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應真正為全民所有——訪清華大學崔之元教授

王平　

    近年來，與灰暗的世界格局相比，中國無疑是少有的一個亮點。經濟的平穩發展以及申奧成功、入世等一系列歷史性突破，展現出一個可以期待的前景。

    但同時，近年來一些重大改革措施的推出所導致的反復表明，中國改革已然進入攻堅階段，用經濟學家吳敬璉的話來說，“中國改革正在過大關”；用清華大學崔之元教授的感覺是“未來的幾年，中國將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時期?！?/p>

    崔之元于1987年赴美留學，1995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后任教于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系。2004年9月，他回到了國內，正如他所說的那樣，他回來，更多的是為了體驗那種對社會生活的“參與感”。

                             改革的思路需要“改革”

    記者：目前，我們在改革中出現了不少問題，但一個廣泛的社會共識是：中國不可能走回頭路，回到計劃經濟的路上去。作為一名始終關心中國改革進程、又有比較豐富的國外生活經驗的知識分子，因而能夠在保持一定距離的視角觀察國內的發展情況，您認為中國在改革中出現的哪些問題比較突出？

    崔：社會公正問題可謂我們在改革中出現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新一屆政府做了不少親民的實事，但關鍵是要有一些切實的、建設性的辦法?，F在國內的很多學者已經注意到一些問題，比如公平，比如科學發展觀等等。很明顯的是，主張公平的聲音比前幾年響亮得多了，不像前幾年那樣，主張公平就好像有點反改革的意味。

    但是現在單純地主張公平是不夠的，我認為，在討論各種改革的可能性、建設性的方案的時候，需要有一個開闊的思路。但遺憾的是，直到目前為止，我們關于改革的建設性思路，還不是非常開闊，還是受到一些教條的禁錮。這些教條，包括以前正統斯大林的教條主義思想，這很容易轉化為另一種西方式的教條，這兩種教條殊途同歸，即他們認為公有制和私有制是改革中最關鍵的問題。這與西方的“現代化理論”也頗為接近，也就是一般公眾的思維很容易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

    比如最近網上有一篇文章說，為什么中國的煤礦業在世界上死亡率最高？其原因是：煤礦不是私人的。并認為產權改革才能解決中國煤礦的生產安全問題。這有點過于極端了，因為煤礦的安全純粹是一個管制問題，產權并不是問題的關鍵。在世界各國，生產安全是靠政府的規章制度來保障的?！獩r且，從網上的數據來看，那些私有的廠礦出事率反而高。

    再比如，因為政府腐敗有人就力倡私有化，認為私有化就可以解決政府腐敗的問題。實際上，政府的腐敗應該考慮如何約束監督官員以解決腐敗的問題，而不是開出私有化的藥方。但是也不是說一定拒絕小型國企的民營化——我們應該在思維和邏輯上把各種可能性都考慮到，而不是簡單地非此即彼。正是諸如這樣的比較極端的主張或邏輯，禁錮了人們的改革思路。

                            并不都是所有制惹的禍

    記者：那么您認為產權改革以及制度改革還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嗎？

    崔：我認為，郎咸平并不像很多人所說的那樣反改革，他只是反管理層收購那樣的改革。他所主張的大政府并不是我們以前理解的行政于預，而是說政府要維護民眾的權益，政府要加強管制。民工或礦工的一些基本權益要由政府來制定，否則工會等不能發揮有力的作用。這場爭論還有一個由于語境差異而帶來的誤解。

    以往的教條容易使人的思維簡單化，很多人善意地主張非此即被。實際上，很多現實中的事情并不總是能夠簡單地按意識形態劃分的，比如西方的社會保障制度根本不是所謂資本主義的要求，而是俾斯麥的發明和主張。

    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我們非常容易迷失自己。現在有一個詞很滑稽，叫“與國際慣例接軌”，這個詞很容易使人的思路封閉。當然，有些國際慣例也是好的，是可以學習和為我所用的，但是，如果把這個詞作為一種指導性的思想，就會使我們的思想狹隘。

    比如，前一段時間我國在財政政策的討論中，也要“與國際慣例接軌”：按國際慣例，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有一個警戒線，歐盟的警戒線是3%，所以我們的一個權威報告中說：中國是安全的，因為我們的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還沒到3%。他們根本不去深究歐盟為什么把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警戒線定為3%。

    實際上，歐盟是用他們財政理論的黃金準則，并根據歷史數據計算出來的。如果我們用黃金準則計算我國的歷史數據的話，其實我國的警戒線應該是4.5%。所以說，如果真正按照國際慣例的話，我們也應該按 4.5%。

    在一般人的眼里，資本主義就是私有制，而實際上，資本主義遠沒有那么簡單。按照這種意識形態化的邏輯，有人看到現在國有企業存在這么多問題，無怪乎現在流行的思路是：先行認定國有股一定是有問題的，是不好的。

