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興衰之道——鐵、制度、文化
愚蠢小豬
2007年3月
第三章 洋躍進和政治體制改革及其失敗
第一節 維新和不安
明治維新并不是充滿詩情畫意，溫馨的光榮革命，也是充滿血與火。1867年底，最后的幕府將軍德川慶喜把政權歸還給天皇，即所謂的“大政奉還”，幕府的統治在形式上終結了。
促成薩摩和長州結盟的坂本龍馬，也想讓幕府將軍德川慶喜加入到新政府，結果被暗殺。坂本龍馬被暗殺，至今是個迷，各方都有動機和可能。前不久NHK對此放了個專題節目，節目中間由觀眾投票是誰暗殺了坂本龍馬。結果多數的人認為是薩長聯盟干的。坂本龍馬死后，薩摩、長州、佐賀（肥前）、土佐等反幕聯盟積極向首都京都增兵，想挑起內戰。1868年初，內戰爆發，史稱“戊辰戰爭”。在京都和大阪間的鳥羽、伏見，人多勢眾，但裝備遠落后于時代的幕府軍，抵擋不了新式裝備的薩長土肥組成的新政府軍，刀的時代結束了。德川慶喜只身從海路逃往江戶。“刀的時代結束了”是日本反映這時期電視劇里經常出現的臺詞。日本人經過戰爭，意識到靠人“勇武”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中國人雖然也經歷過近代戰爭，但只是底層的群氓，精英階層卻沒有。戰爭失敗，中國精英階層總結出的結論是不夠勇武或者制度不好，現在則強調積極性不夠，要進一步改革體制提高積極性，幻想用血肉之軀對抗鋼鐵。
其后雖然經歷了不流血的江戶開城，但也有慘烈的會津之戰。幕末會津藩承擔守衛京都的任務，與其爪牙“新選組”嚴酷鎮壓長州等藩的尊攘派志士。作為報復，前面介紹的與伊藤博文等人弒血為盟，留守長州炮擊西方商船的久坂玄瑞帶隊進入京都發動了禁門之變，結果失敗，久坂玄瑞自殺。現在風水轉了，長州當然不會放過會津。1868年的9、10月間，新政府軍圍攻會津的首府若松城月余，傷亡慘重。若松城陷落后，新政府軍為了報復，不給會津傷者治療任其死去，死者不給掩埋，私自掩埋者要受到處罰，任由烏鴉野狗啄食。薩摩、長州的藩兵在若松城下掠奪、強奸、虐殺無惡不作，以長州藩兵為甚。這野蠻行徑，被薩長友軍的土佐藩士兵在日記里記載了下來。從中似乎可以竊見將來日本軍隊的野蠻。
這場戰爭的影響一直到今天。1986年，長州藩城下町的萩市，“已經經過120年了”為由，想與會津若松市和解締結友好都市。會津若松市則以“才經過120年”為由拒絕。即使現在，會津若松市民所說的“戰爭”一詞，不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是指會津戰爭。
會津戰敗后，殘余的幕府軍退往北海道。此時的幕府軍完全進行了政治改革，導入了美國的政治制度。領導人公推公選，民主自由，無計名投票。但先進的政治制度依然無法對抗先進的鋼鐵武器，也無法鼓起不自由勿寧死的勇氣。1869年6月，最終民主選擇了無條件投降，歷時1年5個月的內戰結束。
就在會津還在激戰時，明治天皇和由反幕聯盟指導者、宮廷的公卿們所組成的新政府搬遷到江戶，江戶改名為東京，此后東京成為日本的首都。京都周圍的舊勢力，與天皇和公卿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遷都的目的，就是把天皇從舊勢力的包圍中分隔開來。江戶則是幕府的老巢，改革起來不會手軟。
1869年1月，內戰還在進行中，薩摩、長州、佐賀（肥前）、土佐的藩主們就聯名向天皇上奏，提出“版(土地)籍(人民)奉還”，把自己藩的土地和人民還給天皇。這很好理解，這四藩在做姿態，進行這場內戰，不是謀求本藩的私利，自己把土地和人民都獻出來了，以尋求其它藩的支持。版籍奉還雖然是自愿，但形勢比人強，不管愿意不愿意，形成了“版籍奉還”運動。同年5月，所有的藩都“自愿”提出了版籍奉還申請，其實不敢不“自愿”，長州的山縣有朋已經放出話來，如不“自愿”，他就提兵去打。內戰一結束，天皇就毫不客氣的接受了這些版籍奉還的“自愿”申請，然后反過來任命這些舊藩主為知藩事，一切照舊，換湯不換藥。但在名義上實現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統一了日本。雖然新政府當面所能直接管轄的只是所接收的幕府和敵對藩的土地。
