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人士談《讀書》

陽　敏

來源：《南風窗》，發表時有刪節

　　1979年4月，《讀書》創刊。

　　其后28年，這本小小的雜志不時掀動中國思想文化界的風云，無論是創刊號上的名文《讀書無禁區》，還是十年來率先討論諸種中國問題乃至重構世界圖景。

　　在它努力為社會發展拓清思想道路的同時，自身也成為了思想與知識界種種紛爭的活化石。

　　2007年7月，負責《讀書》長達11年之久的汪暉、黃平卸任。一月以來，種種不同渠道的聲音和消息四處傳播。當本不該是“新聞”的正常內部人事調整不期然成為知識界人人關注的“新聞事件”時，《讀書》再一次顯示出它在當代中國思想版圖上的重要位置。

　　而在本刊記者試圖避免糾纏于單位人事紛爭與知識界派系糾葛，努力通過多元視角，還原11年以來《讀書》與中國思想界流變之關系時，卻發現“《讀書》事件”之為“新聞”，它的價值可能正在錢理群先生提出的問題：

　　“我們所有的知識分子，不管我們原來是什么派，現在都共同面臨著體制的擴張和官僚化，這是對我們的自由空間的挑戰，我們要共同來面對！”

　　《讀書》隨著陳原、沈昌文、汪暉三位主編所處的時代變遷而變。無論今后《讀書》往何處去，陳原先生“解放思想，開動機器”的辦刊宗旨，乃至“切中時弊”的刊文理念，都當是所有曾受益于《讀書》的讀者最真實的期待。

汪暉：思想的事業不會中止

　　《南風窗》（以下簡稱《南》）：對于《讀書》的質疑大致有兩點，一是不好讀、讀不懂，二是小圈子化、有傾向，你對此有何看法？在你看來，《讀書》十年來不斷引來爭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汪暉（以下簡稱汪）：好讀與不好讀的問題有些似是而非。《讀書》的作者群中有很多文章高手。一些直面尖銳現實問題的文章引發了社會廣泛的討論、甚至通過輿論促進了公共政策的變化，這些文章也許不那么泛彩流光，但思考的深入，問題的真切，受到廣泛關注是基本事實。

　　當然，有些文章涉及相對專門的領域和問題，比如討論亞洲問題，討論一些理論性的問題，要想進入對話的狀態，當然需要必要的知識準備。我們希望做到深入淺出，但不是所有的問題都可以一目了然。《讀書》可以改進之處很多，但要以“讀不懂”為由來否定這么多作者的文章，恐怕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說我們是小圈子，是新左派？每個刊物都有自己的取向，我們當然也有，比如對于社會分化、霸權關系和壟斷性權力，以及力圖將這些關系和權力合法化的理論和知識，我們都試圖推動反思與批判。但是，這個取向不是自說自話，而是通過不同聲音、不同取向之間的對話和討論來加以展開。我們并不預設某一個人或某一個取向就是絕對正確的。就以經濟學而言，我們的作者中就有吳敬璉、張維迎、崔之元、林毅夫、盛洪、張曙光、何清漣、秦暉、茅于軾、樊綱、汪丁丁、梁小民、王紹光、胡鞍鋼等等，他們都是一派的嗎？那些攻擊我們是小圈子的知識分子的刊物或媒體中，有這樣廣泛、不同的聲音嗎？《讀書》雜志的作者圈和學科范圍在過去十年中擴大很多，如果有商榷的文章，只要達到一定的質量，我們是一定會發表的。在今天鋪天蓋地的媒體和學科體制的刊物中，連《讀書》雜志發出的這點極小的聲音也不能容忍，這是要做到中國思想的輿論一律嗎？

