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十年文選座談會后，王曉明答問

 
按：《讀書》十年文選座談會后，應某刊物的邀請，我向參加會議的一些學者以電子郵件形式詢問了一些問題，收到了不少回答。該刊物只錄用了其中一位的回答。先借當代文化研究網，陸續將學者的答問公布出來。

問：王曉明先生，你認為《讀書》最近十年與以前相比有了巨大的變化，你如何理解這個變化？在你看來，在《讀書》創辦以來，什么樣的辦刊風格又是繼承下來了的？

王曉明：從創刊的時候起，《讀書》就有好幾副面孔：一個是文學化的、談文論史的、比較“文人氣”的，另一個是政治性的，直接去觸碰當代的思想、社會和文化問題的，比如創刊號上《讀書無禁區》的名文，就鮮明地體現了后一副面孔。就我感覺來說，從開始到現在，《讀書》這后一副面孔是一直沒有變的。我個人記憶最深的，是1993年冬天，我們在華東師大討論“人文精神“的問題，滿滿一屋子人，我事先聯絡了沈昌文先生，他就和吳彬坐飛機來聽，回去后來信，說《讀書》支持這個討論，于是就有了一連五期的關于“人文精神”的系列討論的發表。我今天重提這件事，是要說，全國的書評類雜志，包括報紙副刊，那么多，唯獨《讀書》有這樣全國性的聲譽，最近這些年還有了國際影響，主要就是因為它有這一副面孔。不管今后誰編《讀書》，如果這一副面孔沒了，就是銷路再大，也是失敗。《讀書》不是《讀者》！
     有人批評這十年《讀書》的文章太“社會科學”了。我也有這個感覺。怎么看這個變化？還是拿我個人為例：最近十年，我給《讀書》投稿不如1990年代多。為什么？因為社會——國際國內的——變化太大，看不清楚。1980年代，我是覺得能看清的，所以寫文章比較有底氣，就那么直接從文學的角度說，也敢于用較為文學化的方式說。今天不同了，原來的那一套比較清楚、簡單的世界觀不夠用了，需要學習大量新的知識，而且是大量原來不熟悉的新的學科的知識，在這種情況下，寫得少，或者不敢那么文學化、洋洋灑灑，也就很自然了。我個人如此，其他原來《讀書》的比較文人氣的作者，是不是也這樣呢？從這個角度說，《讀書》的文風的改變，其實是反映了最近二十年中國知識界或者文科學術界的整體的思想和學術狀況的變化。一本雜志的文風，能有這個代表性，恐怕也正是雜志的成功吧。

    中國這么一個大國，目前又處在劇烈變動的時期，如果不能有一個讓各種思想和學說自由討論的空間，那是很危險的。具體到《讀書》，如果這樣一本靠二十多年編輯作者共同努力，已經建立起它的思想討論的標志性地位的雜志，竟然不能繼續辦下去，而被改成一本無關痛癢、小牢騷小感慨乃至風花雪月的雜志，那就太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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