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載于：《國外理論動態》

國內這幾年出現一股“張五常熱”，大學請張五常做報告，一些媒體不斷報道張五常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張五常所大力宣揚的新制度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也被我國相當多的人盲目地推崇和接受。如何正確看待“張五常熱”和新制度經濟學呢?為此我們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著名經濟學家吳易風教授。下面是訪談的主要內容。

記者：首先，請您向讀者簡單介紹一下張五常其人。

吳易風：張五常，1935年生。曾在廣東佛山念書。1940年在香港上學。1955年輟學經商。1957年出國。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國攻經濟學，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目是《佃農理論》。

張五常從美國回到香港后，任教于香港大學經濟系，主要研究方向是理論經濟學鋤實證工作。自從我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以來，張五常把研究方向轉到經濟制度變遷問題上，主要興趣是用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產權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解釋中國的制度變遷。

張五常深受美國經濟學家的影響。對他影響最大的有兩類經濟學家：一是美國新制度學派代表人物科斯(R．H．Coase，即張五常論著中高斯)、阿爾契安(A．A．Alchian，即張五常論著中的艾智仁)，等，一是美國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弗里德曼（M Friedman，即張五常說的“佛老”）等。

張五常的著作除了《佃農理論》，大都是一世論述中國制度變遷的經濟散文集：《賣桔著言》、《中國的前途》、《再論中國》、《中國的經濟革鐘》、《憑欄集》、《經濟解釋》等。

記者：請簡要地介紹一下張五常是怎樣用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產權理論、交易成本理論解釋中國經濟制度的變遷的。

吳易風：張五常所說的制度變遷有特定含義，是指中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到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昀變遷。他用來解釋中國制度變遷的理論主要是美國新制度經濟學的產權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

張五常用科斯的理論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他說：“在馬克思與高斯(即科斯，下同。——引者)的一場智力角賽中，無論是邏輯或實證，高斯均全面勝出。高斯……邏輯推理及實證兩方面，都否定了以摧滅私有產權來提高生產力的可能性。中國亦絕不能例外。”

張五常在《馬克思奄奄一息》這篇文章中說：中國人相信馬克思主義，相信毛澤東思想，“這些崇拜旨知識落后民族的特征”，“我一向以為在對中國民生有影響的理論中，馬克思為禍最深。……他的分析推理能力可算是低手，但他卻把理論寫得似懂非懂，似通非通”。張五常斷言：“馬克思由頭錯到尾”，“嚴格地說，馬克思的理論不是過了時，而是從未對過”。

張五常攻擊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他說：“關于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的概念，我曾經用過三招兩式，使它‘片甲不留’。”他說，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勞動價值論是“基礎”，其他理論是“上蓋”，“這基礎若是清楚地錯了，整個馬克思理論的‘上蓋’就會塌下來”。因此，他著重攻擊勞動價值論，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科技的進展一日千里，”勞動價值論“被分認為謬論”。他宣稱：“在中國，馬克思的理論是奄奄一息了。”

張五常在一些大學做報告時不止一次地說：“世界上，馬克思最蠢。馬克恩的理論早已蓋棺定論，我張五常不過是在馬克思的棺材上再打上釘子而已”，“他不是我殺的，而是你們殺的，我只不過是上釘子。”

究竟是什么能使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奄奄一息”了呢?張五常回答說：是“科斯定理”，是科斯的“產權清晰”論。他說：舉世聞名的“科斯定理”其實就是一句話：“清楚的權利界定(即‘產權清晰’——引著)是市場交易的先決條件。”什么是“清楚的權刺界定”即“產權清晰”呢?張五常解釋說：“清楚的權利界定是私有產權。”在另一個地方，他又解釋說：“市場經濟是基于私有產權的——這是高斯定律。”在《賣桔著言》中，張五常說：“高撕定律的主旨，就是不管權利誰屬，只要是清楚地界定是私有，市場的動作能力便會……使資源有使用達到最高的生產總凈值。”張五常說：正是科斯定理的私有產權清晰論“使舉世無始明白私有產權的重要，間接或直接地使共產奄奄一息”。張五常還說：“北京的執政者一方面要保持公有制，另一方面要發展市場，怎會不互相矛盾，前言不對后語呢？”

張五常又認為，只有產權理論還不夠，還必須有交易成本理論，才能說明私有制優越于公有制。在《私有產權何懼之有？》一文中，張五常說：在交成本方面，“共產要比私產大得多。”在《從高斯定律看共產政制》中，張五常說：私有制經濟的交易本低，公有制經濟的交易成本高，而交易成本“決定制度優劣”，因此，中國的經濟改革必須走私有化道路。在另一些地方，他說：“中國大陸的共產經驗一敗涂地”。“我一向認為共產制度遲早會瓦解”，“中國會逐漸改變成為一個類似私產制的體制。……我反復審查推理的邏輯，代不到漏洞”。他還說：“私產制是經濟發展的靈丹紗藥”。“私產制度是惟一的選擇”。

記者：很明顯，張五常的文章和著作表明他確實是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主張私有化的。不解的是，為什么我們有那么多大學、甚至重要機構和單位請他演說，為什么在我們國家會掀起“張五常熱”呢？

吳易風：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掀起“張五常熱”，確實令人難以理解。但是，仔細想來，“張五常熱”的出現不是偶然現象，而是有十分深刻的原因。

