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物權法》的出臺，中國學術界上演了一臺玄妙的思想游戲，截止到今年春天該法在兩會上的通過，這場游戲終于暫時告一段落。回顧幾年以來針對《物權法》開展的種種爭論和斗爭，我們將發現其中存在的深刻社會背景和整體社會思潮的碰撞，其中所謂“左”與“右”的沖突更是鮮明的暴露出來；不過值得慶幸的是，這樣一場爭論最終導致的結果是社會理解的加深和社會正義力量的初步聯合，這將對中國未來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左派人士的最初解讀。在《物權法（草案）》剛剛浮出水面之時，首先對其發難的就是社會認為的“左派”人士，他們指責該法案的出臺是少數人為改革幾十年來形成的大量非法財產正名，是權貴資本家企圖利用法律形式來確保自己的即得利益。以鞏獻田為代表的左翼學者聯名上書全國人大，認為《物權法》違反中國憲法，導致2006年全國人大沒能把表決程序納入議程，這標志著對該法案草案持反對態度的社會力量暫時取得了斗爭的勝利。在這一回合中，左派人士站在時代的最高處，以人民利益的代言人自居，主張首先清理改革以來形成的非法財產和不合理分配制度導致的不當得利，比如先出臺《個人財產申報法》，然后在平等的基礎上再立《物權法》，以維護起點的公平；而不能現在就把非法財產合法化，鼓勵進一步的掠奪和非法侵害。同時他們還認為當今的公有財產特別是國有資產是全國人民利益的象征，應該得到特殊保護，在地位上應該高于私有財產。其實這些觀點的背后有一個政治前提，那就是相信執政黨能夠自我改良，能夠主持社會公正和調整利益分配結構，希望依靠現有的政府實現社會正義。

　　贊同派的回應和闡釋。面對來自社會各界特別是左翼人士的質疑，對該法持贊同觀點的學者專家進行了積極回應，其中主要的觀點有以下幾個：1、《物權法》是平等保護公民利益的，不存在為少數權貴資本服務的問題，而且它首先就是保護當前處于弱勢的廣大群眾的利益（這些人的利益最容易受到傷害），比如它可以保護拆遷戶的正當利益；2、一些左派學者的反對實質上是為政府繼續方便地侵害群眾利益提供借口，是對個人財產權和個人自由的變相侵害，是國家主義和民粹主義的遺留物；3、調節社會財富分配兩極分化的任務應該由其他法律比如社會救濟法等來完成，而不應該指望《物權法》，因為它的宗旨就是保護個人正當財產不受任何外部的侵犯，其他的正式訴求不應當影響本法的出臺；4、即使不出臺《物權法》，過去的非法財產也已經難以追溯，現有的政權體制不能夠象左派人士想象得那樣可以主持社會正義，只能寄希望于今后的財產合理分配；5、一些左派人士給《物權法》扣上政治帽子，動輒以違反憲法為理由上書中央，是階級斗爭時代遺毒的體現，是非正常的學術交流和溝通。

　　總之，主張通過該法的人表面也都是站在最廣大群眾的利益立場上的，但顯然這些言論背后的具體思想動機肯定是不同的，有些真誠的自由主義者確實是出于對一般民眾利益的維護和對政府道德的不信任，姑且利用這樣一個法律來保護眼前的公民利益；但絕對不能排除一些人有著與表面言論截然不同的心態，他們表現出一種主持社會正義的姿態，實際上是在為權貴資本家極其代理人暗中充當助手，維護現存的財富配置格局，并為他們期望的徹底私有化做最后的準備。贊同通過該法的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對政府懷有一種天然的不信任感，急切盼望制約政府行為的法律出籠；并基本認同已經出現的利益分配格局，認為可以在現有狀況的基礎上進一步規范化財產關系。但其中的潛在分歧在于有些人是真誠地想通過法制手段來調整今后的財產關系，防止法律空隙造成更多的不當侵害；而另一些人則是通過這樣的法律為“原罪”開脫，期望以此維護現存的社會財富分配形式，并為實現他們的自由社會理想奠基。

　　爭議的深入和某種妥協。當圍繞《物權法》開展的爭論牽涉到社會改革大方向的問題時，必然又要回到對左派與右派觀點的分析上來，因為主張通過該法者基本是右派人士，反對者基本是左派人士。雙方都宣稱代表民眾的利益，并指責對方的做法是有違于公眾長遠利益的；左派批判官僚權貴資本者企圖利用該法把非法所得合法化，批判右派鼓勵掠奪和殘酷剝削，而右派批評左派做腐敗政府的幫兇，迎合官老爺的口味，維護“名義公有實際官僚所有”的公共財產。其實這些指責的背后就是一個分歧——資本和權力哪個更進步？右派認為政府是絕對不能信任的，不存在“好人政府”，與其讓官老爺們以公共代理人的名義作威作福，不如讓那些已經獲得財產的資本所有者管理這個社會；左派對資本所有者充滿了不信任，認為政府應當而且可以充當社會關系調節器，目前情況下不能承認過去政府工作不力導致的分裂現實，要依靠政府改革政策調整來糾正錯誤。

