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經營層收購（MBO）、經營者持大股的股份制改造、對外轉讓國有企業產權等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形式，在社會中產生了極大爭議，最有影響的莫過于去年底轟動全國的“郎顧之爭”，有人稱之當今社會生活中存在的最大腐敗，是典型的權貴私有化現象，已經極大地損害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特別是國有企業職工的利益。上述改革形式，最根本的一點是以凈資產為基準對外轉讓國有企業的產權，表面看似公平，其實是一種對國家和人民的瘋狂掠奪行為，與中央推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所提出的“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的精神背道而馳。在黨的十六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天，特別是開展保持共產黨的先進性教育的情況下，應當立即停止這類以凈資產為基準轉讓國有企業產權的改革形式，以防止對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穩定帶來重大不良影響。

一、以凈資產為基準轉讓國企產權，表面的公平掩蓋了背后掠奪國家和人民財產的本質。

大家知道，企業的凈資產是全部資產減去負債。在西方發達社會，由于國家和社會對企業監督比較到位，企業的負債率一般控制在50%以下，目的是保持債權人的利益和維護企業的健康發展。然而，我國的絕大多數國有企業由于長期計劃經濟的影響，早已突破50%的負債率的警戒線，卻仍然可以好好地存活下去。從現實情況看，我國的國有企業一般的負債率都在80%左右。正是由于我國國有企業的銀行負債率畸高，因此決不能參照西方發達國家的作法，簡單以凈資產為基準轉讓國企產權。

國有企業的所有權是國家的，嚴格意義上說是分屬各級政府進行管理。國有企業的負債多是以國有商業銀行貸款為主。國有商業銀行從根本上來說也是國家的。以國有凈資產為基準，以極低的價格或無償轉讓將國有企業的產權給經營者，或者改制為經營者持大股的內部職工股份制，或者轉讓給民營外資企業及個人，對負責管理國有企業的各級政府來說，表面上看是公平的，沒有產生多少損失，也使各級政府暫時擺脫了國有企業的沉重負擔。然而，對于持有國有企業80%左右債權的國有商業銀行來說，以現今的社會管理水平來看，基本上是不可能再追回貸款，從而給國家帶來巨大金融風險。

二、銀行貸款風險加大，損害國家和人民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

當前國有企業改革中最大的腐敗就是以銀行貸款為主的國有資產流失，而不是以國有企業凈資產層面上的國有資產流失。下面，從一些最常見、最簡單的常識來分析說明，一些人是如何通過以凈資產為基準獲得國有企業的產權，瘋狂對國家和人民實施掠奪，從而一夜暴富的。

假如一家國有企業的以銀行貸款形式為主的負債率為80%，企業的凈資產為20%，扣除國家應付10%的職工安置成本，如果這家企業推行MBO，企業的所有者只需支付企業總資產10%的價格就可以擁有這家國有企業的產權。這家企業的經營者然后再設立一家他們自己獨資的公司，將改制后企業的供應或銷售放在他們獨資的公司，以關聯交易的形式轉移改制后企業的資產。每轉移1元的資產，其中0.8元為銀行等債權人的，0.1元原國家對國有企業其他職工的安置成本，企業經營者付出的成本僅為0.1元。當改制后的企業的資產轉移完成之后，再向法院提出破產申請，最終逃廢了欠銀行的貸款和對國有企業職工的安置成本，可以說是9倍的利潤。與當今社會的經濟活動來看，即使是販毒或倒賣軍火，也難有如此高的收益率。

上述假設在實際生活一般不易被人察覺，原因在于這種改革方式存在極強的隱蔽性，是在一種合理合法且不知不覺的情況下進行的。假如以凈資產為基準轉讓的國有企業產權后改制的新企業，如果通過加強企業管理，進行技術改造和產品換代，包括裁減企業工人、減少企業工人收入等手段以降低企業成本，企業的效益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只需支付銀行貸款少量的利息，就可使那些獲得國有企業產權的人賺取更多的利潤，他們當然更愿意讓企業經營下去。如果企業的經營情況一旦惡化，經營下去只能是大量虧損而難以再獲得利潤的時候，我想前面提到的假設一定要發生了。

