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前言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蘇聯資本主義復辟后，俄國自由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對原蘇歷史進行了全方位修正。圍繞“資本主義就是好！就是好！”的主題，俄知識界對一般群眾開展了鋪天蓋地的洗腦子工程，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和內戰時期工人政權的赤色恐怖政策，成了反共知識界掛在嘴邊的話題。1997年莫斯科出版了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哲學博士瓦季姆·拉戈文的著作《烈士黨》，在書中的部分章節拉戈文同志詳細分析了“大清洗”的來龍去脈。下面是有關的論述，限于篇幅，譯文有較大刪節，但保留了基本事實。
2/10/02/赤軍
論大規模清洗的統計數字問題(《烈士黨》第479頁至489頁)
一． 神話的起源
幾十年來，蘇聯和海外的社會輿論都在大規模清洗的問題上被誤導了。有關的統計數字通常被無限夸大，并且，類似的統計工作并不是由統計學家和人口學家這樣的專業人士來搞的，資料來源也常常是含混不清的。
對政治風暴的犧牲者數量進行夸大的作法，也是古已有之，法國大革命就是一個好例子。但是，對“斯大林清洗”問題的造神運動，可說是前無來者。1945年“美國之音”電臺臺長阿·巴爾曼聲稱當時的蘇聯集中營內關押了“一千二百萬人”（見Barmine
A. One Who Survived N.-Y. 1945.P.325.）。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蘇地下刊物也繼承了類似的說法，特別是那些本身經歷過清洗的釋放人員，對此更是深信不疑。在當時的地下小說“大學里的無用系”中，作者丹布羅夫斯基斷言，1937—1938年間，“最起碼抓了一千萬人”。索爾仁尼琴在他的小說“第一圈”中間，以貌似公正的口吻寫道：“當實際關押人數僅為一千二百萬到一千五百萬時，囚徒們以為抓了兩三千萬人”。
索氏的手法并不新鮮：先公布一個完全離奇的說法，然后再端出自己的“真相”，來增加說服力。
蘇聯解體后，1994年就清洗問題出版的《暴君的畫像》一書，起了進一步把水攪混的作用。作者安通諾夫·奧夫申科聲稱，清洗的最高潮是1938年，當時關押了一千六百萬人。書中一再強調，在1935至1940年間，逮捕了一千九百八十四萬政治犯，其中七百萬人被槍決。為了說服讀者，他引用所謂的“克格勃證明文件”，據他講，這份文件是在蘇共二十大上呈遞給蘇共中央的（《暴君的畫像》，1994年版，第100頁和第426頁）。
沃卡岡諾夫和麥德維杰夫的著作，與真相有所接近。麥德維杰夫認為，在1936至1938年間，五百萬人被拘捕過。同時他聲稱“1941至1942年間蘇勞改營的犯人總數與前線蘇軍的人數大體相等”（見麥德維杰夫《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第405，455，456頁）。
赫魯曉夫也參與了夸大事實的運動。他在自傳里斷言，斯大林去世時，勞改營內關了一千萬人（見《歷史問題》雜志1990年第三期，第82頁）。
其實，有關政治犯的所有情況，都在蘇安全機關的檔案庫內保存著。然而，遲鈍、蛻化而怯懦的蘇聯官僚層不敢做出解密的決定。在戈氏改革后期，形形色色的反共謠言滿天飛，什么列寧是德國特務啦，肅反殺了幾千萬啦，官僚層像個烏龜，縮在殼里不言不語。僅在蘇解體前夕，部分檔案得以解密，真相見了天日。當然，資產階級傳媒是不管什么真相不真相的，他們只負責宣傳。1996年總統選舉前，為了給葉利欽連任造勢，《消息報》記者費方諾夫大嘴一張，宣布“三十年代被迫害致死的人起碼有兩千萬”（見1996年7月3號《消息報》）。
二． 真相
1953年斯大林剛去世，蘇共中央主席團（即蘇共政治局—赤軍注）立刻要求安全部門提供有關在押“反革命犯罪分子”人數的詳盡資料。1954年2月，蘇總檢察長魯登科、公安部長克魯格洛夫、司法部長戈爾申寧向蘇共中央主席團連名遞交了相關報告。報告中說，從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數是三百七十七萬七千三百八十人。其中被處死刑的有六十四萬兩千九百八十人，被判勞改和監禁的有二百三十六萬九千二百二十人，被判流放和強制遷居的有七十六萬五千一百人。在所有判刑人員中，對大約二百九十萬人的判決是由非常規司法機關做出的：政治保衛局工作組、“三人審判組”和特別專案組。剩下的九十萬人是由一般的法院、軍事法庭和最高法院做出的。這一報告在九十年代初被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領導部門批露出來（見《蘇聯歷史》雜志，1991年第5期，第152至153頁）。
要指出的是，在這一組數字中，包含了一部分（盡管是不大的一部分）重復的判決，就是說一個人被先后判了幾次。這樣的情況主要是針對當時的左翼反對派（即所謂的托派—赤軍注）成員來說的。
