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熱”的實質：以殖民地經驗誤導中國改革

張五常的講演和媒體炒作，已引起國內學院派反感，批評他把經濟理論簡單化，不懂數學，沒有模型，實證性差，結論輕率缺乏經驗支持；作風輕狂，不規范，自我標榜和炒作；編造經濟故事宣揚自己的經濟自由主義理念，這后一點批評比較中肯，張五常有點象一個以自由主義為信仰的神學家。90年代以來的中國，經濟學思維統治了整個社會科學，經濟學由實證科學幾乎變成了神學，經濟學家成為神學家，利益關系成為信仰，腐敗盛行，物欲橫流而缺乏信譽和道德，社會風氣浮躁容易盲目崇拜，大小神仙層出不窮，李洪志可說是一路大斜教，張五常也象一路小神仙，走到哪里，大小報紙一路跟風，報紙不愁賣。張五常在國內走紅，是由于他以徹底的自由主義理念，把經濟學從科學變成信仰，因而具有煽動性。

張五常對于中國改革的自由主義藥方，自稱為“從不出錯，實在可行”：

　　（一）中央銀行只管銀根，什么也不要管。

　　（二）把所有國營銀行都賣出去作為商業銀行。

（三）容許所有外國貨幣在中國流通，減少市場的交易費用。

　　（四）取消所有外匯管制，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

　　（五）容許外資開辦任何金融事業。股票經紀行、會計行、招股、集資、放款、投資顧問之類，可放盡放。

　　（六）取消所有關于通訊（如電話）的發牌量的管制。

　　（七）取消所有出入口關稅。

　　（八）將所有國營企業民營化。

　　（九）稅制要簡單。大量削減干部，選賢與能，大幅度提升留下來干部的薪酬。

　　（十）外匯儲備可有可無。

如此，需要一次性“休克”：長痛不如短痛。他對漸進改革的批判與我一致，保留大量政府管制，會走入拉丁美洲或者印度的長期性腐敗。但辦法應該是以政治社會改革來平衡和控制經濟混亂，而不是在經濟上推行休克療法，一再削弱政府職能。即使真的在某一領域與國際接軌，也應對在利益調整中受損失的弱勢群體給予補償，張五常不提補償就意味著，中國絕大多數人在休克療法中損失絕大部分利益，從而威脅社會的基本穩定。張五常對此未必不知道，而是默認把改革變成剝奪，所以他反對民主，說“選票不如鈔票”。剝奪大多數人利益的“休克療法”，必定得不到選票。經濟自由主義，就是“以自由的名義”，把自由和民主拆開，并把民主換成了專制。

80年代就有過這種所謂“新權威主義”思潮，在激進的“價格闖關”中失敗，張五常當時也是鼓吹者之一。他深惡痛絕的90年代“管制下的腐敗”，實際上也是這種思潮發展的惡果。但經濟自由主義者從不檢討自己的錯誤，而且變本加厲，把一切問題都歸結為計劃經濟和政府管制，歸結為市場經濟不徹底而否認其已經在許多方面被濫用。他們繼續鼓吹不擇手段，不惜代價實現“制度變遷，產權革命，與國際接軌”。雖然言必稱科斯，弗里德曼，我還是看出其屁股后面有“制度決定論”的印章。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的文化革命理論，也是一種“制度決定論”。當我們看到經濟自由主義者包括張五常在內，一方面對斯大林和毛澤東深惡痛絕，一方面又恪守其“制度決定論”的深層思維，完全不能夠從其他層面如資源，人性和文化等方面綜合考慮問題的時候, 我們說他們是“右翼斯大林主義”，或者說他們用殖民地經驗來給中國開藥方，是不是有幾分道理呢？鼓吹“為某種理想制度而犧牲自己利益”這種思維，已經被遭受文化革命失敗的中國人徹底唾棄，如果說我們的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有什么真正的收獲，應該就在這里。而不是丟掉一種教條主義，又揀起另外一種，而且是在前蘇聯和拉丁美洲徹底失敗的那一種。

張五常自我吹噓，他的預測是最準的，他敢和所有人打賭等等。他的預測是什么呢？他的感覺又是什么呢？據《北京晨報》說，他看到北京的繁榮，竟然喜不自禁，說“只要放開外匯管制，5年之后上海必定超過香港，成為世界最繁榮的工商業中心，中國在21世紀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我看：這叫做“意識形態自我蒙蔽與自我陶醉”。張五常應該去看看中國的中西部和貧困地區，甚至北京市周邊哪怕是100里地，是什么樣子。

