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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必須注意充分發揮好三大改革主體的作用

習曉思 · 2005-05-12 · 來源:本站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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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的各級國資監管機構成立一年多了。回顧一年來各級國資委的各項工作的開展情況,本人產生了一些思考:國有企業改革搞好搞不好誰是第一責任者呢,是企業,國資委,還是什么人?國有企業改革的關鍵在什么地方呢?國有企業改革的最大難點是什么呢?結合一年來我省國有企業改革情況和到各市、有關企業的調研情況,本人提出:國資委應當是國企改革的第一責任者,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根本主體;國有企業的經營者是國企改革的關鍵主體;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主體是國有企業職工,當前改革最大難點在于如何維護好國有企業廣大職工的切身利益。

一、    國資委要勇于擔當國有企業改革的第一責任者,發揮好自身國有企業改革的根本主體作用。

國資委成立之后,曾經制定了一系列的工作目標,從實際運行情況看,總體上說還是比較客觀的,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但一些具體問題尚有待于進一步探索。記的國資委成立不久,一度許多人將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作為國資委的工作目標。這種提法從根本上講不錯,但結合一年來的國有企業改革情況來看,尚有待探討。

本人認為,國資委的目標應當分為長期目標和近期目標來考慮。長期目標可以說是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近期目標則應當是推進國有企業改制,盤活現有國有資產,實現國有企業的持續健康發展。在近期目標沒有達到之前,過分強調長期目標是不科學的,也是不現實的。沒有國有企業實現改制,將現有國有資產盤活,使國有企業走上持續健康的發展之路,僅僅是把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掛在口頭上則是一句空話。在當前國有企業改革沒有完成近期目標的前提下,強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將會嚴重影響國有企業的改革進程,最終會喪送國有企業,使國家背上越來越沉重的負擔。

從當前國有企業改革的實際情況看,如果僅考慮國有資產的賬面價值,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國有資產將一定會出現大量縮水,即國有資產不能實現保值,而是減值。如果再要強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只能是制約國有企業的改革與發展。國有企業中的國有資產就像商場中的積壓商品,如果想吸引外來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革,不把國有資產的定價從賬面價值上降下來是不行的。就如五年前的商場中沒賣出去的29寸彩電,當時可能四五千元,現在要出售簡單按正常的折舊計算行不行呢?假如彩電的使用壽命為十年,五年前的新彩電,且沒使用過,就按五年用過計算,賣二三千元一定賣不出去。這是因為有了功能更強大、價格更低廉的彩電,現在29寸的數字高清彩電不過二千多元。你的積壓彩電賣二三千元肯定不行,只能賣五百元。國有企業中的國有資產也是這個道理,你絕不能按你的賬面資產折舊后來計算,那樣你就很難吸引到外資參與你的改制。國資委在決定吸引外資參與國有企業的改革中,一定要有個心理準備,國有資產多數情況下要有大幅度的減值,可能是10%或20%,也可能是40%或50%,甚至是70%或80%,因為不同的行業有不同的情況。可以說,沒有當前國有資產的大量縮水,有人可能稱之為國有資產的“流失”,真正推進國有企業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民營資本也好,外資也好,都不是慈善機構,不會為國有企業的潛虧或包袱來買單。你要是咬住國有企業的賬面資產數不放,肯定吸引不來外來非公有的資金,也就不可能實現國有企業的改制。在當前世界范圍內的資產重組中,對企業實物資產的定價絕不是按企業的賬面資產進行的,而是按企業的未來獲得能力來計算的。如果一個不能產生利潤的企業要出售,其實物資產的售價只能是像廢品一樣的價格。

國資委作為政府的特設機構,是代表國家的行使所有人的權力。從現代企業制度上講,就應當是國有企業改革的第一責任者。也就是說,國有企業搞不好,最終板子打在誰的屁股上,只能是國資委,不會是其它部門。國有企業改革已經進行了二十多年,現在人們已經越來越清醒的認識到,影響國有企業發展的根本問題即國有企業產權不清晰,沒有人對國有資產負責。因此,國有企業改革的首要任務就是盡快實現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造和經營機制的轉換,對國有資產的賬面價值與市場價值有一個客觀的認識,避免片面夸大國有資產流失而阻撓和影響國有企業改革的傾向。沒有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造和經營機制的轉換,談國有企業中的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絕對是一句空話。如果是在國有企業沒有實現改制的情況下,將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掛在嘴邊,只能是影響國有企業的改革,其結果就是喪送國有企業,為國家背更加沉重的包袱。就像人們說的那樣,國有企業中的國有資產的“冰棍效應”,你不早改制,早把它吃到口中,它遲早要化掉。

