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襄軍主席：您好！

我是工會管理干部學院的學報副主編。盡管深知您事務繁冗，但有一事仍急需向您稟報，并亟盼得到您的指教。去冬今春的寒假期間，我在為救治病危的小女而四處奔走、勞累不堪的同時，仍不忘工作，辛辛苦苦地組織、編改學報今年第一期所需稿件。但近日在最終確定學報第一期采用搞時，分管副院長、學報主編王炳起同志對我之外的其他學報副主編說：“這兩篇文章（我組織編輯好的）就不要發了。”今天，我聞訊后特向其電話詢問，答曰：“是我定的，不要問理由了，也無法向你說理由。我現在分管這攤事，在我分管這攤事期間，這樣的文章就是不能發！你不要操心了，也不要著急。”

我很不懂這其中的原因，故而將這兩篇被宣判為屬于在王炳起同志“管這攤事”期間“不能發”范圍之內的文章給您寄上，請您百忙之中抽暇審閱。此外，尚有幾個問題想向您請教：

一、就這兩篇文章而論，我不知其中有什么政治原則、學術理論或文字方面的嚴重問題？為什么有人要采取非常絕對的態度不許刊發？

二、為什么在我們黨所領導下的工會系統所發的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刊物上“不能發”、“不許發”如這兩文之類的文章？我們是不是還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指導思想、是不是還要堅持黨的四項基本原則、是不是還要堅定地站在工人階級和廣大職工群眾立場上說話？

三、僅就這兩篇文章來說，一是就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來暢論作者觀點的，這些觀點都符合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另一則是通過蘇聯劇變歷史教訓的反思來談我們中國共產黨開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活動重要性的，亦有理有據。這兩篇文字不長、觀點卻甚鮮明的文章，為什么會遭拒？并且此類文章都一律要遭拒呢？您是中央候補委員，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解得一定比我這個非黨專業技術人員深刻，故而很想得到您的賜教。

由此事而聯想到目前正積極進行中的欲將我們學報與職工技協聯辦，使之成為一個贏利性的實體，并將我排斥在外。我不知這些事情是否存在著內在有機聯系？是否意味著市總黨組和您本人已決定在市工會系統不再允許一個理論較強而又堅持黨的四項基本原則的學術刊物或者意味著只能允許不一定堅定地從工人階級和廣大職工群眾立場出發，卻可能通過采取種種舉措而贏利的刊物存在？這不是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作為指導思想的共產黨領導下的工會事業實踐中應該出現的現象吧？

給您寫了上述這些，多有攪擾。其實，很多事、如我此信中多之事，本不應由我操心，如王炳起同志所說“你就不要操心了，也不要著急”；但是，我深知“位卑未敢忘憂國”，故而還是想到了上述諸點，并寫出了這封信。不當之處，還盼批評、見諒！

致

禮

2005年3月17日晚

關于如何加強黨執政能力建設有關問題的思考

陳 寒 鳴    陳 春 鳴

（天津市工會管理干部學院 天津市 300170 ;江蘇鎮江市文聯 鎮江市  212003）

摘要：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是份綱領性文件。而要將這文件精神落到實處，就必須在夯實黨執政的思想基礎、經濟基礎、階級基礎、群眾基礎等上狠下功夫。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執政的根本前提

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必須明確認識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我們為誰執政，執的是什么政，也就是說，我們執掌的政權的性質是什么?這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前提。應該明確，我們執掌的是社會主義的政權，加強執政能力是為了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是代表和反映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制度。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因此，除了人民的利益外，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我們講加強黨的執政能力，不是抽象地、一般地講鞏固黨的執政地位，而是講黨要牢固地為社會主義掌好權、執好政。對于共產黨來說，離開了社會主義，執政地位就會喪失；或者即使執政，也違背了原來的意義，再談論加強執政能力就是另一種涵義上的事了。

然而，有的黨員、干部對為誰執政、為什么執政這個問題淡漠了，仿佛只要能夠掌握住政權就可以了，至于什么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似乎不必過問了。他們對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奪取國民經濟的主體地位的行為，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取消人民民主專政、實行西方式的多黨制、議會民主、三權分立的主張，對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和理論在我國的泛濫、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的情況，一概漠然視之，無動于衷。他們認為，只要掌握了領導權，只要掌握了警察和軍隊等國家機器，執政地位就是穩固的，至于這個政權是什么性質的，可以置之不理。戈爾巴喬夫曾經設想，在蘇聯取消了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以后，以他為總書記的蘇聯共產黨還能執政。實際上，一旦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共產黨不僅不能執政，反而落得被解散的下場。退一步講，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共產黨保住了執政地位，這個黨也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共產黨了，因為不愿為社會主義掌權的黨不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不能叫做共產黨。