作為對比，中國一直以來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中國近代沒有發展起來，于是這句話就罪大惡極，中央集權封建專制，沒有私人產權，人格不獨立云云。一看日本反封建，中國也跟著反，但實際的方向完全相反。
明治政府的基礎并不牢固。這場政治革命的領導者是武士，他們感受到外界西方艦隊的壓力，想與西方作戰，在嘗試了各種抗爭手段后，他們體會到只有團結一致建立中央集權才能與西方武力對抗，于是自覺的參加到維新統一日本的過程中去。這是他們唯一的共同之處。但對于統一之后的日本，該采取什么樣的政治經濟形態，他們并沒有考慮過。絕大多數武士沒有預感到這場革命最終是革自己的命。
廢除封建，建立西歐型的近代國家只是幕末留學歐美的年青武士和極少數看清世界形勢領導者的主張。留學歐美的青年武士進入明治政府中樞，并不是得到其他大多數武士信任擁護的結果，而是新政府受到西方無數外交壓力。因為外交的要求，需要多少會講一些外語的官員，于是不得不大量使用曾經留學歐美的人。少數維新推進者實際與多數武士利益相背離，逐步引發了不安。
這不安很早就顯露出來。內戰結束不久的1869年12月，長州的大村益次郎被武士暗殺。大村益次郎是在內戰中指揮新政府軍一系列戰役的軍事天才，新政府兵部省的中心人物，日本陸軍的實際創始人。有名的“靖國神社”就是他提議建立的，紀念這次內戰中朝廷方面的戰死者，開始叫“東京招魂社”，1879年改為現名。靖國神社前的銅像就是他。熟悉近代戰爭的大村，認為傳統只會耍刀的武士，即使在軍事方面也對日本無用。于是創建了以征兵制為基礎的國民軍，普通農民也可以參加軍隊。這動搖了武士的特權，招致武士的反感，于是被暗殺。
第二節 全盤西化洋躍進
這些曾經留學西方的年青武士，把握政權后，急切想把西方所見所聞的一切搬到日本。一本記載大阪府1868-1879年事業的小冊子，修史館的文書題為《工業》。大阪是日本江戶時代的經濟中心，并且是幕府直轄市，維新后被新政府直接管轄命名為“大阪府”。直到1871年，日本依然延續封建時代的藩國體制，新政府并不能直接管理藩國。因此，作為舊經濟中心的大阪，是檢討新政府工業化政策的絕好場所。
最早記述的項目是勸業場的前身，明治元年（1668）11月設置救恤場。救恤場是緊急救援貧困到明天的飯都沒有著落的人的場所。辦了1年時間。明治三年5月再開，延續到次年4月。這反映了新政府下大阪的貧困，內戰后更加經濟困難。幕府時代的大阪是日本最富裕的地區，顯示連大阪都十分貧困的另一份資料是棄兒記錄。父母無力撫養剛出生的嬰兒，往往乘深夜將嬰兒放置在他人屋檐下，盼望好心人能收養。大阪府廳的“市務課”和“郡務課”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尋訪這些收養棄嬰的好心人，給棄嬰登記戶口。全部留下了數百人的棄嬰記錄。這一大厚本的棄嬰記錄，反映了當年日本非常貧困。
為什么《工業》里記載救助窮人的救恤場，救恤場跟工業什么關系？五代友厚在西歐看到，貧院里養者窮人，不是簡單的施舍窮人，而是連囚犯都給“工作”，要他們能夠生活自立。于是五代友厚回到日本如是照搬，先設置救恤場，后改稱大貧院，再改成授產所，最后變成勸業場。《工業》里最先記述的從救恤場到勸業場，反映了與貧困搏斗的過程。
下一條記錄出現在1870年，在東橫堀川上架設鐵制的高鹿橋。花費了大阪府的稅金17549兩。記錄的第二年架設的比此鐵橋長3倍的木制天滿橋，才花費了4934兩。因為采用的是先進鐵結構，1/3的長度卻花費了3倍半的稅金，不能說是經濟的選擇。與前面貧困的記錄比照，就會發現當時的行政離日本的現實非常遠。
