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黨人并不是在經濟理論與方案上毫無準備的情況下上臺的,他們經濟觀念的最終形成,對經濟新思想和新建議的集合,出自于1929年至1933年經濟大危機年代德意志經濟理論界的熱烈討論。在這場討論中,出現了一場由主張“國家干預主義”的德意志“經濟改革派”對正統主義經濟與貨幣理論的反叛。正是借助了德意志“經濟改革派”的幫助,納粹黨人才為他們意識形態上的理想目標找到了一種能付諸實踐的經濟綱領。也正是在納粹政權的手中,“改革派”的經濟理論和實際建議,才變成了服務于“政治優先權”的指令性經濟措施和金融技術工具。

    自1919年《凡爾賽條約》簽訂以來,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經濟大危機無疑是對德意志社會影響最為深刻、最為持久的重大事件。它重要的結果就是,納粹黨“元首”阿道夫·希特勒(AdolfHitler)于1933年1月30日被以庫爾特·馮·興登堡(PaulvonHindenburg)總統為首的統治集團扶上了德國總理寶座,從而將德國歷史由民主共和制的魏瑪共和國時代(1918—1933)帶進了極權獨裁制的法西斯第三帝國時代(1933—1945)。

　　關于“希特勒為什么能上臺”的問題,各國史學界的研究已提供了多方面的答案。筆者認為更值得人們注意的是:希特勒的納粹黨是在失業率高達30%的經濟危機局勢下,在1932年7月國會大選中成為德國第一大政黨的。議會競選上的成就,無疑是這個極右政黨能給興登堡統治集團造成持續性政治壓力、最后奪取權力的一個廣泛而根本性的前提。在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個極右政黨若僅靠民族主義的煽動性宣傳和權謀政治上的技巧性手段,而拿不出一種比其他政黨更有說服力的經濟與就業綱領,就不會有那么多人去投它的票,也不可能一直保持它最高的社會支持率。這是因為,處于危機局勢中的民眾,除了受民族主義情緒等因素的影響外,本身又是最講求實際的。那么,納粹黨是如何形成它的經濟觀念的?又是如何制定出這樣一種經濟與就業綱領的?為什么其他政黨未能制定出這種綱領?這種綱領制定的背后有什么樣的理論背景?這種理論背景又與凱恩斯主義有著什么樣的聯系?這些就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一 納粹黨經濟觀念的形成
　　
　　根據阿道夫·希特勒上臺前發表的言論來給納粹黨的經濟觀念下定義,顯然十分困難,因為這些言論幾乎沒有涉及具體的經濟問題。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一直將經濟看做“第二位的東西”,“是無條件地隸屬于政治優先權的,是政治的仆人!”*因此,經濟政策方面的問題是留給下級黨的主管部門的。

　　當然,希特勒也有他自己的經濟觀,例如,“生存空間方案”就反映了他強烈的反現代主義經濟觀。對此,希特勒曾在1928年的《秘密之書》中做過這樣的概括:“德國應放棄所有在世界工業和貿易政策上的嘗試,通過獨立于世界市場之外的自給自足,擺脫那種不受控制的、有害的工業化。它應集中力量,奪取足夠大的生存空間,為它的人民在下一個世紀規定生活方式。”顯然,造就這樣一種“具有防范危機能力的”未來經濟“新秩序”的幻想,不僅在他身上具有原則性和一貫性,而且對納粹黨經濟觀念的發展也具有指導性。

　　但是在納粹建黨初期,黨內的“經濟理論權威”并非希特勒,而是工程師出身的戈特弗里德·費德爾(Gottfried Feder)。希特勒在1924年出版的《我的奮斗》中特別提道:“在我第一次聽了費德爾的講演以后,腦海中立刻就發生了一種觀念,就是我已經發現我們組織新黨的一個重要原則”*。在此,希特勒看中了費德爾發明的一個理論公式,它的奧妙在于對“創造性工業資本”與“貪婪、掠奪性財政資本”進行了區別。希特勒認為,這“使我們對于德國財政行政的國際化有著可能的抗爭性,同時又不致因為和資本斗爭的緣故而危及民族獨立生存的原則”*。希特勒的如意算盤是:將“貪婪、掠奪性財政資本”與“猶太人—國際財政寡頭”視為同一,就能將社會各階層的不滿導向反猶主義,并為納粹黨招徠財政和政治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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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粹黨的第一個綱領———1920年2月24日的《25點綱領》中的經濟要求就是費德爾起草的。這些要求包括三種成分。第一是納粹黨始終追求的目標:例如“要用足夠的土地(殖民地)來養育我們的人民,移居我們過剩的人口”(第2條)*。只不過這里談論的“殖民地”,在4年后希特勒自傳《我的奮斗》中,被改稱為“東方生存空間”罷了。