馬克思主義是黨執政的思想基礎

在任何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領域，盡管不同階級有不同的思想，但總是在經濟上、政治上占統治地位的那個階級的思想居于主導地位，也就是說指導思想總是一元的。統治階級都利用一元化的指導思想來為鞏固自己的政權服務，決不允許指導思想出現多元化。美國一貫標榜思想自由，然而一旦出現某種思想危及資產階級統治的情況，就立刻撕下“自由”的假面具，露出赤裸裸的資產階級專政的面目。例如，美國法典第18篇第2385條規定：“任何蓄意鼓吹、煽動、勸說或講授推翻或摧毀美國政府的行為，包括因此而印刷、出版、發表、傳遞、出售、分發或公開展出任何書寫品或印刷品，都要處20年徒刑或2萬美元罰款，或者兩者并罰。”美國共產黨黨綱上出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字樣，其領導人就因此而身陷囹圄。所以，指導思想多元化是任何國家都不存在的。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思想基礎，決不允許搞指導思想多元化。有人鼓吹的所謂指導思想多元化，其目的也不是真的要實現什么“多元化”，而是要求資產階級思想合法存在，并讓它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占據主導地位，消解社會主義的主流思想，抽掉社會主義制度的思想支柱，進而瓦解社會主義制度。

蘇聯共產黨丟失政權并頃刻瓦解，社會主義制度迅速崩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政治上理論上出了問題。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意識形態是突破口。從赫魯曉夫丟掉斯大林這把刀子，到戈爾巴喬夫公開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前后經過30多年時間，指導思想上的多元化導致黨內、社會上思想混亂，思想政治上徹底解除武裝，這個教訓是深刻的。在這方面，我們也存在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問題。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們著重批判了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錯誤傾向，經過多年的工作，這種教條主義的影響已日漸式微，這是解放思想的偉大成果。但是，應該看到，黨內、社會上出現了另一種傾向，即迷信西方資產階級的思想理論，反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不贊成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鼓吹指導思想多元化的有之；“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有之；任意修改、隨意曲解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把馬克思主義搞得面目全非的有之。漠視甚或公然挑戰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是當前意識形態領域中需要十分重視的傾向問題，絕不是細枝末節。對此，我們應當有清醒的認識。

公有制經濟是黨執政的經濟基礎

黨要長期執政，必須不斷鞏固和加強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換句話說，必須鞏固和加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鞏固和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道理。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的，只有不斷加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我們的政權才是穩固的，黨的執政地位才是鞏固的。這就是我們堅決反對對生產資料公有制實行私有化的根本原因。正如江澤民同志指出的：對國有企業的改革，“我們要積極開拓，勇于進取，但決不搞私有化。這是一條大原則，決不能動搖。”如果“把國有資產大量量化到個人，并最終集中到了少數人手中，那樣，我們的國有資產就有被掏空的危險，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失去經濟基礎。那時，中國將是一個什么樣的局面？我們靠什么來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靠什么來鞏固人民的政權，靠什么來保證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在毫不動搖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同時，還需要毫不動搖地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但是，應該看到，決定我們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是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也是公有制經濟。沒有了公有制經濟，或者公有制經濟喪失了主體地位，上層建筑會相應發生變化。那時，政權就要靠私有制來養活，就不得不為私有制經濟服務了。

然而，我們相當一批干部對此缺乏清醒的認識。他們對“兩個毫不動搖”的態度是不平衡的，他們對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熱情非常高，千方百計地給予扶植，提供種種優惠；而對發展公有制經濟則不感興趣，有的地方公開要求限時出賣國有企業，把消滅國有企業作為自己的政績，刮起了一股賣國有企業的歪風。如果不糾正這種思想和做法，讓它發展下去，用不了多久，這個地區政權的性質就會發生變化。一個一個地區這樣變了，全國就危險了。