更加對比強烈的是1871年的記事。為了解決幕末貨幣混亂的問題，因為封建時代各藩都可以自己發行貨幣，政府緊急從香港造幣局購買設備，甚至建筑本身，移設到大阪建立造幣寮。購買和建設過程由五代友厚操辦(不知道他從中拿了多少黑錢)。由于造幣寮需要用瓦斯爐熔化金屬。于是利用瓦斯爐剩余的能力點亮造幣寮周圍設置的65座瓦斯燈，夜晚把造幣寮照亮成白晝。西洋式建筑、3座煙囪、令人目眩的燈火，成為當時一景。不知道是否是“西洋景”一詞的由來。
更加離譜的是1872年，在大阪街道上設置了1475座玻璃燈臺，照亮市街。大概相當于今天中國各地搞的“亮起來”工程。不過，當時沒有電力，只有靠石油燈，設置和維護的費用非常高。對照前面的棄嬰和救恤場，大量的貧民需要救助，而政府卻把大量的稅金投到鐵橋、瓦斯燈、亮起來等華而不實的工程上。看到此情此景，會是什么感覺？明治政府專制腐敗？沒有民主自由，權利沒有制約？不關心民眾疾苦？
這些把持政權的當年幕末留學生，當年離開日本向西進發，沿途的西歐文明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西方艦隊和商船根據地的上海，船和船的燈火交相輝映，使他們心底震撼。繼續西進到達香港，美麗的燈火如“夏天的螢火蟲”，奪去了他們的心神。雖然日本堅決不能做上海第二，但卻想在日本復制上海的繁華。再不斷西進，乘火車越過蘇伊士峽谷，此時蘇伊士運河還沒有開通。他們記載了初次乘坐火車難以名狀的感覺。穿過地中海到達西歐，看到超乎想象的巨大石造建筑群、鐵制橋梁和結構組成的西歐街道，而此前他們只知道木制的日本街道。沿途所見到的一切把他們壓倒。
感覺上，這些建設新大阪的年青官僚，是根據他們留學時的沿路體驗，順次照搬推進他們的工業化過程。《工業》里下面的記事是，1871年投資5萬余元建設巨大石造的新大阪府廳。1874年，建設神戶——大阪的鐵道。此外，在建設造幣寮活躍的五代友厚，同時還主持了大阪港近代化工程。熱衷于現代化的另一面，是五代友厚與在神戶的伊藤博文聯手阻止了外國人建設鐵道和電信的計劃。這也是與留學的記憶相關，他們觀察到，只有靠本國資本建設鐵路和電信才能避免殖民地被支配的地位。
明治初期，推進工業化的人，大隈重信是唯一的例外，都是西歐文明的實見者。他們只是憑著樸素的熱情，也可以說幼稚，把西歐給他們帶來沖擊的東西，順次移植照搬到日本。并沒有對工業化的系統化、理論化的認識，照搬的這些東西還游離了貧窮的日本當面迫切需要的現實。全盤西化洋躍進很快就在現實中碰得頭破血流。
這是大阪一地的記錄。作為新政府全面推進工業化的工部省，也是一樣游離于貧窮日本現實之外，一氣照搬西方的工業化。工部省是1870年設立，伊藤博文任初代工部卿，1885年撤消，存在僅15年時間。工部省推進的事業，多數赤字沒有效益。工部省的事業，超過一半是從幕府和雄藩繼承下來的，主要就是那些大煉鋼鐵時代所遺留的造船、造炮、造槍事業。新政府成立后立即決定上馬的鐵道、電信、燈臺等項目，工部省成立后也被繼承。工部省成立后獨自開始的事業是工學寮（工部大學校）和釜石制鐵所。
經費支出約一半是鐵道和電信，礦山次之。礦山投入的重點是能對外支付的金銀礦山。其它作為產業糧食的金屬礦山不受重視。投入煤礦也主要不是作為產業的能源，而是作為出口對外支付的手段。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工部省幾乎沒有任何投入，工部省解散后得到大發展，后成為重要出口和支付手段的卻是銅礦。這還不算，唯一作為產業材料強調的礦山業是釜石制鐵所，卻成為工部省最大的失敗。看樣子市場經濟真的法力無邊，照到哪里哪里亮，政府管到哪里哪里黑。
即便是投資相對比較成功的鐵道和電信，到工部省廢除的1885年，總共只修了東京——橫濱、神戶——大津、敦賀——大垣、高崎——橫川4個分斷的運營區間，總長只有230km。統計顯示，1870——1876年，支出的鐵道經費988萬元，占工部省同期總支出2467萬元的40%強，而當時單年度的政府收入只有約2000萬元。而僅僅修建了100km的鐵路。看樣子政府的效率就是低。