　　《讀書》引發的爭議主要來自它所提出的一些問題的尖銳性。在九十年代，圍繞俄羅斯改革、全球化問題、亞洲金融風暴、西方中心論、科索沃戰爭等產生了大量的爭論，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后，圍繞三農問題、國企改革問題、產權問題、醫療體制改革問題、反恐戰爭和新帝國主義問題、發展主義與社會分化、生態問題與社會保障體制等問題，知識分子的討論逐漸擴展到公共領域，對公共政策也開始產生影響。

　　坦白說，在這類問題上，許多占據主流的解釋無法令人信服，而另一些被認為不那么主流的學者的聲音卻獲得了越來越大的影響。《讀書》致力于這些問題的探討。

　　《南》：那么，在過去十一年《讀書》所堅持的風格中，你認為最珍貴的是什么？

　　汪：我認為最值得珍視的是獨立思考的精神。我們愿意面對各種不同的觀點和立場，但從不贊成用攻擊、謾罵或者戴帽子的方式進行討論。面對各種爭議，我們沒有退縮，也沒有被這些爭議牽著走。

　　《南》：你對于未來中國社會思潮走向有何預判？

　　汪：我只談憂慮。第一個憂慮是獨立的思想空間被媒體和體制所擠壓，許多重要的思考不能成為社會的公共話題。如果從一開始就拒絕思考和探索符合自己實際的社會道路，一個沒有反思能力的社會在社會危機到來的時候只可能陷入二者擇一的選擇之中。這種二者擇一的選擇其實也就是沒有任何選擇。

　　第二個憂慮是特殊利益集團對社會公共政策的影響越來越大，國家本身失去代表普遍社會利益的能力，而普通大眾的聲音無法上升到政治領域中來，最終淪為少數精英集團操控的工具。在社會危機的條件下，這些精英集團將新一輪的政治變革變成他們合法地瓜分政治權力和社會財富的途徑。

　　因此，如何創造新的思考空間，如何提高民眾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突破少數精英對權力、財富和社會輿論的壟斷，是我們必須思考的重要課題。我認為這是探索中國民主道路的關鍵所在。

　　《南》：你是否愿意談談這次“讀書事件”的來龍去脈？

　　汪暉：我和黃平分別在1996年年初和年底應三聯書店總編輯董秀玉女士之邀擔任《讀書》雜志的執行主編。2002年年底，董秀玉女士從總編輯、總經理的位置上退休，我們也考慮離開《讀書》雜志。但后來三聯書店新任總編輯汪季賢不但要改組《讀書》雜志，而且還背著《讀書》編輯部出版《讀書》公務員版，我和黃平決定留下來抵制這種荒謬的決定。

　　汪季賢離開三聯書店后，我們立刻與三聯有關領導商談平穩過渡的問題。鑒于當時三聯書店內部的混亂局勢，這位領導希望我們能夠留任。我們同意了，但提出在適當的時候，三聯書店應提前跟我們說明離任的時間表，以完成平穩過渡，避免因為我們退出《讀書》而產生不必要的震蕩或混亂。當時的主管領導表示同意。

　　但這一次的事件卻完全是突然的。六月中旬，三聯書店副總編輯樊希安通過編輯部與我們聯系，說要約我們見面談話。由于黃平于次日出差，20日才能返回，我們約定21日下午在三聯書店見面。但21日上午《新京報》發表了有關“《讀書》換帥”的報道，我們通過媒體得知了這一消息，覺得十分突然。事后，樊希安向我解釋說，他從未接受《新京報》的采訪，我也相信了他的說法。

　　7月26日上午，我應三聯黨委書記張偉民、副總編輯樊希安的邀請，到三聯書店與他們見面，討論《讀書》改組問題。除了人事問題外，他們解釋說，根據有關的規定和出版集團領導的意見，我們不宜再兼職擔任《讀書》主編。我表示，退出不是問題，但希望有一個穩定的過渡，以避免因為我們的離開而造成震蕩。

