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發展觀尖銳對立的八種表現
               --三答"主流學者"
                        張勤德

    "主流學者"往往是傾向于庸俗發展觀的，其中一些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觀的人（簡稱資改派），尤其是這樣。這表現在他們把我國20多年來的經濟發展，都歸功于庸俗發展觀、歸功于自由化改革觀等方面。因此，認清兩種發展觀的對立和庸俗發展觀的危害性，有助于把當前這場由"郎顧之爭"引發的國企改革大討論，引向深入。
    科學發展觀和庸俗發展觀的對立，主要表現在以下八個方面：
第一，以人為本和以物為本的對立
     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基本理念。科學發展觀主張在人與物的關系上以人為本，在人與人的關系上必然以人民的利益為根本目的、根本動力、最高標準，即以民為本。
      "主流學者"從多方面論述了他們的庸俗發展觀。邢賁思提出，應當改革掉"突出政治"的"舊社會主義"，建設"突出經濟"的"新社會主義"（《新視野》1994年第1期）。顯然，在他看來，社會要發展，就必須把經濟放在沖擊一切的位置上。于光遠在上世紀的80年代就大講："只有低頭向錢看，才能抬頭向前看"（轉引自《詰問與答辯》第46頁）。他宣揚的實質上是把金錢當作發展的唯一目的、動力、標準的"一切向錢看"思想。陳志武寫道："按美國的經驗，'以人為本'經濟發展觀首先是要讓每個人'有所有'。在中國實現'以人為本'的根本也應該是讓私人擁有更多的產權"（《談和諧社會》第2頁）。這是公開把'以人為本'的根本說成是產權。
     主張金錢至上，以物為本，發展下去必然導致以資為本，以資本的人格化--資本家為本。資本主義國家是這樣，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和平演變也是這樣。當年赫魯曉夫搞"個人物質利益至上"、"利潤掛帥"，把盧布當作"歷史前進的火車頭"，導致庸俗發展觀的影響越來越大，不正是蘇聯黨垮臺、國解體的起點之一嗎？可見，把庸俗發展觀作為重要起點和理論基礎，是和平演變的一條重要規律。這充分說明了庸俗發展觀的欺騙性之大，危害性之大。胡總書記提出樹立科學發展觀，對于我們把思想從庸俗發展觀的牢籠里解放出來，撥亂反正，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根本性意義，正在逐步顯示出來，將來必定會更充分地顯示出來。對此認識不足，那是會犯大錯誤的。
第三，全面發展和單邊發展的對立 
       全面發展進步，是科學發展觀的基本目的。這決定和要求我們必須堅持目標任務的全面性，推動包括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在內的整個社會全面發展進步；堅持動力的全面性，使經濟動力、政治動力、精神動力都發揮作用；堅持標準的全面性，把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等方面的實踐，都作為實踐標準的內容。
      庸俗發展觀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片面、單純地強調經濟發展，把經濟指標甚至把GDP當作唯一目標和衡量政績的唯一標準，搞"一俊遮百丑"。這樣強調GDP，對經濟發展好像很有利，實際上則很有害。這是因為：
（一）它不能全面反映經濟狀況。由于GDP計算的是包括外資企業在內的國內所有產值，所以單純追求這一指標，對于自1995年之后我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低于GDP近兩個百分點，每年2000億元左右的剩余價值以外資利潤等形式流向海外，它不僅不反映，反而鼓勵其盲目擴大。如果照此發展下去，勢必逐漸變成"打工型經濟"。
    （二）它容易忽略社會成本。這種成本是多種多樣的。就拿環境污染來說，據中科院課題組的計算，"扣除這部分損失，純GDP只剩下78%"。我國萬元國內總產值的能耗，也比發達國家高出4倍多。如果照此發展下去，勢必逐漸變成"高成本經濟"。
（三）它難以顧及效益質量。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說，生產率的增長在1995至2001年期間僅占GDP增長總量的6%，而且增速大幅下滑，由1995年之前的3.3%至4.6%，降至1995至2001年的0.3%至2.3%。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效益，1985年是20%以上，2001年只有17%。總資產貢獻率則由23年前的24%降為2001年的8.9%。照此發展下去，勢必逐漸變成"低效益經濟"。