    這種思維方式是有問題的。

    其實，一切的西方準則都有一個歷史發展的脈絡，比如美國憲法1913年通過第16條修正案，它說“所得稅是不違背私有財產原則的?！边@就意味著在1913年之前，所得稅是被認為是違背私有財產原則的，也就是說所得稅是侵犯私有財產的。那么，在1913年之前，美國政府是依靠什么運轉的呢？答案是：美國政府是靠關稅和政府持有企業的股份（類似我們現在的國有股）維持政府的支出的。我們可以看出，政府持有股份并不是由于哪一種意識形態，在稅收制度很弱的情況下，國有企業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一種稅收的作用，比如19世紀的美國。直到現在，美國土地的1／3還是國有的。

                          還原“國有資產”的“國有性”

    記者：那邊對現在的國有企業及其改革有什么建設性的看法？

    崔：現在，我國國有企業負擔重的問題，與原來改革中的一個偶然因素有關。這其實是一個失誤造成的。上世紀80年代我們搞的所謂的“撥改貸”，在邏輯上發生了問題，也就等于放棄了國有企業，因為沒有資本金的投入，國家變成了債權人而不是所有者了，于是就造成了國有企業資本金嚴重缺乏，債務沉重。國有資產必須有資本金，而不是貸款，否則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有資產了。這實際上和現在的管理層收購以及所謂的零收購都是有關系的，因為凈資產已經減去了原來的債務，國有企業民營化后卻有很多辦法逃掉債務。

    所以，我們并不一概反對國有企業的民營化，但關鍵要把各種隱含的利益搞清楚，要使各種信息公開和透明，而并不是要想不顧一切代價地、像俄羅斯的“浮士德交易”那樣地去把國有企業民營化。

    其次，現有的國有企業負債這么沉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許多是歷史形成的原因，比如“撥改貸”以及現在的稅收體制方面的原因。但是我們還缺少一種重要的改革，就是現行的增值稅是生產型增值稅，而不是消費型增值稅。

    最近，中央振興東北的政策中有一條是非常正確的，這一條應該在全國范圍實行的，也就是改生產型增值稅為消費型增值稅。通過這樣一系列的改革，使得東北的經濟增強一些活力。

    所以，部分國有企業的民營化不單純是一個公平的問題，不是像秦暉所主張的“公平地分蛋糕”的問題，而是在分的過程中，應該有職工參與購買。這一點倒是可以借鑒一下美國的做法。

    美國在1974年之后就有相應的立法，該立法不是鼓勵MBO（企業的運營者來買企業），而是鼓勵職工購買，并給予貸款上的優惠，而如果經營者購買的話，就沒有這些優惠。因為政府認為，企業的經營者購買與裁減員工必然如影隨形，而失業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按真正意義上的國有資產，其稅收應該由全體國民享有其收益。所以就這個意義上來說，“全民”比“國有”更好。國企改革“抓大放小”是對的。國有資產不分掉的部分就是“大”，按現在一般人的理解就是人人都有份，但事實卻是人人都沒有享有國有資產的利益。應該讓每一個國民享有國有資產的分紅。這方面在美國的阿拉斯加州已經有了相應的經驗：阿拉斯加州的石油就是該州的全體公民所有，每到年底，每一個阿拉斯加州的居民都會收到州政府寄給他們的分紅支票。石油公司和全州居民的利益都有息息相關的關系，分紅的多少要通過議會的討論，如果為了發展企業，經過議會討論同意，也可以在某一年不分紅。

    所以，我們應該在邏輯上搞清楚：所謂的“公有”并不是和每個人沒有關系的，而是人人都有社會分紅的收益上的公有。這要比單純主張公平地平分企業資產更科學和有可持續性。比如俄羅斯雖然可以在分的起初做到公平，但是這種一次性的公平之后馬上會被貧富差距的拉大完全沖刷掉。

    再進一步，社會分紅應該和社會保障及失業救濟等制度聯系起來，這種所謂的新型市場經濟體制，是英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詹姆斯·米德提出來的“自由社會主義”觀點。他是在看到西方社會的一些福利病后經過研究提出來的，但遺憾的是，這種觀點一直沒有在我們國內引起重視。

    現在的國有企業還有一些弊病，除了我們耳熟能詳的行政干預、婆婆太多等等之外，還有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就是現在我們的國有企業其實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有”，因為我們沒有一個國有資產的預算，所以一些大型國有企業的利潤不會上繳，因為他們沒有國有資產的預算。所以，這些國有資產根本沒有發揮“全民所有”的作用。

    因此，國有企業的改革應該把國有企業改成真正意義上的“國有的”和“全民的”。當然，有一部分可以民營化，變為民營企業。真正的企業家應該是“創業型”——我之所以反對MBO，就是因為這些接手企業的企業主是上級任命的，他們在經營和創業方面的能力沒有經過實踐的考驗。而留下來的國有大企業應該盡快進行國有資產預算，當然具體操作性的方法可以研究。

   （摘自2005年第2期《中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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