工人階級是黨執政的階級基礎

任何政黨都是有階級性的，都是一定階級利益的代表，都有自己賴以存在和發展的階級基礎。我們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確定為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按照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的要求來建設自己、鞏固自己、加強自己。工人階級始終是我們黨最堅實的階級基礎和最基本的依靠力量。始終堅持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始終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是中國共產黨永葆先進性的基本前提。因此，我們制定政策、處理問題，都應該從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出發，我們執行政策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這一點不能絲毫動搖。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我們有的干部依靠工人階級的思想淡漠了，他們站在私營企業主一邊考慮問題，替私營企業主謀利益而不惜犧牲工人階級，為了個人私利而“傍大款”的現象屢見不鮮。有的經濟學家更是拿了私營企業主的錢，宣揚“富人有錢是因為他聰明，窮人沒錢是因為他笨”這一類掩蓋剝削、誣蔑工人階級的無恥讕言，這種言論在媒體上一度比比皆是。據調查，改革開放以來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經濟地位、社會地位都有所下降。對于這種情況，如果不及時糾正和制止，聽任其蔓延，我們黨就會脫離工人階級，就會失去他們的支持，從而失去自己的階級基礎。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執政黨需要從當前實際情況出發協調社會各個階級、階層的關系，需要滿足各個階級、階層的合理的、合法的利益。這是執政黨管理全社會的公共功能，這種管理能力是黨的執政能力的“公共部分”。但是，政黨是階級的代表；在社會主義國家里，政權的公共功能是服從于、服務于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的。不能離開了黨的工人階級性質，離開了實現共產主義這一最終目標，把黨的執政能力籠統地、一般地理解為管理社會的能力。

黨領導下的全國各族人民是黨執政的群眾基礎

《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就要求我們黨在增強階級基礎的同時，必須不斷擴大自己的群眾基礎。黨的群眾基礎，就是以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我國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工人（包括作為工人階級一部分的知識分子）、農民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基礎，也是我們黨的主要群眾基礎。但黨的群眾基礎不限于此。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這些新的社會階層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因而也是我們黨執政的群眾基礎。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當前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新的社會階層在內的全體人民共同的奮斗目標。但是，不同階級、階層還有自己的獨特的利益，因而相互之間還會發生矛盾。例如，私營企業主是靠無償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而發財致富的，他們和工人之間不可能不發生矛盾。私有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在政治上提出要求，這種要求往往會與社會主義制度發生沖突。這就要求我們黨在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時，嚴格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明確依靠對象和團結對象，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的前提下，正確處理與私營企業主階層的關系，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把全民族全社會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的理想和目標而奮斗。

[作者簡介]  陳寒鳴（1960——    ），男，漢族，江蘇鎮江市人，現任天津市工會管理干部學院副教授、學報副主編。  陳春鳴（1957——   ），男，漢族，江蘇鎮江市人，現任江蘇鎮江市文聯副主席。

蘇聯劇變及其給我們的啟示

費 荃 玲

(天津市第三中學  天津市 300122)

 [摘要]  科學總結蘇聯劇變的歷史教訓,深刻啟示著我們:處于執政地位的共產黨必須保持其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必須加強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由此亦可充分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開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的重要性。

[關鍵詞]  蘇聯劇變; 共產黨; 人民群眾; 執政黨建設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     [文章編號]

一、執政黨失去廣大群眾的擁護就必然垮臺

在十月革命和其后的衛國戰爭、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廣大人民群眾與蘇聯共產黨水乳交融,血肉相連,使革命和建設不斷走向勝利。但黨在長期執政的情況下,路線、方針、政策的偏差損害了最廣大群眾的根本利益,人民對黨的執政能力有懷疑,對黨的執政效果不滿意。隨著這種懷疑和不滿的積累,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感情由親到疏、由冷到熱,最終發展到離心離德的地步。

在蘇共被宣布解散、遭到取締的日子里,大多數蘇聯人民,包括大部分黨員、干部和軍人,都無動于衷,表現出驚人的冷漠,幾乎沒有什么反對的行動。相反,不少人站到了資產階級“民主派”一邊。

在劇變發生之前,一些機構和媒體就民眾對蘇共的支持率進行過問卷調查,《西伯利亞報》的問卷調查顯示,被調查者認為蘇共代表工人的占4%,認為代表全體人民的占7%,認為代表全體黨員的占11%,認為代表官員和機關人員的占85%。就是說,多數群眾不認為蘇共代表自己的利益。所以,在黨面臨危險的時候,人民群眾不像過去保衛蘇維埃政權那樣去保衛黨,就不足為怪了。

