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壇新血:矚目第十代“海歸”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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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readers.net 萬維讀者網 2005年04月14日 08:29 AM

      【萬維讀者網】中國政壇兩代領導集體權力交接的同時，上世紀50年代留學蘇聯及東歐的“海歸”群體退隱，改革開放后負笈歐美的新一代“海歸” 群體悄然登場。百年滄桑逝去，由洋務運動發端的
中國現代化和社會轉型進程歷經艱難坎坷，仍如黃河入海，生生不息，而“海歸”們的夢想，也一直沿續至今。

      3月31日，當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高調接受《人民日報》記者專訪、就央行政策侃侃而談的時候，剛從外交部副部長位置卸任的周文重正在進行出國前的最后準備。3天后，他以中國駐美大使的身份出現在華盛頓火車站。

      經濟學家周小川和外交官周文重，多年前都曾留學海外，周小川修學美國，周文重則在英國巴斯大學、倫敦經濟學院進修數年。今天，他們一個主政央行，一個主持中國最重要的外交關系－－－中美關系，政治位置舉足輕重。

      周小川和周文重在政壇崛起的背后，一個逐漸擴大的群體十分引人注目：當年在國門開放的大潮中負笈海外的新一代留學生群體，回國后經歷大浪淘沙，其中精英者今天開始登上中國政壇。

      教育部部長周濟經歷與周小川相似。1980年，他獲得了赴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機械工程系學習的機會，先后獲碩士、博士學位。回國后由教授、校長至武漢市市長，隨后迅速進入政壇高層。他的副手、教育部副部長吳啟迪，則留學于瑞士聯邦蘇黎世理工學院。

      科技部是“海歸派”的重鎮。部長徐冠華有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做兩年訪問學者的經歷，副部長馬頌德1986年在法國巴黎第六大學計算器視覺專業獲得博士學位，另一名副部長程津培1987年畢業于美國西北大學有機化學專業，獲博士學位。

      外交部數位高官均屬“海歸”派，前后幾任副部長張業遂、周文重、王光亞就讀于英國巴斯大學、倫敦經濟學院等院校。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曾在1984至 1987年赴澳大利亞悉尼大學醫學院外科做博士后
研究，副部長蔣作君留學美國布法羅大學。水利部副部長索麗生曾就讀美國密執安大學土木專業，獲得博士學位。人事部副部長王曉初曾獲得美國西蒙斯學院理學碩士學位。

      除上述部級高官外，這批“海歸”群體中的少數人已經進入更高序列：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1979年從工作的浙江大學到聯邦德國亞琛工業大學機械系液壓氣動研究所做客座研究員，獲工程科學博士學位。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1981年至1984年間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到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學習，并獲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是我國最早的MBA留學生。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農工民主黨中央主席蔣正華，1980年至1982年在印度孟買國際人口科學研究院學習。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韓啟德，1985 年至1987年美國埃默里大學藥理系進修。全國人大
常委會副委員長丁石孫，曾在美國哈佛大學留學。全國政協副主席、上海市前市長徐匡迪，1982年到 1985年間在英國帝國理工學院留學并在瑞典斯堪的納維亞·蘭塞爾公司工作進
修。

      在中國最早、最大的留學人員組織“歐美同學會”的網站上，周小川、周濟、徐冠華等改革開放后走出國門的留學生被稱作“第十代”留學生群體。歐美同學會秘書長于隸群向本報記者介紹，這一海外留學群體的規模今天已達100萬人，遠超前面幾代留學生人數總和。

      這一代“海歸”漸入政壇高位的同時，新中國建國初期留學蘇聯及東歐的老一代留學生群體，包括江澤民、李鵬、李嵐清、鄒家華、錢其琛等，在主導中國政壇十多年后先后退隱。留學歐美的新一代“海歸”群體和老一代留學生群體相比，留學背景迥然不同。

      上世紀50年代的留學運動和歷次留學運動都有所不同，當時新中國派遣留學生計劃與國家工業建設計劃密切結合。總共1.8萬留學生包括教育部門為培養尖端科技人才派出的近萬名外，軍委系統派出的軍事留學生和共青團中央派出的人員，以及“一五”期間工業部門為執行各項蘇、歐援建計劃派出的7800人，后者專門在蘇聯、東歐的工廠、礦山對口實習工藝技術和管理。這批留學生學成歸國后，成為新中國全面建立工業體系和科研體系的骨干力量。

      改革開放后的新一代留學生群體去向主要是歐美發達國家，北美成為留學人才的主要聚居地。同時，這代留學生中，國家公派只占不到5％，絕大多數人為自費留學，學科范圍遠比第九代留學生群體要寬廣，涵蓋了經濟、科技、文化、社會等各領域。

