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關注的“經濟九條”


　　
　　目前旅居德國的魏爭先生是一位出色的青年學者，德國大學的宏觀經濟學課程無疑使他比中國大多數從美國歸來的經濟學家更易于接近真理——這里的“真理”是指符合一個后發國家特點的宏觀經濟學理論。

　　魏爭先生把外蒙——一個天然的“封閉系統”，距離它最近的出海口是1500公里之遙中國的天津港——作為研究對象，利用系統論和計算機仿真的研究方法闡述了自己的經濟學觀點。原文較長，筆者迫不及待地把魏爭先生的“經濟九條”單獨羅列出來，其目的在于讓國內諸多經濟學人看到，美國的宏觀經濟學并不代表宏觀經濟學本身，它只是宏觀經濟學的一支，而且是今天中國最流行又最不適用于中國實際的一支。

第一條：國家所發行的貨幣總量不應該由金銀或外國貨幣所決定， 而應該由國家的生產能力和資源獲取能力所決定，但必須考慮到以下三個因素：供求關系與使用價值、虛擬資本與虛擬價值、社會經濟系統作為一個極端復雜的非線性動力系統而具備的復雜性。

　　對于“生產能力”這個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并非現實生產量而是生產能力。這意味著工廠里生產出來的產品應該總都是能夠被出售出去從而始終保持工廠里的機器設備是滿負荷運轉，同時這也意味著貨幣供應量不應該過多而引起有可能產生巨大危害的經濟泡沫、市場供應匱乏或十分容易降低社會穩定度的猛烈的通貨膨脹。

　　當然，這樣的理想狀態在現實中是根本就不可能達到的，因此政府應該追求的目標是使用各種經濟工具來盡可能地達到在保持市場物價穩定的同時，以生產的發展來使得人民手中的貨幣量相應地得以增多并增加市場上消費品供應的數量、品種和質量，從而使得人民生活水平得以逐漸改善或保持穩定。

　　對于“資源獲取能力”這個概念，一方面則是說一個國家自身的資源儲備，諸如俄羅斯或美國這樣的國家，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資源獲取能力當然相當強大。但是，對于蒙古和很多第三世界國家來說，由于自己沒有能力來制造采掘業所需要的設備，沒有足夠的技術力量來進行勘探開發這些礦藏，或者是由于錯誤的經濟理論而導致政府向國際市場大量廉價拋售自己的資源，因此資源獲取能力未必很強。對于德國、日本這樣的國家來說，雖然其自身資源儲備十分匱乏，但是由于這些國家能夠以自己的強大的科技和工業力量來從國際市場上購買到大量廉價的原材料并加工成為高質量的產品來供應國際市場，因此這些國家的資源獲取能力照樣很強大。

　　對于“供求關系與使用價值”這個概念，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在20世紀40年代，中國商人經常可以在蒙古地區使用2盒火柴來交換到一只質量很好的羊。這是由于當時由于戰亂而導致來自中國內地的火柴供應十分匱乏，再加上由于十分復雜的歷史原因而導致蒙古人傳統上根本就沒有商業意識，所以基本上都是中國人壟斷了類似的貿易，而蒙古地區又沒有工業來制造火柴。因此，火柴的使用價值和供求關系使得火柴的價格在蒙古地區猛烈上升。同樣地，在Friedman所談的“鉆石和水的價格問題”上，我認為還是應該從供求關系與使用價值上尋找答案——那些曾經在中國西北地區廣袤沙漠中進行石油勘探的人都會告訴你，在沙漠中，一瓶礦泉水的價格是水資源供應充足的中國內地的30-40倍。

　　對于“虛擬資本”和“虛擬價值”這兩個概念，我認為即使對西方的經濟學家來說，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三卷仍然還是很值得研究的。虛擬價值的來源應該是信息，特別是不對稱的信息。在信息的不對稱性方面，我認為至少存在有下列三種情況——信息的傳輸過程中所引入的噪聲而引起的“錯誤的信息”，出于某種目的而人為造成的“虛假的信息”，由于信息的收集能力的限制或人為而造成的某種信息的存在或缺少——看看Enron公司或上個世紀90年代美國金融市場上的IT泡沫就應該明白這一點。

　　雖然虛擬價值與虛擬資本在金融市場上表現得最為明顯。但是在很多領域之內，虛擬價值仍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比如說，西方人在超級市場中所購買的名牌家電/服裝事實上很多都是跨國公司在中國這樣的第三世界國家通過OEM方式所制造的，但是生產這些家電/服裝的中國企業以完全相同的原料和設備來制作出來的自己的品牌的產品的價格就低得多，很大程度上應該來自國際性的品牌所造成的虛擬價值。