　　7月10日，他們再次表示要見面商談，主要內容仍然是重申：根據改制的要求，第一，主編不再能兼職；第二，中國出版集團領導看了《新京報》的報道后非常重視，專門找他們談話，要求從快解決，也即不留過渡期，以避免輿論的蔓延。根據7月12日《中華讀書報》頭版發表的三聯書店負責人有關更換《讀書》雜志主編的官方說明，社委會的改組決定在7月3號就確定了。我對他們說：無論對于編輯部內部，還是對于社會輿論，這樣的做法都無法讓人信服，它所造成的震蕩會傷害《讀書》雜志。在這個背景下，我們不可能同意三聯書店領導人提出的由我們主動提出辭呈的建議。

　　7月11日上午，他們到《讀書》編輯部宣布改組決定，根據網上的報道，大部分編輯沒有到場。這就是我所了解的大致過程，至于別的什么內幕，我完全不了解。

　　從汪季賢試圖改組《讀書》到這一次改組，基本的方向就是要將所有空間納入他們的“統一管理”之中，不能容忍任何不同的聲音。官僚體制向三聯書店這樣的文化機構輸送的不是對文化事業有責任心的人才，而是純粹的官僚，他們除了對市場化和官僚體制的旨意有興趣之外，對于文化領域、學術工作和思想討論既不了解，也沒有尊重。

　　經過幾代人的努力，《讀書》雜志已經成長為一個具有自己獨立品格的空間，它所發出的聲音也在產生日漸重要的影響，正是這樣的獨立的聲音、獨特的影響和不在他們的“統一管理”之下的位置，使得這個雜志一再地成為他們的心病，這也才使得有些勢力可以借助于“管理”的力量來取消或改變這個思想空間。但是，思想的事業是不會因此而中止的。

王紹光：《讀書》是大爭論時代的辯論平臺

　　《讀書》是思想界的風向標，它的轉變的確反映了社會思潮的變遷。

　　《讀書》創辦時， 改革開放剛剛開始，思想還很禁錮。八、九十年代，尤其八十年代，中國剛從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走出來，知識界普遍處在“啟蒙”的狀態，不管社會思潮還是學術界內部，當時有似乎有一種共識：改革開放的路是正確的。回頭看來，這種共識其實很脆弱，人們只是在不要什么上看法大致一致，但對中國應該到哪里去、如何轉型并不清楚。

　　改革早期，是一種雙贏的局面，所有人從中受益，這種狀況從八十年代后期開始改變，有人得、有人失，社會科學稱這種現象為“零和游戲”──所以，《讀書》轉變的背后，有一個大的政治、經濟轉變的背景。

　　九十年代，學科發展出現了新局面，社會科學異軍突起，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等這些學科發展起來，傳統的文、史、哲也在研究議題、方法、語言上發生了急劇的變化。而在八十年代，社會科學還處在剛剛起步的階段。我記得，1981年，第一個社會學講習班在南開大學開辦，北大等高校把歷史、哲學方面的老師抽調到“講習班”學習。政治學也是如此，當時只有北大和復旦兩所大學有政治系，準確的說，這兩個學校也沒有“政治學”，而是“國際政治關系學”。經濟學以及其它各門社會科學也基本如此。八十年代的學科結構，也決定了早期《讀書》的某種風格， 當時，文、史、哲方面的文章占據了《讀書》大量的版面。

　　在改革逐漸推進的過程中，知識界的共識也發生了變化。八十年代知識分子有所謂的“啟蒙的共識”，迷迷糊糊地希望用西方的一套東西來解決中國的問題，常常講“人”、“人道主義”、“市場”、“自由”這些比較籠統的概念。像甘陽等人主編的那套《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推出來，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可以說，八十年代中國的知識分子都是自由派，他們對于“要擺脫什么”是清楚的，但對于“怎么走”和“走到哪里”又是懵懂的。

