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特約撰稿員 魏恭
對大陸思想界最常使用的分類是按左中右分別為三大系列，即左翼新左派，中間保守主義，右翼主要是自由主義。這種分類能夠清晰表征各種思想、主張的理念源流，缺點是過于簡單，不能反映理論與現實的關系，不足以表現理論與現實的互動。
本文提出另外兩種標準，即對現狀的態度與對未來的預期。這兩種標準與傳統的左中右劃分相結合，能夠交織勾畫出當代中國語境下大陸思想界理性沖動的縱橫脈絡。
中國今天的現狀主要成形于1949年以來的制度建構和1979年后的改造重構，由于1949年的模式在許多方面不成功以及不認同1979年以來的變化，除少數人還對1949年以來形成的政治機制保持認同外，新左派在整體上對現狀持全面否定態度，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就是“既反權力也反資本”。這一點與國際流行思潮相似，左翼思想從來就是批判性理論，從來就帶有理想主義色彩。
與左翼相反，保守主義對現狀認同最多，認為現狀是“最不壞”，換一種也不行，甚至可能更糟。保守主義者是天然的現實主義者，認同“存在即合理”。但其中又可分為兩類，一種全面認同現狀要求保守，另一種對現實持有強烈批判并要求進行大幅調整。后一種之所以也被歸入保守主義，是因為它所主張的調整方向是順著現行秩序原來的慣性，這是一種最徹底的現實主義：既認識到現實中的“惡”，更認識到并不存在或客觀上不可能兌現一種“善”的理想化替代方案，因此只能在現有框架下力求“惡”的減少與“善”的增進。
前一種保守主義歷來是主流，當代以何新為代表；后一種是新興的保守主義，以康曉光為代表。后一種保守主義正日益成為大陸保守主義的主流。
自由主義從其基本理念出發，對1949年以來的政治體制持強烈批判，但對于1979年以后的經濟社會變化，自由主義心態復雜。從某種意義上說，1979年以后的變化兼有權威主義、自由主義兩大方向，自由主義的極力推動也是現狀形成的一個要素。自由主義的基本邏輯是：市場經濟導出個人自由，繼而導向憲政民主。因此，對于市場經濟這一自由主義一切理念的現實根基，自由主義只能極贊其美，輕忽其丑。
實際上，任何國家的市場經濟建設都曾經歷一個由丑到美、由惡到善、由混沌到有序的過程。任何國家的第一代資本家、企業家都大多表現為野蠻和欺詐，初期市場經濟總是罪惡的溫床。只有在資本的原始積累已經完成、資本的力量已經將社會資源按照資本的邏輯重新作出安排后，社會可供搶劫、騙取的資源已經所剩無幾后，“惡”的成功幾率減少，資本才會轉向“善”，才會主要依靠市場化經營來贏取利潤。這時候，他們才會要求規范市場、倡導誠信，要求與權力明確界線，要求權力減少干預、廉政自律，甚至提出民主法治的主張。
如果在中國的市場化啟動之前或正在進行的過程中，即將這種事實明白告知公眾，說明市場化過程必然伴隨少數人以非法手段將社會的大部分財富集中起來，那么市場化進程將得不到足夠支持，不可能真正啟動，自由主義的一切政治主張在現實社會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此，那時候的自由主義陣營高度一致，齊唱贊歌，共同為市場化涂脂抹粉。只有當市場化的初步框架已基本完成，轉型代價已經付出，社會進程已不可逆轉之后，自由主義陣營才開始出現分化。其中經濟自由主義或者單純從經濟學的效率視角出發、或者受既得利益驅使，仍然堅持利用專業門檻作為屏障，不屈不撓地為市場化“惡”的一面辯護。政治自由主義在市場化過程中并沒有既得的經濟利益，市場化在為自由主義理念鋪墊了現實根基的同時，其“惡”的一面也開始損耗自由主義的政治資源。在根基的鋪墊已不可逆轉的情況下，政治自由主義或者從價值理念的抽象邏輯出發、或者從維持政治資源的現實需要出發，開始抨擊市場化過程中的“惡”。但是，由于自己曾經是倡導者、早已濕腳，因此這種抨擊只能是不徹底的，只能將市場化過程中的“惡”都歸咎于權力，似乎資本從來都清白無辜；似乎“惡”只是權力介入下的偶發事件，而不是在非市場社會條件下推動市場化之必然。
同樣的心態邏輯和處理方式，已經被自由主義者復制在對待民主化的態度之中：在民主化實施之前，只談規范民主之善，不言民主轉型之惡；等到轉型已經啟動并且不可逆轉、代價已經付出后，再來譴責民主化過程中發生的“惡”，或者將其歸咎于傳統政治勢力，或者將其歸咎于民粹主義或傳統文化。這一點在自由主義對俄羅斯轉型的述評中，已經表現得很充分。總之，“惡”是偶然發生的，是反對勢力造成的；由于任何事情都存在反對一方，這種說法在邏輯上確實也能成立--如果不是反對勢力的存在，如果人人都樂于“斗私批修”，共產主義在中國也早建成了。
