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新論：中國的貧富差距被人的感情夸大了！

最近，經濟學家厲以寧先生發表了中國房地產的“無泡沫論”；而另一位“首席經濟學家”高小勇則更厲害，他發表的是中國貧富差距的“感情泡沫論”，認為這種差距被人的感情夸大了。而其質疑的對象則是那些“標榜良心”的專家。

　　
    近日，《國際先驅導報》“首席經濟學家”高小勇先生又發感慨了，感慨的題目是《中國貧富差距有沒有被感情夸大》，文章拿印度作比較對象，得出的結論當然是的確被“感情夸大”了；但幾乎是同時，《經濟》雜志卻發表了周陽先生的文章《中國貧富差距為何反而急劇拉大?》。該文用事實和數據說話，正好等于反詰了高先生的“感情夸大論”。這樣一來，高先生這次的“感慨”便似乎有些尷尬了。而關心貧富現象的人們也不禁要問，同為部級媒體刊登的文章，論述的幾乎也是同一件事，到底是高小勇的“感慨”有準星還是周陽的“諍言”識時務呢？

　　眾所周知，周陽先生的文章論證的是當今的“社會共識”，只不過提供了更翔實的證據罷了；但高先生“高屋建瓴”，感慨出一番貧富差距的“感情泡沫”，到底是想說什么呢？是讓政府不必居安思危呢，還是讓我等百姓“知足常樂”？

　　首先，之所以說高先生的文章是“感慨”，是因為其文不僅“羞羞答答”，出現了“多講很得罪人，我只說個最新事實就閉嘴”之類的“識趣兒”話，而且是只把中國和印度的貧富懸殊程度作了些簡單類比，便做出了“中國貧富懸殊被感情夸大”的“暗示”，實在也只能夠得上“感慨”的層次。而之所以說“又”發感慨，卻是因為高先生之前曾發表過《貞潔旗幟孤獨飄 細說“吳敬璉憂
患”》一文，在其中便是開始“羞羞答答”地夸吳老的“貞潔”，然后便來個“圖窮匕見”，認為吳敬璉雖有高風亮節，但沒能像牛頓、迪卡爾一樣創造出“知識”，所以84年以來，“影響大多是負面的”。

　　可以看到，高先生的兩篇文章用的都是“春秋筆法”，發的都是超級“感慨”，并不像是什么“首席經濟學家”的嚴謹作品，所以拜讀過后，才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或許，這便是有過逃稅記錄的“經濟學大師”張無常先生夸贊過的“經濟散文”吧。

　　而且，在我的記憶里，高先生似乎是什么《經濟學消息報》的主編？還是什么會賺錢的“點子大王”？（參看每日商報《高小勇：經濟學家如何發現商機》）怎么如今又成了國際先驅報的“首席經濟學家”了呢？莫不成是那家“消息報”沒什么消息可報才毅然轉行了……

　　筆者妄猜，但愿《經濟學消息報》還存在吧。否則，曾贊助過這家報紙的林毅夫先生豈不失望？當然，“出身軍旅，曾是文學青年，不但沒受過正規的高等教育，更非經濟學科班出身”的高先生，能得到林先生當年的賞識支持，至少也能說明高先生實屬有志青年。這一點，是斷然不會錯的。前些日子對吳敬璉“無知”的感慨和本次對中國貧富懸殊問題的高論便是明證—— 一個是中國“經濟學界的
良心”,一個是國人最為關切的貧富差別現象，高先生“談論”的志向顯然依舊高遠。

　　但是，高遠歸高遠，卻請不要總是“羞答答的玫瑰靜悄悄地開”，作為一個“經濟學家”，還是觀點明確些好，否則老百姓怎能好好“領會”，除非高先生的話只想給某些“特權階層”聽。

　　比如，談論吳老“無知”，貢獻“大多負面”，因而難以“不朽”的事吧，雖含有“恨鐵不成鋼”的慨嘆，但面對向來喜歡直爽的吳老，直說多好，也能顯出后生可畏的無畏，卻偏偏要在前面長篇大論，大夸吳老的品格如何高潔，如何讓人欽佩；再比如這次的文章吧，高先生大可和周陽論證“中國貧富差距急劇拉開”一樣列舉數據和事實，直接論證中國的貧富懸殊并不大，對“和諧社會”沒威脅便可，可高先生偏偏覺得這樣不夠高明，硬是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彭斯的一段“羅嗦得讓人不敢恭維”（高自語）的話捧出來，說“他的判斷我是擊掌叫好的。我覺得他確實是高人，比國內知道‘什么問題重要’”。

