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月刊嘗試超越西方中心和中國本位

 劉　宏

　　　　自從1979年創刊以來，三聯書店出版的《讀書》月刊無疑是中國大陸最具影響力的思想文化雜志之一。它不僅見證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急劇變遷，也通過對當代社會的直接介入而影響了這一進程。
　　
　　　　最近一個月來，圍繞著該雜志主編更替一事（由吳彬取代1996年之后出任執行主編的汪暉和黃平），中國的報刊和網絡媒體進行了廣泛的報道；《南方人物周刊》還以《<讀書>變局——一本雜志和三代文人所倡導的思想》作為封面專題，并提出了“誰的《讀書》？”的問題。這些都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讀書》成為近年來大陸思想文化界變化的一個頗具意義的指針。
　　
　　　　對《讀書》的批評主要有兩點，一是近年來的它所刊載的文章“不好讀”以及銷量的減少（據說每期維持在十萬份左右）；二是《讀書》成為所謂的“新左派”的同仁刊物。對于前者，已有論者指出，《讀書》不是《讀者》，它應該有理論深度和現實關懷。對于后者，汪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和黃平（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現為美國所所長）表示，該雜志“從未成為單一立場和取向的傳聲筒”；汪暉本人更直言，“如果所有最重大最深刻的問題我們都不能去觸及，這叫什么人文精神？那不是把《讀書》變成消費品嗎？”
　　
　　　　作為《讀書》的讀者和身處邊緣的作者，筆者對該雜志不甚全面的了解，主要是近十年的事情，這正好是一些論者所提出的《讀書》的“汪暉時代”。過去幾年來，我也有緣同汪暉教授就革命、近現代亞洲的想像與建構、以及海外華人等問題有過數次較深入的討論。從自己粗淺的觀察和感受來看，我以為，批評者似乎都忽視了《讀書》為建構超越中華文化圈的人文世界所作的努力。這種嘗試不僅使《讀書》成為亞洲知識分子溝通和對話的一個平臺，還為中國讀者提供了解西方之外的世界有益的參照系，雖然這種新的努力也有可能成為《讀書》“不好讀”的原因之一。
　　
　　西方之外的世界
　　
　　　　毫無疑問，《讀書》的對象是大陸讀者，近十年來它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如大眾民主和憲政問題、民族主義、國企改革與產權問題、全球化、醫療改革和社會保障體制的困境、三農危機等等，都是同轉型期的中國及其未來發展道路息息相關。但是，過去十年也是中國和世界大變局的時代：亞洲金融危機、九一一及其所帶來的深遠沖擊、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并成為“世界工廠”、生態和環境惡化、全球化和信息時代所伴生的觀念和文化的互相撞擊等等，所有這一切都使中國問題的闡述無法離開世界的語境，而全球的變遷也同中國的發展密不可分。
　　
　　　　以“思想文化評論”為主旨的《讀書》，肯定無法繞開這些問題而僅僅關注純粹的文化思潮或局限于中國大陸之內；它透過中國知識分子看世界和海外（包括定居于境外的華裔）學者看中國/世界這兩條不同但又相互關聯的途徑，闡釋當代中國的社會和文化及其在全球變遷中的作用。
　　
　　　　《讀書》今年出版的六本精選集（1996—2005）中就有兩本是圍繞以上的主題：《重構我們的世界》和《亞洲的病理》；《<讀書>現場》也有不少相關的論述。
　　
　　　　《讀書》的嘗試不僅在于對西方理論思潮和人物的評介——此前和同時期有許多刊物與大型叢書（如《走向未來》）都在做這方面的工作。在我看來，《讀書》的貢獻在于給讀者帶來一個更為多元和全面的世界，讓我們聽到來自非西方、尤其是亞洲的聲音，并由此建構一種世界主義的視野。
　　
　　身心俱在亞洲的中國
　　　　1868年明治維新之后的日本走上了“脫亞入歐”的道路，在文化、觀念和制度上疏離亞洲鄰國并極力成為“西方文明”的一員；直到二十世紀下半葉，它是身在亞洲、心在歐美（In but not of Asia）。
　　
