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晚年唯一說對的一句話”


毛澤東對自己一生的評價是“做了兩件事”，一是把蔣委員長趕到一個海島上去了，二個是搞了文化大革命。他自己也承認這“后一件事，贊成的人不多”。但他的擔心還是太不夠：等他死后不久，文化大革命便被“徹底否定”了。連同被否定的還有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

一九八○年夏，我還是個大學生，赴煙臺參加文革后全國學聯組織的一個夏令營。那時，全國高校里正興起“民主化”的學運。雖然參加夏令營的都是各省學聯或各校學生會的頭頭，也就是被學生們稱之為“維持會”的家伙，但是，“民主化”的思潮也在這幾十個“學生領袖”中涌動。在從煙臺到威海的軍用卡車的車廂里（駐軍運送我們），我所在的小組進行了一次有關中國前途的討論。在諸多慷慨激昂的演講中，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一位營友痛切地說：毛澤東晚年就說對了一句話：“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

今年離文革結束已經二十九年，離那位仁兄的痛切陳辭也有二十五年了。驀然回首，再環顧四周，不由慨嘆：那老兄說得一點也不差！

中國的改革開放，雖然口頭上還要“四個堅持”，實際上是在補資本主義的課，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也就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毛澤東當年深惡痛絕、必欲趕盡殺絕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但在黨內有了合法的存在，而且，隨著中國共產黨與時俱進地提出“三個代表”理論后，資本家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加入中共了，真正實現了“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

“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無論是“走資派”在黨內，還是“資本家”在黨內，都不能不說是一種時代的進步，起碼是時代的現實。如果考慮到中國共產黨從來在實質上就不是無產階級的政黨，那么，承認這一點，對某些人盡管很痛苦，卻還不意外。今天，我們不能再煽動階級斗爭了，也不能再搞意識形態至上。中國共產黨做為中國現代化事業的領導核心，它就應當是中國人民中先進分子的組織，應當是把一切有志于中國偉大振興事業、同時承認共同富裕目標的公民，發展到自己黨內。應當說，中國新生的資產階級，盡管帶有種種缺點，但是，它在中國目前卻還是先進生產力的組成部分，對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有著重大的貢獻。因此，作為執政黨，不應歧視他們，而應吸引他們。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警惕“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給共產黨所帶來的負面作用，并采取辦法克服之。
首先就是商品交換意識和規則帶進了黨內和政府內。中國現在大面積的嚴重腐敗的根源之一，就是隨著市場經濟而興起的商品交換意識和規則進入了黨內生活和政府管理。行賄的主體大多是資本家。資本家的唯利是圖加上官員的墮落，使得權錢交易成了普遍的潛規則。資本家從來不花冤枉錢，他的行賄成本肯定要低于他的收益，而且也許行賄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促進了個案的成功。但是這種行為的更大的危害性在于黨和政府的變質及整個社會管理的無序和混亂，會帶來全社會的強烈不滿，并且使國家陷于動亂和崩潰。

二是加大了社會的不公。公正從來不是資本家的訴求，而是人民的愿望，也是政府的責任。在還很不富裕的中國，作為社會公益事業提供者的政府，正把這種寶貴的資源向富人階層傾斜。我們都已看到，在醫療、教育、體育、文藝、住宅、交通等關系到全體國民基本生活質量的事業上，已經出現了多么大的不公。窮者恒窮、贏家通吃，就連“勞動模范”這樣給普通勞動者最后的一道榮譽，也被不少大老板攫取。為什么有錢人可以橫行天下呢？因為政府的決策者已被收買，他們或者本身就是“走資派”，或者成了資本家的代表。

三是共產黨有可能變成被資產階級操控的黨。在取得經濟地位后，資產階級必然要取得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他們或者自己積極入黨，并爭取走上共產黨的高層，或者培養自己在黨內的代表。考慮到現有的資產階級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從原來的共產黨員搖身一變而成的，再加上黨內的走資派，那么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的現實力量已不可小覷。

以上三種情況，在中國特殊的國情下，可能會演變成極為嚴重的后果。這里我特別要對第三種情況，做進一步的分析。

首先看中國的資產階級。在這里我并不想妖魔化中國的資產階級，無論是他們本身所具有的拼搏進取精神、商業能力和他們全體對中國經濟的貢獻，都是應當肯定的。但是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國的資本主義正處在發展的初期，或者說是原始積累階段。這一時期的資本主義以及資本的人格化代表資本家，但帶有更多的反人道、反社會的特點，其“原罪”色彩更濃。特別是中國新生的資產階級，大多是暴發戶，他們缺少資本主義國家資本家的人文素養、知識準備和政治理想，在整體的價值觀念和行為理性上，都有著極大的欠缺。這就不難解釋為什么中國有無數的“血汗工廠”、礦難和不斷的“寶馬車撞人”，為什么會有如此多地占用廬山等風景區修別墅這種侵占公用資源的大膽而無恥的行經，又為什么中國富人中的慈善家又很少。中國新生的資產階級的負面作用，我們不可低估。

