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已醒悟 復辟難實現

方宏康

殘酷的事實教訓了我們！

新中國建立以后，反動勢力日夜夢想奪回失去的“天堂”；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一直未死。近二十幾年來，蟄伏在各個領域里的一小撮叛徒、內奸和幾個在國外洗過腦的人，內應反動勢力的要求，外應帝國主義的愿望，趁我們改革開放之機，粉墨登場。或利用竊得的權勢，或披著“專家”、“學者”外衣，扛著紅旗反紅旗，打著左燈向右轉，使勁販賣新自由主義毒藥，大肆鼓吹各種歪理邪說，竭力誤導改革，對社會主義事業一鍬鍬挖，向勞動人民一斧斧砍，悄悄地實行漸進式和平演變。這兩年，當人們對違背“四項基本原則”的種種倒行逆施狀況進行反思并逐漸醒悟時，這伙張狂一時的人眼看漸陷重圍，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將“功虧一簣”。于是，就自持所謂“已取得重大成果”，欲同黨和人民公然決斗，叫囂：“現在已到了改革決定中國命運這樣的關鍵時期！”他們的外國老頭子也通過美國的《華爾街日報》用力鼓動：“在改革道路上已跋涉27年的中國儼然已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何去何從亟待抉擇。”這，不是危言聳聽，有確鑿事實。

2006年3月4日，高尚全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的顯赫身份，召集各路人馬，在北京杏林山莊舉行了一個會議（網上通稱為“西山會議”）。他在會上鄭重聲言：“這是內部會議，內部會議。”（據網上泄露的會議速記稿，以下引用的與會者言論均同。）參加會議的人分別來自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世界銀行和清華、北大等學府，以及雜七雜八研究所等，它們互不相屬；這些人的社會身份也不相同，有為官的、教書的、搞研究的，還有專替洋人跑腿的，等等。這樣一群來自四面八方的五顏六色人物何以都被高尚全稱之為不同于一般人的“內部”人了呢？足見他們不僅志同道合，而且似已組成一個堪稱“內部”的獨立團體，只是尚未為世人所知而已。“西山會議”不但是“內部”人聚會，而且對外封鎖消息，極為隱秘。高尚全反復意含雙關地說：“我們不希望外面的記者炒來炒去。”意在告訴與會者：此處無外人，盡可吐真言；并警告：會議情況不得外泄。參加會議的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張維迎曾戰兢兢地說：“我發現今天的講話容易出問題，……好在我們是在一個安全的地方，沒有記者。”

五顏六色的“內部”人從四面八方專程趕來秘密聚會，當然絕非尋常之舉。召集人暨主持人高尚全首先開宗明義：“此次會議的宗旨，是要結合一年多來社會方方面面對改革的討論與反思，進一步堅定改革的方向。••••••我們召開這樣的會議，應當發出什么樣的聲音，怎樣表述？為了解決問題，能夠下更大的決心推進改革，我們向中央提出什么建設性意見？圍繞這兩點，大家發表意見。••••••內部形成共識，有了正確的聲音，給中央提出一些建議，達到目的。”

遵照會議宗旨，眾人暢所欲言，先對當時形勢作了全面分析和判斷。一方面得意地認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已被他們摧垮。北京天測經濟研究所理事長張曙光說：“到今天，改革已取得了重大成果，很多經濟改革已走得很遠，可以說到頭了。我認為，經濟改革實際上已經結束。”上海福卡經濟預測研究所所長王德培認為：在中國，私企和外企已三分天下有其二。特別使他們亢奮的是，認為共產黨已入他們預設的圈套。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興奮地說：“現在在中國，原來人們眼中兩個最不能結婚的人結婚了。”張曙光緊接著解釋說：“共產黨和市場結婚結合在一起，這里有一個前提，不是市場的轉向，而是共產黨的轉向。”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進一步以嘲弄的口吻說：“我說不能叫結婚，叫通奸，因為違背了原來的宗旨。”另一方面，也驚恐地看到：他們倒行逆施地誤導改革已激起了全國上下普遍反思和質疑。廣大民眾對貧富兩極分化，切身利益嚴重受侵的現實強烈不滿，抗爭性群體事件頻頻發生；大批有良心、有灼見的知識分子紛紛憤然而起，掀起了“郎旋風”、“劉旋風”為標志的反思浪潮，對他們販賣的新自由主義展開了猛烈的抨擊，并逐漸揭穿了他們的險惡用心；中央高層領導否定了醫療市場化、教育產業化，并連續提出了“以人為本”、“用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共建共享”、“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一系列新的社會主義治國理念。他們面對這樣局勢，著實有幾分擔心、幾分恐懼。高尚全說：“對改革形式的判斷，第一種判斷，總體是好的。另一種判斷，認為形式糟得很，認為改革違背了社會主義原則，違反了《憲法》，認為國務院36條是違憲了；認為九十年代以后選擇了一個破壞社會條件的道路；認為市場化侵犯了弱勢群體的利益；認為改革以所謂的新自由主義來指導，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內應，改革實現了和平演變。……改革的合法性受到了爭議，現在正是改革的關鍵時期。能不能說現在到了改革決定中國命運這樣的關鍵時期！”張曙光說：“這場爭論，其實來源、根子在高層，是高層挑起來的利益爭論。如果沒有高層的某種支持、某種縱容的話，高層的趨向不是這樣的話，也不會這樣。”