國資委要發揮好自身國有企業改革的根本主體作用,必須強化自己的國有企業改革中的主導作用。國資委參與國有企業改革,絕不僅僅是制定國有企業改革的宏觀政策,派出督導組到企業監督檢查,而是應當安排專人參與到國有企業改制的領導小組中發揮自己的主導作用。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的組長應當由國資委派出人員來擔任,其副組長可由國有企業的董事長或黨委書記、總經理擔任,成員由國資委工作人員、企業的職工代表組成。企業改制領導小組在廣泛聽取干部職工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最終確立企業改制的方案。

二、國企改革的關鍵在于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引導國有企業的經營者發揮好國有企業改革的關鍵主體作用。

談到國有企業改革,我不免想到了有人提出的一個觀點:國資委是國有企業改革的監督者,國有企業改革的主體是國有企業自身。從現代企業制度來講,這句話是不正確的。不管是國有企業還是其他性質的企業,決定其改革與發展的只能是企業的產權所有者,即企業的廣大股東,其執行機構是企業的董事會。國資委是政府特設的負責管理監督國有資產的機構,代表國家行使產權所有人的職責,因此嚴格意義上講,國資委應當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最終主體。國有企業怎么改,改得好不好,第一責任人只能是國資委,絕不應當是國有企業自身。考慮到我國國家性質,即國家的真正主人是人民,國資委在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中又不能大包大攬。無論我們國資委的同志,還是國有企業的干部職工,我們都是國家的主人,我們不同的只是工作職責不同。因此,在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工作中,就不能簡單地認為國資委是國有企業改革的主體了,只能將國資委和國有企業當作共同的改革主體來對待,其中二者發揮的作用有所不同。從實際操作來看,國有企業這一改革主體還要分成二個部分,一是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另一個是國有企業的廣大職工。

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和廣大國有企業的職工何以作為獨立的改革主體提出來呢?這是由于國有企業經營者和廣大職工在國有企業中的不同作用決定的。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和國資委的主要領導一樣,都是經過政府部門任命的,二者在從根本意義上講都是國有資產的經營管理者,只不過二者的工作側重點不同。國有企業的廣大職工,在國有企業中只是完成自己的工作,而后領取適當的報酬,他們使用與報酬多少是由國有企業的經營者決定的,二者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有相對對立的一個方面。因此,國有企業的經營者與國有企業的廣大職工應當屬于不同的改革主體。從實際看,國有企業的經營者掌握著國有資產的經營權和國家的各方面的政策,與國有企業的普通職工相比較,他們屬于強勢群體。這就要求國資委在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工作中,更要過多關注國有企業廣大職工這一弱勢群體,盡可能地維護好他們的利益。

通過國資委成立一年后的實際情況看,國有企業改革的困難是客觀存在的,并且越不改革困難會越來越大,全社會已經形成了支持國有企業改革的強大輿論,特別是國有企業的廣大職工,他們認為只有實現國有企業的改革才能真正維護他們的根本利益。從國有企業改革的實際來看,國有企業的第一個職工,更多想到的只能是自己在改革中的自身利益,也就是改革后我的工資是不是更有保障,工資是不是比現在拿的多一點,如果現在不改革工資會更少甚至發不出來他們一樣會支持改革。從我們實際調研來看,國有企業職工只要是在改革能夠按照國家的有關維護好他們的基本利益,他們一定會支持改革的,一般不會成立改革的阻力。