政府效率低還體現在那些日本官僚沒有一點開放的心態。1867年，幕府倒臺前為了尋求美國的支持，答應由美國修建神戶——京都間的鐵路。維新后，美國跟伊藤博文等人交涉，要求能兌現原來達成的協議，結果伊藤博文等人回答“原來交涉的政府已經不存在了”為由拒絕。英國看到有機可乘，提出由英國修建新橋——橫濱的鐵路，英國免費建好后由英國經營，或者由日本政府收購也可以。那些日本官僚沒有一點經濟頭腦，堅持要自己修，不懂技術就聘請英國的技術人員好了。那位只見過模型小火車的佐賀藩的大隈重信，為了省錢，一拍腦袋，把日本的鐵路修成窄軌的。釀成大錯，窄軌鐵道的運輸效率遠不能與標準軌相比，雖然能便宜20%。這影響持續到現在，于是新干線不得不徹底甩開原有的線路。自力修鐵路的結果，不斷的試行錯誤，費用不斷攀升。日本地形復雜，需要大量修建橋梁和開鑿隧道。外國技術者又不能照顧日本國情，修建費用猛漲。修建鐵路所需要的鐵軌、車輛等日本還不能生產，需要大量從外國進口，使外貿收支惡化。還是同時期中國比較好，不修鐵路，即使修，也積極利用外資，經濟效益好，增長快。
工部省推進這些近代事業，還聘請了大量的外國人。《工部省沿革報告》里累計記錄了775人雇傭的外國人名單，其中鐵道是253名。名單里面除了技術者外，還有船員、機械工、操作工、司機等。不光建設依靠外國人，運營維護也依靠外國人。鐵道經費里，雇傭外國人的費用竟然占了10%。于是就有人疑問了，這到底是不是日本的鐵道？如果日本人不能獨立做，那么這樣的事業就沒有推進日本產業的能力。幸好，或者說不幸，看站在什么角度說了。這樣的情況沒有持續多久，所有雇用的外國人被一掃而光。
在大煉鋼鐵時代，受封建藩國的財政限制，很多事業進行不了半途而廢。現在日本統一了，財力雄厚了，終于可以甩開膀子大干一場了。那些維新官僚，不顧日本的國情，盲目洋躍進全盤西化。并且凡事都想自己動手，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時代，不講比較優勢，全球高效率配置資源。推進的大量事業沒有經濟效益，赤字嚴重，一步步把日本經濟，連同明治政府及武士階層拖入深淵。同時，那些維新官僚的私德也不好，明治中后期把持政府的是長州人，后被人稱為“腐敗的長州官僚”。核心人物是伊藤博文和山縣有朋，此二人輪流做首相，一個好色，一個愛財，被傳為美談。甲午戰爭就是此二人干的，其時伊藤博文是首相，山縣有朋是前線總指揮。
第三節 洋躍進和政治改革
內戰結束，版籍奉還，只是在形式上統一了日本。新政府只能直接控制1/4強的土地和稅收。為了使日本團結成“一個國家”，還要大力推進“富國”的大量事業，都需要大量的支出。現實中這些“富國”事業還大量賠錢，實際是貧國項目。此外，由于內戰，政府和各地方大名都借了很多錢，非常疲憊不堪。新政府是在財政狀況非常糟糕的情況下出發的。
為了緩解財政困難，新政府首先想到的是增發紙幣，結果導致急劇的通貨膨脹和紙幣信用低下。政府不得不轉向從直屬的1/4領地增收地租，招致農民的反亂。那些直接擔當的知事招到了猛烈批判，日本人奴性很重，不敢直接批判始作蛹的天皇。當然，也不是天皇，而是那些躲在天皇背后挾天子令諸侯，所謂維新的家伙。
增稅不成又生一策，強制推行“廢藩置縣”，舊藩主名下殘留的全國3/4的土地，干脆成為政府的直轄地。現在真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這改革沒有招到很大的抵抗，給舊藩主們以優厚的補償，并把他們作為帝國的貴族——“華族”。本來那些藩國財政一直困難，把藩主們搞得焦頭爛額，現在正好圖清靜省事，還有一大筆補償，何樂不為？！
財政困難的中央政府通過“廢藩置縣”，終于可以從全國征稅了，可以緩解財政困難了。結果卻是撿到了一個燙手的山芋，反而招致了更大的財政困難。武士們的俸祿也就是工資本來由舊藩主支付，這下全轉到由中央政府支付了。支付武士的工資竟然占到政府收入的80%。
