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現代民主制的成功關鍵在于多黨競爭，沒有平等競爭的反對黨，民主制難實現制衡權力的功能。反對黨的意義在于，有一個時刻盯著執政者、等著你犯錯的對手存在，如臺灣的國民黨盯著陳水扁；而且這個對手不象分散的、原子化的個人一樣無能為力，它有能力發現你的錯誤和貓膩，有力量施加壓力。因此這種制度可以把執政集團的個人腐敗和公共決策的一意孤行壓縮到相當小的程度。就連新加坡政府的一位副總理也承認：如果沒有反對黨的存在，他們的執政黨可能沒有那么高效和清廉。
另一方面，雖然民主選舉因資源占有的不平等而具有某些不平等的性質，但畢竟人民有了選擇的權利。任何一個參選者，都必須用自己的施政綱領來迎合選民，只有在施政綱領符合大多數人的標準、口味之后，形象、口才、演技之類才有用武之地。“小馬哥”再有魅力，也不可能在政策不合人意的情況下贏得哪怕是臺灣“中年婦女”的支持。僅有選前的迎合當然不夠，更重要的是，在民主制下民眾還有再選擇的權力。如果你上臺后倒行逆施，人民可以再讓你下來。這使選舉制具有一種糾錯功能，沒有選舉制往往沒有糾錯功能，或者糾錯嚴重滯后，且需要付出重大代價。例如，沒有人能夠糾正毛的錯誤。華的下臺，頗有點糾錯的性質，但其過程極驚險，不值得仿效。
民主制當然不完美，但它的上述兩大功能恰恰對應了中國現狀下的一種迫切需要，即對濫用權力的有效制約。至于選舉中存在的不平等，這不是今天的中國人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就象飯都吃不飽時人們不會考慮食譜是否營養、科學一樣。事實上，也不可能存在真正平等的民主和真正意義上的人民當家作主。競選不行，紹光先生所推崇的經濟民主、討論式民主也不行，總會存在各種各樣的漏洞。套用紹光先生的話說：在中國目前的體制下，不能采取一種犬儒主義的態度——既然所有的限制措施都沒有用，那又何必做任何事情？
對中國民主化的質疑，只有在兩種角度才站得住腳。其一是當前的缺陷可能是為克服某種更嚴重缺陷而必須支付的代價，即現在的惡抑制了另一種更大的惡；如果把這種惡拿掉，可能會有更糟糕的事發生。具體說，從國際經驗看，民主制也有其局限性；在中國的現狀條件下，西方民主更與強大的國家能力相沖突。如果民主化的代價是削弱國家能力、破壞穩定，結局可能更糟。退一步說，至少也應該認真比較這兩種缺陷究竟哪一種更糟。
其二，更重要的是，這種比較還不能是靜態的、抽象的，即不能僅僅比較兩種制度之優劣。因為中國的民主化必須經歷一個政治轉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可能發生各種風險，必須將這種風險視作民主制的一個不利因素來進行比較。如果沒有可以避免轉型中發生崩潰的可行方案，即使“愿景”再美好，也不值得追求，除非現狀已經令人不可忍受。
目前國內支持民主化的輿論情緒是：民主就是好，至于轉型的風險，那是政府考慮的事，我們不予考慮；反正政府喜歡大包大攬，其他人也習慣了被包攬。另有一些知識分子，總是信誓旦旦風險可以避免，一切盡在掌握之中。
二，紹光先生提出的討論式民主，確實是現行體制下使國家強大與民主增進可以并存的可行方案。它好就好在不須經歷轉型之險，且不觸及既得利益，阻力較少。從預算改革入手，既不影響政府所著意的政權穩定，也不要求貪官把已經到手的東西拿出來，最多只是限制他們進一步搞錢的能力。這種公共討論當然也有可能被忽悠，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它無論如何也是一種進步，有它總比沒它好；只要這一步啟動了，穩固了，就可能帶來更多變化。
正因為如此，真正的問題還在于當局會不會采納這樣的方案。這種溫和改革雖然沒有直接沖擊政權穩定和既得利益，但它仍然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參與，與自上而下的體制建構具有某種不相容性。自上而下的體制其執政能力源于對下的控制，且很少出現議而不決的情況；而討論式民主必然削弱對下的控制，這種民主所帶來的后續變化更必然動搖可控性。當然，對討論本身也可施以控制，但控制得越多，民主性越少，越談不上人民當家作主。
這就是現行體制的“免疫力困境”。由于對開放的東西缺少免疫力，在開放社會屬于正常的東西（例如言論自由、公共討論）都可能對現行體制構成傷害，于是它只能把自己緊緊捂住，而這又進一步削弱了免疫力，至少是壓縮了提升免疫力的空間，形成惡性循環。紹光先生批評意識形態管理部門對媒體的防、堵和壓制，其實當前對媒體的打壓與意識形態管理部門，包括新聞總署本身關系不大。這是體制的要求，即使把意識形態管理部門、新聞總署的人員全部換過，最終結果還會是一樣。因為這些東西對現行體制確實構成傷害，它不可能不強力打壓。具體某些人的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愚蠢失職，只是強化了這種打壓的粗暴性。但客觀說，新聞總署只有這么多人，你要它對海量的信息認真加以甑別，事實上有所不能。可以說，粗暴有其必然。