其次，中國的社會的倫理環境，加大了資產階級的危害性。文化大革命徹底摧毀了國人的信仰，改革開放又徹底改變了人們的觀念，“誰發家誰光榮”取代了過去的安貧樂道。由于新的價值重建未能取得實質性的進展，我們現在面臨著整體性的道德危機。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先富起來的那一部份人，引領了時代的風騷。這些新生的資產階級，成了全社會的標桿，成了“成功人士”，《富爸爸，窮爸爸》成了暢銷書，與“財富”有關的一切吸引了全社會的眼球，媒體、小說、電視劇充滿了對富豪的吹捧和追逐，“金錢至上”彌漫著全社會。大款成了我們社會的特權人物，可以在一切領域暢通無阻。在這種思潮的引領下，就連人文精神的最后的堡壘——大學和學術界，也充滿了銅臭味。在這種社會背景下，資產階級的負面作用，被放大了，起到了敗壞社會風氣的作用。

再次，中國的官僚階級，與資產階級進行了骯臟的勾結。中國共產黨內有走資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變成了資本家的代表。這二者是有本質的區別的。走資本主義道路可以是一種路徑的選擇，是一種發展階段的策略，其終極目標仍然是全社會的共同富裕。但是，我們看到，中國的許多當權派，把自己變成了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言人。大官熱衷于與大款稱兄道弟，不但搞權錢交易，搞內外勾結侵吞國有資產，而且在黨和政府的決策上，向大資本家利益傾斜。比如近兩年來我們在中國房地產方面，看到了如此多的精彩的表演：中央政府迅速否定了中央銀行出于安全考慮而出臺的控制房地產貸款的文件，建設部的官員親自上陣為房地產價格虛高搖旗吶喊，在國務院終于出臺抑制房價的政策后，不但地方政府明里暗里和中央政府博弈，而且建設部的官員繼續鼓吹中央政策是“穩定房價”而不是“降低房價”。了解了這一點，我也就不再奇怪我的許多企業家（也就是資本家，包括中國與外國）朋友，為什么都是中國共產黨最堅定的擁護者。如果真正到了中國共產黨成了資產階級政黨的那一天，中國廣大人民遭受的，就不僅是上面提到的“不公”而已，恐怕就會墮入水深火熱的“舊社會”，過著悲慘的生活。

更可怕的，是共產黨內的這些人，和資產階級聯合，阻止中國的民主化改革。在懼怕民主這一點上，黨內的資產階級與黨外的資產階級有著驚人的一致，他們都看到了中國的專制有利于他們的既得利益最大化和長久化，而民主的進程必然會導致黨內腐敗集團的下臺，也必然會導致資產階級利益的縮小。說到這里，我不得不想到18和19世紀的德國。1871年普魯士創立的德意志帝國中，雖然資本主義經濟得到高速發展，但德國沒有像英法那樣經過較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德國思想文化領域某些歷史文化傳統如強權思想、軍國主義等嚴重阻礙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確立和發展，政治上仍由容克地主占主導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魏瑪共和國建立起了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德國資產階級以統治者的身份初次登上德國政治舞臺。然而，魏瑪共和國并沒有摧毀封建專制主義的基礎，舊的反民主反共和的封建勢力在上層建筑領域中依然存在。這種狀況再加上狹隘的民族主義，最終導致了希特勒法西斯專制集權統治的建立，造成了德國歷史在政治上的嚴重倒退。

中國的官僚與資產階級的結合是有傳統的。如果中國專制政治制度的危害與中國新生的資產階級的劣根性結合，再加上狹隘的民族主義，“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結果，有可能使中國發展成世界歷史上最壞的資本主義、最壞的社會主義、最壞的專制主義的混合體。我們要避免重蹈當年德國的覆轍。

由于中國的政治現實，中國的資產階級不可能單獨組成自己的政黨。而且我想資本家也不愿意組成自己的單一成份的政黨，因為大資本家從來就缺少政治上的號召力，即便是在資本主義國家，我們看到的，也是打著為人民服務旗號的、泛階級的政黨。雖然中國共產黨向資產階級打開了大門，走資派也在黨內有了合法的地位，但是我以為這絕不是說共產黨要成為資產階級政黨。當然共產黨自己從來不曾承認它要成為資產階級的政黨。不過由于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多次出現的言行不一和表里不一，我還是有這種擔心。為了防止這種擔心變為現實，我建議共產黨的領導人和有關部門要研究控制資產階級影響的舉措，并上升到制度層面。資產階級自己也要有所收斂，自我約束。我至今不能忘記1980年車廂討論中那位營友在說到“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表情和語言：他恨不得對新生的資產階級食其肉，寢其皮。我也在恐懼地回憶文化大革命時普通大眾的造反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