　　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蒙古地區經常發生這樣的事情——中國商人能夠以5-10美圓的價格來購買到一頭質量很好的牛。這是因為暴風雪即將來臨，保持13世紀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蒙古牧民一般說來都無法依靠自己的力量來在嚴酷的冬天保住自己的牛。如果不設法盡快出售掉自己的牛，很有可能在幾個星期之內，牛群就將因為缺乏飼料和保暖的棚圈而死亡。因此，“暴風雪即將來臨”這個信息在如此之低的牛的價格中所起到的作用，猶如“中東地區即將爆發大規模戰爭”這條信息在國際石油期貨市場上起到的作用應該是一致的——都改變了商品的虛擬價值。

　　至于“社會經濟系統作為一個極端復雜的非線性動力系統而具備的復雜性”，主要是因為社會經濟體系的規模十分極其巨大，復雜性十分高，而且又都是由人來進行決策和執行。類似的例子非常之多。這種“復雜性”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還是出于某種人所共有的那種對金錢的欲望。比如說，因為瘋牛病，歐洲生產驟減，許多牛肉國際供應商紛紛將目光聚焦到中國牛肉上。但是，在“瘋牛病”席卷歐洲的日子里，中國牛肉出口卻出現了一種“奇怪”現象：銷量增了，但收入卻少了，連屠宰用的牛源也難見蹤影。原因是中國企業的價格戰打亂了一切。國際市場上牛肉需求量大增，可中國牛肉不僅沒水漲船高地漲價，反而大幅降價，連帶著活牛的價格下降。隨著牛源成了短缺資源，活牛價格又直線上升，中國牛肉加工企業的成本提高，牛肉出口商機帶來的卻是很多中國企業的虧損。

　　再比如說，中國的GDP近年來一直在大幅度地增長，但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卻在直線下降！原因何在？只需要看看這條傳聞就足夠了——在中國各地的地方政府官員忙于向房地產開發商拋售土地并從中收取大量的賄賂的時候，一個農村婦女在農田中歸來后發現自己家的房屋被推土機鏟平了，沒有人給她半分錢的補償。她試圖向當地政府抗議，結果直接導致自己被人毆打，然后她試圖向省政府提出自己的抗議，結果沒有人理睬她。當她從省政府回家之后，又一次遭到了毒打并被割斷了自己的腳筋，她沒有去找當地的警察局，因為毆打她的人中間就有當地的警察。最后還是沒有人給她半分錢的補償，于是她只好作出了對她來說是“最優的選擇”——用自己最后的積蓄來購買了一瓶農藥……WELL，讓那些高談闊論“理性人”和“經濟人”等概念并且大肆鼓吹中國需要更大的基尼系數的所謂著名中國經濟學家們都下地獄去吧！

　　中國政府為了吸引資金而曾經出臺過對某些行業來自海外資本的新注冊企業可以享受三年免稅待遇的優惠政策，結果直接導致很多中國投資者先將巨額中國資金先轉移到加勒比海地區，在英屬維爾京群島或開曼群島成立一個空殼公司之后，再以外國資本的面目回到中國注冊企業，三年后宣布破產，然后繼續注冊一個新的企業……

　　即便在西方，不合理的經濟體制也使得很多本能夠使得很多工人享受更多的閑暇時光、工作得更輕松、生產效率也更高并且生產質量也更高的工業自動化技術居然遭到了工會的抵制，甚至是造成這樣的一個兩難局面-——要么是企業生產技術落后、生產效率低下、在國際市場上喪失自己的競爭力，要么是失業數量增多并最終誘發國內市場的人民購買力下降并最終導致經濟衰退！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我根本就不認為這完全就如同某些經濟學家所言完全是工會與福利制度的錯誤！正確的做法應該是——鼓勵企業盡可能地使用自動化技術以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并在國際市場上換取到更多的資源，同時政府設法利用通過普及自動化技術而產生的剩余人力資源和本國那雄厚的重工業基礎來建立更多的工廠以制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這樣就可以大大地增加總供給，接著政府再安排中央銀行適當地增加貨幣供應量以創造出更大的國內市場并大大地提高總需求，并以數量上被大大增加了而且質量上也通過自動化技術而被大大地改善了的總供給為后盾，從而能夠更好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然后就是適當地縮短工人的工作時間以大幅度地提高人的生活質量。

第二條：巧妙地利用票證制度可以使貨幣同時呈現出幾乎是任意多的不同的價值， 因此國家可以在緊急時刻充分地利用這一機制來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貨幣供應量增加然而又不引起通貨膨脹，同時還能夠構筑起一道隱性關稅防線。

