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西化分化中國戰略的現實危險性——北京一次學術研討會文章選摘（上）

    
    編者按：本刊鄭重地向廣大讀者推薦這組好文章。2005年4月12日，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和教育部社科中心聯合召開“美國西化、分化中國戰略的特點及我們的對策”學術研討會。會議整理出一組文章，它們是：《“街頭政治”的含義》、《美國推行“街頭政治”的策略和手法》、《美國傳媒在“顏色革命”中“功不可沒”》、《美國非政府組織（NGO）是“顏色革命”的調色板》、《中亞獨聯體國家“顏色革命”對中國周邊的影響》、《“顏色革命”給我們的啟示和對策建議》、《布什連任后加緊推行西化、分化中國戰略圖謀的主要原因》、《美國西化、分化中國戰略的現實威脅性》、《布什連任后美國西化、分化中國戰略的新特點》、《新形勢下美國西化、分化中國戰略的渠道和手段》、《從參考消息上的部分信息看交往合作也是另一種形式的遏制》、《抵制美國西化分化的三個關鍵問題》、《抵御美國西化分化圖謀的對策建議》、《反西化、分化工作應緊緊地圍繞年輕人展開》。本刊編輯部之所以鄭重地向廣大讀者推薦這組文章，是因為這些文章所剖析和闡述的問題都關乎我國國家安全，關乎我們黨、人民和社會主義制度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它告訴我們，蘇東劇變以后，直到目前，美國并沒有因為這些國家社會制度的改變而放松對其實行西化、分化戰略。美國的邏輯是，無論是誰，只要你對美國不夠百依百順，它就毫不客氣地對你二次革命，甚至三次革命，直到你完全成為美國的附庸，它才可能稍稍罷手。從這些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國已經把社會主義的中國視為它的主要對手和敵人，當作其稱霸世界的主要障礙。雖然在表面上，美國在各方面與我保持接觸，互通往來，但在暗中，美國時刻沒有停止對我推行西化、分化的和平演變敵對政策，他們千方百計地妄圖將我國納入美國主導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成為他們的附庸——由私有化走向殖民化——直至置我國于死地而后快。只要美國的帝國主義本性不改，這一點也是不會有任何改變的。本刊編輯部在這里，還要衷心感謝這些文章的作者朋友，你們的文章再一次給我們大家敲響了警鐘，擦亮了眼睛。
    因為文字較多，本刊分兩期發完。

                            “街頭政治”的含義和實質

    吉爾吉斯斯坦政府在“街頭政治”的沖擊下垮臺，拉開了西方勢力向中亞地區輸出“顏色革命”的序幕。“顏色革命”是指21世紀初期一系列以顏色命名的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進行的政權變更方式，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利用目標國家的社會矛盾和困難，制造政治危機，發動社會抗議、街頭抗爭，推翻合法政權的顛覆運動。“街頭政治”往往是這種顛覆運動的最后階段，即有組織的群眾性街頭抗爭的政治活動。對美國來說，就是通過鼓動和支持一國的反對派發動民眾，走上街頭，向當局施壓，直至和平奪權，改變政權性質。
    西方國家搞“街頭政治”由來已久。最近幾年，“街頭政治”越來越成為美歐等西方國家用以干涉別國內政，改變政局和進行國際政治斗爭的重要手段。
    一、“街頭政治”是西方介入一國內政的通道
    “政治斗爭”的最高目標是奪取政權，斗爭的形態不外是和平與暴力兩種。“街頭政治”斗爭一般是和平地進行。當今利用和平形式搞“街頭政治”，則可以舉起所謂“人權”、“民主”、“自由”的旗幟，舉行罷工、罷市、罷課、游行、集會，甚至可以選擇在國家的中心廣場安營扎寨，長期堅持下去。對于這種“和平”行動，當局往往難于對付，只能以和平方式來處置。而向來以維護“人權”、“民主”、“自由”自詡的美國等西方國家，一旦發現有爆發“街頭政治”運動的國家，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公開介入。