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在國有企業改革中所考慮的則絕不是簡單的個人經濟利益了,此外還有他們的政治利益。從計劃經濟到目前來看,國有企業的經營者除了比較高的經濟上的待遇外,還有著不同于一般國有企業職工的政治利益。一個國有企業的經營者,特別是在國家的監督管理不到位的情況下,他們的政治利益體現在:只要是他管理的國有企業內部,他可以什么也說了算,不論生產經營還是內部人員的提拔使用,沒有什么人敢于違背他們的意愿。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他們這種至高無尚的權力將大大削弱,一些人可能要喪失這種權力。比如一家大型國有企業,下面有幾十個大大小小的子公司、孫公司,這家企業的經營者從原有的國家政策來看他的工資待遇可以比一般職工高上幾倍甚至十幾倍,并且還有各種各樣的福利待遇和灰色收入,同時各子公司、孫公司的領導干部的提拔使用都由他們說了算。特別是在當前我國的民主與法制建設不完善的情況下,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者可以只對負責他自身任命的少數黨委政府領導干部負責,而不必對國有企業的一般職工乃至對整個國家負責。只要決定我的職務任免的黨委政府方面少數領導認為我行,我就行,我的廠長經理就可以穩穩當當的當下去,其他國有企業的職工說什么也沒有用。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提拔使用他的親朋好友下屬子公司、孫公司的各級領導干部,進一步鞏固自己的社會關系或獲取不可告人的個人利益。

在當前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自身利益受到沖擊最嚴重的莫過于國有企業的經營者,這就使他們極有可能成為影響國有企業深化改革的潛在主要阻力,加之他們掌握著企業的生產經營權和企業的各種具體信息也就有可能使他們成為影響國有企業改革的關鍵因素。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對國有企業經營者的任命與使用,基本上沿用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一套方法與思路,沒有什么本質的變化。現在的國有企業的領導干部,很大一批并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在國有企業深化改革中受到沖擊也是必然的。目前,大多數國有企業為一般競爭性領域,按要求國有資本應當逐步退出,如果一旦國有企業實現機制轉換,外來資本進入企業后且國有企業國有資產不再占主導控股地位,那些由國家任命的國有企業領導干部,將極有可能擔任不了改制后企業的主要領導干部,甚至要變成普通的打工者,原有在國有企業的至高地位和各種經濟利益也將統統失去。

常見的現象是,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希望自己尋找參與企業改革的外來資本方,主要想雙方達成默契,在未來改制后的企業對自己能有個較理想的安排。相反,不熟悉的、主動找來的外來投資者且對方沒有明確的利益許諾,你就別想談由你控股,參股還可以考慮。如果找不到合適的外來資本參與自己的改制,那就搞經營者持大股內部職工股份制,無論如何要設法保持自己在將來企業的領導地位。對這一點,國資委應當十分注意,對國有企業的經營者進行教育是必要的,但過多依靠教育也是不現實的,這一點已經被實踐所證明。為此,一定要在制度設置上規范合理,使國有企業改制在陽光下進行,盡可能做到公開、公正、透明,發揮好社會各種輿論的監督作用,避免出現一些國有企業的經營者暗籍操作,利用職權侵吞企業資產,損害國家和普通職工的合法權益。國資委成立之初,在“以企業為改革主體”的思想指導下,一些企業提出了自己的改制方案,但最終在我們國資委研究論證時被推翻了,其內存原因在于:這些方案的產生,主要由企業經營者參與,往往考慮企業經營者這一主體的利益多,考慮企業的廣大職工這一基本改革主體的利益較少,而考慮國資委所代表的國家這一根本改革主體的利益最少或根本不予以考慮且一再向國家要錢要政策。

三、注意發揮國有企業職工改革基本主體地位,努力維護好廣大職工的切身利益。

目前國有企業普遍來看資產質量較差,負債率較高。如果考慮前面提到的國有資產的潛在虧損等因素,絕大多數國有企業可能無力承擔國有企業的改革成本,即國有企業的廣大職工用于身份置換的經濟補償不能到位。這是當前國有企業改革最難以逾越的最大障礙,也是影響國有企業改革的最大難點。

國有企業不改革不行,對國有企業廣大職工不給予適當補償同樣也不行。維護好國有企業廣大職工的切身利益,一定程度上說是比國有企業改革更加重大的政治問題。在當前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有一種對黨和國家極其不負責的態度和作法。一些人打著支持改革的旗號,不顧當前國有企業廣大職工的承受能力,為改革而改革,在廣大職工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在廣大國有企業職工得不到適當經濟補償的情況下,強力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使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職工淪為下崗人員,而使少數當前的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者、個體么營業主、外資企業等既得利益階層進一步得到好處。這是一種十分危險的信號,如果作為我黨的立黨基礎的工人階級在這場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利益受到太多損害,他們將會對我們黨喪失信心,最終將會直接影響到我黨的生死存亡。