　　這一條只需要作這樣的說明，那就是在政府控制商業機構、壟斷進出口貿易并實行嚴格的外匯管制的情況下，如果有國際貿易商來試圖繞過國有進出口貿易機構來通過低價傾銷的方式來沖擊本國的市場進而威脅本國的民族工業動搖本國的工業化進程，那么就通過票證來使得本國的民間突然出現大量的剩余貨幣來購買他所供應的商品，但是由于國際貿易商手中沒有票證，所以他手中的貨幣的購買力是很弱的。外匯應該用來購買機器設備、購買在自己的工業體系不健全的情況下維持這些機器設備的運轉所需要的備件，應該購買醫藥來供應蒙古本國的醫療機構，而不是購買那些自己已經有能力生產了的商品——最多買一些樣品送到技術部門去進行逆向工程。如果說得更粗俗一些，此時中央銀行就成了一個偽幣制造廠，然后政府用票證和貨幣來維持一部分貨幣的真實購買力。

第三條：國家的角色應該是一個幾乎總是“賠本”的investor和一個幾乎總是“賠本”的retailer。

　　對于西方國家來說，只有這樣才能夠設法維持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中的完全競爭并盡可能地改善信息不對稱，更只有如此才能夠設法通過比較完全的競爭來間接地確定給投資者的“合理報酬”。

　　此外還有大型科研項目以及基礎設施，這些項目的特點是投資大、周期長而且也沒有什么直接經濟效益，而且很多大型科研項目的風險也十分大，根本就不是普通的個體商人所能夠承擔得了的。

　　另外教育、公共保健、市政工程和軍事也都需要巨大的投資，同時還有一些與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有關的項目，往往也都是很難產生直接經濟效益的，從財政上看，甚至是虧損的。最后一點，即便是虧損的國有企業，往往也比社會救濟要更能夠有效率地解決失業問題；B2B（Business to Business）性質的流通領域中的NPE（Non-Profit Enterprise）在執行貨幣供應功能時，根本就是以“賠本”為目的。
　　
　　對類似于蒙古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僅僅依靠私人投資的力量很難籌集到足夠的外匯來從實現工業化，更何況還必須修建很多需要大量投資卻沒有直接經濟效益的教育、交通、通訊、水電供應等基礎設施，因此必須以政府為工業化和社會經濟體系現代化進程的主體力量。
　　
　　即便是蒙古的私人投資者，同樣也需要政府為之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高素質的產業工人，一定的扶植和保護措施，在產業鏈沒有完備之前還需要可靠的外匯來源以從國際市場上購買原料和適度的本國貨幣供應量以創造國內市場。

第四條：作為investor，國家的投資總量應該主要由外貿情況所決定，所投資的具體項目應該由BEP（Break-Even-Point，盈虧平衡點）所決定。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由于沒有自己的重工業體系，因此必須通過外貿來獲得外匯并購買機器設備來建立自己的企業。在這個時期我建議最好首先搞那些比較容易做到國產化能夠起到進口替代作用的企業，以盡可能地減少進口。

　　由于很難保證自己的產品馬上就能夠在國際市場中形成競爭力，因此暫時先以滿足國內市場為準，畢竟內需其實是很容易制造出來的，所以就需要計算BEP。

　　對于發達國家來說，則主要是設法有目的有計劃地設法引進技術和資源---比如說德國雖然在機械加工和化工技術上領先但是在電子工業上卻落后于日本，并引進適當的外國產品來促使國內市場上的完全競爭。

第五條：作為retailer, 至少在經濟恢復的初期, 國家應該追求獲取對國內產業部門的幾乎全部產品的購買壟斷能力。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以政府力量為主導來促使工業化的完成是需要在初期利用剩余第一產業的產品和采掘業產品。

　　對于工業化國家來說，在遭遇大型經濟危機時期，仍然也需要采取類似的手段。


第六條：即便是一個小國, 在發展期間也應該追求生產體系的全面性而不是生產體系的先進性或規模，與規模相比，先進性往往更為重要。

　　對于第三世界國家來說，如果為了滿足本國的內需，先進性不太重要，JFK（肯尼迪）時代的美國人連集成電路都沒有，但是生活水平照樣很高。事實上，即便是30年代的美國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仍然是今天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所羨慕的。

　　如果單純地為了改善生活水平，只需要首先搞好第一產業，然后來搞建筑業、食品工業、紡織品工業、以及生產日常用品的輕工業——這些東西所需要的投資其實都不大而且也比較容易見成效，最后再來設法自己生產家電和汽車就足夠了。