（四）它容易導致對投資的依賴。我國的投資率多年高達40%左右，這在全世界都屬于最高的國家之一。在GDP增加額中，靠增加投入取得的增長占3/4以上。這當中，外資占的比例相當大。照此發展下去，勢必逐漸變成"依賴型經濟"。
（五）它容易導致產生經濟泡沫。例如，商品房空置率連續多年平均增長15%以上，而2002年的房地產投資仍增長1/3。再如，GDP中的水分也很大，國家統計局長李德水說，全國省級的統計數據約有40%的水分，縣級的水分則高達80%。這樣，GDP簡直成了他們想吹多大就吹多大的水泡。照此發展下去,勢必逐漸變成"泡沫經濟"。
（六）它容易使"政績工程"成為頑癥。政績標準，對干部有巨大的導向作用。把GDP作為唯一標準，搞"一俊遮百丑"，自然會使那些能盡快把GDP搞上去以顯示政績的項目多起來。根據有關部門的調查，全國1/4的城鎮有"政績工程"、"形象工程"。這對于我們極其寶貴的資源，是多么大的浪費！照此發展下去，勢必逐漸變成"政績型經濟"。
     這種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甚至只強調GDP提高的單邊發展模式有這么大的危害，"主流學者"為什么不積極促進對它的改革，反而把這些年經濟發展的成就歸功于它，極力加以維護呢？說穿了，是在于它有利于制造"虛假繁榮"，以便作為唬人、騙人的資本，掩護他們推行私有化。認真回顧一下近幾十年來的歷史，便不難看出這一點。
第三，協調發展和畸形發展的對立
    協調發展，是科學發展觀的根本要求。按照這一要求實行"五個統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從當前的情況看，不可忽視的問題，首先是對社會上的敵對勢力要進行必要的斗爭，否則就是損害人民利益，也談不上人民內部的和諧。其次，這種和諧社會，基礎只能是四項基本原則，方向、道路只能是社會主義。再次，要通過解決好人民最不滿意的腐敗現象、分配不公、社會治安、國資流失、"三農"問題等，求得和諧。
     "主流學者"公開宣傳要學習西方的憲政，"政黨可以輪流執政"，"開放報禁"（李銳，《民主中國》序言）；公開指責人民群眾，胡說"現在中國一般老百姓反對國企民營化并不科學"（曹思源，《華岳論壇》2004年11月28日）；公開否定社會主義制度，說什么"我們最大的問題是大部分的法律是不合理的，合理的東西都是不合法的，這就是中國社會"（張維迎，《紅旗論壇》2005年1月7日）；公開鼓動大搞腐敗，宣揚腐敗"對社會、經濟發展來說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第二好的"（同上，《財經》第1輯，第40頁）；公開反對解決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大造"結果平等是不應該的，機會均等是不可能的"之類輿論（厲以寧，《社會科學報》2004年4月22日）。從根本上說，資改派實質上是不和諧因素最危險的制造者，是引發許多群體性事件的罪魁禍首，不把他們的囂張氣焰打下去，將不僅會造成政治動亂，而且有可能在近些年造成經濟動亂。就拿他們積極促進的腐敗來說，"在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主要類型的腐敗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和消費者福利損失，每年在9875億至12570億元之間"（《南方周末》2001年3月22日）。這不僅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隨著經濟的增長而真正有相應的提高，而且由于腐敗是和平演變的一種表現，所以腐敗的增多實質上意味著和平演變危險的增加。但由于腐敗已成為相當一部分領導干部的生活方式，能從某些方面給他們帶來享受，所以反起腐敗和和平演變來，明里暗里的阻力特別大。這樣，腐敗便成為一種頑癥，成為很容易引發動亂的禍根，不拿出大魄力、大決心、大氣力來解決，必然會在今后引發新的、更大的事端，哪里還談得上構建和諧社會？
     第四，可持續發展和泡沫式發展的對立
    可持續發展，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思路。把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統一起來，促進經濟不斷發展，社會不斷進步，國家長治久安，才符合人民的愿望和社會發展規律。
    "主流學者"往往采取多種手段對抗可持續發展，瘋狂賤賣資源，盲目大量舉債，就屬于這類手段。比如，土地批租，就使有些地方政府3到5年內花掉了50到70年的土地收入，使城市基本建設占用的資金，大大超過經濟增長應該提供的資金。再拿借債來說，前些年引進外資5500多億美元，合人民幣47000多億元；再加上都可數以萬億計的股票、債券、財政赤字、銀行呆壞賬，以及拖欠工資、養老金缺口等等，實質上"負債已經達到13萬億元左右"（《世紀沙龍》2004年月12月7日）。就是說，全國男女老少每人頭上都掛著一萬元的債。這等于說，20年來我們每天吃的大米白面都是借來的；今后10年每人每年要還1000元的債。拉丁美洲不少國家的亂子就出在債臺高筑上，我們萬萬不可上"主流學者"的當，盲目大量借債，寅吃卯糧，"斷子孫路"。