    對于“街頭政治”發起者來說，作為反對派，一開始與當局的力量對比是不對稱的，必然需要外界的援助和支持來改變自己的不利地位，這就為西方的介入提供了內應的“線人”。西方國家對他們想要的“街頭政治”也決不是被動應付，等待人家的“邀請”，而是有計劃地進行“制造” 的。比如此次烏克蘭總統選舉，美國早在大選前半年多就制定出了行動計劃，包括人員培訓、資金援助、國際介入等。以尤先科為代表的反對派，不過是充當了這一計劃的理想執行人而已。
    二、“街頭政治”是“選舉干預”的重要手段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他們認為的所謂違反國際民主原則的國家采用了“人道主義干預”，改變一個國家政權。現在則采用所謂“選舉干預”，即通過干預一個國家的大選，使其走上“民主化”，實際是親西方化的道路。
    當然美歐等西方國家決不會對世界上任何一個在民主選舉中發生舞弊的國家都進行干預，而是有所為有所不為。眾所周知，冷戰時期，美國的最大心病是遏制和肢解蘇聯；冷戰后，美國最大的心病則是包圍和遏制俄羅斯。但在葉利欽之后的俄羅斯幾次選舉中，由于普京總統治國有方和個人威望，美國暫時還難以有所作為，只能采取迂回包抄的辦法，先從獨聯體國家下手。獨聯體雖是一個非常松散的聯合體，缺乏凝聚力，但仍是俄羅斯抵御西方遏制的一道屏障。那里定期舉行的總統換屆選舉為美國等西方國家提供了進行“選舉干預” 的契機。
    正如美國智庫、專門從事所謂“支持自由世界” 活動的美國民主基金會負責人格爾什曼總結的，“選舉于預”之所以能夠如此成功，在于他們抓住了實現格魯吉亞“玫瑰革命”的幾個基本因素：反對派應擁有一位著名的領袖人物；國際社會參與這一事件的程度；外國觀察員在何種程度上實施對選舉的監督。這三個基本因素可以說是進行“選舉干預”獲得成功的模板。有了這塊成功的模板，美國等西方國家今后還會在他們需要使用的國家加以復制使用。
    三、“街頭政治”是低價更迭政權的利器
    美歐等西方國家打著“民主”旗號更迭一國政權，不外乎兩種手段，一是武力手段，另一是和平手段。前者有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后者有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劇變，南斯拉夫米洛舍維奇下臺，以及最近發生的所謂“顏色革命’。兩種手段相比較，用前者花費大、人員傷亡和財物損失大、生態破壞嚴重，有時即使是速戰速決，但留下的后遺癥和善后要處理的問題成堆，處理起來既費錢、費力，又十分棘手，甚至變成難以卸去的包袱。在伊拉克戰爭中，至2004年末，美國軍費等各種開支已達1480億美元，長期駐軍高達15萬人，美軍死亡人數已接近1600人左右，這兩個數字隨著問題的拖延，還在不斷增加。
    相比較而言，用“民主和平”的手段，即通過選舉干預，搞“街頭政治”，由本國民眾自己選出一個使美國等西方國家放心滿意的政府，代價低、收獲高、見效快、更主動，而且已經在俄羅斯勢力范圍的獨聯體國家嘗到甜頭。在此次烏克蘭選舉中，美國為使尤先科上臺，從2004年4月制定計劃算起，到年末塵埃落定，時間不過八九個凡就算加上發現尤先科并加以“培養”和訓練反對派組織，也不過一二年的時間。美國花費的錢，媒體披露的最高數字是6500萬美元，還有說直接用于大選的是1500萬美元，與伊拉克已花費的1480億美元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從人員來說，在選舉中，美國和其他7個國家大使館、4個國際基金會派出的國際觀察和監督員共1萬多人，是“零傷亡”。尤先科上臺后，烏克蘭外交已從此前的俄美“兩邊奉圓”和 “親俄”，轉而明顯傾向西方。
    格、烏、吉等國“顏色革命” 的成功，也使獨聯體其余國家的反對派受到很大鼓舞。白俄羅斯的一個人權組織領導人說：“烏克蘭對白俄羅斯產生了巨大影響。它讓我們看到了勝利的希望，因為我們意識到俄羅斯并不像它希望的那樣強大。”
    四、“街頭政治”是進行“兩個冷戰”的重要手段