　　仔細思考一下，右派人士其實是沿著西方社會發展的邏輯看問題的，認為規范性的私有化和對個人財產的神圣性保護就是“藏富于民”，但他們指責左派做政府幫兇是完全是子虛烏有，因為左派人士對政府腐敗行為的批評絲毫不亞于右派人士；而右派在指責政府腐敗行為的同時卻無意識地赦免了非法資本家，甚至有些人為資本“原罪”辯護，認為這是政府逼出來的，是不得不為的選擇。左派一直期望通過政府改革和政策變更來改變不合理的社會現實，但這里也存在一個根本問題：如何解釋毛主席政治理想的破產？本質上說就是政府是否能夠自我更新代表民眾利益呢？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樂觀態度給對手找到了口實，很容易地就被指為腐敗政府的幫兇，因為老百姓看到的就是一個不可救藥甚至“壞透頂”的政府形象，誰維護這個政府誰就是人民的敵人！但反過來想，右派主張的自由路線也未必他們想象得那樣完美，現實已經證明：即使沒有集權政府的腐敗行為，自由主義的邏輯同樣可以導致兩極分化，同樣會導致殘酷剝削和壓迫。只是右派的斗爭策略比較高明，處處以自由、平等、法制和民主的形象自居，而絲毫不討論一旦失去當前中國的強勢政府，國家的未來會是什么樣子。

　　討論到這里還是出現了一種共識的：過去一段時期的社會財富分配是有問題的，以后需要規范公民的財產關系。左派和右派并不全是相互指責得那樣為即得利益者說話，既然權力精英和資本精英在某種程度上是結合在一起的，那么就應該存在共同的敵人，但反對敵人的道路選擇就成為雙方爭論的起源（左派依靠工農和政府正義之士的傾向和右派依靠合法資本所有者的偏好前面已有論述）。當雙方都冷靜下來思考問題的時候，相互的理解便出現了——共同的目標需要左與右兩方聯合并團結各自的力量與社會反動勢力做斗爭，具體路線的分歧不應當阻礙共同事業的推進；單一途徑在追求社會正義事業的過程中顯得過于軟弱，需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相互吸收和共同奮斗。但這個時候潛藏在兩派主要是右派中的反動勢力便著急了，因為這樣的和解不利于他們繼續埋伏在民眾當中，他們失去了很多打擊不利于自己的社會進步力量的機會；而且在面對一些爭論時也難以簡單地以左派和右派來做區分了，而是需要對很具體的問題給出自己的答案。

　　《物權法》通過之后的社會新形勢。2007年新春通過的《物權法》是經過多方商討和妥協之后達成的產物，不管還有多少人對它持保留意見，但畢竟暫時被公眾所承認。巧合的是，重慶“釘子戶”事件成為考驗《物權法》的第一試金石，結果，當時的左翼反對者反而積極主張依據該法維護“釘子戶”的正當權益，而當時的有些右翼支持者反而對“釘子戶”保持距離，甚至認同法院的判決（本質上是資本所有者與官僚的共識）。這里就出現了一個邏輯上的重大矛盾：口口聲聲說為了維護群眾利益而制定《物權法》，結果在群眾利益受到侵害的時候故意曲解“公共利益”概念，為大房地產者說話，站在了他們一直批評的“腐敗”政府一邊，這說明了什么？這里的說話者不是真正的右派人士，他不能堅持自己的信念和原則；也說明左翼人士過去的猜測是有道理的，一些“假右派”實質上是想借助該法將過去所得的非法財產合法化，同時主要保護資產所有者的利益。顯然，真正的左派與右派人士都是不能接受以上觀點的，雙方進一步找到了聯合的基礎，他們迫使那些權貴資本所有者極其代理人暴露出真面目，促進了民眾的覺醒，也更明確了斗爭的主要目標。

　　最后，我們應當明確：真正的左派與右派之間其實是存在很多共同認識和目標的，只是在看待具體的歷史事件和未來道路選擇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因為那些主張“腐敗有理、剝削正常、兩極分化不可避免、自由競爭高于一切”的“假右派”混雜到右派群體中，導致了左與右的爭論升級到水火不容的地步。當社會矛盾發展到當前的水平，反對官僚買辦資本勾結起來危害民族利益和絕大多數群眾根本利益，已經成為一項全民族的事業，左與右的爭論可以暫時減少一下，等共同的政治目標實現之后，再繼續那些不那么緊迫的爭論才是合理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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