     第五，實事求是和實用主義的對立
     實事求是，是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前提。堅持實事求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并不簡單。有些地方、單位天天大講實事求是，而虛報浮夸、形式主義、空話套話之類反而特別嚴重。與此相聯系，腐敗現象、分配不公、社會治安、國資流失等現象也在滋長蔓延。這是為什么？許多同志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重要原因是把實事求是給實用主義化了。實用主義之所以危害這么大，主要是在于：
   （一）它所主張的有用就是真理，會導致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不講原則、不顧已被證明的真理；會導致得出凡是有利于他們實現目的的手段都是好手段的結論 。李君如極力宣揚的"兩個不問"即"不問姓社姓資、不問姓公姓私"（《中國經濟時報》1997年8月12日），就暴露了他們搞實用主義的目的和實質。
    （二）它所主張的有利就好、有利才干，必然導致各人顧各人的個人主義思想泛濫，導致唯利是圖、損人利己的烏煙瘴氣蔓延，導致"有奶便是娘，給錢就是爹"的卑劣行徑彰顯，導致黃、賭、毒、黑、惡、邪的妖風瘋長，使多種難題積重難返。
（三）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主旋律地位逐漸被個人主義、資本主義、賣國主義所取代，實質上是演變國家、民族、人民的精神支柱，是"換魂"。靈魂的演變，是最深層次、最可怕的一種演變。因為，它是一種帶根本性的、能貽害數代人的內傷。靈魂變了之后，就會使人們認敵為友，認友為敵；把謬誤當真理，把真理當謬誤；喪失對階級敵人的戰斗力，喪失對革命人民的凝聚力。而有無凝聚力，對于中華民族，對于社會主義事業，都是關系生死成敗的。血的教訓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工人階級政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實用主義的危害面之所以特別廣、危害度之所以特別深、危害時間之所以特別長，原因就在這里。胡總書記2004年5月28日在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指出，一種實用主義傾向特別令人擔心，而實用主義往往掉進虛無主義的泥坑。這話是很有針對性的。
     第六，社會主義改革觀和資本主義改革觀的對立
改革，是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各項事業向前發展的重要動力。但這里所說的改革，是以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為本質規定性的社會主義改革。區分兩種改革，關鍵是完整準確地掌握衡量標準。用"三個有利于"衡量外資、私有經濟的發展，有個度的界限，這就是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在不否定這一主體地位的范圍內，盡管外資、私有經濟本身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但它們的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需要的。然而用它們取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管從表面、一時、局部來看多么符合"三個有利于"，從實質、長遠、整體來看，則是不符合"三個有利于"的。這是在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是被長期實踐反復證明了的客觀真理；公有制為主體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基本的特征，否定了它就不是社會主義了。唯其如此，鄧小平既講了"三個有利于"，又講了"深圳姓'社'不姓'資'"，是在于"公有制占主體"；講了產生兩極分化和新的資產階級，就是走了邪路，改革就失敗了；講了懷疑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把這些統一起來，才能形成完整的區分兩種改革的標準。