    早在1989年11月，針對當時新的國際形勢，鄧小平就告誡我們：“可能是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344頁）“兩個冷戰開始”，一個是對社會主義的，不久蘇聯東歐演變了；還有一個是對發展中國家的；很多人當時還不以為然。現在看來，“大中東和平計劃”的推行、“顏色革命”的接連發生，恰恰證明了鄧小平同志當年預見的正確性。如果說前一個“冷戰”是針對思想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后一個“冷戰”實際上是美國要獨霸和主宰世界，建立一個為它所控制的政府。其結果不在于是否選擇社會主義，而在于是不是真正符合它美國的全球戰略。如果不是，美國就要用“冷戰”來搞掉你。
    現在美國的西化、分化圖謀實際上就是一個新的冷戰。它在背景、手段和渠道上與以前不大一樣。比如，過去兩個社會是對抗的、你死我活的，現在社會主義陣營沒有了，中國和美國是建設性的戰略伙伴關系，兩國友好往來；甚至說中美關系處在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而最好時期實際上也是西化、分化新的戰略圖謀實施的開始，即由過去的對抗變成現在的拉攏甚至麻痹。賴斯最近訪問日本時的講話值得我們注意，她認為共產黨政權就是暴政，希望中國的改革進一步“民主化”，實際上就是要中國接受美國的所謂民主價值觀。

                     美國推行“街頭政治”的策略和手法

    鑒于“街頭政治”比使用軍事手段代價小得多，而效果又好得多，美國越來越青睞于搞“街頭政治”，預計今后會以更大的熱情和投入將“街頭政治”這一套推而廣之。在實踐中，美國已積累了十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做法。
    一、利用非政府組織打先鋒，為“街頭政治”營造適宜氛圍
   “街頭政治”與和平演變有所不同。和平演變是西方對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項長期戰略，它需要長期做工作方能見成效。而“街頭政治”則是一項戰術，它需要在較短時間內解決問題。當然，二者也有緊密聯系：“街頭政治”是和平“演變”到一定程度的發酵形式，是量變進入質變階段，是完成“演變任務”的收獲階段。人們在蘇東劇變時見到的就是這種情形。但是，蘇聯東歐國家的改旗易幟只是消除了美國對社會主義的偏見和恐懼問題，并沒解決它們親不親美的問題。因此對美國來說，對那些不親美甚至還有點反美的國家還存在“二次革命” 的問題。要“革命”就需要“造輿論”；美國將這個“造輿論” 的工作交給了非政府組織。
    目前，全球NGO多達數百萬個，活動范圍涵蓋文化教育、衛生保健、生態保護、宗教慈善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國NGO就有  15 0萬個之多，它們的政治主張和社會要求千差萬別，有反全球化的，有反霸的，也有特別熱衷“民主”“自由”宣傳的。美國就利用這一類NGO打進需要“二次革命”的國家，讓它們在那里各顯其能，為反政府游行做好心理上和輿論上的準備。在烏克蘭選舉中，當反對派的支持者被問到“為什么要支持尤先科”時，很多人答道：“支持尤先科就是支持民主。”可見，西方數千個NGO 在烏克蘭沒有白忙。
    二、開辦講習班，培養“街頭政治”的骨干力量
    美國知道，光有西方的NGO在面上吹吹打打、制造氣氛是不夠的，最重要的還必須有人，特別是骨干分子。
    美國十分重視“人才”的培養問題。2000年3月，美國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希爾頓飯店舉辦“非暴力抵抗講習班”。24名南斯拉夫反對派領導人秘密前往受訓。這些人在“專家”指導下學會了如何組織罷工、罷課，如何通過手勢進行交談，如何克服恐懼心理，如何動搖一個“獨裁政府”的統治等等。這些人學成回國后很快就投入反對米洛舍維奇的“街頭政治”中。2003年夏天，美國在前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又辦了一個講習班。格魯吉亞反對派領導人薩卡什維利應邀前往接受有關進行塞爾維亞式“溫和革命”的培訓。幾個月后，薩氏便在格魯吉亞成功發動“玫瑰革命”，隨之登上了總統寶座。2004年秋，美派遣1000余人分赴烏克蘭14個州，為“橙色革命”及時培養、輸送了大批骨干。