1989年3月,蘇聯舉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蘇共中央寄希望于選民、尤其是占較大比例的共產黨員選民不投葉利欽的票,但葉利欽卻以89%的高票當選。在黨內出現葉利欽這樣的“民主派”并不奇怪,令人深思的是他卻得到了民眾的擁護和支持。葉利欽公開反共之后,在一系列重要選舉中又連連取勝,說明蘇共當時的群眾基礎已經十分薄弱。

群眾、黨員,還有相當多的干部、軍人不支持自己的黨,而是站在“民主派”一邊。正是黨群關系的疏遠甚至對立,導致蘇共亡黨和蘇聯亡國的悲劇。對長期執政的共產黨來說,“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這個論斷的科學性在蘇聯劇變的歷史教訓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值得我們深思與警惕。

二、執政黨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

共產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就會迷失前進的方向,就會使改革走向歧途,使黨失去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

戈爾巴喬夫提出建設“人道的社會主義”,要在黨內和社會生活中加強“民主化”、“公開性”。“公開性”演變為“意識形態多元化”,成了一些人攻擊共產黨,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舞臺。報刊、廣播、電視空前活躍起來,有的以批評黨和政府為時尚,有的理直氣壯地為“民主派”說話,有的熱衷于鼓吹“西方文明的天堂”。有些黨的機關報成了“民主派”的“機關報”。“民主化”演變為“政治多元化”、“多黨制”。蘇共1990年7月召開的二十八次代表大會,通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決議,提出了修改蘇聯憲法中關于“蘇聯共產黨是蘇聯社會的領導力量,是蘇聯政治體系、國家單位和社會團體的核心”的條文。修改這一條文的目的是取消一黨制, 向政治多元化、多黨制過渡,這實際上是取消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個重大的原則性問題,涉及到黨的生死存亡。但代表大會竟然通過了這個決議。

1991年蘇共中央召開了“七月全會”。這次會上,戈爾巴喬夫提出“對黨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拋出了一個“新黨綱”決議案,主要內容有:“不再認為實現共產主義有現實可能性”;“放棄原有的紀律要求,允許黨員自由地選擇自己的信仰” ;“全面實行私有化和市場化”等。這個背棄了黨的綱領的“新黨綱”被全會通過,從根本上改變了蘇共的性質。這時的黨已經沒有任何先進性可言,黨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瓦解了。

蘇共亡黨,主要是亡于制定和執行了一條背離馬列主義的路線。在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上,犯了歷史性的錯誤。

三、資產階級“民主派”是共產黨執政的最大威脅

導致共產黨在蘇聯失去政權的直接原因是什么?蘇聯劇變的歷史教訓證明,“民主派”是共產黨執政的最大威脅。

葉利欽等資產階級“民主派”,大多出自共產黨內,有的還是蘇共高層領導。正是由于葉利欽的特殊身份,其迷惑性、危險性遠比黨外搖旗吶喊的那些人大得多。

資產階級“民主派”,一般都有著共同的政治運行軌跡。大多有兩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他們主要進行黨內斗爭,打著改革的旗號,抓住黨的缺點錯誤大做文章,不斷損害黨的形象,增加群眾對黨的不滿情緒。反官僚主義、反黨內特權是他們的旗幟;用維護社會公正、爭取民主自由號召人心。他們的目的是削弱黨,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黨的性質。第二個階段,資產階“民主派”往往是黨內斗爭和體制外斗爭同時并舉,體制外斗爭為主。只要條件成熟,他們必須會公開成分反對派組織,斗爭手段也會升級,游行、示威、罷工、學潮,給黨和政府施加壓力,制造更大的困難。待到他們認為時機成熟了,就會向黨攤牌,公開宣戰,這時就不是改造共產黨,而是要消滅共產黨了。同時,他們會提出一整套徹底改變現存制度,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政治綱領.

上述描寫實際上就是在為葉利欽畫像。葉利欽當選俄羅斯總統后的第一個總統令就是“禁共令”。這給一切善良的、對“民主派”抱有幻想的人們上了一課,讓人們記住:資產階級民主派是共產黨執政的最大敵人。對“民主派”決不能放縱、退讓,否則,就會失去一個又一個陣地,直至被打倒。

[作者簡介]費荃玲(1952-    ),男,漢族,天津人,現任教于天津第三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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