　　規模也并不重要，因為國內市場事實上還是相當狹小的，而民族工業在國際市場上又很難具有充分的競爭力。

　　“出口導向”是許多拉美國家和部分東亞的發展中國家及地區在上個世紀70或80年代以來采取的主要發展戰略，也是其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然而，過分依賴海外市場、特別是西方市場，卻使本國和本地區的產業結構和工業結構內部出現了不均衡的變動。如韓國和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的對外貿易經常占國民生產總值的50%以上，結果產生了國內生產結構雙重化的效應，即導致了出口型產業的過度膨脹和內需產業的相對萎縮，為經濟波動埋下了隱患。

　　即便是新興工業化國家如韓國，以韓國的半導體業為例，上個世紀80年代末在國際市場需求的刺激下，韓國企業大量投資半導體生產，并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助。但90年代中期以來國際半導體市場轉向蕭條，韓國龐大的半導體出口業頓時陷入困境。有人估計，韓國國民生產總值受此影響高達20%，與半導體業相關的金融機構也受到嚴重牽累。經濟過度開放，過度依賴外資和海外市場，阻塞了發展中國家國內產業鏈的自然延伸，使產業發展空間趨于狹窄，加深了發展中國家對于發達國家的依賴程度。一旦國際市場上風吹草動，發展中國家就難免出現經濟波動。

　　全面性很重要，因為只有這樣，那些資源豐富的第三世界國家才有可能盡可能地不依賴于外國貨幣與對外貿易。更重要的是，一旦擁有重工業體系，就有可能利用自己的重工業體系和豐富的自然資源來構造經濟爆炸。

第七條：國家的政治制度， 應該是以民主制度和開放社會作為目標, 在初期階段, 似乎有必要實行某種具有專制色彩的民主制度，但是對信息的開放機制與共享機制應該將比這種所謂的專制色彩發揮更大的作用。

　　對第三世界國家來說，由于政府必須在工業化進程中起到重大作用，再加上工業化進程在一定時期內必將導致消費品的短缺，十分容易導致腐敗，更何況很多被集中到私人手中的資本并沒有成為生產性資本而成為奢侈性資本。因此，必須采取某種具有專制色彩的民主制度。事實上，自1900年以來，從來都沒有哪個國家不經過強有力的政府作用而擺脫貧困成為工業化國家。

　　然而，對于包括蒙古國在內的很多第三世界國家來說，政府在工業化進程中起主導作用的一個最大的危險就是政府最后淪為一小撮人剝削人民并榨取他們的血汗的真真正正的專制資本主義。因此，對信息的開放機制和共享機制必須比所謂的專制特色起更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通過信息的開放機制和共享機制來讓人民明白，工業化進程中必將導致一段時期的生活水平下降，但是這種暫時的下降的目的則是為了最終為人民帶來更好的生活，同時讓人民利用自己的民主權力作出監督和自己的歷史選擇。

第八條：在國家的宏觀領域能且只能是計劃體制； 在微觀領域也基本上都是計劃體制， 所謂的市場體制僅僅只是一個中間層。

　　即便是在號稱自由市場的美國，Greenspan也絕非是通過觀察水晶球或利用隨機數發生器(random-generator)來決定美國國債的利率，美國政府內部也照樣有人通過對大量的統計數據的考察和計算來決定對歐洲的鋼鐵或中國的紡織品的進口配額。在這里我雖然所說的“宏觀領域的計劃體制”，意思是并不是政府必須照搬Stalin體制，而是政府應該通過法律法規與行政命令、貨幣與票證、利率與稅收、政府對大型公共工程項目的投資與政府訂購、國有企業或國有控股企業來進行宏觀層次上的調控。事實上，Stalin體制僅僅是經常使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來進行調控而已。

　　在微觀領域中的計劃體制，在Alfred Chandler的書中也已經被講述得十分明確了。

第九條：市場是一種極其重要的資源， 但是這個資源部分地屬于是“可再生資源”！

　　在市場體制中，企業只有依靠市場才能夠完成W-G（商品-資本）過程。在西方國家里，無論是經濟危機還是Stagflation（滯脹）問題，最終都同企業無法順利地完成W-G過程有關。但是，通過特殊的行政手段和經濟杠桿，至少可以確保國內市場能夠通過貨幣手段而被人為地擴大，因此市場部分地屬于是可再生資源。

　　不過，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不觸動利益的再分配，雖然通過增加貨幣供應量可以暫時地緩解這個問題，但是很容易造成經濟泡沫、大規模的赤字或國債，乃至最后的經濟體系崩潰。（翟玉忠/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