    三、精心挑選代理人
    “街頭政治”實際就是街頭群眾運動。沒有強有力的領軍人物，這種“運動”既難以堅持，更不可能取勝。對美國來說，要確保“街頭政治”成功，選準代理人是最關鍵的一著。美國選代理人的標準是：年富力強，有個人魅力，沒有劣跡，但最重要的是親美，而且必須是100%地對美親，60%都不行。老謀深算的謝瓦爾德納澤下臺后還在抱怨說：“我是美國政府最堅定的支持者，他們為什么要這樣對待我？”其實，局外人看的很清楚，精明的謝氏在與華盛頓同榻而眠的時候，還偶爾向莫斯科送一下秋波。山姆大叔瞧見了，心中不悅，遂起“換馬”之念，因為他容不得‘他的人’對他有半點不忠；因為他更知道：用人不當，滿盤皆輸！
    現在看來，波蘭的瓦文薩、捷克斯洛伐克的哈韋爾、格魯吉亞的薩卡什維利、烏克蘭的尤先科等還是令美國滿意的。
    四、設立指揮部
    有了活動氛圍，有了骨于分子和領軍人物，基本上就可以開始活動了。這時需要的就是設立指揮部，負責統一協調指揮。
    2000年初，美在匈牙利成立了“促進南斯拉夫民主辦公室”，派高官坐鎮指揮。2002年4月，美在其駐格魯吉亞使館設立了“促進格魯吉亞民主辦公室”。美駐格大使邁爾斯毫不隱諱地表示，他出使格魯吉亞的主要任務就是促進該國“以民主方式實現政權更迭”。據悉，2,004年秋，美在烏克蘭鄰國也成立了一個“辦公室”，尤先科曾奉召過境面受機宜。
    五、選好突破口
    美國知道，欲使“街頭政治”成功，必須選準突破口。1999年，美國對南聯盟連續狂轟濫炸了78天，可沒有將米氏炸趴下。科索沃戰爭結束后，美支持南反對派大搞“街頭政治”，隔三差五上街游行，要求米氏下臺，但米氏不予理睬，照樣閑庭信步。反對派的活動以失敗告終。何也？米氏一不好色，二不貪財，三不講排場，四不圖享受，作風與人品近乎完美，反對派幾乎找不到任何把柄可置他于死地。最后，美國人決定通過選舉把他搞掉。實踐證明，這是他們可以大展拳腳的高招。從此，選舉就成了美國搞垮一國政權的 “法寶”。
    六、慷慨解囊，為反對派搞“街頭政治”買單
    搞“街頭政治”，尤其是選舉是很花錢的，而反對派又大多是窮光蛋。“街頭政治”的一切開銷，包括向反對派的電臺、報刊、電視臺提供資助，為反對派候選人做廣告宣傳，南斯拉夫、格魯吉亞、烏克蘭反對派的支持者從各地趕往3國首都聲援的旅費、住宿費和“勞務費”等等，統統都得由美國人掏腰包。美國在這方面也不吝嗇，每年為“促進民主”的撥款就高達10億美元，各種民間基金會掏的錢也不在小數。有評論認為，沒有美國人在財政上的大力支持，反對派要獲得成功幾乎是不可能的。
    七、利用媒體“妖魔化”當權派，為反對派奪權制造“法理”依據
    美國利用其在新聞傳播領域的強勢地位，對當事國實施媒介“轟炸”，一面不厭其煩地播放反對派的聲明、講話，最大限度地影響受眾和選民；另一面則集中力量“妖魔化”當權派，給他們貼上“獨裁”、“反民主”、“反人道”、“違反人權”的標簽，然后大張撻伐，為反對派奪權制造所謂的“法理依據”。
    八、大打“經濟牌”，對當事國選民誘壓兼施
    在南斯拉夫、格魯吉亞、烏克蘭等國，經濟普遍不好，美國在這里玩“經濟牌”很容易奏效。南斯拉夫長期遭國際制裁，北約 78天的轟炸，使其蒙受的直接損失超過1000億美元，老百姓的困苦可想而知。美在大選中對南選民露骨地表示：反對派上臺，經濟制裁立即取消，大量經援隨后就到；反之一切照舊！在烏克蘭，美國告誡選民：“選擇尤先科便能告別貧困！”這些說法事后證明對處在困境中的南、烏等國選民產生了相當大的作用。
    九、施高壓不準當局動武，為反對派放開手腳奪權保駕護航
    美國知道，“街頭政治”的克星是武力，所以它總是以“國際輿論”甚至軍事手段施壓，以“經濟制裁”相威脅，迫使當局不使用武力。它一面捆住當事國當局的手腳，一面讓反對派有恃無恐地放開手腳干，以至不達目的絕不罷休。人們在南斯拉夫、格魯吉亞、烏克蘭三國選戰中均看到了這種情形。
    十、帶頭宣布不承認不利于反對派的選舉結果，為反對派翻盤力挽狂瀾
    如果上述各種辦法還不能確保反對派在選舉中獲勝，那么美國就使出最后一招——以“選舉中存在舞弊”為由，帶頭宣布不承認不利于反對派的選舉結果。
    在南、格、烏、吉選舉中，反對派起初都沒撈到便宜，格、烏、吉的當權派政黨竟還勝出。美馬上指責選舉“不公”、“存在舞弊”，率先宣布不承認這樣的結果，致使當事國局勢大亂。南、格反對派亂中奪權，烏、吉反對派成功翻盤。至此，四國的“二次革命” 圓滿結束，“街頭政治”便迅速退潮。