從實際上來看，一般國有企業進行MBO，或經營者持大股的職工股份制，或對外向民營資本外資以凈資產為基準轉讓國有企業的產權，由于進行了財務技術上的處理，大量資產被低估或隱藏，基本上都達不到企業總資產的10%的價格，特別是虧損國有企業，基本上是白送，對于獲得國有企業產權的個人來說，可以說是“一本萬利” 甚至“無本萬利的”的買賣。當然，國有企業的產權并非絕對不能對其他資本、組織或個人轉讓。從我國現實情況看，可以對國有企業的總資產進行評估后，以評估價為基礎公開向社會轉讓，獲得的資金用于安置職工和償還銀行等債權人部分欠款。如果因各種情況需要將國有股權轉讓給國有企業職工，也要平均分配，絕不能讓經營者持大股。

三、地方保護主義作祟，是以凈資產轉讓國有產權的始作俑者。

各級政府熱衷于進行以凈資產轉讓國有企業產權，其根本出發點在于地方保護主義，為了當地暫時的一些利益而不惜損害國家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另一個原因是，一些政府部門的領導同志片面的認為國有企業效率比私營企業效率低，降低當地國有資本占當地經濟總股本的比重可以提高經濟發展速度。當然，這中間也不排除政府部門的人員、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與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外資或民營資本相勾結，共同謀取個人利益，侵吞國家和人民財產。

我國江浙地區近些年經濟的高速發展，是因為我國多年的改革開放的成果，絕不能簡單依靠當地高比重的私有經濟。私有經濟的高速增長，依靠的是借助我國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經濟高速發展，是國有經濟承擔了大量社會成本帶來的結果，而絕非相反。江浙地區的經濟發展并未給當地的普通工人階層帶來多少好處，相對來講他們的生活水平在整個社會各階層中卻在下降。大量失地農民也未得到很好的安置，未來的生存與發展已成一大社會隱患。尤其是民工的工資幾乎十多年未發生變化，從而引發了近兩年的民工荒。大量獲得利益者則多為外資企業和少量私營企業主。

左大培教授在“我們今日為何陷入困境”一文中指出：浙江寧波地區的民營企業十分發達，已經占了GDP的80％，但是它也只占繳納稅收的50％。從從全國看，國有企業只占全國工業總產出的三分之一，但是卻繳納了70％的政府稅收。江浙地區經濟高速增長，主要得益于我國改革開放帶來的良好的投資和發展環境，而絕非簡單地理解為非公有制經濟比重低的原因。左大培認為：從西方經濟近一百多年的發展來看，以國有經濟為主的公有制經濟并非一定比私有制經濟缺乏活力。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私營企業效率往往高于公有制經濟，但在經濟相對低迷甚至停滯時期，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則主要依靠公有制經濟來支撐。西方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發展了一大批以國有企業為主的公有制企業，就是因為當時經濟蕭條時期，單靠私營經濟已經不能維持社會秩序的正常運行。

在我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資源相對匱乏的發展中國家，人均GDP跨過了1000美元大關，進入了社會矛盾集中暴發時期，未來十年間保守估計每年要有一千萬的農村人口在向城市轉移，已經給我國社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主張國有企業大量退出一般競爭領域，勢必帶來大量的國有企業下崗失業人員，給原本十分緊張的就業壓力雪上加霜，在我國社會保障體制尚不完善的今天，極有可能引發以國有企業職工為主體、組織嚴密的大規模群體性上訪事件，從而嚴重影響社會的穩定與發展。由于受封建傳統思想和十年文革的影響，目前我國的民主、法制、道德、信譽還處于整體構建階段，以逐利為目的的非公有經濟將難以獲得迅猛發展而完全取代國有經濟，從而真正起到滿足社會就業需求、維護政治經濟社會穩定作用。中央十六屆三次會議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指出：“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完善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的機制，進一步推動國有資本更多地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因此，片面推行國有企業退出一般競爭性領域、主張降低國有經濟的比重是與中央精神是不符合的，當前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應當是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和以完善法人治理結構為主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四、以凈資產為基準的國企產權改革，已經對我國社會產生極為消極的影響。