　　　　與此同時，中國的有識之士則在被船堅炮利的西方打開門戶后，反思自己的世界觀。出版于19世紀中期的魏源的《海國圖志》和徐繼畬的《瀛環志略》，對亞洲鄰國有大量的和充滿同情的描述；晚清的知識分子（如梁啟超和孫中山）對東南亞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寄予深切的關懷，一些人還主張向泰國和菲律賓學習。在1950年代和1970年代，中國同許多亞非拉國家保持密切的關系，這無疑有外交和戰略的考量。但是，理念上和情感上的接近使第三世界的概念和實踐具備某種現實的基礎。
　　
　　　　到了1980年代之后，越來越多的日本學者開始反思自己的歷史。以溝口雄三和濱下武志等人為代表的歷史學家提出了“在亞洲思考”的新思維，把日本放在亞洲語境下分析，并正面挑戰西方沖擊—亞洲反應模式，從亞洲歷史的連續性和自律性的脈絡出發，重構近現代亞洲與歐洲關系之歷史和現實。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同時代的中國思想界卻似乎在重復一百多年前日本的道路：全球化逐漸被等同于西方化，歐美的經驗和學術話語通常成為衡量中國發展的準繩；東西方差異被簡化為中西之別。除了專門的學術刊物外，思想和文化界對亞洲（尤其是日本之外）具有深度的評析可謂鳳毛麟角。
　　
　　　　韓國學者白永瑞甚至指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缺乏亞洲意識和對亞洲的“橫向思考”；中國人心目中沒有亞洲、亞洲就是中國。這個評論或許有些偏激，但與事實也相去不太遠。在許多普通民眾觀念中，東南亞就是那個通過“新馬泰七日游”所形成的“很像福建、廣東的地方”（這是幾年前國內一個重點大學代表團團長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對我說的話）。作家馮驥才在訪問新加坡時寫道，“站在講臺上演講，面對臺下的面孔，就如同在天津、北京、成都演講完全一樣。”
　　
　　　　過去十年間，《讀書》發表了一百多篇有關亞洲的文章，其內容涉及南南合作、東亞歷史、韓國工人、伊朗與冷戰、朝核問題、日本對東亞發展的反思、底層社會。其作者既有中國學者，也有不少亞洲的公共知識分子。即使有關全球化的討論，也包含了亞洲的經驗和視野。
　　
　　　　除了努力重建亞洲的主體性之外，《讀書》也有若干討論海外華人的文章。它們的作者有的來自海外（如王賡武），也有大陸（如南京大學的范可）和港臺學者（如香港大學的王蒼柏）。與那些居高臨下俯瞰式的官樣文章或將海外華人視為“花果飄零”的中原心態不同，這些文章大都將華僑華人置于當地的和中國的脈絡下加以審視，所采用的是陳寅恪所主張的“了解之同情”的方法。
　　
　　走出標簽化的誤區
　　
　　　　過去十多年來，中國同亞洲鄰國的外交和經濟互動日益密切。東盟（即亞細安）與中日韓的合作日益機制化，中國與東南亞自由貿易圈也將逐漸成形。上海合作組織的成功運作加強了中國同中亞國家的關系。隨著印度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印之間的聯系更為深入和廣泛。
　　
　　
　　一方面，知識界對亞洲以及中國在亞洲社會和文化發展所能扮演角色的討論，卻明顯滯后，也落后于對歐美的了解和關注。《讀書》近十年來所作的嘗試或許不完美（如對日本的重視遠遠超過亞洲其他國家），但是，它所嘗試建構的是一個較為全面和均衡的世界，一個超越了西方中心和中國本位的世界。因為它發表過一些“新左派”學者的文章而將之定型化或標簽化，對編者、作者和讀者都有欠公允。
　　　　《讀書》1979年創刊號刊載了當時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局長李洪林的《讀書無禁區》一文，在社會上曾引起軒然大波。第一代的《讀書》主編、著名文化人陳原也說過：“《讀書》的性格，應當是容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但不容許打棍子。”28年過去了，同樣的主張是否還應該被重申？
　　
　　·作者為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東亞研究講座教授、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暨孔子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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