                     美國傳媒在“顏色革命”中“功不可沒”

    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等國先后爆發的所謂 “顏色革命”，不禁使人聯想起上世紀 80年代末至 90年代初發生的東歐劇變。將兩者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很多相似之處：都發生在原蘇聯或獨聯體的勢力范圍內；反對派均獲得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支持；都是利用選舉的時機實現政權更迭。應當說，國家內部出問題是造成東歐劇變和“顏色革命”最主要的因素，但我們從中可以看到美國的傳媒在其中起的推波助瀾作用。
    回顧歷史可以發現，在東歐劇變過程中，美國之音等媒體可謂“功不可沒”。美國前總統老布什曾這樣評價：“這是我們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無形戰場上最成功的勝利。”此后，美國在宣揚其“自由民主”價值觀念上，將傳媒的作用發揮得更加淋漓盡致。舉近期最典型的例證：布什反復提及“民主”一詞的就職演說，在大力炒作后通過互聯網和電視第一時間傳播到全球；近期曝光的，在美軍進入巴格達時由美國政府預制的那條“謝謝你布什，謝謝你美國”的假新聞。
    在格、烏、吉等國先后爆發的所謂“顏色革命” 中，美國傳媒更是“功不可沒”。格魯吉亞等國作為原蘇聯的加盟共和國，早在冷戰時期即受到美國之音等媒體的“重點進攻”。近年來，隨著傳播媒介特別是國際互聯網的迅速發展，美國式的價值觀念對這些國家產生了更深的影響，尤其是那些較少接受原蘇聯模式教育、對新鮮事物好奇的年輕人。美國強大的傳媒機器在這些國家時刻都在高速運轉：當這些國家的掌權者有違美國意愿行事時，美國便利用傳媒對其民主建設、經濟發展和人權狀況等大肆抨擊；當美國準備改變其現政權時，便憑借已宣揚多年的“自由民主”意識對該國民眾進行反政府煽動；當“革命形勢” 出現后，即開始對美國所支持的反對派領袖大加贊賞，給反對派以廣泛的輿論支持；而一旦“革命”成功，美國媒體便迅速將消息傳遍世界，希望借此推動“多米諾骨牌”效應。
    那么，美國的傳媒力量到底有多強大？也許可以從如下一組數字中得出答案：美國共有電視臺近1300家，有線電視網約8000家，廣播電臺近9000家。《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報紙的文章被其他國家媒體的轉載率長期高居世界前列。有學者統計，美國控制了全球 75%的電視節目生產和制作，而在美國本土的電視中，外國節目的占有率只有1.2%；美國電影產量占全球影片產量不足 10%，卻占領全球電影總放映時間的一半以上。還有學者研究，美國的國際問題報道能力約是俄羅斯的7.2倍；美國媒體的經濟實力更是俄羅斯的109.9倍。
    美國傳媒一方面向其他國家輸出美國式的“自由民主”價值觀，以此動搖別國的意識形態和文化根基；另一方面利用其掌握的強大輿論機器，在國際上丑化別國形象，為其“改造”這些國家掃清國際輿論的障礙。可見，從東歐劇變到“顏色革命”，美國傳媒的煽惑作用雖不是決定性的，影響卻是不可低估的。

                 美國非政府組織（NGO）是“顏色革命”的調色板

    “顏色革命”正在改變歐亞大陸政治地圖，而美國政府用來調制這些“顏色”的調色板，正是無處不在的、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組織（NGO）。
    一、美國政府資助的“第三部門”
    非政府組織獨立于政府體系之外，同時又不具有企業的營利性質，所以被稱為是繼政府和企業之后的“第三部門”。恰恰是這種獨立性、社會性和非營利性特點，吸引了美國政府某些部門的注意。
    美國利用NGO輸出美式“革命’，具有以下顯著優點：美國政府可以躲在幕后，避免嚇跑那些厭惡美國霸權的老百姓；NGO的親和力與獨立形象，更具迷惑性和號召力；數以萬計的NGO及其相互之間的復雜聯系構成了遍布世界的巨大網絡，可以為美國力量傳輸提供現成的平臺；NGO本身的資本積累和融資能力可以放大美國政府投入的“種子資本” 的力量，形成一種“杠桿效應”。
