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會科學的文化霸權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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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2月26日18:09 新京報
作者：鄧正來
中國學術欲發展，就必須建構起中國學術自己的自主性。而關于中國學術自主性的問題，我認為，我們必須強調中國學術研究場域依照其運行邏輯，而必須與經濟場域、社會場域和政治場域做出明確的界分，這可以說是學術自主性的國內向度，因而也是每個國家的學術在發展過程中都會遭遇到的問題。
但是，中國學術自主性的問題，除了存在上述一般性的一面，在當下這個復雜的世界結構中，還存在著本土性的一面。從理論上講，這意味著學術自主性在一定意義上乃是以特定時空為限的，因而在根本上它會涉及中國學術研究場域在當下世界結構下，如何自主于西方社會科學場域“文化霸權”的問題。這是學術自主性的國際向度，因此也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所特有的問題。
在中國學術當下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即論者們在研究中往往未經批判性的審視，就把西方的一些概念或理論框架套用于中國社會的分析。
但是，首先，中國知識分子毫無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論框架，實際上給西方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理論示范”注入了某種合法的“暴力”意義。也正是在這種暴力性的示范下，中國知識分子毫無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經驗和引進理論的做法，便被視為合理的甚或正當的。
這種實踐的展開，還會迫使中國知識分子所做的有關中國發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須經過西方知識框架的過濾，亦即依著西方的既有概念或理論對這些研究做“語境化”或“路徑化”的“裁剪”或“切割”，進而使得這些研究成果都不得不帶上西方知識示范的烙印。更糟糕的是，上述情勢還導致了一種在中國學術界頗為盛行的、我所謂的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知識的“消費主義”傾向。
其次，中國知識分子對一些與學術相關的西方制度的移植，也從另一個角度扼殺了中國學術建構自身自主性的可能性，因為這些學術制度在中國的移植，只會引發與這些制度原本旨在達到的目的相違背的結果。一如我們所知，西方國家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一般都規定有一種旨在提高學術研究水平的要求，即相關人員必須在年度內發表一定數量的論文和論著的制度，而且這種制度的設置甚至是與聘用制度緊密勾連在一起的。晚近以來，中國的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也將這種制度移植了進來，但他們在引進這種制度之前，卻并沒有對這種制度安排做認真的分析和研究，甚至不意識這種制度的有效實施，還必須仰賴于其他學術制度的支援或配合。
比如說，第一，一些學術項目的立項乃至獲得，通常情況下乃是為某些重點高校或重點院系所壟斷的，因為批準項目的人員主要來自這些重點高校或重點院系；第二，項目的獲得意味著項目承擔者肯定能獲得一定的出版經費或補貼。
因此，第三，面對當今中國出版社因企業化而出現的一種重賺錢而輕質量的取向，那些能獲得項目資助的知識分子，與那些因所在單位的地位低下或不善人際關系，而得不到項目資助的知識分子相比，在很大程度上講就更容易發表或出版他們的論著。在這種情況下，不僅許多知識分子，而且一些院校，也為了獲得每年的研究項目經費而大搞社會“公關”。結果，一方面，知識分子用以這種“公關”的精力和時間，大大超出了他們可以用來研究的精力和時間；而另一方面，獲得項目的研究者也往往因為時間和精力不夠，只得“對付”這些項目，進而致使研究水平下降。
可見，那種原本旨在提高學術研究水平的制度，在相當的程度上經由在中國未加批判的移植，而變成了一種激勵知識分子去“爭奪”項目經費的制度。更糟糕的是，這種制度在中國實施的過程中，一方面與知識分子職稱評定相勾連，而另一方面則與強調數量甚于質量的傾向緊密相關，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還導致了一些知識分子采取剽竊、抄襲和拼湊的手段來滿足這種制度所規定的要求，有的做法甚至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
據此，我們必須在我們的知識實踐活動中，對中國學術場域在當下世界結構下，如何自主于西方社會科學場域“文化霸權”這個問題，做出我們自己的回應。
或許我們的回應不會很有效，但只要我們開始對這個問題做出回應，我們的這種努力便能夠標示出我們對中國學術自主性的意識，已然確立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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