　　但是，這個“啟蒙的共識”到了九十年代就崩潰了──什么叫“人道主義”？什么叫“自由”？什么叫“市場”？共識的崩潰跟政治經濟的大背景相關，也跟知識分子個人受到的學科訓練相關。知識界的分歧從九十年代，尤其八九之后，逐漸加劇。其實，分歧在八十年代后期推行“價格闖關”和“勞動合同制”的時候就出現了。當時，物價上漲，“優化組合“（那時候不叫”下崗分流“），引起了民眾很大不滿，在那種背景下，出現了以張炳久，蕭功秦、吳稼祥等人為代表的新權威主義，他們受到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的影響，主張以鐵腕推進改革──這在一定意義上與八十年代中期的自由主義主張一脈相承，就是要用強制手段推行經濟自由主義。

　　進入九十年代之后，究竟走“俄羅斯道路”還是中國現行道路， 換言之， 也就是先進行政治改革，還是先進行經濟改革的問題，引起很大爭議。九十年代早期，我在海外寫過一篇文章《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民主國家》，大意是說，不管中國的政治體制往哪里變，建設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讓政府變得有能力，這是必須的。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爭議，當時很多人認為要民主自由，就要盡量消弱政府能力。后來，崔之元就“探索新的可能性”寫過一系列文章，《制度創新和第二次思想解放》就在其中，當然也涉及到對五、六十年代歷史的重新評價，引起了很大爭議。

　　九十年代中期，爭論集中在“市場和政府如何平衡”、所有制等等問題上。自九十年代末始，“三農”、“環境”等各種社會問題越來越突顯， 進入新世紀，隨著城鄉差距、教育、醫療衛生、住房等等矛盾的激化，自由派陣營也發生分化，出現了“經濟自由派”和“政治自由派”。以秦暉為代表的政治自由派同樣主張私有化，但反對不公平的私有化，這樣一來與經濟自由派的關系變得若即若離。

　　現在，各種各樣的思潮都出來了， 大家都在思考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有“新儒家”、“新法家”、“新道家”，還有“環保主義”等等潮流，百花齊放，這種變化很自然，也是好事情──各種思潮的爭論最后影響了民意，并且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決策，這種狀態是比較健康的。相反，最近，我跟越南的知識界接觸，發現越南思想界只維持在中國八十年代的水平，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但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維持著一種虛幻的“共識”。

　　回到《讀書》的話題，我前面講了三個變化，政治經濟大形勢發生了大轉變，使得需要討論的議題不一樣了；社會科學各學科的崛起，使得《讀書》的潛在作者群體不一樣了；與此同時，思想界共識崩潰，逐漸分化成不同的社會思潮，這使得辯論變得不可避免。從老派文、史、哲的角度看，也許《讀書》不那么容易“看得懂”了，但在三大變化的時代背景下，《讀書》發生轉變幾乎不可避免，不管誰當編輯都是如此，除非他們抱殘守缺，把讓某些人“看得懂”當作編輯刊物的唯一宗旨。在國外，像《紐約書評》、《倫敦書評》這些刊物，也都發表大量有關社會、政治議題的文章。

　　總的來說，在過去爭論不斷的十年里，《讀書》為各種思潮提供了一個辯論的平臺，正因為它是這樣一個平臺，才持續不斷地引起關注，甚至攻擊。很多人批評《讀書》的傾向性，其實，沒有一個雜志可以做到完全的中立，《讀書》當然發表了新左翼的文章，但實事求是地講，在它發表的大量文章都是非左翼的。而有些刊物完全是某派的喉舌。我自己就有這方面的遭遇。我以前偶爾會給某刊物寫文章，但其編輯告訴我，每次發我的文章，都有一些“著名”“自由派”學者給他們打電話，質問為什么發“左派”的文章。我很知趣，以后有稿件只好找其它渠道出版。這個經歷使我對某些“自由派”學者秉持的“自由觀”有了更深的認識。與這一類傾向性很強的報紙和刊物相比，《讀書》的包容性要大得多。隨便找個大學生對比《讀書》與這些報刊的作者、議題、文章傾向，這一點很容易證明。