經營層收購MBO就是以凈資產為基準由經營者取得國有企業產權、實施國有企業改制最主要形式，它對我國國民經濟產生的影響最為惡劣。MBO主要產生于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最早出現在我國南方發達地區。MBO是一場由下而上的對國有企業產權進行改造的經濟活動，也就是說先從縣級國有企業開始的，而后在市級、省級國有企業。南方各省進行大規模的主要發生在最近五年多的時間。有專家指出，上世紀80年代我國最主要的腐敗是“官倒”，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至今的各種國有產權改革所引發的腐敗比原來的“官倒”要嚴重得多。當前以凈資產為基準的深化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已經對我國社會帶來極為消極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進一步加大貧富差距，為社會帶來了極大地不穩定因素。

十年前，我國的貧富差距就已經達到了國際公認基尼系數的警戒線0.4。由于近五年全國大規模的MBO等國有企業改制，大量國有資產開始逐步向少數人手中集中，進一步加大了我國的貧富差距。截止2003年底，我國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了0.461，已經逼近拉美0.522的平均基尼系數。

2、嚴重降低國有企業效率，國有企業經營日益困難。

從1996年開始的所謂“產權改革”，大量虧損的國有企業白送給了企業的原經營者。有人形象地說，“國有企業搞好了是別人的，搞垮了就成自己的了”。這就無疑在鼓勵現在的國有企業領導故意搞壞國有企業，降低其效率，使其虧損，因為這樣作得越成功，他就可以在將來越便宜地“買”進國有企業。現實中，由于規定改制對職工轉換身份的補貼以前三年的平均工資為基礎，一些未改制的國有企業不顧企業效率狀況，寧可犧牲企業的現金流量而不考慮損害長遠發展利益，拼命漲工資，經營者動轍萬元，中層管理人員六七千元，普通職工工資也略有上漲，目的是在改制時贏得職工民意的支持，更主要的是核減國有凈資產的同時增加與政府的談判籌碼。

3、少數經營者暴富，多數國有企業的職工利益受損。

以經營層收購MBO為主的國有企業改制，由于表面上的國有凈資產已經退出，政府部門便不再負責對企業進行監督，無形中在制度設置上放縱了企業經營者大膽地掏空企業的資產，自我推行年薪制，少則十多萬，甚至幾十萬元，同時大肆進行在職消費，使企業更加衰敗或破產。相反，國有企業的職工被迫以幾萬元、幾千元或相對應的難以轉讓為現金的資產就“買斷”了工齡，即使未下崗其工資收益往往相對從前也有所下降。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一旦國有企業改制后的職工在真正無法生活的情況下，仍然會找政府來解決問題，從而給社會埋下了不穩定的隱患。

4、國有資產流失嚴重，特別是大量銀行貸款無法追回。

國有企業的大量負債為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因此國有企業改革所產生的資產流失也就主要表現為國有銀行的資產流失。國有商業銀行的資產僅有20%左右為國家的資本金，其它80%則為廣大老百姓的存款。以凈資產轉讓國有企業產權后，各級國資委將不再承擔對國有企業的監管責任，無形在放任獲得改制國有企業產權的經營者或其它資本掏空改制后企業的資產，嚴重侵害以銀行為主的債權人的利益，從而帶來金融風險甚至貨幣貶值，實質上是對廣大老百姓的掠奪。

5、社會保障資金缺口加大，潛在社會危機加重。

近10年來我國經濟處于高速增長時期，卻再未設立新型的國有企業，國家給予優惠政策發展的新型產業卻多為其它成份性質的企業，從而不但扼殺了大部分國有企業發展的后勁，同時對國有企業竭澤而漁，以致大批國有企業職工喪失了社會保障。這種對國有企業竭澤而漁的政策，集中體現在超比例地向國有企業收稅上。相反，各種稅收優惠政策則給了外資、合資企業和民營企業。

五、以保先教育為突破口，從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出發，積極而慎重推進國有企業改革。

