨的存留期是5~10年，主要原因是韓國政黨多數是以黨首個人為核心而不是以政策主張為中心。民主勞動黨盡管不是一個個人化的政黨，但是權永吉等人在黨內的地位相當突出，民主勞動黨能否擺脫韓國政黨短命的厄運還很難確定。

2. 從經濟基礎和社會背景來看

從韓國的發展進程來看，韓國工人已經分享到了經濟增長的利益，社會分配比較平等，兩極分化程度并不高，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結構相對穩定，因此，代表勞工和下層的民主勞動黨沒有大的發展空間。

自20世紀60年代實現經濟起飛以來，韓國政府的發展導向一直是“增長第一、分配第二”，盡管如此，韓國的發展依然體現了“分享增長”的原則，各個階層都能享受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好處，盡管有時候表現得不是那么同步和平均。

韓國工人的工資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過兩次快速增長的經歷。在70年代后期，韓國工人工資迅猛增長，1976~1979年職工月工資年增長率分別為37.8%、20.3%、34.6%和40.6%[?]。這一時期工人工資增速較快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工業結構從以勞動密集型輕工業為主轉向以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重工業為主。工人的主體也從非熟練女工轉向熟練男工，由于韓國男性的工資一直遠遠高于女性，因此引發了工資的大幅度上漲。其次，由于產業結構的轉型對熟練技術工人的需求猛增，而勞動力的供給沒有大的變化，因此引發了工資的上漲。再次，樸正熙政權后期的獨裁統治面臨著越來越大的民眾壓力，提高工人工資是緩解矛盾的一個途徑。80年代末90年代初工人工資再次增長，從1988年到1992年，工人月薪的年增長率連年超過15%，這是在民眾民主運動的大前提下工人組織化程度提高的結果。

同時，韓國工人每周工作時間從1985年的51.9小時穩步下降到2003年的45.9小時。從2004年7月起，韓國在全國實行5天工作制。工人階級的狀況得到明顯的改善。從失業率來看，由于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韓國的失業率曾經在1998年達到7.0%，1999年也維持在6.3%。隨后，經濟的快速恢復特別是制造業的復蘇使失業率穩步下降，2003年韓國的失業率為3.4%[?]。新時期的失業主要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的失業，與原來的失業問題有了本質性的不同。

韓國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實現了相對平等的收入分配。從吉尼系數來看，從1965年的0.34到1975年和1980年的0.39，達到了頂峰，隨后逐步下降到1995年的0.28，收入分配狀況明顯改善。由于受到1997年金融危機的影響，吉尼系數略有回升，在1999年達到0.32，其后又出現了緩和的跡象。2003年韓國的吉尼系數為0.31[?]。

隨著經濟的發展，韓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日益完善，覆蓋面逐步擴大。2002年，韓國超過96.97%的人口得到了醫療保險，剩下的3.03%可以獲得直接的醫療援助[?]。1995年，韓國實行失業保險制度。1988年首次實行的國家退休金制度只涵蓋職工人數為10人或10人以上的工作單位。經修改后，國家退休金制度于1992年涵蓋職工人數為5人或5人以上的工作單位，并于1995年適用于從事農業的職工和農村的個體戶。1999年，退休金制度已在全國各地實行。在社會分配比較平等、社會保障制度日益完善的情況下，左翼力量很難獲得大的突破。

還應注意的是，目前韓國工人階級的最下層已經被來自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勞工所占據。最臟、最苦、最危險的工作主要由這部分人承擔。韓國對外投資的加速盡管因為產業的空心化趨勢可能加大國內的就業壓力，但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國內的勞資矛盾。