    從美國國務院下屬的國際開發署官方網站透露的情況看，目前美國政府倚重的組織主要有國際共和黨協會、國家民主基金會、美國和平協會等，并通過這些組織發展和資助下游組織。但是，從媒體所反映的情況看，美國政府直接聯系的NGO 遠不止這幾家，至少還包括在獨聯體活動頻繁的“自由之家”，以及大名鼎鼎的億萬富翁索羅斯旗下的開放社會研究所。索羅斯雖然是布什的“對頭”，曾出資 1000萬美元資助民主黨選舉，但是在推進其他國家的“民主化”改造方面，他與布什有著“共同興趣”。應當注意的是，索羅斯及其資助的組織僅僅是一個典型代表，還有許多實力雄厚的相似機構在做著同樣的事情。
    二、美國非政府組織的“投資”與“收益”
    美國政府每年“為推動全球民主”開列的預算高達10億美元，而通過上述組織向目標國的反政府組織輸送的資金占了其中很大一部分。1998年到2000年，為了搞垮米洛舍維奇，美國提供 5500萬美元支持南聯盟的反對派，法、德等國提供了另外的2000萬美元。美國民主基金會官員公開宣稱，僅2003年和2004年，美國就花費6500萬美元資助烏克蘭的反對派。假如算上民間獲得的資金（比如從索羅斯得到的投入），再考慮到目標國遠低于西方的物價水平，美國通過NGO送來的錢的確能辦很多事情。
    這些錢是無償的嗎？考察資金的使用過程，我們就會發現，美國政府的這筆支出其實是一種非常合算的投資。美國國際開發署每年從國會得到財政撥款，分配給幾家主要的NGO，通過他們的網絡在幾個主要目標國進行再分配。這些錢被用來組建反政府網絡、出版各種政治性論著、免費發放教人如何推翻政府的小冊子、把選中的積極分子送到美國進行培訓等等。這些努力的最終結果是導致目標國的政權更迭。國際開發署官員毫不掩飾地透露了他們的如意算盤：“給改革派提供資金，讓其創立聯盟發動群眾。當政局變化使改革派掌握大權后，前期提供的資金援助就成了對未來的一筆投資。”
    美國人收回投資的途徑非常多：地緣戰略和地區安全關系的改變將使本地區的軍備需求顯著增加，美國無疑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從機會成本的角度來看，省錢就等于賺錢，同樣是對付米洛舍維奇政權，軍事手段比起NGO的非暴力手段來，花費的美元多出了成千上萬倍。
    三、美國NGO對他國滲透的慣用伎倆
    美國NGO對他國的滲透，其戰略總體上可以用柔性政變一詞來概括，其中除了發掘、擴大和利用目標國國內政治矛盾外，還有以下一些慣用伎倆：
    1、灌輸新概念。亂國先要亂思想，美國NGO系統地創造和傳播一系列新概念，為即將采取的行動披上合法的外衣，比如把號召人們制造大規模騷亂稱為“非暴力抵抗”等，其目的就是所謂“占領道德制高點”。
    2、傳播讖語。公開預言將出現政權更迭，以此來吸引公眾的注意，改變公眾對未來的預期，從而改變人們的行為。
    3、打造組織。最初是建立一些“青年俱樂部”，用免費的小東西和奇談怪論吸引年輕人參與他們的活動；然后逐步政治化、組織化，形成一批骨干隊伍。他們是各種政治運動的首選動員對象。
    4、培養和扶植反對派。一方面他們把選中的未來領袖們接到美國面授機宜，另一方面非常重視實踐出真知。格魯吉亞被選中的基佳•波克里亞本身就是一家本土NGO 的創建者，他同時獲得了索羅斯的開放社會研究所以及有美國官方背景的歐亞大陸研究所的資助。受索羅斯的派遣，他曾多次前往塞爾維亞，向當時正在“倒米” 的組織學習反政府“非暴力”斗爭的實際經驗。此后還多次將塞爾維亞的骨干分子請到格舉辦培訓班，傳授訣竅。
    5、民意測驗。他們搞的民意測驗，目的不是獲取信息；而是在私底下誤導民意，是一種全面的政治心理重塑。
    6、非暴力手段。他們把行動刻意保持在“非暴力”的界限內，為的是能夠“讓普通人敢參與到其中來，同時，國際社會也因此可以源源不斷地提供物質和道義支持”。前美國軍官、國家民主基金會塞爾維亞項目主管丹尼爾•瑟沃就曾對受訓人員說：“非暴力的戰爭是和平的戰爭，但是作戰使用的各種基本原理也是非常適用的，比如在決定性的點上集中最大兵力，應當采取進攻而不是防守策略……” 顯然座，他的訓導被忠實地反映到各次“顏色革命’的策劃過程中，比如在搞游行的頭一夜從幾百里外雇來大量示威者以實現關鍵時刻的戰略集中。

