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道生：贊成胡鞍鋼先生的“改革成本論” | |
| [矯正] 于 2005-06-03 20:59:06上貼 | |
近日媒體報道：“2004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組織部部長賀國強曾經透露，中央擬用兩年左右的時間，初步建立起領導干部實績考核評價體系。”這一評價領導政績的考核標準之新穎之處，就在于首次提出了要對政績進行“成本分析”。 的確，領導政績要看成本，那么，改革要不要看“成本”呢？要不要進行“成本分析”呢？ 現任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胡鞍鋼先生，最近在“我們需要對改革進行反思”一文中提出了“改革要講成本”的“改革成本論”。 “政績成本論”、“改革成本論”這樣的觀點，提得好，提得對，提得中肯，的確是到提的時候了。文中的觀點、數據、論據都很有說服力，不僅對我這個搞社會學的人來說是受益匪淺，而且對各級領導干部來說，只要你真心實意地讀一讀這篇文章，也肯定會有相當大啟發的。 多年來，灌輸進我們頭腦里的是：“改革是要付出代價、犧牲的”，“改革的力度越大，所要付出的代價、犧牲就越大。”至于這個“代價”、“犧牲”究竟應該付出到什么程度？誰來付出這筆“代價”？誰來承受這筆“犧牲”？我們的社會誰都沒有這樣去想，亦沒有人敢做這樣的研究，因為多年形成的一些“左”的思想習慣是不允許人們去進行這類方式的思考的。在“左”的詞典里，這類思考方式是“否定改革”的同義詞。需知，在當今中國，“否定改革”這四個字的分量是很重很重的，相當于過去的“反革命”和“不革命”一樣重。 正是由于思想上這種猖獗的形而上學，因而我們的一些領導將凡是自己想搞的事都貼上“改革”的標簽，而且是不計成本地實現領導的“政績”，不計代價、不怕犧牲地實施某類“改革”。幾百萬、幾千萬，甚至上億元的“政績工程”打水漂了，這些領導就會輕描淡寫地說一句話：“改革嘛，哪有不付出代價的？” 所以，如果我們的經濟學家做這樣的研究——這類“水漂式的政績”、“水漂式的改革”造成了多少個億的經濟損失，我想，得出的肯定會是一個天文數字，而且是一個讓你永遠也說不清的天文數字。 譬如，在一些“主流經濟學家”猛唱國企改革成果的贊歌時，我們就不難感覺到這樣的畫外音：即，國企改革的成果是巨大的，至于那些因國企改制而造成的工人下崗、減員增加就是一種改革所必須要付出的代價。而且在他們看來，讓4050代3000萬工人承受這種代價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是天經地義的，是不能指責的。誰如果對此懷疑、指責，就是懷疑改革，就是反對改革…… 然而，胡鞍鋼先生的“改革成本論”卻告訴我們另一個事實：“國企包括集體企業改革最大的成本是下崗、減員增加形成了下崗洪水和失業洪水。從1996年至2002年，國有、集體單位在崗人員累計減少了5500萬人”，“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從微觀經濟角度看，這也許能夠增加效益，但從宏觀經濟角度看，反而形成巨大的經濟損失。我根據奧肯模型計算，當實際失業率超過自然失業率時，就形成了所謂‘奧肯損失’。下崗人員越多，失業率越高，造成的經濟損失就越大。回過頭來看，1997年因下崗和失業引起的奧肯損失占GDP比重為5.2％-5.6％，1998年為5.6-5.7％，1999年為5.9％-7.2％，2000年達到7.4％，最近幾年估計在7％-8％之間。盡管目前下崗高峰已經過去，但下崗失業已經形成了人力資本或人力資源損失，即奧肯損失。我們只能在事后才能估計出這些損失，即國企改革的經濟成本，這還不包括對下崗失業人員及其家庭造成的心理成本和社會成本。” 我不是經濟學家，也不會做奧肯模型的計算，但是，根據我的常識性判斷和推理，可以相信，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發生的大規模“農村圈地運動”所造成四千萬“三無農民”這一結果來看，恐怕因“農村圈地運動”形成的“人力資本”、“人力資源損失”、“國有土地資源”的損失，即奧肯損失，亦不會低于胡鞍鋼先生對國有企業改革進行統計得出的數字的。 用“改革成本論”一計算，必然導出以下這樣一個問題：即這個巨大的、過高的“經濟成本”、“心理成本”和“社會成本”是由誰來承受？又是誰來吞噬這個巨大的、過高的“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 答案是再也簡單不過的，這個巨大的、過高的“經濟成本”、“心理成本”和“社會成本”的承受主體是廣大的4050代5500萬工人，是4000萬的“三無農民”，是無法統計的、無權無勢的城鎮居民……而且經過這樣的“改革”，他們很快地發生了“身份轉換”，即從過去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家的主人”一下子變成了連生活都無著落的“弱勢群體”；而吞噬這個巨大的、過高的“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的“主體”除了看不見的、隱性的“浪費”之外，說得明白一點，大都是一些“有權人”和“有錢人”結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和“腐敗利益集團”。 所以，可以這么說，也許正是我們的社會付出了不應該付出的這個巨大的、過高的“經濟成本”、“心理成本”和“社會成本”，才使中央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論”。因為過去的有些改革沒有達到“多贏”，少數人贏，多數人輸了，結果民怨升級，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沖突加劇、深化，使社會矛盾越發地“凸顯”出來。 所以，正是由于我們廣大的老百姓已經再也無法承受這個巨大的、過高的“經濟成本”、“心理成本”和“社會成本”，才使廣大民眾充分理解、支持、贊揚、擁護“胡溫新政”的“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論”。 所以，正是由于這個巨大的、過高的“經濟成本”、“心理成本”和“社會成本”之結果是“利益走向”出了問題，是“一小部分人越來越富、大部分人越來越窮（包括‘相對貧困’和‘絕對貧困’）”，是越來越嚴重的“兩極分化”，因而我們必須拋棄不計改革成本的改革觀，必須對過去進行的改革進行反思。 不要以為胡鞍鋼先生的“改革成本論”是沖著“改革”去的，這種看法是大錯特錯的。對改革，胡鞍鋼先生是熱忱的支持者，他以極大的熱忱贊揚了初期的改革，他說：“中國改革初期的經驗是成功的經驗，是最寶貴的經驗。例如，1978至1985年的農村改革就是雙贏。為什么呢？因為首先，1978年至1985年的改革是使大多數窮人受益。1978至1985年農村人口的人均純收入增長5％，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農民消費增加，這在人類發展歷史上是空前的。其次，通過這一改革，中國地區差距縮小了，各地區人均GDP總支出呈下降趨勢。第三，絕對貧困人口減少了，從1978年的2.5億人，減到1.5億人，7年時間減少了一億絕對貧困人口，這在歷史上是沒有過的。” 總之，作為各級領導同志，應該看一看媒體關于“領導政績要看成本”的報道和胡鞍鋼先生的這篇文章，而且一定要記住，領導推行的任何一項“政績工程”、推行的任何一項“改革”，都一定要有“成本意識”，評價“政績成果”、“改革成果”，亦一定要有“成本意識”，“政績成本論”、 “改革成本論”本身就是“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要永遠記住不計“政績成本、“改革成本”的發展觀永遠不是“科學的發展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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