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條路,決定中國命運!
高木
毫無疑問,要搞市場經濟,就必須推動中小國有企業進入市場,增強企業活力,提高企業經濟效益,使企業適應市場的要求,成為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商品生產和經營單位,成為獨立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的企業法人。但是如何才能建立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卻存在兩條截然不同的路徑:
一條路徑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由全體職工以企業內部持股的形式,將企業的全部生產經營性資產全部買下,或分期償還,或將企業全部生產經營性資產當作負債交由全體職工長期租賃,把企業變成由全體職工職工股東共同擁有,企業管理層由全體職工股東大會民主推選或由董事會選聘的,人人基本均股或均責權的股份合作制。這種股份合作制是標準的集體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一種實現形式。從1992年開始到1997年,諸城基本實行的就是全體職工將企業的全部生產經營性資產全部買下的股份合作制,雖然也存在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是總的來說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
案例:實行股份合作制時的諸城四達公司1992年實現利稅87.6萬元,其中上繳47萬元,到1995年實現利稅1024.7萬元,其中上繳稅收526萬元,實現利稅平均每年遞增312萬元,上繳稅收平均每年遞增160萬元。1995年與1990年相比,諸城國內生產總值由17.3億元快速增加到70億元,5年增長4.05倍。從企業規模看,1992年諸城全市大型企業僅1家中型7家,普遍實行股份合作制后的1995年已經發展到大型企業7家中型25家。從職工收入看,諸城企業普遍實行股份合作制的1995年諸城市屬改制企業職工人均工資性收入4097元,加上股本分紅,人均年收入達到5149元,是1992年的2.4倍,最高的四達公司人均收入超過萬元。
另一條路徑是全心全意依靠廠長經理精英階層。剝奪普通職工的持股權,鼓勵少數經營者和經營管理層人員多參股、持大股、控股權,形成一個持大股群體,這種形式也叫管理層收購,簡稱MBO。從1997年開始,諸城市委把股份合作制徹底推倒重來,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全面推行了這種管理層持大股的MBO形式,目前諸城企業經營管理者平均持股比例達到58%。但是這種改制實際效果卻差強人意。
案例:1997年諸城市委把股份合作制徹底推倒重來,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全面推行了管理層持大股的MBO形式,實行了管理層持大股后的四達公司2001 年實現利稅 1853 萬元,利潤 1287 萬元,上繳566萬元,與1995年相比,實現利稅平均每年僅遞增138萬元,上繳稅收平均每年僅遞增7萬元,幾乎沒有增加。從企業規模看,在諸城企業普遍實行了管理層持大股后的2003年大中型企業仍然只有32家,與1995年相比沒有增加。從職工收入看,在諸城企業普遍實行了管理層持大股后的2005年,如果計算上已經下崗失業的人員在內,當初屬于市屬企業的職工目前人均年收入很難達到1995年的5149元水平,即便是效益最好的四達公司,廣大普通在崗工人人均年收入超過萬元的也不多。據知情人介紹,從2001年到現在,四達公司的經濟效益進一步滑坡,市場進一步萎縮,上繳稅收進一步減少。為了應付危機,四達公司偏離絕緣材料生產的主業搞起了文物收購。
為什么兩種改制兩重天,股份合作制會取得如此成功,管理層持大股的MBO卻差強人意呢?