　　第二是刻有中間等級烙印的要求:例如“要求立即將大百貨公司充公,廉價租賃給小工商業者,要求在國家和各邦以及地方收購貨物時特別照顧所有小工商業者”(第16條),“對賣國賊、高利貸者和投機商處以死刑”(第18條)。這些要求與納粹黨奠基人及當時大部分追隨者的社會出身、利益相一致,并在后來“沒收猶太產業”的活動中,多多少少兌現了。至于第7條“驅逐所有非國家公民”,第4條“剝奪猶太人的國家公民權”*,這些種族主義要求,更是變成殘酷的事實。

　　第三種成分反映出納粹黨對戰后初期“時代精神”的一種讓步:例如“要求取締和沒收一切靠戰爭發財的非法所得”(第12條),“要求對所有(到目前為止)已經組合起來的企業(托拉斯)實行國有化”(第13條),“要求參加對大企業的利潤分紅”(第14條),“要求制定一項為了公益而無償沒收土地的法令”(第17條),這些都出于一種想從其他重要的社會集團,尤其是農民、工人中召集隊伍的戰略考慮。這種“讓步”后來自然給納粹黨帶來了“重新解釋”這個“不可更改的黨綱”的必要性。1928年5月,針對人們對納粹黨是否將來會實行“國有化”的懷疑,希特勒在一次答記者問中講道:“與我們的對手方面做出的解釋相反,納粹黨是以私人財產占有為基礎的。但與此同時,從原則性和進攻性上講,納粹主義經濟觀念是反自由主義的。對于自由放任、自由的企業家主動權和競爭、市場經濟的自由物價和工資形態來說,這里沒有位置!因為我們要奉行的原則是先公后私!”至于費德爾提出的第11條“砸碎高利貸奴役(BrechungderZinsknechtschaft)”,作為其理論的核心,盡管在1930年前后仍保持在納粹黨的政治語匯中,但在解釋上不斷做出修改,從“廢除所有利息”,過渡到“降低利息”,最后是“合理公平的利息”。這表明費德爾的理論,已處于形成中的納粹經濟觀念的邊緣上了。

　　《25點綱領》實質上是個政治綱領,只反映出納粹黨經濟觀念的最初萌芽。1929年10月經濟危機爆發前,納粹黨尚沒有一個設計完好的具體經濟綱領,但它意識形態上的基本元素已經具備:“奪取生存空間”的目標,進攻性的反自由主義;國家政治目標和指令對經濟的優先權;“先公后私”的意識;后又加上伯恩哈德·克勒爾(BernhardK¨ohler)提出的“民族同胞人人應享有的勞動的權利(Rechtauf Arbeit)”,也就是“充分就業”。納粹黨經濟上的準備工作,奪權后的經濟政策實踐,都是建立在這種意識形態基本架構之上的。

　　1930年9月14日,德國舉行了自1929年經濟危機爆發以來的第一次國會選舉,在這次選舉中,納粹黨的選票從1928年的26%猛升到183%,國會議席也由12席上升到107席,一躍成為德國第二大政黨。為做好接管政權的準備,1931年1月,奧托·瓦格納(Otto Wagener)受希特勒委托,在納粹黨“慕尼黑第二組織系統”內組建“經濟政策部”,該部的任務是:重新確定黨的經濟政策目標,制定切實可行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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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2月,在希特勒主持下,“經濟政策部”就黨的經濟原則進行了長期討論。3月5日,由奧托·瓦格納與其副手迪特利希·克拉格斯(DietrichKlagges)共同執筆,制定了《納粹黨經濟政策的基本觀念與目標草案》。該《草案》提及的“國民經濟是政治的仆人”、“納粹主義的經濟運行”等,意味著“在國民經濟中,通過國家監控和領導,保證民族共同體思想的統治”,并規定了“在一種以自給自足為方向、獨立于世界市場的經濟中農業的優先地位”。“擴大國家生存空間”被認定為“在國民經濟上具有迫在眉睫的緊迫性”,也是“新經濟秩序不可缺少的前提條件”,因而“必然提出對外政策上的要求”。該黨對私人財產占有和利潤刺激的積極態度,通過“健康的競爭”得到了申明,并宣布:“對自由的企業家主動權,在涉及財產獲取和使用的方式上,將通過法律進行限制”。該《草案》對“投資、物價和工資的特別控制”,對“企業中權威領導與追隨者”的關系進行了說明,同時宣稱:“經濟上的自我管理”與“等級結構”將與普遍流行的中間等級意識形態“產生決定性的分離”*。這表明納粹黨已形成自己經濟上的基本觀念和具體目標。