本來想解脫困境，反而導致更大的困境。這似乎成了日本人的行事邏輯。在后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了解脫深陷中國的困境，發動了太平洋戰爭，這都是后話了。
為了解決武士俸祿問題。發行秩祿公債，有點類似于俄羅斯的私有化證券。不同的是，俄羅斯是人人都有相等的一份，日本只限于武士，還根據原來俸祿高低額面不同。俄羅斯的私有化證券大致相當于股票，是否有股息看自己的運氣了。日本的是債券，政府支付固定的利息。靠這利息，就可以養活武士一家了，于是武士階級全體轉變成食利階級。政府宣稱“到1876年，共花費2億元，成功變為公債生活者”，武士與政府的關系一刀兩斷了。
但實際情況呢，所謂的公債發行是指望未來的經濟發展，現實卻是洋躍進浪費貪污嚴重導致經濟發展緩慢，結果導致通貨膨脹。利息收入并不能養活武士一家。當然，債券可以用來投資入股或者轉讓，這與俄羅斯一樣。不過，武士除了擅長舞刀外，即不會經商也不會管理也不會種地，這些進入市場的債券如泥牛入海，很快被騙干凈。這下不光利息沒了，本錢也沒有了。但還要生活啊，于是當時的報紙時有這樣的報道，某某家老(地位很高的武士)拉黃包車了，某某家老的妻女賣淫了，當然還有自殺的。大量的武士只有上山下鄉，到北海道拓荒，或者在鄉村做義務教育的教員。武士們以前有錢有閑能讀書，文化水平比較高。還可以向小孩子傳授劍道，雖然打仗已經沒有什么用了，但可以強身健體。
經濟的窘迫，帶刀及參軍的特權的喪失，武士非常不滿。新日本是武士創造的，但卻與武士無關。各地不斷出現武士的反亂，佐賀之亂、神風連之亂、秋月之亂、萩之亂等等。武士的戰刀雖然對付不了現代的鋼鐵武器，但砍殺一些政府要員還綽綽有余。1877年，明治10年，武士的反抗到達的極點。明治三杰之一的西鄉隆盛，這位10年前戊辰戰爭中倒幕軍的統帥，維新功高第一的人，率領薩摩武士造反，發動了西南戰爭。發起創造新日本的是薩摩，反對新日本的還是薩摩。美日合拍的，湯姆克魯斯主演的《最后的武士》，就是以西鄉隆盛和西南戰爭為原型。電影中的武士使用冷兵器，現實中的西鄉隆盛可是用現代化的武器造反。政府方面的代表是大久保利通，也是明治三杰之一，薩摩人，西鄉隆盛的同鄉，西鄉隆盛的摯友。但為了不同的理想，不同的日本拔刀相向。戰爭的結果，武士造反失敗，西鄉隆盛自殺。此后，武士們有組織的抵抗結束了，零星的抵抗沒有停止。戰爭次年的5月，大久保利通被武士暗殺，據說死時還懷揣著西鄉隆盛寫給他的一封信。
“士”創造了新日本，新日本卻革了“士”的命，革命反噬了革命者。至此，日本完成了政治體制改革，掃蕩了封建，名實成為中央集權的近代國家。讀史到此，面對此情此景，中國人可能會發出“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感慨。歷史往往驚人相似，幾乎一樣的故事在后來的中國重演，只是結果不同。
第四節 洋躍進的失敗
隨著內政危機的深化，財政危機不斷惡化。不得不影響到洋躍進，于是嘗試修改躍進的方向。由于日本陸地山地多，鐵道建設困難，成本高，而周圍是海。1875年，大藏卿大隈重信提出重視海運，給三菱商會提供補助金，由三菱的商船承擔沿海的干線運輸。計劃中的鐵道，除了大阪——京都以外，其它新線連測量工事也都中止凍結。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鐵道民營化，1875年6月，九條道孝等27名華族組成的華族組合提出購買東京——橫濱的鐵路。8月，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與華族組合達成協議，對帝國的貴族，同時是自己的老領導們好商量。便宜處理了，300萬元，分7年支付。結果招到被稱為日本鐵道之父的井上勝等人的強烈反對，計劃最終終止。