這種“以專制推進自由”的思想，是以香港的殖民地經驗為基礎的，張五常當然非常熟悉，但絕不適合中國大陸。在香港實行長期“專制”的是異族的殖民統治，香港的“穩定和法制”有英國的民主制度做保證。中國大陸的穩定，絕對不可能依靠任何新權威，更不可能依靠外國或者“國際社會”，只能依靠自己人民的支持。所以，即使是再先進的，非移植不可的制度，也必須考慮中國人民的現實利益和承受能力。如果象張五常那樣一意孤行，外匯放開就意味著金融危機，產權革命就意味著少數人侵占絕大多數公共資產的瓜分狂潮。在人均資源極端短缺的中國，這就意味著大多數人喪失基本的生存環境。這樣的“賭”是沒有人去和張五常打的，任何人沒有權利拿中國人民的生存去賭博。如果真的賭博了，就更加悲慘。那些鼓吹“休克療法”的人是有美國綠卡的，他們可以在國際上繼續慶祝“最后一個專制帝國的瓦解”，而全然不顧中國的大多數人民。這樣說張五常，恐怕不是冤枉他。在他的文章里，我看不到民生，民主，大多數人的權利和自由，看不到中國人民近代反抗帝國主義的歷史，更看不到中國計劃經濟的歷史，我所看到的就是：不惜一切代價，去建立私有產權和自由市場制度。他甚至連基本的操作性也不考慮，比如說賣掉所有的銀行和國有企業，賣給誰？什么價格？是不是要在外匯放開以后來一次金融危機，把中國所有的資產貶值到一文不值，然后讓外國資本來“吃死尸”？至于后果，他就更不考慮。象這樣不負責任的藥方，誰敢吃？一旦吃死，又如何去和張五常打賭？

目前“張五常現象”突然升溫，不能簡單理解為媒體炒作賺錢，更不是張五常的個性需要發泄，我認為有更加復雜的背景，這就是在中國16大前后，國際資本害怕中國進行反對經濟自由主義的調整。國際上有一個“休克療法”軸心：美國哈佛大學薩克斯，芝加哥學派的弗里德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直到香港的國際資本評估機構，極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包括張五常。如果按照他們的藥方，中國必定爆發總體性危機，這一點，我可以理直氣壯地做出我的預測------我的預測比張五常準。但是，我卻得不到“主流”經濟學界的認可，相似的個性，張五常可以被神化，我卻一再被“妖魔化”。因為，我反對以“自由”的名義瓦解中國，剝奪大多數中國人的生存權利。我認為，即使是再愚昧，再落后的人，也應該為自己而生活，而不是為什么“先進制度”去犧牲。讓人為制度犧牲，不是真正的西方文明，而是被一批殖民地性格的人閹割以后的假文明。

為了制止國際資本以殖民地經驗誤導中國改革，中國人沒有必要太看中“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的只有一兩個人，讓千萬經濟學家一輩子去追求在“國際權威刊物發表文章”，實在沒有意義。只有傻瓜，才云集在一棵樹上吊死。中國人得諾貝爾獎，意義不大，希望也不大。因為此獎屬于西方文化范疇，得獎者需要自幼就習慣以英語思維和表達問題。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還有一個條件，就是需要研究自己國家的特殊問題。印度的森得到此獎不是偶然的，他既有英語習慣，又是著名的“草根派”，他研究的是印度的饑荒和貧困問題。中國經濟學家中的“草根派”，包括我在內，當然沒有得諾獎的奢望，因為我們自幼插隊，熟悉中國文化有余，而無法把自己變成地道的西方思維。“東施效顰”，不如不效。幾位海外華人包括張五常先生，當然具備英語條件，但是不熟悉中國大陸，特別缺乏對中國大多數人的人文關懷，他所熱中的就是照辦西方的“先進制度”。他以北京的繁榮來判斷全國，可知其感覺也不大對勁。

特別要指出，目前大肆炒作“中國人拿諾貝爾經濟學獎”，不是時候。中國改革正面臨重大危機，方向和戰略都需要調整，大辯論已經開始。如果國際“休克療法”軸心，想阻止我國戰略調整，誤導中國改革，就可能把某一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捧上來。在諾獎問題上，中國人反而不應該有民族主義的非理性情緒，以為只要是中國人得了就好。中國的經濟學家與足球隊員不同，有些人是幫助國際資本損害中國利益的。所以我們必須淡化炒作。

如果張五常或者什么人真的得了諾貝爾獎，也應了解他的局限性。比如張五常先生在30年前的文章，可能真的不錯。我們在向他祝賀以后，還是要批評他對中國改革的藥方。你在30年前的理論貢獻，與目前中國改革未必有關。前幾年有人去美國搞什么“諾獎大追尋”，結果是，大部分諾獎得主都只談自己的理論貢獻，不給中國開藥方，理由是“我不懂中國”。這倒是令人欽佩的大師態度。真正的大師，絕對不是江湖上賣狗皮膏藥的，以一個理論包治百病，就好象我們只給中國開藥方，不給美國開藥方一樣。

把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甚至其提名，甚至“據說提名”，大肆“追尋”和炒作，不僅說明傳媒的庸俗，而且說明中國改革可能被洋教條誤導而出現重大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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