1 從理論上說,股份合作制同樣可以實現產權明晰
產權明晰,也就是責權利明確。全體職工以企業內部持股的形式,將企業的全部生產經營性資產全部買下后,企業全體職工股東享有企業資產的全部所有權,企業成為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責任的法人實體。即便是國家將企業全部國有資產當作負債交由全體職工長期租賃后,由于國家和具體的職工個人的債權債務關系是明晰的,全體職工也等同于擁有了企業全部資產的所有權,企業仍就能夠成為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責任的法人實體。因此,從理論上說,無論是由全體職工買下企業的產權,還是由全體職工租賃下企業的全部產權,都可以實現生產資料的責權利明確到人的產權明晰。據中國青年報報道,諸城的企業實行股份合作制后,就像大包干以后的農村一樣,諸城的工人們迸發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工作熱情,短期內企業效益飛速上升。全員勞動生產率提高30%算是少的,有的企業甚至提高了將近兩倍。
1992年諸城的股份合作制改革,是政府同意,職工自愿,也符合國務院《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精神。諸城企業的全體職工用自己的錢買下了企業的全部產權,就已經成為合法的股份有限公司,任何人也沒有權利,不經過全體股東表決,就越俎代庖把股份合作制徹底推倒重來,強制職工退股,強制推行管理層持大股的MBO。如果1997年諸城市委沒有違法和違背廣大職工股東意愿強制實行了管理層持大股的MBO,而是協助企業對股份合作制進行了不斷的完善,相信諸城的今天肯定會更美好。
2 從理論上說,股份合作制同樣可以實現權責利明確
股份合作制企業以其全部法人財產,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照章納稅。企業全體職工既是企業的所有者也可以是企業的勞動者。工人股東的收入分為按資分配和按勞分配兩部分,共同承擔資產保值增值的責任。全體工人股東既按均股份額或均負債額享有資產收益、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所有者權益,并承擔企業虧損的有限責任,又可以親身參與企業的生產或管理,按照崗位貢獻領取薪金。從理論上說,權責利明確后的企業,“短期化”“大鍋飯”等通病就會消失。據中國青年報報道,諸城的企業實行股份合作制后,全體員工普遍樹立起了“現在是給自己干了”的信念,“懶漢”消失了,原來“廠長大偷,工人小偷”的痼疾也不治而愈。
如果1992年諸城的股份合作制實行后,工會組織能及時介入,幫助工人股東建立起組織嚴密,自我維權的股東大會制度,有效阻止了1997年諸城市委單方違規廢除股份合作制的舉動,相信諸城的股份合作制就會具有更旺盛的生命力。
3 從理論上說,股份合作制同樣可以實現政企分開
股份合作制企業按市場需求組織生產經營,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為目的,政府不再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尤其不再干預企業管理層的任免,企業只接受法律法規的約束和國家依法行使的宏觀調控。據中國青年報的報道,諸城的企業實行股份合作制后,職工們把原來無職無權的職代會變成了有職有權的股東會。改制后一個月,27家企業有24家原廠長經理被職工兼股東們選下了臺。許多企業股東大會的第一項決議,就是賣掉廠長經理專用的小汽車,原來整天大吃大喝的經營者如今變成了普通職工。
1992年諸城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實行后,如果諸城政府行政管理體制也同步進了適應市場法制環境的改革,人大的監督和為民維權的職能也同步得到了加強,約束權錢交易的財產登記帳戶唯一制度也建立了起來,那么,手中突然丟權而感到不舒服的官員們和手中雖有權卻無法隨心所欲的廠長經理們,就不會一拍即合,在1997年聯手扼殺了股份合作制。
4 從理論上說,股份合作制同樣可以實現管理科學。
股份合作制與其他股份制的最大區別就是股份均等。股份均等的最大好處就是企業全體工人股東政治地位是平等的,重大決策是民主的,人們的精神是舒暢的,不僅可以極大調動全員勞動熱情,而且任何人都無法倚仗對生產資料的個人占有而對他人實施壓榨和剝削,大股東欺騙中小股東的弊端也得到克服。因此股份合作制是集體所有制的一種新表現形式,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公有制。這不僅對于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基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意義重大。在這樣一種人人均權的股份合作制企業當中,可以比較容易的建立起利用會計電算化實現的財務公開制度,可以比較容易的利用網絡建立起高效快捷的民主監督和決策制度。
