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吳敬璉和薩克斯—評吳敬璉獲“中國經濟學獎”
吳敬璉是獲得首屆“中國經濟學獎”、蜚聲海內外的經濟學家。薩克斯是臭名昭著的俄羅斯500天休克療法的制定者和領導人之一,現任哈佛大學教授,是美國迅速打垮俄羅斯的干將。為什么要把吳敬璉和薩克斯對比一下?因為他們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謂予不信,且看以下事實:
薩克斯說:中國“國家掠奪私人企業開始于1950年代早期的政治運動” ,“中國1980代和1990年代令人矚目的增長績效主要歸功于它落后的起始發展水平(即從災難的毛澤東時代恢復的性質)”。(薩克斯、胡永泰、楊小凱:《經濟改革和憲政轉軌》 白鯊在線網 2004 02 09,下文所引的薩克斯言論均出此文)
吳敬璉說:“土地改革像任何一次大的社會運動一樣,總是有懷著各種各樣動機的人參加。土地改革的有些積極參與者是所謂‘勇敢分子’,這些人往往并不是地地道道的農民,而是見過世面、富于社會經驗的‘鄉村政治家’。他們希望在‘斗地主,分田地’中得到自己經濟上、特別是政治上的好處,在運動中往往采取一些過火的(“左”的)行動。麻煩還不只在這里。成問題的是,這些人并不善于、也不愿意在誠實的勞動和經營中使自己、也使整個社會富裕起來,卻有一種傾向,總想在不斷進行的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中分一杯羹。如果這些人成了社會的精英,他們就會變成1955年以后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不斷革命’的社會基礎”。
點評:吳敬璉和薩克斯一樣,認為我國公有經濟的建立是對私人企業的掠奪,抹殺我國的贖買政策,污蔑我國1979年以前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吳敬璉還特別地誹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光輝理論。
薩克斯說:“一些國家,如蘇聯和1949至1979年的中國,試圖模仿資本主義工業化而不要資本主義的法律體系和產權結構,結果失敗了”,“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將增大反饋敏感性系數,或者提高交易效率系數,這將使經濟系統更快地向著均衡收斂”,“如果雙軌制被完全的私人所有權所取代,就象1949年前的中國那樣,中國的經濟績效將會更好”,“所有這些經驗表明,存在一個制度核心,它是長期成功的經濟發展的根本。因此,轉軌是后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與全球資本主義制度趨同的過程,而不是創造一個本質上不同于資本主義的制度創新過程”。
吳敬璉說:“就小型企業而言,‘包’不如‘租’,‘租’不如‘賣’。”“對國營大中型企業的改革,我主張通過法人化(corporation)實行股份公司制度”。“把原來由政府掌握產權和直接經營的公有制企業,改造成為以各種法人組織代表公眾持股為主、公眾個人持股為輔、實行股權分散化,允許股權自由轉讓和委托專業人員全權經營的法人化企業(公司)”。“有一種意見,主張股份制以政府持股為主、由主管機關直接任命高級主管人員,以確保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性質。……結局可能是政府與企業‘父子關系’的格局依然如故。”(《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中國經濟出版社,1992年,第176、177、178頁)1997年他和董輔礽一起向中央提出國有大型企業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的建議。他說:“國有經濟要收縮范圍,進行戰略重組,通過上市募股、售股變現、收購兼并、債務重組、破產清算等資本市場運作,促使國有資本從低效企業向高效企業、從一般的競爭性部門向國家必須掌握的戰略部門集中”(中國經濟時報,1997年8月5日,吳敬璉:《社會主義基本特征是社會公正+市場經濟》)
點評:吳敬璉和薩克斯一樣,力圖通過大規模私有化瓦解和摧毀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國有經濟一旦退出競爭領域,就失去了“主導作用”,同時“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也成為一句空話。吳敬璉的改革謬論違背了我國憲法,客觀上為美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我國的圖謀效勞。吳敬璉說:“關于公有制為主體,十五大報告說公有制不只是國有、集體兩種,只要是適合于社會化生產的組織形式和經營方式,都是公有制。”(見 2001年10月10日中國科學院網站的《戰略論壇》公布的吳在該院所做的題為《當前經濟體制改革的一些熱點問題》的講演)。他斷言,私人股份有限公司是“公眾化的”,又是“適合于社會化生產的組織形式和經營方式”,當然是“公有制”的。吳敬璉所指十五大報告中的這段話純系造謠,他的這種新公有制觀點完全出于實用主義動機。這些卑劣手段對于薩克斯來說可能是不必要的。