                  中亞獨聯體國家“顏色革命”對中國周邊的影響

    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發生的蘇聯東歐劇變產生了多米諾骨牌效應，一些國家背離了社會主義，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現今發生在中亞獨聯體國家這一連串的“顏色革命”會不會引發西方所希望的又一次多米諾骨牌效應，波及中亞地區另外四個政權：哈薩克、土庫曼、烏茲別克與塔吉克，是值得注意的，這是當前國際政治斗爭所面臨的新課題。
    吉爾吉斯斯坦原本是中亞地區的“民主”模范生，阿卡耶夫對反對黨與媒體自由的有限度寬容，向來頗受西方國家肯定；沒想到如今他的政權卻率先垮臺。這從一個側面告訴我們，劇變后的蘇東國家雖然改變了社會性質，但還不能走上獨立的資本主義道路，還必須聽命于美國的指揮，服務和服從于美國的全球戰略和國家利益。
    中亞的獨聯體國家毗鄰中國，中亞國家的“顏色革命”，對我們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國家領土邊界問題和上海合作組織問題。中俄及中亞國家都是上海合作組織的締約成員國。這一組織對中國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加強反恐合作，打擊東突三股勢力，防范和遏制“疆獨”。2002年，吉爾吉斯斯坦與中國就領土主權爭議達成協議，同年兩國進行首次聯合 “反恐”軍演。二是經濟利益問題、中亞廣闊的市場為中國擴大出口和西部地區的開放提供了機遇，中亞地區豐富的石油資源，是中國多元化能源戰略的主要保障之一。如果美國在這些中亞國家增加駐軍，部署遠程偵察機，無疑對我安全造成負面影響。另外一個影響是東突勢力問題。中亞國家中僅吉爾吉斯斯坦就與中國有一千多公里的共同邊界，它和新疆開通了伊爾克什坦、吐爾尕特等陸路口岸，人員往來頻繁，“東突”分子活動猖獗。2003年11月，在吉高等法院宣布為非法的四個恐怖組織當中，三個與“東突”有關。
    美國在獨聯體國家進行“顏色革命”不僅僅是為了在這些國家推行“民主”，更有戰略上的考慮，主要是為了削弱俄羅斯和中國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力。在北約經過兩輪東擴后，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已經受到很大擠壓，但西方仍在想方設法進一步削弱俄羅斯在歐洲地區特別是獨聯體地區的主導地位，削弱它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同時，美國也在利用“顏色革命”考驗中國。雖然美國還沒有把中國當成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但對中國動手是遲早的事情，我們要有應對的戰略。

                        “顏色革命”給我們的啟示和對策建議

    1、思想上高度重視“顏色革命”的發生及其危害。“街頭政治”是當前美國搞“兩個冷戰”的重要手段。要充分利用南、格、烏、吉的事例，在廣大于部和高校師生中開展形勢政策教育，請相關領導和專家做報告，講清“街頭政治”的實質與危害，以增強識別力和免疫力，自覺維護安定團結的大局。
    2、要高度重視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種種矛盾。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還在拉大、失業率上升、有的官員貪污腐敗、部分青年人信仰缺失、一些領導干部嚴重脫離群眾，在一定條件下，也有可能誘發“顏色革命’。對此應引起高度重視并加緊研究對策。要采取堅決措施，遏制兩極分化和貪污腐敗，這是防止“街頭政治”最具根本性的辦法，是治本之策。