　　希特勒阻止這個文件的公布并不令人奇怪,此刻,他正在尋求與大工業界上層建立更密切的政治聯系,而“這個文件的公布,無疑會引起經濟界的驚異”。他當時對他的親信赫爾曼·勞希林(Hermann Rauschning)談到:“我雖贊同這個草案,但此時宣布,時機尚不成熟。因為這種新的社會經濟理想,要在奪權10年至15年后,在一代納粹主義青年成長起來以后,才可能完全實現,在此期間,只能讓它的火焰在關閉的大門后發出光芒。”1931年11月底,在希特勒的參與下,“經濟政策部”再度就黨綱的經濟觀點進行了商討,會議備忘錄以《納粹黨的經濟綱領》(以下簡稱《經濟綱領》)一書的形式由瓦格納于1932年3月在慕尼黑出版。這部《經濟綱領》只公布了若干條后來得到貫徹的經濟政策措施,如《民族工作法》、《工資與物價控制法》、《勞動委托管理人制度法》等。瓦格納對此做了說明:“遵照元首的‘保密令’,這個《經濟綱領》并沒有公布納粹黨關于經濟方面的所有理論和思想”*。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經濟綱領》與《草案》一樣,只在邊緣上涉及就業措施,并僅在限制婦女就業、引入青年義務勞動軍、限制進口、資助移民墾荒計劃方面開出了藥方。眾所周知,不斷上升的失業一貫被希特勒之流用來作為魏瑪民主體制的罪證,而在600多萬失業大軍面前,納粹黨自己也沒有拿出能減少失業的任何有實際意義的建議,這只能說明:到此時為止,納粹黨并未擁有這樣的計劃,它雖已有了自己的經濟觀念和目標,但尚缺乏實現的手段。

　　失業危機越是尖銳,納粹黨就越是感到上臺接管權力的時機正在臨近,也就越是緊張地尋求令人信服和實際可行的就業綱領。這種手足無措清楚地反映在納粹出版物中相互矛盾的建議并行而出的現象中。但納粹黨全國黨組織領導人格雷戈爾·斯特拉塞(Gregor Strasser)1932年5月10日的“國會演說”以及納粹黨《經濟緊急綱領》的發表,戲劇性地改變了這種局面。
　　
　　二 從《經濟緊急綱領》到《經濟建設綱領》
　　
　　為1932年7月31日國會大選做準備,格雷戈爾·斯特拉塞奉希特勒之命,于5月10日在國會發表演說,宣布了一份納粹黨詳細的“就業綱領”,并在同年6月10日以《納粹黨經濟緊急綱領》(以下簡稱《緊急綱領》)的書面形式公之于眾。這份綱領特別提到“通過公共工程來減少失業,通過投放生產性貸款(ProduktiveKreditsch¨opfung)來資助公共工程”*。因此,應將它與納粹黨過去提出的所有經濟政策手段區別開來。