3.從韓國工會的組織情況來看

由于長期受到壓制以及文化與歷史的原因，韓國勞工的組織化程度不高。工會會員數量在70年代中后期的產業結構轉型過程中有連續五年兩位數的高增長，1974~1978年工會會員的年增長率分別為19.7%、14.4%、12.7%、12.9%和10.5%。在80年代末期的民主化運動中，工人加入工會也比較積極，工會會員數連續三年高速增長，1987~1989年增長率高達22.4%、34.7%和13.2%。從工會會員占經濟活動人口的比例來看，1989年達到了10.7%的峰值，工會會員高達1932415人。工人組織化程度的變動趨勢與前面所分析的韓國工人工資增長趨勢相吻合，這兩個時期也恰恰是工資增長比較迅速的時期，也就是說，工人組織起來有助于提高與資方和政府的博弈能力。值得注意的是，自1989年的高峰以后，韓國工會會員的數量和工人組織化程度都有所下降。1997年金融危機以后出現了緩慢上升的態勢。但是，直到2002年，全國工會會員依然只有1605972人，組織率也只有7.0%[?]。在工會會員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3-5萬人）加入了民主勞動黨，可見即便是在工會會員當中，該黨的影響力有限。

結  語

民主勞動黨進軍國會標志著勞工運動從激進的街頭政治轉向了議會政治，是韓國政治發展中的一個重大變化。在民主勞動黨產生以前，沒有政黨充當勞工大眾的代言人，長期以來，工人一直被作為原子化的個體吸收進選舉過程，通過地緣、學緣、血緣等社會紐帶參加選舉。民主勞動黨的崛起為勞工、城市貧民、學生、婦女等社會弱勢群體形成團結的意識、共同參與政治提供了機遇，該黨的勝利表明長期積累和增長的社會左派力量已經有了一定的群眾基礎，體現了民主參與的擴大與民主的制度化之間良好的互動關系。

民主勞動黨參與國政對韓國勞資關系的調整有積極意義。盧武鉉總統復職后在首次國務會議上強調，“實現勞資政大妥協是今年政府工作最重要的目標”。盧武鉉指出，目前韓國社會存在許多問題，勞資問題尤為重要，解決難度超乎想象。政府要認真聽取財界和勞工界的意見，制定出妥協修正案，并在與各方對話和進行說服工作中發揮主導作用[?]。

但是，由于影響國會選舉結果的主要因素包括新的投票方式、總統彈劾案等偶然因素，基于韓國目前的經濟社會狀況和政治力量對比，民主勞動黨所能發揮的作用還相當有限。隨著韓國經濟的發展和民主體制吸納能力的提高，社會矛盾沖突性下降，工人階級的戰斗性經過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末的高峰后明顯下降。韓國民主勞動黨距離成為主要政黨甚至執政的理想還很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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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海根：《韓國工人》，中譯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1~32頁。

[②] 具海根：《韓國工人》，第15頁。

[③] 韓國統計廳網站。www.nso.go.kr

[④] 1980年5月，韓國各地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反政府運動。5月18日，光州爆發了近二十萬人參加的大規模群眾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取消戒嚴令，釋放被捕學生和各界人士。游行群眾遭到軍隊的殘酷鎮壓，五百多人傷亡，兩千多人被捕。史稱“光州事件”。

[⑤] 全斗煥政權末期，韓國民主化運動日益高漲。1987年6月，全國各地爆發了大規模的游行示威，史稱“六月抗爭”。迫于民主力量的強大壓力，6月29日，執政黨民主正義黨總統候選人盧泰愚發表宣言，表示要通過修改憲法實行總統直接選舉、保障國民基本人權、釋放金大中并恢復其政治權利等。這一宣言緩解了當時的緊張局勢，標志著韓國民主化進程的正式啟動。

[⑥] 具海根：《韓國工人》，第197頁。

[⑦] 韓國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網站。www.nec.go.kr

[⑧] 塞繆爾?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譯本，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261頁。

[⑨] 選舉資料來源：韓國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網站：www.nec.go.kr

[⑩] 政治學家弗朗西斯?威爾遜和赫伯特?廷斯滕等人歡迎較低的投票率，認為它是選民對事情進展方式基本滿意的證據。參閱西摩?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中譯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203頁。

[?] 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378頁。

[?] 韓國統計廳網站。www.nso.go.kr

[?] 韓國統計廳網站。www.nso.go.kr

[?] 韓國統計廳網站。www.nso.go.kr

[?] 大韓民國海外弘報院，韓國文化新聞處，《韓國簡介》，2003年修訂本，第86～87頁。

[?] 韓國統計廳網站。www.nso.go.kr

[?] 韓國駐華使館文化新聞處：《每周韓國》2004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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