　　至于未來的趨勢，我想，形勢比人強，時代潮流總是會向更進步的力量傾斜的。在更年輕一代的身上，我已經看到某些變化。（王紹光口述，記者整理）

韓少功：如果沒有《讀書》……

　　中國知識界對官僚極權政治比較有經驗，對市場社會和資本專制卻非常缺乏經驗，一頭扎進九十年代，大多是標簽多于思想，想象多于體驗和調查，缺乏對現實的有效反應。以為市場一放就靈，"文革"多罵就靈，大多數意見領袖和主流媒體當時都把腦袋留在了八十年代，甚至對精英利益訴求之外的一切打不起精神。在這種情況下，《讀書》是可貴的另類，繼承了公共利益關切，繼承了批判和創新的敏銳。

　　我并不滿意《讀書》上的所有文章，有些"掉書袋"、"掉洋書袋"的文風也不合我個人胃口。但問題也許可以這樣問：如果這十多年沒有《讀書》事情會怎么樣？貧富撕裂和鄉村凋弊現已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擔憂，但外國人可能發現，中國知識界曾對此奇怪地沉默和暖昧，甚至一再把"平等""公正"當作矯情、保守、反人性的口號嚴加痛斥。生態環境惡化現已成為當頭國難和臨頭大禍，但后來人可能發現，中國的知識界曾對此奇怪地麻木和無知，總認為環保不過是"后現代"和"后工業"的時髦期貨，窮國不必照搬富國的話題，否則就攪了經濟繁榮和政治改革的好局。還有國際反霸和反戰的斗爭，當全球主流民意為此鬧得如火如荼的時候，當歐美那些曾經主戰的議會和政府也紛紛改弦易轍，難道中國知識界留給外人和后人的形象，只是一個布什政府的職業喝彩者和鐵桿粉絲？或是一個非利不為的袖手看客？……如果沒有《讀書》的所謂傾向性，如果沒有《讀書》以及它所支持的批評聲音，如果沒有《讀書》所代表的某些思想類媒體的共同努力，中國的知識界就是上述這個模樣。這很光榮嗎？很人性、很啟蒙、很前衛嗎？這種偏執化和簡單化以及對輿論一律的要求，是否剛好延續了極權政治的某種思維特征？

　　說實話，我從來論人不論派，近四、五年也沒在《讀書》上發表過文章，唯一一篇我看重的文章也因復雜原因被編輯部退稿。但我不會掩蓋自己對《讀書》的敬意，如果它的良知與活力得以保持，我愿意繼續為它寫稿。(韓少功文)

錢理群：知識分子的共同困境

　　我是《讀書》的老作者了，從八幾年一直寫到現在，但實際上我跟《讀書》關系比較微妙，從來不是它的骨干作者。換句話說，我是他們的團結對象而不是依靠對象。在《讀書》各時期都是如此，不僅是汪暉時期。

　　《讀書》大體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范用時期，《讀書》的作者主要是我們的老師輩，當時我還是研究生，基本上沒有太多的發言權，我真正成為他們的作者是在八五年以后。到了沈昌文時代，《讀書》有了很明顯的文人趣味和筆墨趣味，而我恰好是毫無文人趣味的一個人，對筆墨也不怎么講究，我自己對當時的《讀書》就有點發怵，覺得自己文筆不好，不適宜在上面發表文章，趣味也不太符合刊物的要求。到了汪暉時代，開始一段時間，我發表文章比較多，特別是發在北大百年校慶前后一批文章，在當時產生了影響。因此，我跟《讀書》發生了關系，卷入“長江讀書獎”風波當中，也成為被批評對象之一。

　　后來，逐漸逐漸我很難在《讀書》上發表文章了。為什么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讀書》方向變了，它的視野更加開闊，也提出很多問題，而且它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都是專業性的。我自己的知識結構不能適應要求，逐漸邊緣化了。但是我對這個變化還是持肯定態度。我在1994年寫過一篇文章給自己定位，定位就是“站在邊緣位置上自說自話”。有些人對自己邊緣化不舒服，我覺得不正常，沒有必要。