在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的廣大職工承擔了比當前社會各階層更多的責任和成本,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其實在計劃經濟時期,廣大國有企業的職工與機關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沒有什么本質的區別,他們都可以理解為國家的工作人員,在為我們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服務。就像從前人們常說的,我們都是社會主義的光榮建設者,只有崗位不同,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那時,國有企業的獲得的各種收益都無償上繳給了國家,企業沒有更多的積累用于自我發展與安置職工生老病死。然而,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國家直接將國有企業推向了社會,由企業自身參與市場競爭。國有企業與非國有的民營、外資等企業相比,人員負擔重,設備老化,資金短缺,政策不靈活,兩者之間處在兩條不平等的競爭環境中是人所共知的不爭事實。其最終結果是多數國有企業越來越困難,多數職工的生活水平卻在日益下降。相反,國家的機關事業單位仍然在享受著原有體制帶來的種種好處。明顯的一個例子,許多國有企業職工退休后工資只有五六百元,而機關事業單位則一兩千元;國有企業的三十年工齡的職工下崗離職最多只有二三萬元的一次性補償或每月三五百元的生活費,而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離職卻可以拿一二十萬元或者一二千元。有人可以說這是我們國家暫時無法解決的社會矛盾,但卻不能形成如此大的差距,從而要分化成不同的社會階層。當前,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職工上街游行、到黨委政府群訪,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多年來的國企改革沒有發揮好國有企業的廣大職工作為一個改革主體的作用而引發的。

一項改革如果獲得了多數人的支持、參與和擁護,就獲得了最為深厚的群眾基礎,改革就會順利推進。反之,任何改革都必然遭到失敗。迄今為止,我們的國有企業各項改革措施并沒有贏得絕大多數國有企業職工的擁護和支持,因為前些年的改革措施并沒有使廣大職工真正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主體。一方面原因是原有的一些改革措施損害了他們的利益,如前些年的“砸三鐵”、優化組合、計件工資、減員增效等舉措,或是減少了職工的貨幣收益,或是增加了職工的從業風險。另一方面原因是由于行政、事業單位的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的不同步,在國有企業停產或半停產、職工下崗或半下崗較嚴重、競爭加劇的情況下,行政、事業單位的許多人仍然享受著傳統體制的種種優惠,使廣大職工感到經濟利益受損,政治和社會地位失落。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打好國有企業改革攻堅戰,必須緊緊依靠工人階級,把廣大職工培育成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主體。具體途徑有二:其一是加強對廣大職工的思想教育,轉變他們的思想觀念,使他們深刻認識到原有體制的弊端,增加他們改革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但歷史經驗已經證明,單純依靠宣傳教育,依靠政治熱情,對少數人有效,對多數人不行,短期有效,長期不行,因此工作的著重點還不能放在這里。其二是使廣大職工通過改革直接獲得實惠,或使他們對改革的預期收益大于不改革的現實收益。如果讓國有企業改革獲得最深厚的群眾基礎,讓廣大職工的支持、擁護和參與國有企業改革并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主體,就必須讓廣大職工通過改革能夠得到實惠和利益。此次我省推出的國有企業改制的一條主要的政策是根據職工工齡給予補償,將國有企業的職工身份進行置換,這就為維護廣大職工的利益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這一點與從前的各項國有企業改革措施有著本質意義上的不同。在當前國有企業普遍困難,國有資產質量整體質量不高,相當一大批企業難以支付改革成本的情況下,如何讓廣大職工在這次國有企業改制中獲得好的收益預期,讓他們成為改革的真正主體,需要各級黨委和政府以及國有資產的監督管理部門在推行改革中注意針對每個企業的自身特點做好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也就是說“往實里做,往深里做”,拿出切實可行維護廣大國有企業切身利益的具體操作方案,做到“改革無情,操作有情”。我省秦皇島市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由政府舉債用于國有企業職工的身份置換的作法是應當大力提倡和推廣的。同樣,也可以探討以稅收優惠等政策吸引外資參與國有企業改革,盡可能地多安置好國有企業的職工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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