      站在歷史的洪流中回望，這批從政的“海歸”群體歸國后的從政情況和民國時期的“海歸”者卻頗有些類似：他們大量進入政府系統中的實務部門，如外交、立法及實業部門等。新一代“海歸”和第一代留美幼童一樣，被歷史推到這一變革的風口浪尖上。

      和100年前相比，他們仍然面臨相似的任務。但這批“海歸”群體無疑要幸運得多－－－在這場改革中，不論是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還是社會層面的各項制度建設，他們得以擁有發揮平生所學的舞臺。今天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經濟制度在中國逐漸完善，這批“海歸”功不可沒。

      新一代“海歸”從歐美帶回發達國家政府治理的先進理念和公共管理技能，對其所從事的工作形成較獨特的影響。“他們具有國際視野，熟悉市場經濟法則，民主、法治意識和創新能力都受到更多的錘煉。”一位學者說。

      “前一段時間發生的有關‘仇和現象’的討論，幾乎很少人注意到仇和曾在馬里蘭大學學習一年，以及他回國后始終沒有中斷對相關知識的追蹤這一精神履歷。仇和諸多創新舉措不是不可以討論，但不注意這一關節點，就無法理解仇和回國后的創新魄力。”另一位專家說。

      “新‘海歸’能夠在歐美系統地學習關于市場經濟和法治建設的知識，他們步入政壇后，無疑會推進中國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法制建設的進程。”汕頭大學法學院教授杜鋼建說。

      以周小川為代表的第十代“海歸”官員群體在新世紀進入高層，但這也許只是一個開始。事實上，一批“海歸”官員陸續進入地方黨委政府□當重要角色：

      廣西自治區黨委副書記、政協主席馬慶生，1980至1983年在英國留學，獲博士學位；上海市副市長嚴雋琪，1984年留學丹麥，獲得博士學位；湖南省副省長甘霖，1997年至1999年在英國諾丁漢大學和加拿大農業部研究中心從事博士后研究；

      江蘇省副省長張桃林，1986年4月留學聯邦德國波恩大學、吉森李比希大學農學專業，獲博士學位。也有一些“海歸”開始進入地市級官員的序列，如廣東政壇新星、云浮市委書記鄭利平，執政風格飽受爭議的江蘇宿遷市委書記仇和等。

      據不完全統計，有海外留學背景的副省部級以上干部有幾十人之多，但相對于全國千名以上的副省部級干部而言，比例并不算高，只相當于百分之幾。而在龐大的地市級官員群體中，“海歸”的人數就更少了，并沒有形成從政“海歸”人才向上流動的梯隊。

      “不論是同日韓等東亞近鄰國家或中國歷史比較，目前‘海歸’官員還是少數。”歐美同學會商會會長、海歸人士王輝耀說。資料顯示，海外留學生歸國后從參與的領域來看，經濟界、教育界和科研院所的“海歸”人士有的高達85％以上，從政的“海歸”在官員中的比例顯然無法同日而語。

      “‘海歸’一百年前就有，從洋務運動開始這一現象已經出現。”一位學者說，“此后逐漸出現文官政府遴選高級官員的不成文‘傳統’，現在驚呼‘海歸’，只說明歷史傳承突然中斷，一旦接續，人們一時不適。不是‘海歸’回來，而是‘歷史’回來了。”

      在王輝耀的眼里，目前的干部甄選制度仍有改進的余地：“體制內”和“體制外”隔著一堵無形的高墻，擋住了許多“體制外”的“海歸”派進入政壇的大門。

      2004年北京市面向全國招聘副局級干部和高級企管人員，被北京本地媒體以“北京副局級干部招聘優先考慮海歸”高調報道，王輝耀對此頗為欣喜，但他留心了一下招聘條件，發現赫然寫著：申請者需要有擔任正處級干部滿一年、或副處級滿4年的工作經驗。

      “這次招聘表面上面向所有‘海歸’，但實際只面向從‘體制內’出去，又回到體制內的5％的群體，絕大多數‘海歸’群體被排除在外。那么多在跨國公司工作的職業經理人，那些有過國外政府工作經驗和公共管理經驗的人，他們沒有體制內處級干部的經歷，能不能報考呢？又有沒有能力擔任這一職務呢？”王輝耀問道。

      王輝耀設想，如果政府能夠將中高級干部甄選任用的大門向社會開放，將優秀的海外精英充實到各個政府部門，“政府的行政職能轉換絕對可以上一個臺階”。

      在一些政治觀察人士眼里，隨著政府干部甄選、任用體制改革進程的加快，海歸官員的狀態將逐步得到改變。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里，“海歸”官員有望形成梯隊效應。“這一代海外留學潮以其來勢之猛，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對中國的影響將是空前的，再過十年、二十年，歷史會證明這一點。”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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