薩克斯說:“轉軌的核心是憲政規則的大規模改變(薩克斯和皮斯特Sachs and Pistor,1997)。經濟轉軌(即價格自由化和私有化)只是轉軌的一部分”, “中國的市場導向改革最重要特征是缺乏憲政秩序和法治,這表明制度化的國家機會主義”,“ 經濟轉軌是憲政規則轉軌的一部分,轉軌的速度和時間由它的推動機制所決定”, 中國“國家和黨組織對權力的壟斷來自‘上帝’: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意識形態,而不需要正當的理由”,“我們用俄羅斯作為經濟改革與憲政轉軌相結合的一個例子,用中國作為缺乏憲政轉軌的情況下經濟改革的一個例子來分析兩種轉軌模式下的特征和問題。我們可得出結論說,在執政黨的政治壟斷下,經濟轉軌將被國家機會主義所挾持。經濟轉軌雙軌制產生了憲政轉軌的非常高的長期代價,也許大大超過它贖買既得利益平滑轉型的短期好處”。
吳敬璉說:“現在,非國有部門占我們國民經濟大致是2/3,因為私營經濟這20年的發展,它首先是培養起了大批的企業家,同時它也給市場的形成,給國有企業的改革增加了壓力……,同時也給我們的政治改革也提出了強勁的要求,那么政治改革也有堅實的社會基礎”。“俄羅斯在這方面可能有優勢,最重要的優勢,我同意杰弗里·薩克斯所說的(他的觀點有好多我不同意,但有一點我同意)就是俄羅斯的憲政改革是走在我們前面的”(《吳敬璉在中國-俄羅斯轉軌經驗比較研討會上的發言》,中信出版社,《比較網站》2003 11 17)。 2003年6月6日他在青島修憲研討會上說:“‘三個代表’意味著共產黨執政基礎的擴大,包括個體戶、私營企業主在內的新出現的社會階層,都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對他們的合法權益都要保障。在這種情況下,現行憲法中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等規定,就顯得不合時宜了。”(主人公論壇 2003 06 28)
點評:吳敬璉緊跟薩克斯,贊揚俄羅斯完成了“憲政轉軌”,斷言我國私營經濟大發展和大批的企業家出現“給我們的政治改革也提出了強勁的要求,那么政治改革也有堅實的社會基礎”。于是, 吳敬璉終于按捺不住他的心頭宿愿,明確無誤地提出廢除人民民主專政的修憲要求。他的這些表演充分暴露了他的經濟上私有化,政治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制度轉軌野心和他的反無產階級專政,反社會主義的真面目(至少在意識形態上如此)。
通過以上對比,我們可以看出,吳敬璉是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精英,是中國新自由主義分子的領軍人物,而其他新自由主義分子還不敢公開提出廢除人民民主專政。吳敬璉追隨薩克斯,販賣他的憲政轉軌的美帝國主義邪說,妄圖把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全面轉軌為資本主義制度。這正如薩克斯所言:“轉軌是后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與全球資本主義制度趨同的過程,而不是創造一個本質上不同于資本主義的制度創新過程”。所以,吳敬璉所倡導的市場經濟決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是完全版本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我們把其他三位獲獎者與吳敬璉對比一下,我們還沒有發現三位經濟學家否定1979年以前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建設成就的言論,沒有發現他們主張實行大規模私有化和廢除人民民主專政的言論。所以吳敬璉獲得首屆“中國經濟學獎”便具有特殊的意義。給吳敬璉發“中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就是給中國新自由主義領軍人物發大獎,贊賞和鼓勵他的全面制度轉軌和違背我國憲法的表演。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里為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頭頭發大獎,這實在是咄咄怪事,是一股烏煙瘴氣,是不祥之兆!這個頭一開,國內的新自由主義分子必然深受鼓舞,其新自由主義行為必將猖狂。他們正在排隊等待下一個,再下一個大獎呢。與此同時,美帝國主義也當然要贊賞這些和平演變我國的工具。
筆者決不能說參與這次評選團的人都是新自由主義分子,但是可以肯定,新自由主義精英在其中起了關鍵作用。這是新自由主義分子們捧擁新自由主義頭頭吳敬璉的一場鬧劇。什么“中國經濟學獎”?誰有權冠以中國二字,那兩個發起機構能代表中國?有中央政府的批文嗎?那些評選人是代表個人還是代表學術機構?如果一切都是兩個機構和個人所為,那么“中國經濟學獎”應當正名為“中國宏觀經濟學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經濟學獎”,或簡稱“兩機構經濟學獎”。你們那些當事人無權以中國名義把你們的意志和癖好強加給全國人民。
包括革命知識分子在內的全國勞動人民決不贊成把經濟學大獎發給新自由主義精英。如果美國發給吳敬璉“杰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獎”,則大家可以理解。順此,筆者呼吁,有關當局應當采取措施,杜絕類似事件今后再度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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