1992年，當時的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部檔案登記處處長向輿論界通報了蘇聯時期的全部政治犯資料。這些資料證明，從1917年1990年，總計有三百八十五萬三千九百人以政治罪名（反革命罪、國事罪）被判以各類刑罰，其中八十二萬七千九百九十五人被判處死刑。要補充的是，一小部分死刑犯沒有被執行，而是改判為其他刑罰。另外，對一些刑事犯罪分子的處罰是以政治罪名進行的，這主要牽扯到內戰和二次大戰時期那些趁火打劫的打砸搶份子。
1954年，蘇公安部制訂了一張詳細的歷年安全部門抓獲和隨后被判以各類刑罰人員表。按照這份表格，剛結束內戰的1921年，被捕的全部人數是三萬五千八百人，這里包含了所有的在押刑事犯罪分子，因為初期的蘇俄公安、安全部門是不分開的。1922年和1923年的相應數字是六千人和四千八百人，1928年增加到三萬三千人，這個數字已經純粹是安全部門（所謂的格柏烏，即政治保衛局—赤軍注）的工作結果了。要闡明的是，這里面既仍含有部分刑事和經濟犯，如走私犯、貪污受賄分子，也反映了當時蘇共黨內的劇烈斗爭。大大小小十幾個派系之間的斗爭越來越帶有火藥味，一些反對蘇共中央多數派政策的黨內干部被捕、被判刑。
1930年開始，政治保衛局逮捕了二十萬零八千人，創下紀錄。這與剛剛開始的農業集體化有直接關系，同時，蘇共黨內的反對派幾乎全部被捕。1931年，1932年，1933年的相應數字是十八萬零七百人，十四萬一千零九百人，二十三萬九千七百人（見1994年版《俄羅斯歷史大事記1917—1940年》第385—386頁）。
1936年是大清洗的第一年。按照1937年的人口普查結果，到1937年1月1日為止，共有不少于一百八十萬人關在監獄、勞改營或是住在強制定居點。1939年進行的另一次人口普查現示，相應數字達到二百六十萬人，其中約一百萬人是農村來的強制移民。這些農民因為反抗強制集體化，被當局遷往人煙稀少的地區，開荒或是建立新城市。他們和一般居民的主要差別在于不享有公民權利，但是三十年代末，這一歧視性規定被政府取消，強制移民從此混同于一般居民了。
更加詳盡的資料，來自古拉格（俄文“全國勞動營管理總局”的縮寫—赤軍注）領導層向公安部負責人以及后者向斯大林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報告材料。1940年，古拉格的中央檔案里保存了八百萬人的個人資料。這些人包括：1/。正在服刑人員；2/。刑滿釋放人員；3/。死于服刑期間的人員。從總體上講，自1921至1953年間，總共有一千萬人曾于不同時間在古拉格服刑。在1930年，古拉格在營人數為十七萬五千人，1933年達到三十三萬四千人。1937年達到一百一十九萬六千人，1940年達到一百六十六萬人，（見《蘇聯歷史》雜志，1991年第5期，第152頁）。1941年達到了二百三十萬人，新增加的犯人來自波蘭、波羅地海沿岸三國，以及大批觸犯勞動紀律的工人（蘇當局在三十年代末以嚴刑峻法對付工人，上班遲到或無故曠工會受到刑事處罰—赤軍注）。
自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至1944年12月止，古拉格釋放了三百四十四萬人。僅從1941年6月12日至當年10月24日止，蘇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釋放了六十萬人，其中十七萬五千人被征招入伍。被釋放的人主要是觸犯勞動紀律的工人和不太嚴重的經濟犯，以及軍官和各類技術人員。
與此同時，古拉格接收了二百五十五萬名新犯人，主要是投敵和為德軍工作的人員。1948年新的大清洗使古拉格的人數在1950年達到了二百五十六萬一千人，創最高記錄。
1939至1944年止，在監獄的犯人數量徘徊于三百五十萬五千人（1939年1月的最高記錄）和十五萬五千二百人（1944年1月的最低記錄）之間。（見《蘇聯歷史》雜志，1991年第5期，第153頁）
三． 關于死亡
從1922至1928年，蘇公安和安全機關總共槍決了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一名各類犯罪分子。1930年一年就達到了兩萬零兩百零一人。1937年的數字是三十五萬三千零七十四人，1938年的數字是三十二萬八千六百一十八人。1939年下降到四千二百零一人，1940年再下降到一千九百三十九人。（見《國家檔案》雜志，1992年第2期，第28頁）。
1934年1月至1947年12月31日止，古拉格自然死亡人數為九十六萬二千一百人。1937年死亡兩萬五千人，1938年死亡九萬五千人，1939年死亡五萬五千人，1940年死亡四萬六千七百人，1942年猛增到二十四萬八千九百人（見《社會調查》雜志1991年第6期第10頁）。
四． 關于政治犯在古拉格中的比例
1934年以反革命罪關進古拉格的人數是十三萬五千二百人，1939年達到四十五萬四千四百人，1950年達到五十七萬九千人。除此之外，一部分政治犯是按刑事犯處理的，而部分刑事犯又是被當作“破壞、怠工”分子處理的（見《蘇聯歷史》雜志，1991年第5期，第152頁）。經過大規模平反后，1959年在監獄和流放地還剩有一萬一千名政治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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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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