　　為什么我自己在《讀書》邊緣化以后我還非常欣賞《讀書》的方針，而且始終是它最忠實讀者之一？這是我要著重談的問題。

　　 九十年代以后，中國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就是中國社會有著非常巨大的變化，而學術界、思想文化界卻越來越和社會、和現實生活脫節了。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我想從兩個方面來闡述。一方面，九十年代以后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社會急劇分化，社會、經濟、政治各方面問題非常多，而且問題非常尖銳復雜，有時候可以用血淋淋形容；另一方面，我們學術和思想文化界卻出現兩個傾向：一個傾向是消費主義、實利主義的傾向，另一傾向就是什么呢，就是體制化、專業化、學院化的傾向──這兩個傾向有共同的特點，就是對現實生活的一個回避，如此復雜、尖銳、血淋淋的問題，但是我們回避了。思想淡出，批判性削弱，問題意識單薄，用我的話來說，“我們的學術越來越脫離我們腳下這塊土地”。這使我感到非常困惑，也很痛苦。

　　所以，我從內心發出呼喚，要向魯迅那樣沖出這寧靜的院墻，要面對中國真實的問題。但是，作為知識分子我能做什么？我想，一方面做實踐的工作，行動需要實踐；另一方面，我作為知識分子，更應該對現實的問題作出學理的回應──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遇到了困惑，因為我的知識結構已經成型，年齡也在這兒，不可能重學一遍，面對很多現實問題我沒辦法做學理的回應。比如說，我很關注“三農”問題，但我談不了，我有知識結構的局限。

　　在這個背景下，《讀書》出現了。換句話說，《讀書》在這點上做得比較好。它一方面保持了思想批判的鋒芒，有很強的問題意識，能針對現實作出呼應、回應，另一方面，它的回應是學理的回應，而不是一般的政治文化批判刊物式的回應。面對國內的現實，《讀書》從學術的角度提出了三農問題、國有企業改革問題、婦女問題、環境問題等等，我從中獲益良多。

　　進入九十年代以后，我們還遇到了第二個問題。這個問題是，隨著全球化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中國也越來越成為世界的一部分，中國的問題和世界問題密切相關，知識分子必須要在全球化的視野中來考慮中國問題──這對于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來說，是個嚴峻的挑戰。我記得，八十年代有一個日本學者非常驚訝地對我說，“我怎么從來沒有聽你們對國際問題發表過意見”？我們這代知識分子有個共同特點，就是對國際問題很隔膜，國際視野只停留在歐美國家，理解也很狹窄。我從不諱言，《讀書》在回應世界的問題上有非常大的突破──它持續地關注亞洲問題，韓國的、日本的、印度的問題，重構了新的世界圖景。我還記得，《讀書》提出亞洲問題的時候，我看了感到興奮。

　　在過去十年中，《讀書》自覺地完成了自身知識結構的轉型，以便從學理的角度來回應中國自己的問題以及世界的問題──這必然要求它從人文科學向社會科學拓展，在這個背景下，它的作者隊伍也必然會發生很大變化，于是《讀書》涌現出一批年輕的、有西方教育背景的作者，此外它還引入外國學者，也有港臺作者。此外，在人文知識內部《讀書》也有擴展，它廣泛地關注了藝術、音樂、建筑、考古、中醫等領域。

　　我認為，《讀書》這十一年來最大的價值就在這里。這也是為什么我自己在《讀書》邊緣化卻還非常欣賞它的原因。但是我不太理解，為什么《讀書》的變化會在持續不斷的爭論和置疑中進行？我說過，學術生態平衡很重要，只有一種學術或者一種聲音，那是不行的──《讀書》代表的是九十年代以后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界的另一種傾向，它與占主導地位的消費文化和學院派文化之間構成了張力，造就了相對健全的學術生態環境。