我國出現的“張五常熱”，實際上就是“新制度經濟學熱”，“新自由主義熱”。張五常反復宣傳的科斯定理、產杈清晰、交易胖、產權私有、制度變遷等等，都不是張五常的創造，而是來源于美國新制度經濟學。如果說張五常的說法有新意的話，那就在于他把美國新制度經濟學通俗化、本土化了。

一位著名經濟學家最近的一篇文章對我們認識“張五常熱”即“新制度經濟學熱”的原因十分有幫助。這位著名經濟學家首先批評“摸著石頭過河”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戰略”的說法。他說：“‘摸著石頭過河’充其量是在改革初期改革的領導人和一般參與者普遍缺乏現倫經濟學知識的情況下的一種不得已韻選擇。”（有必要請讀者注意，他所說的“現代經濟學”是指西方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被完全排除在“現代經濟學”之外。）

這位著名經濟學家說：“我們這些積極參與改革的經濟學家”開始用“現代經濟學”的原理來分析經濟問題和提出改革主張。起初，“（我們）十分熱心于讀薩謬爾森的《經濟學》，補現代經濟學的課”。可是，在薩繆爾森的新古典綜合體系中，“產權如何界定，制度如何安排，都變成無關緊要的事”。后來由于找到了西方新制度經濟學，掌握了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有關成果，這才“推動了90年代中國經濟改革在制度層面的進展。從那以后，各方面經濟制度的創新，例如企業制度創新，就成為改革設計和改革實踐的中心課題”。他說，是“現代經濟學”推進了中國經濟改革的進程。

自稱“積極參與改革的經濟學家”是怎樣找到新制度經濟學的呢?當時，在我國，只有少數研究西方經濟學的學者和博士生對美國新制度經濟學的內容和本質有所了解，他們對新制度經濟學采取了批判的態度。至于非西方經濟學專業的經濟學家，當時對新制度經濟學一般還不了解。正在這個時候，張五常從香港來到內地(有時是陪同弗里德曼來的)，主動“送來”了美國新制度經濟學，特別是主動“送來”了經過他通俗化、本土化了的新制度經濟學。他的經濟散文集一版再版。例如，那本獻給他的老師科斯的《賣桔者言》（香港版），在1984年11月至1994年3月期間，就發行了20版，內地版的(賣桔者言)還沒有計算在內。這些書的大部分讀者并不在香港，而在內地。只是后來，翻譯的新制度經濟學著作多了，人們才越來越多地從新制度經濟學原著的中譯本中了解新制度經濟學。

在一些自稱“積極參與改革的經濟學家”的大力推動下，逐漸形成并掀起了“張五常熱”。再經過一些人的反復推動，“張五常熱”便不斷升溫。

記者：那些“積極參與經濟改革向經濟學家”，是不是不知道張五常用科斯等人的新制度經濟學反對馬克恩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主張私有化。要不，他們怎么會掀起“張五常熱”呢?這些經濟學家究竟對張五常的什么理論和主張感興趣呢？

吳易風：推動并掀起“張五常熱”的少數經濟學家，跟卷入“張五常熱”的廣大青年學生，是大不一樣的，必須把他們嚴格區分開來。我曾經接觸過一些聽過張五常報告的大學生、碩士生和博士生，我問他們了解不了解張五常，他們說不解，只是從媒體上知道他是“新制度經濟學創始人”，是“國際著名經濟學家”，還聽說他“今年(2002年)很可能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我問他們聽張五常報告的目的是什么，他們有的說，是出于好奇心；有的說，是為了獲得

新鮮感；有的說，僅僅是想一睹此人風采，因為媒體宣傳說，他“像愛因斯坦或貝多芬”。我問他們同意不同意報告人的觀點，他們有的說，不同意；有的說，難以茍同；有的說，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跟這些大學生、碩士生、博士生不同，那些推動并掀起“張五常熱”的自稱“積極參與改革的經濟學家”，情況則完全另樣。他們很了解張五常，他們贊同張五常的基本觀點和基本主張，張五常宣傳的新制度經濟學是他們的智慧之源。他們需要張五常，需要他來完成他們自己不能完成或較難完成的任務。

您問這些經濟學家對張五常的什么理論和主張感興趣，據研究，他們對張五常說的勞動價值論“一無是處”、勞動價值論“被公認為謬論”、剩余價值論已被打得“片甲不留”、“馬克思由頭錯到尾”、“馬克思的理論……從未對過”感興趣；他們對張五常說的“人性是生而自私”、“每個人的行為都……以自私為出發點”、“共產主義錯估了人類本性”感興趣；他們對張五常說的“一日不實行私有財產制度，就沒有可能用市場價值作為衡量標準”、“市場經濟是基于私有產權的——這是高斯定律”、“惟有私有產權制度才可以……節省交易費用”、“私產制是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私產制度是惟一的選擇”感興趣；他們對張五曾說的“不管社會主義為何物，以犬手筆出售‘國產’的辦法來推行私產制”、“取之于民為國有，還之予民為私有”、“將某些資產干脆地交給有較大特權的人作為私產，讓他們先富起來”感興趣。

明白了這些，自然就明白“張五常熱”、“新制度經濟學熱”和“新自由主義熱”的深層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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