在開展保持共產黨的先進教育的今天，應當從“三個代表”的高度出發，積極而慎重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作為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本著對黨和人民負責的態度，從維護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特別是維護國有企業一般職工利益出發，現提出如下建議：

——不能為改革而改革，慎重推行以凈資產為基準轉讓國有產權的國企改制。國企改革的大方向要堅持，但不能為改革而改革，要考慮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考慮政府和社會承受能力，以最終走向“國富民強”的持續發展道路為目的。當前，我國民主與法制建設相對滯后，有關轉讓國有產權的法律法規不健全，特別是沒有一套完備的轉讓國有企業產權的規范性操作規程，貿然推進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其最終結果是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對經濟發展造成不良影響，損害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對現在的國有企業的經營者，要給他們一個信號：一旦國有企業搞不好，也會像普通職工一樣下崗或失業，決不能讓那些沒有搞好國有企業的經營者“易地做官”，從而迫使他們努力搞好國有企業。對于哪些確有必要對外轉讓產權的國有企業，也應當明確不得對現有經營者轉讓，更不能讓經營者持大股，否則，只能是引導現有的一些國有企業經營者將國有企業搞垮最終實現其謀取國有企業產權的目的。

——對已經按凈資產轉讓國有實施改制的企業，必須加強監管，防止少數人變相侵吞和轉移改制后企業的資產。地方政府要增強全國“一盤棋”的大局觀念，為了國家和人民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計，防止一些人通過國有企業改制侵吞以銀行貸款為主的國有資產，損害國家和國有企業職工的利益。對已經按凈資產轉讓國有產權實施改制的國有企業，在當前政府職能部門、國有商業銀行與社會監督不到位的情況下，可以考慮由國資監管部門與國有商業銀行聯合負責繼續實施監督。針對當前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存在的問題，國家十分有必要設立一個高層次的深化國企改革的協調領導小組，由發改委、人民銀行、財政部、國資委等部門為成員單位，統一領導全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工作。

——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完善科學監管和激勵機制。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已經經歷了三個階段，即擴大企業自主權、兩權分離、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與調整國有經濟布局。二十多年的改革經驗表明，以完善法人治理結構為核心的現代企業制度，是我國國有企業深化改革的方向。從規范的現代化大型企業來看，如果所需資金眾多、必須集中各種形式的資金才足以經營好時，國有企業如果建立健全了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并不一定需要比私營或股份公司更多的資本經營層次，經營效率也不見得比有大量股東的私營公司低。這方面新加坡已經有了很好的例子，那里采取的“職業經理人委托代理”管理模式十分值得借鑒。

——國有企業改革決不能講簡單“退出一般競爭性領域”，要做到“有退有進”。以簡單的“國有資產退出競爭性領域”的思想來指導國有企業改革，其最終結果只能是消滅國有企業。按照西方現代經濟學的概念，競爭與壟斷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沒有一家企業一定是競爭或壟斷的。按照中央“完善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的機制”的要求，國有資產可以退出“兩國兩重”以外的領域，但退出要盡可能減少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同時，國有資產要進入資金、技術等關系國家安全和長遠發展的“兩國兩重”領域，同時也可以考慮進入勞動密集型領域，以擴大社會就業。

——遏止國有企業改制中私有化的傾向，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當前推行的國有企業改制工作，從其本質結果來看就是在實施漸進性的私有化。這種作法與中央“堅持公有制的主體，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的精神是嚴重背離的。20世紀90年代初期東德和俄羅斯的私有化幾乎毀滅了它們的整個工業，致使整個國家經濟水平急劇下降，到現在還沒有恢復到私有化之前的水平。像法國、德國、意大利這樣的發達國家，其國有企業仍占其經濟的20%以上，有的還超過了50%。我國社會發展所追求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因此，在當前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國有企業必將長期存在下去，這也是黨的十六大精神所要求的，其原因在于國有企業可以在以下方面發揮作用：維護國家穩定，像非典等社會重大災害或戰爭時期，沒有國有企業的支持社會可能面臨的災難是不可想象的；消除社會貧富差距，調節社會收入水平，讓弱勢群體保持較好的生存空間；調控宏觀經濟，加強市場監管，防止惡性競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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