    "主流學者"明明知道什么是社會主義改革，卻公然加以否定。例如，他們公然否定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宣傳私有化，大講"應鮮明地提出民營經濟主導論"（張寒松，《經濟學消息報》1996年4月26日）；"中國要搞市場經濟，應該更多地建立在私人資本的基礎上"(樊剛，《強國論壇》2004年10月14日)。他們公然否定我國的政治制度，宣傳要照搬西方的多黨制，大講"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沒有缺點，但正面作用是主要的，能促進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發展，能幫助國家和社會的穩定"，因而應當搬過來（李銳，《民主中國》序言）。這樣公然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是違犯黨章、憲法的。可見，他們確實已經猖狂到了極點。
     但在這種情況下，這群"白色造反派"仍然把"改革"作為欺騙人民、保護自己、發泄對現實不滿、攻擊黨和政府的"王牌"。張維迎說："現在是絕不允許你犯錯話，你可以不改革，這就是我們的現狀"（《紅旗論壇》2005年1月7日）。高尚全、盛洪等最近在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的一次會議上散布，現在是處在"暖冬中的寒日"，有些人在"用發展壓改革"。然而，這一套已經既騙不了多少人，又嚇不倒多少人了。相反，越來越多的人包括一批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高級領導干部，正在黨的領導下理直氣壯地投入到反對自由化改革觀的偉大斗爭中來。例如，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副省長吳瑞林"兩會"期間在新聞媒體上講："國企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是'亂改'現象比較嚴重"（《思想理論動態》2005年3月28日）。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副秘書長何秉孟說："新自由主義的所謂新制度經濟學，特別是科斯的產權理論，不僅在我國經濟學界的相當一部分人中具有很大影響，而且已經滲透到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的實際工作之中，嚴重影響到國有企業改革的正確方向，并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主人公論壇》2005年4月17日）這樣，資改派的日子就越來越不好過了。
     要認清兩種改革觀的對立，進一步發揮改革對發展的推動作用，當前必須強調要破除舊改革觀，樹立新改革觀。楊帆、韓德強等中青年經濟學家提出這個問題，是很有見地的。這種新改革觀的主要特點，就是按照黨中央、胡總書記的要求，努力把對科學發展觀的認識成果，"轉化為促進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體制機制"（《求是》2005年第1期）。就是說，要進一步明確，改革也要堅持以人為本，把人民利益作為根本目的、動力、最高標準；也要堅持全面性，既革除原有體制中的弊端，又革除新建立的市場經濟體制中那些帶有盲目性、自發性、滯后性的弊端；也要堅持協調性，促進和諧社會建設，像曾慶紅同志指出的那樣，"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努力建立起社會宏觀調控機制"（《理論動態》2005年3月10日）；也要堅持可持續性，使改革為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和發展，提供持續不斷的優質服務。要把新改革觀樹立起來，顯然要以破除以庸俗發展觀為指導思想、以私有化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及多黨制為核心內容的舊改革觀為前提。不把這一條放在關鍵環節上，樹立新改革觀、科學發展觀，通通都會變成一句空話。這是因為，假若再讓資改派打著"反對停止改革"之類旗號反攻過來，他們是會以百倍的瘋狂進行階級報復的。

     第七，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全盤西化"的對立

　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現階段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目標。正反兩方面的實踐經驗告訴我們，要落實好科學發展觀，闖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之路，或者說創出自己的發展模式，必須重視：
