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個代表”的文化邏輯 |
| “后現代知識分子”與十六大報告 |
| 作者：肖伊緋 文章來源：作者惠寄 瀏覽：184 次 |
| 世紀將盡，而歷史的發展卻似倒行逆施，近幾年來，我們目睹一個世代的千秋大業逐步向歷史的盡頭邁進。歲月將近，歷史卻未見前景。我們固然缺乏一種大禍臨頭的末日情懷，也未曾寄望神跡，產生任何對新生紀元的無端憧憬。面向未來，我們無法產生任何未來感，卻沉迷于議論有關這個思想的完結和那個主義的消逝（在此前路未明之際，壽終正寢的包括了“意識形態”、“文學藝術”、“社會階級”，陷入了危機的更有“列寧主義”、社會民主及福利國家等）。凡斯種種，總合起來，或許就構成了那日漸讓人津津有樂道的“后現代主義”了。 這是美國人弗里德里克·詹明信聲名遠揚的《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的開場白。在這不乏深刻洞見的描述中，機智的反諷與一絲無力的哀婉溢于筆端。這位大洋彼岸的學者，這位對中國文化有著相當了解的知識分子，卻無法從置身其中的文化邏輯中樂觀起來，這種莫名的憂傷似乎是西方知識界某種宿命似的東西。美國杜克大學比較文學教授、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就是這位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先生，應該是這種宿命似的文化邏輯的代表。 今天，在我們的周圍，存在著一種由不斷增長的物、服務和物質財富所構成的驚人的消費和豐盛現象。它構成了人類自然環境中的一種根本變化。恰當地說，富裕的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受到人的包圍，而是受到物的包圍。根據不斷上升的統計曲線顯示，從復雜的家庭組織和數十個技術奴隸，一直到“城市動產”，從通訊的整個物質機器和職業活動，一直到廣告中慶祝物的常見場面，從大眾傳媒和未成年人崇尚隱隱約約具有強制性的小玩意中所獲得的數百萬個日常信息，一直到圍困我們睡夢的夜間之物所提供的心理劇，他們的日常交易不再是同類人的交易，而是接受、控制財富與信息。毫無疑問，“環境”、“氛圍”的概念之所以變得如此時髦，只是因為我們在其他人周圍，在他們出現的時侯，在他們的談話中，實際上生活得還不夠；只是因為那些從屬的、引起幻覺的物帶著無聲的目光老生常談，總是向我們重復著我們自己的驚人力量、潛在的富有和相互之間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況。正如狼孩因為跟狼生活在一起而變成了狼一樣，我們自己也漸漸變成了官能性的人了。我們生活在物的時代：我是說，我們根據它們的節奏和不斷替代的現實而生活著。在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夠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來的是物，是經久不息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產生、完善與消亡的卻是我們自己。 這是法國人讓·波德里亞被稱為“當代社會學的一大貢獻”的著作《消費社會》的第一個段落。他開宗明義地講述了“后現代”的基本特征，當然也是其文化邏輯的基礎：消費和豐盛現象。他似乎比美國人詹明信更進一步，沒有太多憂傷的詩意，沒有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的體系失落感，而是更多地用法國人特有的細膩與敏感，白描著這個紛亂雜陳的“后現代”。他捕捉著這個“豐盛時代”的一舉一動，從超市的貨柜到汽車的款式，從家裝馬賽克的品牌到雇員的抱怨；從計算機病毒到脫衣舞娘，從電子臺球到美容秘方……對瑣屑細節的堆列終究是為試圖建構某種邏輯。而這樣的邏輯，給波德里亞帶來的共鳴不過是1965年《合作者日報》的論調：“消費者在現代社會中代表著什么？什么都不代表。他能成為什么？一切，或者幾乎是一切。因為他孤獨地處在上百萬孤獨者身邊，他受到一切利益的擺布”。在這個人人都是消費者的時代，波德里亞不自覺地擔當了消費者的代表，但作為一個豐盛時代的知識分子，代表著一個什么都不能代表的群體意味著什么？無論怎樣，波德里亞還是堅持著給出了他眼中的“后現代社會”的西方肖像：“正如中世紀通過上帝和魔鬼來建立平衡一樣，我們的社會是通過消費及對其揭示來建立平衡的”。 知識分子是文化邏輯的立法者還是闡釋者？無論是詹明信還是波德里亞似乎都在代表著某種判斷，但英國人齊格蒙·鮑曼似乎有著另一條思索路徑，這一路徑昭示著西方知識分子精英文化的現實困境，而這一困境正是通向另一文化邏輯的起點。看看他在《立法者與闡釋者》中怎么說的： “至少從17世紀開始，尤其是到了20世紀，西歐及深受西歐影響的其他各洲的文化精英們，把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看作為世界歷史的一場根本的轉折。由于堅信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要比所有其他的（無論是當代的，還是過去的）生活方式來得優越，因此，實際上，他們把自己的生活方式當作了闡釋歷史之終極目的的基準。文化精英的這種特有的自信，與其說是來源于對進步的信仰，不如說是在對自己的優越性從未遭受挫敗的經驗中，塑造了這種進步的觀念?！? 正是基于以上這些觀點，鮑曼認為西方知識分子的自我優越感是以現代性的確定性為基礎的。但是后現代的歷史區間中，這樣的自我優越感正被無情的不確定性所替代。