　　有些人批評《讀書》小圈子化。用魯迅的話來說，任何刊物都有一個圈子，這個圈子同時可以團結其他的圈子之外的作者，我覺得這個刊物就不錯了。我顯然不在《讀書》的圈子范圍內，但是也可以成為它團結的對象，也可以用我的一些文章，我覺得就不錯了。所以魯迅曾經很尖銳的說過：批評圈子的人實際自己是有圈子的。每個刊物都有它的傾向，有它的意圖，也有相應的讀者。你作為一個作者，可能不符合它的意圖、要求，那么你自然就不會成為它主要的作者，我覺得這很正常。

　　最后，我要談談“《讀書》事件”。主編人選更換，本來很正常，但整個過程的不公開、不透明使它成了公眾關注的焦點。“《讀書》事件”的實質是什么呢？我覺得是輿論空間的體制化和官僚化的問題。我從前把《讀書》定義為“體制內的民間刊物”，但經過這次改組，它變成一個由文化官僚直接掌控的名副其實的體制內刊物──我認為這就是“《讀書》事件”的實質所在。它不是孤立的現象。這幾年，大學急劇地官僚化，中國的學院完全由教育官僚、文化官僚掌控。在這種新的科舉制度下，知識分子實際上也官僚化了。

　　我認為，我們所有的知識分子，所有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所有有思考力、創造力的知識分子，不管我們原來是什么派，現在都共同面臨著體制的擴張和官僚化，這是對我們的自由空間的挑戰，我們要共同來面對。

　　面對“《讀書》事件”，知識分子可以選擇沉默，但沉默就是默認。如果把類似事情視為理所當然，甚至從中撈得好處，那就更糟了。面對共同的問題，中國知識分子不能糊涂，不能麻木，不能順從，相反我們應該掙扎，我們應該尋找、應該努力。（錢理群口述，記者整理）

李澤厚：希望保持批判鋒芒

　　《南》：李先生算是《讀書》的老作者了，雖文章不多，但影響很大。你是否愿意談談，你與《讀書》雜志之間的關系？

　　李澤厚（以下簡稱李）：不是“不多”，而是“極少”。從創刊到現在，一共發了四、五篇文章，根本談不上什么影響。最近《讀書》結集六冊，便沒收我的任何文章，可作證明，如同沈昌文時代槍斃過我的文章（并非政治原因）一樣，這沒什么關系，編輯都有它的標準和權力。我始終對《讀書》沒有惡感，并且一直關注和閱讀它（當然不是篇篇都讀），我多次說過由于從小就“不合群”，不大與人交往，《讀書》的活動日就從未參加過，所以根本談不上什么關系。但董秀玉、沈昌文、汪暉請我吃飯或作陪客，倒有過不少次。我覺得他們都是好人。尤其是董秀玉，忠誠待人，辦事周到，自己不出任何風頭，很了不起。

　　《南》：過去十年，中國社會變化巨大，社會思潮發生了大的變遷，知識界也發生分化。對于個中的變遷、分化，你怎么看？

　　李：我沒有資格回答這問題，因雖每年都回來一次，但畢竟時間短，而且已離開大陸整整十五年，對情況很不了解。關于新左派和自由派的分歧，我已發表了不少看法，這里不必重復。由于社會階級階層的分化，各種社會矛盾和集團利益沖突日益復雜和尖銳，自然也應該有各種不同的思想或思潮，當然也會表達在學術、文化上。我覺得現在的問題倒是與其他行業一樣，學術、文化也在日益專業化細密化，各人最關心的是自己那個小小專業領域，其它的可以一律不聞不問不談不管。因此，有一個介紹、討論各個學術（其實也應包括自然科學）領域中重大問題和最新進展而又通俗好看、易懂，能吸引人的刊物，是非常有好處的。多年前我曾說《讀書》應該是“高級的通俗學術刊物”，被編輯刪掉了，但我仍然堅持這看法。