     --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并在此基礎上切實使國有企業發揮主導作用。美國著名學者喬治在談到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經驗教訓時說："私人企業對于長期技術投入天然缺乏熱情，而外資企業本來就是對中國采取技術保密的。中國唯一具有技術投入渠道和技術力量的其實是國有企業。"（《外交》2004年7月號）辦好國有企業既是社會主義合理合法存在的基本依據，因為有無所有權屬于全民的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搞不好國企，社會主義就從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又是現代化建設的支柱，因為離開國有企業就無法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所以稍有一點民族感、愛國心的人，都會關心和支持搞好國有企業。
     --堅持由人民群眾當家作主，最重要的是要落實他們管理國家的權力。西方人士的測驗調查證明，在蘇聯解體前，82%以上的人即兩億多人是贊成搞社會主義的，但卻被區區數萬資改派干部給否定了。這一極其慘痛的教訓宣示，人民不掌握管理國家的權力，其他權利都無法保障。據《新浪網》調查，90%以上的人贊同郎咸平的觀點，要求制止"主流學者"主張的私有化改革造成的國有資產失。這既表明人民群眾關心國家命運前途、參與國家管理的意識在不斷增強，又表明社會主義在人民中根子極深，具有無比強大的生命力。所以，以人為本，最根本的是要體現在由人民群眾當家作主即掌握管理國家的權力上。否則，那是無法防止資改派把以人為本逐漸演變為以資為本的。
      --堅持以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為主旋律，鍛鑄人民、國家、民族之魂。宋朝被元朝所滅、明朝被清朝取代、滿清被日本打敗，并不是由于他們經濟上、軍事上弱，而都與政治上、思想上腐敗，缺乏凝聚力、進取心和執政能力有關。而這里面就有個民族精神、國粹民魂的問題。一個國家、民族失去精神支柱，丟了靈魂，物質財富再多也形不成力量，再強的戰斗力也會失去，變成"病夫"和"散沙"。所以，必須把鍛鑄靈魂作為關系生死成敗的頭等大事來抓。
     --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努力構建城鄉、工農業、東中西部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經濟運行機制。在這當中，要特別重視提高我們的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像著名經濟學家程恩富說的那樣，大力發展"'三控'（控股、控制核心技術、控制品牌）的民族產業"（《烏有之鄉》2005年4月15日）。
     庸俗發展觀的堅持者所主張的現代化，實質上是西方化。西方世界那些對我們有益的東西當然要學習、借鑒，但決不能搞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社科院院長陳奎元批判的那種"洋教條主義"。資改派們從一貫主張"西化"中國的立場出發，這些年竟然吹捧西方列強"是富強和引路的先生"（袁偉時，《帝國的落日》第40頁）；竟然宣揚"現代化就是美國化"（茅于軾，《改變我命運的人》第124頁）；竟然攻擊黨和人民對新自由主義這個敵對勢力搞和平演變的理論武器和綱領的批判，如高尚全今年2月8日在"2005年中國腦庫年會上大講："我們的改革現在遇到一些干擾。最近聽說在批新自由主義--拉美國家出現那么多問題，就是因為搞了新自由主義；俄羅斯改革出了那么多問題，也是因為搞了新自由主義；中國改革中不斷出現新的矛盾、新的問題，也是因為搞了新自由主義。這是一種干擾。"說得最露骨的，當屬李慎之的名言：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必須跟著美國走，"給美國當孫子"（〈戰略與管理〉1995年第4期）。可見，他們已把"洋奴哲學"發展成"洋孫哲學"了。
       第八，真假兩種社會主義的對立
社會主義，是我們落實科學發展觀所促進的各項事業的社會性質和前進方向。因此，它是管發展的道路、戰略及方針、政策等等的，是管總的。我們各項工作的總體，就是社會主義事業。
    但是，在一些同志尤其是領導干部中，卻存在一種反常現象：我們的經濟明明在發展，他們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反而動搖了。原因究竟在哪里？怎樣實事求是地認識真假社會主義的區別和對立，認識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使我國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從當前的實際情況來看，至少應注意以下六點：