　　《緊急綱領》首先反駁了當時流行的“資本缺乏論”:“我們經濟上的疾病不是由于缺乏生產資料,而是由于現存生產資料沒有得到充分使用造成的。要減少失業,現今最緊迫的問題就是要使閑置的生產資料活躍起來,并通過大量公共勞動計劃,如開墾荒地、改良土地、修筑高速公路與運河、興建工人居住區等來復蘇內部市場。為資助這些計劃,應投放生產性貸款。這種貸款的20%—30%可通過籌措來滿足,余下主要部分可通過節省下來的失業資助金、提高的稅收來滿足”。為掃除人們對重蹈1923年“超通貨膨脹危機”的普遍擔憂,它還特別提到:“如此之少的貸款額,不會對貨幣穩定性產生任何危險”*。綱領第二部分宣布的“普遍經濟措施”,從后來的發展看來,就像是它的藍本一樣。例如,它預先規定了第三帝國的貿易準則:“德意志民族的需求將最大限度地通過自己的產品來滿足,在進口所需的原料方面,寧可選擇友好的歐洲國家,對它們原料的接受,可通過德意志工業制成品來補嘗”*。這種“自給自足”以及“雙邊貿易”思想,正是后來第三帝國經濟部長黑加爾瑪·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在1934年9月《新計劃》中貫徹的內容。另外,《緊急綱領》宣布的“國家對外匯不受限制的管制”、“資本抽逃法”以及“通過出口補貼與進口加價組成的體制來實行一種有選擇的馬克貶值”等,都成為沙赫特后來推行的對外貿易政策措施。而“國家對私人銀行行使監控權與干預權,私人銀行有向國家報告業務情況的義務”,正是1933年12月《關于金融機構的帝國法令》所貫徹的內容。此外,“國家應對物價實行控制,并對新工業設備的生產行使批準權”,也成為1933年7月《強制卡特爾法》的實施內容。至于塑造“健康的農業”*的建議,也在后來“帝國農業階層”的市場秩序中大部分得到實現。顯然,這個綱領對于納粹奪權后的經濟政策具有方針性的指導意義。在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臺以前,沒有任何納粹黨出版物像這份《緊急綱領》那樣,如此鮮明地事先勾畫出普遍的經濟準則和眾多以后經濟政策上的特有措施。

　　作為納粹黨正式宣布的經濟政策準則,《緊急綱領》印成小冊子到處發行,從宣傳上為納粹黨這次大選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貢獻。1932年7月大選的結果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自由主義”中間派政黨如民主黨、人民黨、經濟黨選民中的43%,“保守主義”右翼政黨德意志民族人民黨選民中的33%,堅持農業與地方特別利益的政黨選民中的46%,以所謂“正統馬克思主義”為方向的社會民主黨選民中的7%,以及過去不投票的非選民中的18%,投了納粹黨的票*。納粹黨的社會支持率增長整整一倍以上,獲得了374%的選民和230個國會議席,一躍成為了德國第一大政黨。

　　但在1932年7月大選獲勝6周后,希特勒又下令收回這個綱領。現存資料相當清楚地表明,大工業界頂尖人物的擔憂和拒絕態度對此舉產生了決定性影響。1932年5月20日,即斯特拉塞“國會演說”10天后,一份由大工業界資助、在企業家圈子里極有影響的私人通訊錄———《德意志領袖通訊》以擔憂的筆調寫道:“這決不是斯特拉塞個人思想的一種傾訴與發泄。這次講演用批評式的腔調反對企業家,從觀點上講是試圖接近工會的,斯特拉塞對這些政治集團進行的‘反資本主義’呼吁,特別令人擔心。這使我們感到,催促納粹黨領導就他們真實的經濟和社會綱領作出一份明白無誤的解釋變得更為重要。”*大工業界圈子對《緊急綱領》的拒絕態度不斷以間接或直接的方式告知納粹黨。金融專家黑加爾瑪·沙赫特此時正在主持一家由大工業界資助的研究機構,其目的在于從經濟政策上使大工業界與納粹黨進行溝通,他在1932年8月29日的信中向希特勒建議:“在以后的大選中,盡可能不要去擬定詳細的經濟綱領”。9月8日“德意志工業全國聯合會”業務領導人雅可布·赫勒(Jacob Herle)轉交給納粹黨一份備忘錄,拒絕了《緊急綱領》中的所有建議,并特別指出:《緊急綱領》宣布“勞動的權利,十分危險”*。圍繞希特勒總理位置的陰謀詭計此時已經開始,希特勒不能不理睬這些能在此事上發揮重要作用的個人和集團的想法與批評。為平息大工業界上層的不安,他委托與納粹黨“經濟政策部”接近的“全國金融協會負責人”奧托·克·菲舍爾(OttoChr.Fischer)轉告大工業界上層:“在納粹主義旗幟下,人們完全可以想像一個不同的經濟綱領,一個資本主義綱領不僅完全可能,而且完全必須。人們不要讓選舉宣傳上的因素弄糊涂了”*。在1932年11月的國會選舉斗爭中,納粹黨果然用戈特弗里德·費德爾與瓦爾特·馮克(WalterFunk)起草的《經濟建設綱領》(以下簡稱《建設綱領》)取代了《經濟緊急綱領》。