　　《南》：《讀書》在不同的時期，也呈現出不同的風貌。你認為《讀書》風格轉變與時代變遷之間究竟有著什么樣的關聯？你對它未來的方向有什么樣的期許？

　　李：我以為，八十年代的《讀書》起了思想啟蒙作用，所以影響很大，它突破了很多禁忌，包括那些風花雪月、“言不及義”的消閑文章，在當時也正是一種突破。九十年代后期汪暉主持的《讀書》嚴肅地關注、討論國內外現實問題，適應了不同的社會時代背景，我以為這方向是正確的。例如，三農問題便是《讀書》提出引起廣泛關注，在《讀書》歷史上是有示范意義的空前創舉，非常難得。我希望《讀書》繼續于此：從學術上去關注現實，提出問題，介紹新知，開展評論，保持批判鋒芒，不作花瓶、擺設的消閑讀物。

　　因為與八十年代不同，現在各種風花雪月、憶往懷舊的文章和報刊都不少了，不必再加一個《讀書》。當然，文風得改進，我在《論語今讀》等多處便尖銳反對過那種彎彎曲曲似通非通的“團團轉”文風，它把人轉到人仰馬翻，天昏地暗，卻仍不知道它到底說些或想說些甚么，這不僅是《讀書》的問題，但作為有影響的刊物，《讀書》有責任盡量避免，帶個好頭，是所望焉。

　　《南》：自從汪暉和黃平擔任主編之后，《讀書》雜志風波不斷。你怎么看這個現象？比如“長江讀書獎”事件，還有這次的“《讀書》事件”。

　　李：長江讀書獎問題，我在2001年的《浮生論學》一書中已說過了。似乎總有股勢力要推汪暉下臺，當時我對汪說，不能走，要堅持住，現在我覺得汪可以愉快地走了，畢竟干了十年，也夠長了。

姚洋：如果讓我來選擇

　　八十年代，《讀書》是我心目中最好的雜志。1997年回國之后，我想自己可以從一個讀者嘗試變成一個讀者＋作者，因此就試著給《讀書》寫了一篇關于凌志軍人民公社的書評。但這篇東西不是我發在《讀書》上的第一篇文章，第一篇是一篇對阿瑪蒂亞•森的學術貢獻的文章，是應汪暉的邀請寫的。

　　《讀書》是有傾向性的，別人說她左傾——或用汪暉的話來說，帶有批判性——是沒有錯的。我自認為屬于中左，但觀點仍然不時和《讀書》上的重頭文章相左。然而，我給《讀書》的文章都發了，說明《讀書》還是能夠做到兼容并包的。盡管《讀書》基本能夠做到兼容并包，但傾向是明顯的，這主要表現在第一篇重頭文章上。同時，登載其他文章時似乎也有挑選性。比如，一些經濟學文章主要是批評全球化和市場的，盡管它們的質量未必高。

　　為什么《讀書》風波不斷？《讀書》在八十年代是一個文人雜志，是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九十年代之后，知識分子分化了，有了不同的意識形態，但所有的人都仍然把《讀書》看作精神家園。此時，如果《讀書》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傾向，那么，那些擁有不同意識形態的學者就會感覺自己被邊緣化了，從而要群起而攻之。

　　《讀書》在汪暉和黃平的領導下實現了從一個純文學刊物向一個綜合刊物的成功轉變。如果沒有這個轉變，《讀書》的影響絕對不會保持今天這個樣子。因此，我們首先要感謝汪暉和黃平二位的卓越貢獻。

　　 我感覺，汪暉和黃平也在做抉擇：一方面，要保持《讀書》的代表性，就要把她辦成一個各色人等發表見解的平臺；另一方面，他們兩人又要對現實采取一種批判的姿態。這兩方面往往是矛盾的。如果讓我來選擇，我會選擇前者，而忍痛割愛放棄后者，因為《讀書》畢竟不是一個象《天涯》這樣傾向非常明確的同人刊物。（姚洋口述，記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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