他們根據以上形式判斷，決心把他們的“改革”從經濟基礎移師上層建筑，從悄悄漸變轉為公開突破。

第一步，擺脫困境，掌握主動。

（1）要轉移視線。轉為世界銀行跑腿的張春霖說：“現在醫療改革不成功或者還沒有成功，或者還沒有解決問題……如果說是市場化過度造成的，就是改革錯了，過度市場化了；完了以后就是新自由主義主導了改革等等，是一個很重要的根據了……現在都說教育市場化，有人是故意的。如果說成市場化，下一步說鄧小平的整個改革失敗了，教育失敗了，衛生失敗了，整個市場化失敗了。真實的含義在這個地方，所以這兩個詞還是要斟酌。……我贊成秦輝（清華大學教授）的觀點，是政府責任造成的觀點，不是市場化過度了。”

（2）要暫平民憤。王曉魯說：“在財政支出方面增加公共產品支出力度，來緩解城鄉差距、收入差距，解決弱勢群體的基本問題。如果把這些問題解決了，改革就比較順利了。”

（3）要壓制反思。張維迎說：“整個改革不能向后看。”高尚全說：“建議中央高層領導胡總書記出來講話。講什么？不要多講，主要號召全黨、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堅定不移搞改革，一心一意謀發展，不要爭論，不要搞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三個不要’”。

（4）要控制輿論。孫立平說：“積極推動改革者應當把對改革的反思抓到手，應當拿到主動權，而不是把對改革的反思權推給意識形態上很少的一部分人，和意識形態層面上來附和改革的人。我覺得這是第一個大的問題。”

與此同時，要突破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約束。張維迎說：“意識形態的約束，對中國的改革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首先，改革領導人沒有辦法提出一個顯性的、明確的改革目標。許多方面‘名不正，言不順’，往往不得不‘打左燈向右轉’，或摸著黑向前推進。……應該說，整個改革過程中，改革領導人一直試圖通過‘理論創新’，突破傳統意識形態對改革的約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三個代表’理論等，就是這方面的典范。現在看來，為了進一步突破意識形態對改革的束縛，我們必須有更大膽的理論創新。”張曙光說：“現在改革已經走到新的階段，對改革要重新定義，包括在改革、發展、穩定的框架下制定的所有的改革的戰略、方針、路線要做重新定義。”

第二步，攻破核心，實行突變。

高尚全們以前搞悄悄的漸變，現在欲公開的突變，其一貫的既定目標是什么呢？披著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外衣的賀衛方坦言：“我們都有目標，這個目標就是實際上現在說不得，將來一定要走這條路，比如說多黨制度••••••比如說臺灣現在的模式。”為達到這個目標，他們現在要鋌而走險了：

他們否定共產黨的領導。賀衛方狂妄地叫嚷：“共產黨沒有注冊登記，它行使的權利是什么權利？是法外的權利。這是嚴重違法！胡錦濤同志說：‘我們要嚴格糾正、全國人大和各級人大都要嚴格糾正各種違憲行動。’但是他本身就是一個法律以外的機構，怎么糾正違憲呢？無從談起。”并說：“黨和議會之間的關系、黨和司法之間的關系、黨和政府之間的關系，這個問題到了必須要解決的時候了！”

他們要奪取軍隊。賀衛方說：“我的幾篇演講稿在網上傳得比較多，我明確地說：希望共產黨分成兩派，希望軍隊國家化，希望解決大是大非的問題。”

他們要顛覆無產階級政權。張曙光說：“目前社會治理的方式還是沿用以前的方式，••••••現在治國者應該改變傳統的社會治理方式。”

他們要改變社會主義的社會性質。王德培說：“‘社會’前面要加一個新的前綴。”意思就是：要去掉“社會”前面的“社會主義”空性詞，另換一個新的空性詞。

以上，就是高尚全們在“西山會議”密室里吐露的肺腑之言。而且，對于以上言論，會上并無異議，充分顯示：此乃與會者的共識。

高尚全們妄圖推翻共產黨領導、顛覆無產階級政權、復辟資本主義，并使中國大陸走臺灣道路重新成為美帝國主義附庸，其目的多么明確，策劃何等周全！幸有正義之士，雖不敢在“西山會議”上當面頂撞，卻于會后在網上公開了會議的速記稿，終使這個“內部”人的秘密會議情況充分曝光，讓世人得識高尚全們的佛面蛇心。當然，人們也明白：光憑“西山會議”上幾個人，諒他們沒有這個膽量，更沒有這個能量；在“西山會議”場外另有勢力。