假如說1992年起諸城在股份合作制企業普遍建立起民主監督決策制度后,企業能普遍借助計算機和網絡技術建立起了內部民主監督決策制度,使普通工人股東參與民主決策民主監督變得非常簡潔容易,凡是企業重大決策事務經過網絡表決系統在幾分鐘內就可以反饋出表決結果;凡是敏感的財務數據在幾分鐘之內就可以經過監督者的審核;凡是民意舉報票達到一定比例的落后員工就會受到警告或辭退指令而迅即生效;凡是針對廠長經理的彈劾票達到一個預先規定的比例就自動生效;凡是被舉報被懲罰的人除了在網絡上據理力爭和付諸法律外無法惡意追查到舉報人而實施惡意報復,那么“搭便車”“議而不決”“內耗”“大股東欺騙中小股東”“貪污腐敗”“穿小鞋”等現象就會基本徹底消失,也不會最終導致少數官員和廠長經理肆意妄為徹底強奸了民意而實行MBO。
5 從理論上說,股份合作制同樣可以對管理層實施有效激勵
雖然人性是自私的,但是企業全體員工集體購買下或租賃下企業國有資產后,全體員工也就結成了榮辱與共的利益共同體。為了把企業管理好這個最大的自私目的,全體員工就會很慎重地公推海選出本企業或聘請企業外最優秀的人擔任企業的管理職務。這個新帶頭人也必然會以士為知己者死的心態為企業發展貢獻聰明才智并甘愿接受職工股東的監督和彈劾。這種激勵方式,對有責任感有骨氣的中國人來說比金錢激勵更有效,更符合中國的民風和國情。同時,為了激勵企業管理者為企業發展作出了更多貢獻,經股東大會或董事會討論表決,可以對管理者實施績效掛鉤高薪獎勵。
這種眾望所歸+績效掛鉤+股份分紅的激勵辦法,就可以基本徹底克服“由于平均持股,經營者所持股本份額太小,經營成果在其收入中得不到體現,決策正確與否也與其利益不掛鉤,因而缺少足夠的責任感和壓力感”的問題,因為股份合作制可以讓自私的人充分施展才能。
假如1992年諸城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實行后,“眾望所歸+績效掛鉤+股份分紅”得到徹底貫徹,一些企業廠長經理的民選不是在政府主導下走的過場,當mbo這種更有誘惑力的誘餌展現在諸城官員和走過場當選的廠長經理面前時,他們也不會亂了方寸,也不會為了局部的眼前私利,就把自己的長遠利益和廣大職工股東合法利益徹底拋到九霄云外了,那么諸城模式肯定能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企業制度的楷模。
6 從理論上說,股份合作制有利于宏觀經濟健康穩定
股份合作制的分配是基本均衡的。從按資分配來看,由于企業全體員工持股比例是基本均等的,因此按資分配的分紅結果不會導致分配懸殊。從按勞分配來看,雖然企業要按照勞動崗位和績效差異在薪酬方面拉開檔次,但是這種檔次差異是有度的,不會造成分配過分懸殊。因此,分配基本均衡的股份合作制不僅一般不會導致宏觀經濟發生劇烈波動,而且這種分配的相對均衡無形中使得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系經常處于相對最佳狀態,當工人股東把分紅所得或借用債務資金進行新投資的時候,由于分配的比例仍然是比較均衡的,有效總需求和有效總供給可實現同步擴張,宏觀經濟可長久保持健康的運行狀態。中國的企業在未普遍實行mbo等私有化之前的90年代上半期,雖然也出現過經濟過熱,但是總體形式是購銷兩旺,市場繁榮。
假如說中國的企業普遍實行的是股份合作制而不是mbo,沒有出現勞資分配懸殊導致絕大多數社會成員收入較低而無錢購物消費,少數富人擁有大量的金錢收入而因為害怕露富而不便于花錢或該有的基本都有了而沒有必要再花錢購物消費,就不會導致實體經濟領域出現貨幣嚴重短缺,產品賣不出去而大量積壓。即便是廣大職工股東聯合起來繼續進行集體投資而擴大再生產,由于勞資分配的比例仍然是基本均衡的,宏觀經濟也幾乎永遠不會出現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整個宏觀經濟也就不會走上依靠國家超量增加貨幣供應量或不斷擴大赤字財政來維系的危險之路。四達公司等諸城改制企業也不會普遍性的陷入銷售市場萎縮的泥潭。
回過頭來看,諸城1992年實行的股份合作制是一條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人性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有化的正確道路,股份合作制改制應該在規范的基礎上在全國加速推開。而諸城1997年開始的管理層持大股的MBO形式的改制,走的是非人性化的,私有化的道路,是一步錯棋,這樣的改制不僅不應該加速,而應該立即停止,問題嚴重的應通過反收購糾正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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