這種高度剛性、缺少免疫力的體制，其強大必不能持久。如果當局對此有足夠的危機感，或能將討論式民主作為克服剛性、培植免疫力的一個突破口。
三，香港政府之所以能夠在權力高度集中下做到清廉，靠的并不僅僅是“一定的程序”、“一定的標準”。沒有強大的工商社會、充分的言論自由、以及立法機關中的反對黨，很難想象香港政府能做到高效和清廉。中國現在在一些方面（例如干部任命、工程招標）也建立了詳盡的標準和程序，但結果怎么樣？起到了多大作用？干部任命實質上還是由一把手乾綱獨斷，公開的程序不但沒能構成有效的監督和制約，反而成了某種保護機制：我一切都是按程序辦的，你總不能說我私心自用吧？招標也一樣，中標的永遠是領導的“朋友”。為什么香港、內地的程序，其作用有天壤之別？關鍵在于力量是否對稱、平衡。如果監督者與被監督對象的力量對比懸殊，再完美的標準和程序設計也只會是一紙空文。這就是反對黨、競選、言論自由等可以釋放民眾力量的制度安排至關重要的原因。但在現行體制下，這些制度安排、以及民間力量的強大，又與強大的國家能力相沖突。所謂“強大的國家”，在現行體制下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對資源的控制和運用，二是對社會的控制和動員。所以，國家之強大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對于社會力量而言的。如果沒有國家（政府）的強大，比照其它轉型國家、后發展國家的經驗，象中國這樣的國家要保持幾十年的穩定發展，確實也難以想象。
改革之難，于斯可見！
四，五六十年代腐敗比較少的主要原因，不是因為“有很多制約”，而是由于那時沒有搞市場經濟，個人利益的客觀空間小。當然，“運動機制”確實也是重要原因。
醫療改革的例子，不足以說明“哪個國家民意反應更迅速、更鮮明一些”。美國是在相當程度上按自下而上原則組織起來的國家，中國主要是自上而下。哪個國家對民意的反應更迅速、更鮮明，有很多事例可以說明，紹光先生為什么不看看《公務員財產申報法》的例子呢？中國現在的問題還不僅僅是“反應”速度的問題，而首先是表達的問題，如非典、愛滋。民意連表達都不能夠，又談何對此的反應？此處，應該是紹光先生本人，沒有“跳出意識形態的束縛”。
五，日本、意大利和法國的共產黨與中國沒有可比性，因為它們不掌權。根本區別在于是否掌權，人數多寡是次要的。市場條件下，掌權而少有制衡，必然高度腐敗。腐敗的不是共產黨，而是黨內掌權的官僚，可見人數多少不是重要因素。
說“共產黨已經成為一個特殊利益集團”應該是口誤，說這話的人，其真正要表達的意思是“執政的官僚階層已成為特殊利益集團”，“共產黨”只是習慣性代稱。所以紹光先生用“共產黨目前有7000萬黨員”的理由，來反駁特殊利益集團的說法并不有力，因為上述說法的真正含義大家都清楚，一般不會有歧義。說是“執政黨”，其實真正執政掌權的只有一小撮，與7000萬何干？
黨內確實有派，有爭議，但真正掌權的少數人已在同一特殊利益集團之內，決定政策的就是他們，其他人的意見無足輕重。黨內不同意見和黨外不同意見一樣，有時連表達的機會都沒有，何能影響大局？所以，“共產黨要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但是它的利益結構根本不允許它這樣做”，這個問題并非“偽問題”，而是值得認真對待的一種可能性。倒是紹光先生的論證，無視“共產黨”只是一個名詞，黨內、包括政權內都只是由少數人說了算的事實，頗有誤導之嫌。
六，我的理解，在紹光先生的觀念中，“廣泛的民主，公平的自由，有力的國家”這三句話中，排在最后的其實才最重要。強有力的國家，即使它本身并不值得稱道，它也是解決其它問題的必要條件。由于在中國的現狀條件下，實行西方式民主與國家能力極不相容，所以紹光先生對兩種民主有意無意采用了不同的評判標準。對競選式民主責備求全，對討論式民主呵護備至。其實，這兩種形式本來各有其優劣和適應性，過度褒貶既沒有必要，也影響說服力。
一點淺見，不當之處，敬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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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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