“西山會議”的嚴酷事實，使人們猛然省悟：這二十幾年來，高尚全們在“改革”掩護下的一系列所說所為，原來都是朝著一個既定的共同目標分路循序推進！他們擁護我們，原來不是親熱，而是要折斷我們肋骨！

他們只強調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不談生產關系可以推動生產力；他們故意回避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特殊狀況，如美國建國以來從未經歷封建社會，甚至未經歷完整的奴隸社會，生搬馬克思關于人類社會發展序列大體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五個階段的一般描述。以此為據，說中國尚未經歷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還很落后，必須補課，不能逾越社會發展規律。原來，其真意在于用“生產力決定論”和“人類社會階段論”否定我們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性，為復辟資本主義尋求理論支撐。

他們販賣西方新自由主義，把“市場”功能吹得天花亂墜，把“計劃”功能貶得一無是處；把鄧小平的“市場手段”這個概念逐漸演化成“市場經濟”、“市場化”、讓自由競爭、弱肉強食、只求資本利潤、不顧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市場機制占據經濟運行的主導地位。原來，其真意就在誘導共產黨同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結婚”、“通奸”，使共產黨“轉向”、“違背原來的宗旨”，允許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人剝削人普遍化，容忍貧富兩極分化加快、加劇。

他們只含糊地口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卻不確切地闡說“中國特色”和“初級階段”的內在涵義和外部特征。原來，其真意是要“混水摸魚”，趁機以售其奸，把資本主義貨色充當“中國特色”、“初級階段”應有之義。

他們鼓噪“國企獨占資源優勢，違背公平競爭原則”。“公有經濟產權不明晰，經營者缺乏主動性”、“公有經濟收入分配平均主義，勞動者缺乏積極性”等等，力促國營企業“抓大放小”到“大股小賣”、“國退民進”，力促集體經濟（包括勞動者合作企業和人民公社時期興辦的社、隊企業）統統轉為個人所有。原來，他們是在搞經濟領域里的“城頭換幟”，擴大新生資產階級隊伍，全面摧毀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

他們先裝成幫助國企的模樣，拿出“減員增效”“妙方”，鼓勵讓工人隊伍中的弱者和“刁民”下崗失業；繼之又以“讓工人有自主擇業權”為幌子，強力推行所有在職員工一律改為合同制。原來，其真實意圖在于：先試探上下左右對于工人“主人翁”地位、身份的認知和態度；然后全面、徹底剝奪工人主人翁的身份、地位，使之重新淪為出賣勞動的被雇傭者，從而動搖共產黨的階級基礎，虛化人民共和國的領導力量。

他們胡謅“腐敗是經濟轉型期的潤滑劑”、“腐敗是次優的選擇”等等。原來，其真實目的是讓少數黨政干部蛻化變質，為資產階級牽線搭橋、保駕護航，甚至與不法商人結成同盟，內外勾結，巧取豪奪，吞噬銀行資金、侵蝕公共基金、瓜分國有資產、強占農田、強拆民房、亂挖礦藏，制假賣假等等無所不為，使其漸行漸遠，積重難返，并縱橫聯網，成窩成串，終成隱藏在黨、政機關內的死心塌地走資派，以便日后內外呼應。

他們把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前，帝國主義對我實行政治孤立、軍事包圍、經濟封鎖，說成共產黨“閉關鎖國”；把我們在“一窮二白”基礎上取得社會主義建設輝煌成就，說成“人民缺衣少食”、“國民經濟瀕臨崩潰”；回避當年城鄉差距遠小于今的事實，把工人、農民各敬其業、互相支援、共同艱苦奮斗的局面，說成“人為制造城鄉二元結構，城市侵害農村，工業剝削農業”；把歷次政治運動（包括“四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說成是“挑動一部分人整另一部分人”；把農業、手工業、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全面推翻。••••••原來，其真正用意就是要把共產黨執政后的全部工作描涂得一無是處，毀壞共產黨光輝形象。并隱誘人們“既有今日，何必當初”的思索，進而質疑共產黨執政、建國、以至革命的正義性。

高尚全們用心之險惡，手段之狡猾，確是無以復加。然而其復辟的夢想必不能實現。撼泰山易，撼中國共產黨難；改江河流向易，改中國人民意向難！人們可能受蒙騙于一時，絕不會被長久地愚弄。人民醒悟之時，就是高尚全們失敗之日。蔣家王朝尚且覆滅，何況此等鼠竊狗盜之輩。

中國的命運早已決定：中國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天下。高尚全們根本無權亦無力再“決定”。中國的道路早已選定：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帝國主義根本不必奢望我們再“抉擇”。倘若有人膽敢強行霸道，迎接他們的將是一場腥風血雨！數億工農勞動大眾和廣大干部、軍人、知識分子，尤其是其中的真正共產黨員，決不會允許由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畢生心血和幾千萬革命烈士寶貴生命鑄就的社會主義新中國，重新淪為任由少數人魚肉百姓的“天堂”，重新淪為任由帝國主義列強肆意踐踏的殖民地！

方宏康

2007•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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