對于未來，大陸思想界也有兩種預期。一種認為目前的基本秩序可以持續，因此未來之路只能在現有基本秩序的框架內進行設計；另一種認為現有秩序難以持續，經濟政治的混沌局面不久將會到來，真正的政治解決方案只能為明天而準備，只能立足于當混沌出現時怎么推動現實朝著理想方向演進。
左翼較多關注社會基層，大多認同現狀難以持續，認為在現行秩序下各種理想性方案都沒有操作空間，結局已難挽回，混沌無可避免。因此，左翼才會出現許多偏激主張，其中最典型的當屬以老田、李憲源為代表的新毛派。新毛派將毛澤東時代的基本主張作為未來解決當前中國問題的根本出路，但是，由于這一套東西已經做過實驗并且遭過失敗，因此，它難以在民眾中重新建立起對于理想效果的想象和期待。即使混沌出現，這種思想對公眾的吸引力也不大，只能局限于狹隘的特定人群，并且是擁有資源最少的群體。歷史就是這樣，有時候它就是不給你第二次機會，至少短期內不給。
左翼激進中最有前途的方案是韓德強最近提出的“傳統文化+程序民主”方案，它把兩種最具吸引力的元素都抓在手中，經過一些理路整合，就能使人產生無窮想象。這樣一面旗幟，在混沌時可能產生難以估量的號召力。
當前大陸思想界唯一能與“傳統文化+程序民主”方案在混沌期進行吸引力競爭的是右翼自由主義陣營中以王思睿、秦暉為代表的自由民主主義一派，他們同時以民主、自由、公正口號為號召，將所有吸引人心、在實踐中可能發生嚴重沖突的目標都囊括其中，先裝進來再說。在現行秩序下，這面旗幟可以積累社會資源、整合思想陣線；在混沌期，它就能成為振奮人心的號角。它的困難只會出現在“主義”成功以后的兌現階段，當口號要付諸實施時，幾大元素必然相互沖突。但到那時形勢已經不可逆轉，旗號也可功成身退，現實的制度、政策可以依據實際需要不受“宗旨”的約束進行調整。歷史上的思想流派都是如此，在沒有機會實施時講理想性，批評現實不如人意；在得到機會以后講可行性，反過來說現實只能如此，否則可能更壞。
無論左右，上述兩種激進主張其實都體現了大陸民間在對于社會潛在危機的悲觀預期下為應對預期可能發生的失序而進行的精神儲備，體現了民間社會的自救功能。知識分子由于擁有信息資源的優勢，往往能夠扮演“春江水暖鴨先知”的角色。
認為現行秩序基本能夠維持的左翼如王紹光、黃紀蘇、王小東等人，或者理性能夠兼容多種價值，或者將自己追求的理想期之來日，當前只要求點滴推進。這是一種基于現實的理想主義，體現了學術與社會、理想與現實的溫和良性互動。右翼可與之對應的是朱學勤倡導的英美自由主義、劉軍寧主張的憲政主義以及經濟學家茅于軾，這些學者在理念上或有偏執，但在操作層面上都溫和理性；他們確定了分步寸進的目標，專注于在現行體制的夾縫內點滴推進自由理念、培植社會根基，將理想化模式的踐行期之將來。這種溫和左右兩翼的存在，即使在現行秩序能夠維持的預期下，也是社會演進趨于良性的必要元素。
保守主義在整體上認為現行秩序可以維持，不然也不可能主張保守。但對應于現實，這種維持觀往往不如混沌觀信心堅定，沒有那種“理性的自負”。換言之，保守主義眼中的“可以維持”判斷往往是附有條件的。現實本身的自然趨勢既可能走向延續，也可能走向失序；保守主義認為延續比混沌好，是“最不壞”，因此在大的趨勢方面它主張維持。但它同時也認為，如果任由現狀自由發展，走向失序的可能性極大；如果不是必然，至少也是未來成毀難料。為了避免“壞”的發生，保守主義致力于對現狀進行“好”的調節。保守主義認為，只有在愿意對現狀及時作出調整的前提下，現行秩序才是可以維持的；否則，壞的結果難以避免。保守主義認識到調節時機的重要性，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歷史的負面經驗是：當秩序明顯還可以維持時往往不愿意冒險調整，等到不可維持的跡象已經明顯后，再被迫作出調整便往往只能以失敗收場，使結果走向最壞。歷史上最成功的主動調整是鄧小平于1979年啟動的改革開放，中國至今仍然走在鄧小平所開辟、所設計的道路上，鄧后的中國只是對這一路徑的延續和深入。但是，現實社會也已經有跡象表明，當代中國需要新的調整；中國如果能夠再一次及時作出有效調整，地球上就再也沒有什么力量能夠阻止它雄起。
在此，有必要說一說學術界關于社會發展的兩種邏輯預設：一種認為未來走向在可行性和效果上不可知，實際走向取決于不同社會力量各自堅持自己利益主張而進行的政治博弈，最終結果將由現實力量的強弱對比決定。另一種預設認為，未來存在多種可能，具有可塑性；不同走向對社會共同體的客觀效應不一樣，人類理性可以通過形成相對共識對未來結果進行有限選擇。雖然每種社會力量都立足于自身利益，但對未來的不同預期，可以改變他們利益追求的目標高低和路徑選擇。例如資本家總要逐利，但在不同的行為預期下，他們壓榨勞動者的方式、程度會有所不同。
色彩紛呈的大陸思想界，于此可見清晰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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