　　難道這樣一來，便顯得高明么？因為地球人都知道高先生認識“諾貝爾”多，孤陋寡聞如我，也知道高先生的那段名言的——“可能我是中國認識全世界經濟學家最多的人了，別的不說，就是當年采訪美國12位‘諾貝爾’，就足以讓別人羨慕了。”

　　但是，高先生要是拿“諾貝爾”什么的來貶低中國人或者中國的經濟學家就不對了。“比國內知道‘什么問題重要”？難道這位諾貝爾獎得主對中國經濟的判斷超越了所有國人，高明過所有國內經濟學家？這個有點當年“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一樣的耳熟的論調，大抵也是有點“崇洋媚外”的嫌疑吧？莫非“外來的和尚會念經”到了高先生這里，就變成“外來的和尚都高明”了？

　　在我看來，至少周陽文中引述的樊綱先生的觀點便是有些高明的。他說：“中國社會目前尚能承受較高的收入差距，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國的經濟始終保持高速增長，這給了民眾一個良好的心理預期。但這種預期要求中國經濟在未來數十年不能發生宏觀政策的重大調整或者失誤。”如此，我想在樊綱眼里，目前我國貧富差距給政府的壓力已經夠大了，因為十年內沒有重大調整和失誤，豈是說一句話那么簡單？

　　當然，樊綱說的并不夠。因為在我看來，其實國人能承受較高的收入差距的理由還有一個國民性問題，那便是中國人歷來奉行“和為貴”、“忍為高”的生存哲學！

　　但無論如何，善于和印度比較的高先生顯然是不會考慮上述理由的，他還是覺得“諾貝爾們”更高明，還是“比國內知道‘什么問題重要’”！

　　高先生這樣“執著”，樊綱自然無話可說，我更是幾欲擱筆。但我想來喜歡為他人著想，所以我便想，看到高先生大作后，當年提拔過高小勇的林毅夫先生是否會苦笑呢？因為林先生雖然尊為經濟學大家，但也只是中國臺灣那邊來的人，而且好象還沒得到諾貝爾什么獎呢？如此，除非在高先生眼里，臺灣不是中國的，否則，便有對林先生不敬之嫌了。

　　當然，敬不敬林先生也不是大事，吳敬璉都屬“無知”，對林毅夫有偶爾的不敬也可以理解。但高先生拿出印度當旁證卻是大大的不該了。因為一來這是人家的事，印度底層人民就是再苦再難，只要人家不造反，印度大可保持“和諧”，全不關中國人的死活；二來據筆者了解，這印度好象是個“種姓社會”，從“賤民社會”走出來也時日無多，天生便是教派林立，便有“婆羅門”、“撒帝利”、“吠舍”等等人群分級的傳統，莫非高先生覺得那里的貧富懸殊比中國大，中國便足以自傲，可以不顧基尼系數，繼續漠視貧富差距的擴大趨勢？中國政府也便可以揣摩著“印度的感情”，高枕無憂？

　　我不知道，不知道這樣的想法到底是幼稚呢還是愚蠢？我只知道，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至少沒認同高先生的“高見”。近年來，中央提倡的“加強執政能力、加大反腐力度、清欠民工工資、建立社保體系、建設和諧社會”等，都說明黨中央對國內腐敗、貧富懸殊所帶來的社會震蕩已經有了足夠的認識。

　　當此之時，高先生搬出印度來證明我們的“清白”，有什么意義么？是要告訴中央不必“杞人憂天”呢，還是告訴學界不必“大驚小怪”，抑或，是要告訴國人應該“知足常樂”？

　　當然，高先生的“不夸大論”確實是有市場的，近日大師厲以寧先生便再發宏論，指出“中國房地產不存在泡沫”，不也是在間接批駁一些人的“被感情夸大”的“房地產泡沫論”么？

　　不同的是，厲先生雖頻發高論，但大多“直抒胸臆”，我等看了覺得一目了然。而高先生的話深藏不露，琢磨起來可就有些費勁了。比如文中這句，“即使收入差別過大是事實，增加就業才是解決問題的正途。而增加就業要尊重市場和企業家。事實上，從解決就業，解決收入差別的效率上看，行政辦法遠不如被我們許多專家譴責的“血汗工廠”作用大。”言外之意，是否就是說高先生寧愿選擇“血汗工廠”而不要必要的行政干預了？再比如被高先生反復提及的這句，“好些專家的良心讓我感動，但我覺得他們的本職應該是貢獻有關事實和事實之間關系的確切知識。如果只說良心，我看不出專家與普通人有多大不同。”言外之意，是否便是講那些“有良心”的專家水平不夠？這些被高先生反復質疑的專家是誰呢？高先生沒說，我們便也只好瞎猜了……