    3、要切實加強黨的執政基礎。面對社會矛盾和沖突，不怕有人反對，就怕沒人支持。吉爾吉斯斯坦等國的反對派勢力并不十分強大，但多數群眾在社會危機中保持中立，袖手旁觀，結果政府一觸即潰。這說明執政黨沒有可靠的階級和群眾基礎，政權缺乏特定的社會群體作為其支持者。我國正處在改革和體制轉型時期，經濟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我們黨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僅表現為發展生產力和提高經濟水平，還必須與特定的階級、集團血肉相聯，這樣黨的執政地位才有結構性的支撐。在我國，黨的執政基礎主要是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其他社會階級和集團是團結的力量。離開了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的支持，無論經濟怎樣發展、社會如何富裕，黨和國家政權都不能得到真正的鞏固。
    4、要明確執政宗旨，切實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當權派為誰執政？是為黨派、小集團，還是為個人和家族？“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如果不是為了廣大群眾的利益，就得不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執政就沒有根基。只有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不斷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才能使社會穩定，使國家長治久安。而為人民謀利益，必須密切聯系群眾，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如果領導干部脫離群眾、高高在上，甚至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不可避免地要被掀翻在地；為人民謀利益，還必須勤政廉政。貪污腐敗，巧取豪奪，搜刮民脂民膏，人民是不會容忍的。
    5、要切實加強黨和政權對軍隊、警察等國家機器的絕對領導，加緊建立“街頭政治”的應急機制，遇事快速處理，避免事態擴大、蔓延。在格、烏、吉三國發生的“顏色革命”中，當反對派走上街頭，甚至進行打砸搶的情況下，原政權雖然在形式上也控制著軍隊、警察，但它們或不敢使用、或指揮失靈，警察和軍隊竟保持中立，甚至出現臨陣倒戈的現象。沉痛的教訓表明，應對所謂的“街頭政治”，我們決不能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在殘酷的政治斗爭面前，如果當權者軟弱無力，不采取斷然措施，最終只能自食其果。
    6、要認真對待和謹慎處理近期發生的涉日游行示威活動。反對日本的右翼勢力，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崛起；給小泉一點顏色看看，本來無可非議，但是，從北京、上海等地發生的幾起游行示威活動來看，都發生了打砸搶的行動，雖然是極少數人所為，但造成的后果是嚴重的，非但不能達到愛國的目的，反會被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授人以柄。一些惟恐天下不亂的人，利用青年人的愛國熱情，挑起事端，散布謠言，擾亂治安，制造混亂，借反日之名，行反政府之實。中國一旦發生類似中亞國家的“街頭政治”，后果要比上述國家嚴重千倍萬倍。當前要認真做好廣大群眾尤其是青年學生的思想工作，將其情緒和愛國熱情引導到符合中央精神的軌道上來。對日本右翼勢力的回擊，一定要堅持“以兩手對兩手”，一方面要認清日、美等帝國主義的本質，看清其猙獰面目；另一方面，要通過政治、外交、經濟手段，有理、有利、有節地與日本的右翼勢力進行堅決的斗爭。
    鑒于“顏色革命”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建議中央組織人力跟蹤不同國家“顏色革命”發生過程以及最新發展動態，對近年來美歐等西方國家策劃“顏色革命”的策略和手法以及國外不同國家“街頭政治”的不同結果進行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