政府首腦大久保利通認為以工部省為中心，大量雇傭外國人，推進的一系列洋躍進事業，無視日本的風土習俗，超越民間的性情智識，全盤西化的直輸入方式，是非常不經濟的事，是在貧乏的國家進行浪費。需要修改工業化的路線，提出“人民的工業”的方針。在財政危機深化的1876年12月，大久保利通提出內務省和工部省合并的行政改革方案，準備大幅度縮減官吏，解雇所雇用的外國人。大久保利通直接掌管的內務省也搞了不少洋躍進。大久保利通認識到需要尋找“日本國適度”的殖產興業道路。
由于財政危機導致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又導致了更嚴重的財政危機。西南戰爭需要大量的軍費。沒錢的政府只好再次大量發行紙幣，導致通貨膨脹惡化。政府最大的財政收入是當初農地改革時固定的地稅，通貨膨脹使實際地稅減少。雖然導致農民的沉重負擔逐年減少，但另一面卻是政府實際稅收減少，導致了進一步財政惡化。此外，國際收支急速惡化。幕府時代年年還有貿易順差，維新以來推行的洋躍進使貿易赤字急速上升。國際銀價的下落，使貿易赤字雪上加霜。
新政府依靠近代化國民軍的力量渡過了最大的政治危機，終于經過10年的動蕩穩固下來。1878年5月，大久保利通被暗殺，新政府的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體制垮了大半邊。領導的死使政府喪失向心力，將如何克服迫在眉睫的政府破產的危機。
1880年，大久保利通死后主導政府的大隈重信，提出新的經濟政策。陸海軍的工廠、造幣寮（看樣子貨幣的主導權不能丟），金銀銅鐵的精煉所和鐵道電信，繼續作為政府的事業經營。其它內務省和工部省所創辦的14個模范工廠全部賣掉，民營化。以此避免政府破產。看來市場經濟的理論放之四海皆準，政府就是搞不好，民間才有活力。但是，后來日本經濟復蘇時，經濟復蘇的主要力量卻來自傳統的手工業行業，這些民營化的工廠毫無關系，它們依舊沒有效益沒有活力。
政府的財政危機在繼續，1881年大隈重信倒臺。經過短時期的佐野常民，1882年松方正義出任大藏卿，也就是所說的松方財政的開始。實行徹底的財政緊縮、貿易收支改善，紙幣回收。雖然終止了通貨膨脹，但使日本陷入嚴重的經濟緊縮中，人民苦不堪言。松方苛刻的緊縮政策，是挽救日本經濟危機的善政，還是人民涂炭的惡政，現在都沒有共識。明白的是，很多工部省的事業可能就差最后一口氣被終止了，洋躍進終于失敗。經濟緊縮到1886年跌入谷底后出現了奇跡般的持續經濟成長，這變化就象一個垂死的病人突然健步如飛。但是，這奇跡般的恢復，95%是由傳統的手工業提供的，而洋躍進所產生的近代工業卻貢獻甚少。
讀史到此，似乎覺得同時代中國的經濟政策更加英明。修鐵路造輪船遭到了嚴厲的反對，其中不乏游歷過西方的人。造輪船“殊為無益”，說制夷，早已議和；說捕盜，已有水師；說運糧，已有沙船。不必糜費。修鐵路是“括天下貧民之利而歸之官”，將使沿線商民喪失生計會引起暴亂。
這些言論，說明同時代的中國人遠見卓識，竟然能夠預見到日本洋躍進的下場。凡事交給市場配置，自己不需要做任何事，深得市場經濟的精髓。西方近代工業雖然厲害，但在市場的高效率配置下，傳統產業是可以和西方近代工業互補的，而不是相互競爭的關系。這樣能極大促進經濟發展，近來的研究，都體現了這一點。當時的中國人肯定也看到了隨著西方的進入，經濟持續增長繁榮。日本走了一通彎路，最后還要回到傳統產業發展經濟上。可能會有人感慨，當初不走彎路，日本經濟會發展的如何如何。
下面的章節，將具體介紹制鐵、手工紡織、造船在日本的發展和挫折，及與同時期中國的對比。其中制鐵和造船是與甲午戰爭直結的產業，從中可以竊見中國為什么會戰敗的原因。通過手工紡織業的對比，就可以知道由市場高效率配置資源的中國傳統手工業為什么會高速增長后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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