　　總之，或許是高人總喜歡“神龍見首不見尾”吧，我等凡俗之輩領會起來總有些累。所以在此我也就不在多說了。

　　但高先生還做了一件事，讓我等愛“被感情夸大”的人難免耿耿于懷。

　　這里，且不說高先生說自己見過的經濟學家“最多”是否屬實，單就說這次文章中說自己寫過的《印度：中國獨舞的終結者？》的事吧。

　　本來，看到高先生的文章提到“獨舞”、“終結者”這樣煽情的文字后，我是想拜讀的，但我在google、baidu上搜索了幾遍，發現的卻是這樣的字樣：“《經濟學消息報》頭版刊登了度善野南的《印度:中國獨舞的終結者》”。反復搜索之下，依然如此，而并非高先生說的“新華社的一家媒體”。因為孤陋寡聞如我，卻也在新華社里混了幾年，還確乎沒聽說過新華社有個“經濟學消息報”，而如今的新華網上媒體欄中也好象沒這家報紙；而且，作者是度善野南，也確乎不是高小勇。

　　當然，可以是筆名，但高先生自己當總編的報紙上刊登文章，為何要用這樣一個怪怪的筆名呢？我也是左思右想，莫名其妙。莫非是在避嫌？如此，為何現在又承認作者是自己？或者，莫非是覺得外國名字更能吸引讀者？更有說服力？

　　這且不論，但高先生后來又說“文章發表后被到處轉載，那家媒體老總讓人電話對我表示感謝，說文章讓他們在北京的零售量大增。”等等，卻著實讓人聽了汗顏得很。筆者就在媒體圈尤其是經濟類媒體里廝混，怎么就沒聽說過這篇“大作”呢？還至于能讓“銷量大增”？況且，明明是自己做“總編”的報紙，卻偏偏說是新華社的某媒體！這“高枝兒”攀得是否離譜了一點？既然能做《國際先驅導報》這個新華社辦的報紙的“首席經濟學家”，何不就在這家報紙發表？

　　當然，高先生或許有自己的苦衷或者理由。但一會兒“經濟學消息報”，一會兒“國際先驅導報”，一會兒又是“新華社某媒體”，一會兒高小勇，一會兒又是度善野難……除了說明高先生確乎是個“長袖善舞”之人，我們還能看出什么呢？

　　事實上，我猜得沒錯。高先生確實是“長袖善舞”之人。比如，看了每日商報的《高小勇：經濟學家如何發現商機》一文，你就會深刻體會到高先生的長袖善舞！他竟然能“利用知識看清大的趨勢，從‘顏色經濟學’中賺到錢”！這種功夫，便是一般經濟學家所欠缺的了！但從文章看，高先生卻真是這樣一位“世外高人”——君不見“一個模式，農行增加了存款，高小勇賺到了錢，客戶得到了服務，而外語老師掙到了外快，一舉四得”的快意報道么？有無水分先莫論，但看完全文后，你卻不能不嘆服高先生的神奇！

　　報人做到“總編”，經濟學家做到“睥睨吳敬璉”、商人做到“點石成金”，高先生的確可謂“高人”了！

　　也難怪高先生“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交往的都是“諾貝爾獎得主”、
“國務院研究室”成員、企業家以及“媒體老總”了。

　　或許，也正因如此，高先生才敢質疑《郎咸平們的公平》,并義正詞嚴地質問：“什么叫‘經濟學家集體失語’？亢奮信口、狂言邀名就算經濟學家？不跟你玩就是失語？懶得理你是種節約？……”言之咄咄，氣勢之盛，已經足以讓“老郎”等經濟學家啞口，甚至讓媒體“失語”了！——“經濟學家集體失語”不是媒體喊出來的么？憑什么如此斷言？“我們”不過是“不跟你玩”“懶得理你”而已！

　　厲害！真的厲害！看著我都覺出了自己的戰栗！

　　有鑒于此，我便不得不說，此文若能發表，若有反響，也但愿高主編、高經濟學家“懶得理我”吧。否則，像我這樣比吳敬璉先生更“無知”，比樊綱、周陽先生更不了解基尼系數大于4.5的意義，也貢獻不出“有關事實和事實之間關系的確切知識”的愚人，便更無權談什么“貧富懸殊”了。理我？不是夸大了“感情”？

　　然而，盡管如此，我還是要聲明，關于貧富懸殊，我確信它也是會被“感情夸大”的，因為我們都是人，都有感情，實在無法像高先生一樣，修煉到“懶得理你”的超脫境界！而且，我還隱約記得，有位愛思考的“小人物”章先生，曾在看過高先生的“吳敬璉憂患”一文后，說過“沒有道德的經濟學等于騙術”的話。對此，我也要借高先生的話，說一聲：“他的判斷我是擊掌叫好的。我覺得他確實是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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