     必須認清社會主義的制度特征。在現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特征是：具有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和以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為主旋律的文化制度。不認清這些制度特征，那是難以區分真假社會主義的。"主流學者"極力宣傳"社會主義就是社會公正十市場經濟"（吳敬璉，《交鋒》421頁）之類，就是為了抹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制度區別，用私有制、西方民主制和以個人主義、資本主義、賣國主義為主旋律的文化制度冒充社會主義制度。
    必須教育人民尤其是青年學生，牢記三座大山是造成我們祖國貧窮落后的禍根，牢記私有制造成的對勞動人民的殘酷剝削，牢記帝國主義對我國人民的屠殺和掠奪。在此基礎上，使他們認清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的革命事業的正義性，認清我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鄧小平同志在談到這一點時說過："當時中國有了先進的無產階級的政黨，有了初步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加上國際條件，所以在一個很不發達的中國能搞社會主義，這和列寧講的反對庸俗的生產力論一樣。"（《鄧小平年譜》223頁）不講這些，就意味著背叛，意味著假反自由化。資改派們最怕講這些，而且仍在進行反攻倒算。例如張維迎公開宣揚："大家有鬧革命的積極性"，"把太多的時間和心思都花在怎樣去推翻別人"；因此，私有化"本來就是物歸原主的過程，它本來就是從資本家手中搶過來的，通過程序還給人家，人家買回去，怎么又叫國有資產流失呢？"（《烏有之鄉》2005年2月3日）這不是公開反對我們黨領導的革命事業，讓勞動人民重新當牛作馬，又是什么呢？
    必須理直氣壯地宣傳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公有制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發展，這是鐵的事實，是連美國人都承認的。美國著名學者莫里斯指出："從1950年到1977年，工業產量以每年平均13%以上的速度增長"，"與世界上發展中國家以及主要發達國家的早期發展相比，中國的增長率是較高的；與現代世界史上的任何國家實現工業化的周期相比，中國的發展速度也是較快的"（《主人公論壇》2005年4月13日）。不承認這個事實，顯然是對全國人民勒緊褲腰帶苦干數十年輝煌業績的抹殺，是對社會主義事業合理性的否定。這無疑是最大的不實事求是、最大的不公正。然而這樣的事情，"主流學者"都干出來了。何偉質問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為什么還體現不出來呢？"（《中國經濟學的尋根與發展》第63頁）曹思源則大講："'公有制不比私有制差'的說法毫無根據"（《華岳論壇》2004年11月28日）。這足以表現出，這些人反對真社會主義、主張搞假社會主義即資本主義的立場是何等的頑固。
但是，他們中也有不少人在逐漸醒悟，錢理群就是一位。他最近說："我認為，這二十年來我們思想界最重大的一個失誤，就是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沒有經過認真的清理和研究，它的合理性長期被忽略。"（《文化研究網》2004年11月28日）這當然是應該受到歡迎的。
    必須充分重視反和平演變斗爭。一個可以打敗數百萬法西斯大軍的蘇聯，卻被戈爾巴喬夫一伙直接葬送掉，有力地證明，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真正可怕的危險，不是兇惡的敵人和艱難困苦，而是和平演變。它造成的經濟下降、兩極分化、民族分裂、戰亂不止等等，對國家和民族都是大災難。我國的資改派為了在改革開放的招牌下繼續推進和平演變，一方面很注意學習、借鑒戈爾巴喬夫一伙的經驗，一方面很注意中國特色。他們的主要作法是：堅持把這種演變叫作改革，威脅"誰反對俄羅斯的改革，誰就是反對中國的改革"（馬立誠、凌志軍，《交鋒》第273頁），以壓制反和平演變的斗爭；把"初級階段"解釋成"補課階段"，如厲有為就大講"我們現在搞的是資本主義前的社會主義"（《交鋒》361頁），為補資本主義的課造輿論；把"長疼不如陣疼"式的"休克療法"變為"漸進改革"，以增加欺騙性，減少阻力；把我國在上世紀50年代基本完成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說成資產階級的徹底消滅并且不會再產生，對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提出來的"復辟"即資產階級重新上臺的問題則閉口不談；把以民主化、公開化為主要特征的"民主社會主義"變為以庸俗發展觀為指導思想，以私有化、新自由主義式的市場化為主要特征的"經濟社會主義"等等。這就大大增加了我們反和平演變的難度，所以要更加重視才行。