許多跡象顯示（正如波德里亞式的不知疲倦地羅列和描述一樣），用“立法者”意象描繪的知識分子的傳統職能（無論是踐履的，還是僅僅心向往之的），正逐漸被另一種職能取代，“闡釋者”正向新時代的知識分子們款款走來。但是，鮑曼還是以一種后現代知識分子的特有情緒，一種相對主義的糾纏下的憂慮，留下了沒有答案的疑云： 我們的時代是否處于另一個完全不同的狀況中，或是否與前一個時代有所區別？當代的確定性危機是暫時性的疏忽大意的結果嗎？它是不是一個典型的過渡時期，與在它之后和在它之前的時期的社會組織形式是連續的，或者，這個時代乃是我們第一次所見之未來事物之外形？ 這些寫在“立法者的沒落”這一章節的疑問，誰來解答？歷史自已書寫答案。公元二OO二年十一月八日無疑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這一時刻應該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文明新綱領的誕生日，更應該是一個嶄新文化邏輯的論證起點；這一時刻不僅僅是詹明信、波德里亞、鮑曼的現場答辯會，更應該是后現代知識分子的重要節日。這一時刻是以一個重要事件的方式進入文化邏輯的歷史時空的，這便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江澤民同志在十六大報告中指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必須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堅持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叭齻€代表”重要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什么是“三個代表”？“三個代表”就是始終代表社會先進生產力、始終代表先進文化的方向、始終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笆冀K代表”是一種一以貫之的確定性，而“先進”則是一種一往無前的變化著的不確定性。在歷史的維度中，如何以一種確定性去探索不確定性？十六大報告給出了所有后現代知識分子都不能給出的方法論論綱，這一論綱給出了社會主義文化邏輯中如何正確處理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關系之問題，是與時俱進的、發展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之新篇章。這一論綱的核心是“四個必須”： 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必須使全黨始終保持與時俱進的精神狀態，不斷開拓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發展的新境界。 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必須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不斷開創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必須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不斷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增添力量。 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必須以改革的精神推進黨的建設，不斷為黨的肌體注入新活力。 “三個代表”和“四個必須”一脈相承，從本體論和方法論的高度構畫出了新世紀中國文化發展的必然邏輯。以詹明信、波德里亞和鮑曼為代表的西方后現代知識分子開出的文化邏輯診斷藥方則更象是一個病理報告，詳盡完備、入木三分，但卻難以對癥下藥。除了失望、疑惑、反諷之外，后現代的文化似乎空無一物，或者誠如波德里亞所說的一個雜貨店。后現代作為一個西方知識界劃分文化時空的術語在文化圈里一直耳熟能詳，也一直語焉不詳?？吹搅恕叭齻€代表”與“四個必須”，我一直在想后現代知識分子的身份真的能夠拒絕這種清晰的文化實踐，這種讓人振奮的文化邏輯嗎？ 如果說詹明信、波德里亞、鮑曼是西方后現代文化某種意義上的“三個代表”的話，這種文化邏輯卻缺乏“四個必須”式的方法論論綱，因為西方知識分子自己也承認，后現代沒有意義建構，只有邏輯的碎片。那么我想當“無家可歸成為一種世界命運”（海德格爾語）時，中國的“后現代知識分子”卻是幸運的，因為“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正是我們必須為之建設的文化歸宿，正是我們建設家園的堅實的精神歸宿。“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重要的改造世界?！逼鋵嵨覀兗瓤梢越忉屖澜?，也可以改造世界，但關鍵是要有正確的、與時俱進的方法論，而絕非什么碎片式的“后現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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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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