    必須防止把腐敗增多等問題歸罪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傾向。張五常、周其仁等常常把腐敗增多的原因說成是公有制和政府管得多。但事實是，在公有制占更大比重和政府管得更多的上世紀50年代，風氣之好受到鄧小平同志的多次贊揚。曉亮、鐘朋榮等認為社會轉型期必然帶來社會動蕩，但事實是，建國初期是更大的社會轉型，卻相當平穩。鄭必堅、龔育之等歷來不講或否認腐敗的增多和私有制經濟、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拉大、市場經濟體制有必然聯系，但事實是，腐敗的增多和它們的擴大和增加，在總體上是成正比的。有私人資本就會產生剩余價值即剝削，有資本剝削就會助長資本和權力的交換，助長權力資本化和資本權力化；搞市場競爭就會助長單純追求利潤之風，助長以權謀私、損公肥私之氣，這就表明了它們的必然聯系。這些都是普通工人、農民都能看清的事實，應當實事求是地承認。列寧在推行新經濟政策中，就既講實行租賃制的必要性，又承認這種制度中是有剝削的。我們黨對私有經濟采取既鼓勵又引導的方針，也是為了保證私有經濟健康發展。
     還有些"主流學者"認為，新加坡、美國等比我國要廉潔得多，這證明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更容易造成腐敗。但事實是，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的腐敗都相當嚴重；他們的賭城、"紅燈區"和那一套剝削階級驕奢淫逸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種公開的腐敗；他們的"高薪養廉"實質上是當權者在剝削階級內部分配占有的剩余價值時撈得更多一點，所以是一種變相腐敗；他們用"糖衣炮彈"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干部實施攻擊，這是在輸出腐敗；他們利用霸權在全世界巧取豪奪，謀取私利，這里在搞國際性腐敗。只要這樣認清基本事實、基本道理，才會越看到腐敗現象、分配不公的增多，越痛恨資本主義，越堅定社會主義信念。
    這里對以上八個方面的分析盡管是粗淺的，但也不難看出，兩種發展觀的對立和斗爭是非常尖銳、不可調和的。認清這一點，才能從更廣、更深的程度上看出當前這場國企改革大討論對于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重大意義，看出資改派的階級本質和致命危害，從而打勝即將到來的一場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生死大決戰。
    鄧小平同志強調，面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泛濫，"馬克思主義者應當站出來講話"。在當前的斗爭中，一批老中青學者如吳易風、程恩富、韓德強等；一批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如董明珠（珠海格力電器有限公司總經理）、喻權域（中國社科院學術委員）等；一批離退休和在職領導干部如李成瑞、吳瑞林等；一批工人如王二江（鞍鋼）、周惠芝（西北一棉）等；一批企業家如趙林中（浙江富潤集團公司董事長）、蔚嚴春（山東青州卷煙廠廠長）等；一批農民的帶頭人如王宏斌
（河南南街村）、吳仁寶（江蘇華西村），在黨的領導下站在了斗爭的前列，他（她）們應當屬于當代最可愛的人。因為在當前這場關系國家和人民命運前途的斗爭中采取什么態度，對每個人特別是共產黨員，都是一場真正的嚴峻考驗。社會主義是犧牲數千萬人和經過數代人艱辛苦斗開創出來的偉大事業，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依靠人民創造的偉大事業，所以人民群眾決不會讓社會主義紅旗落地，他們一定會在黨的領導下，用鮮血和生命使五星紅旗在偉大祖國上空，高高飄揚，永遠飄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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