　　對這兩個經濟綱領進行比較,不難發現兩者的區別。與《緊急綱領》宣布的詳細措施相反,《建設綱領》只是一個對經濟問題進行一般表述和解釋的集合性文件,它力圖回避有爭議的問題,其措詞也完全可以做不同的解釋。首先,《緊急綱領》中沒提到的“砸碎高利貸奴役”的口號,改頭換面地作為“普遍降低利息”的要求提了出來。其二,為了迎合大企業家,宣布了某些與《緊急綱領》對立的措施。如《緊急綱領》“對高收入者提高稅收”的要求,被“減少或完全消除有礙生產的稅收”的許諾所取代;《緊急綱領》宣布過的“對投資和物價的控制”,被“放松物價”的許諾所取代。其三,盡管農業仍被稱為“內部市場和德意志經濟的脊骨”,但也強調:“當整個德意志經濟不健康時,不可能提供德意志健康的農業。”并宣稱:“對內部市場的促進……只有在照顧了對德國不可缺少的出口時才有可能”*。其四,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點,與《緊急綱領》中“資本主義大企業和康采恩”、“資本主義新聞界”等“反資本主義”影射相反,“資本主義”之類的詞句在《建設綱領》中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出現,“勞動的權利”也沒有提及。

　　盡管這兩個經濟綱領都是競選煽動的表達,針對的是不同的選民階層,但《緊急綱領》是納粹黨長期進行經濟政策準備的結果,它的意義超越了宣傳戰的需要,它列出的詳細建議和要求,比《建設綱領》中那些有意熨平、模棱兩可的老生常談,早得多地與后來的經濟措施發生了直接聯系。在斯特拉塞失去影響并在1934年6月20日“羅姆事件”中被處決后,后來的納粹出版物中,當然再也找不到歸因于他的《緊急綱領》了。但從影響上講,在斯特拉塞死后,《緊急綱領》仍然以某種方式持續存在了很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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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設綱領》對大工業資本的迎合態度,使納粹黨在1932年11月國會大選中付出了代價,它的社會支持率由374%下降到331%,國會議席也由230席減少到196席。它之所以仍能保持第一大政黨的地位與這一點分不開:即在涉及就業資助問題上,這兩個綱領保持了很大的一致性。例如,與《緊急綱領》詳細列舉的公共工程相比,雖然《建設綱領》只一般性地涉及“在國家和私人投資基礎上實行定單分配,安排直接就業”,但它特別補充說明:“納粹黨人還有一個特別的就業綱領”*。在“對整個貨幣—銀行業國家化”、“對銀行和外匯周轉上實行國家監督”的要求上,兩個綱領完全一致。除此之外,《緊急綱領》中“投放生產性貸款”的提法,不僅在《建設綱領》中得到保留,而且得到更特別的強調,并對這種貸款的數額進行估計:“它將通過帝國銀行籌措大約30億馬克”*。這就清楚地證明,自1932年春天以來,納粹黨已經有了一種非正統主義的經濟設計,盡管有來自企業家聯合會的尖銳批評,但仍然堅持這種經濟設計。

     三 受挫的“自由工會就業計劃”
　　
　　納粹黨人堅持這種非正統主義經濟設計,表明他們在自己的隊伍之外進行長期尋找之后,終于發現了經濟理論上可用的知識和實踐上可行的建議。這場尋找與發現有這樣的理論背景:

　　在1932年初的德國,圍繞著“自由貿易”還是“自給自足”,“自由市場”還是“國家干預”,“堅持金本位”還是“脫離金本位”,展開了一場廣泛的經濟理論問題討論,除經濟學家外,政治家和時事評論家們也熱烈地參與其中。納粹黨《經濟緊急綱領》中列舉的那些建議,如興辦公共工程、擴大赤字貸款、脫離金本位,連同修筑高速公路、投入青年勞動義務軍計劃等,早已在公開討論之中。令人驚奇的是:它們是在納粹黨《緊急綱領》中,才頭一次被一個具有群眾性規模的政黨所接受,而它們本來又是有可能出現在納粹黨最重要的反對派之一———社會民主黨以及“自由工會”的經濟綱領之中的。

　　這里有必要提到全德意志工會聯盟(即社會民主黨領導的“自由工會”)的就業計劃。由于布呂寧政府的“緊縮政策”加劇了經濟危機,1932年1月,“自由工會”成員中的失業率已高達43.8%,因此,盡快提出解決失業問題的新方案,對穩定并擴大社會民主黨和“自由工會”的選民隊伍,為下一次國會大選做準備,顯得極為重要。

　　該計劃根據起草者———三位在工會聯盟“經濟政策研究所”工作的經濟學家———姓名的大寫字母(即Wladimir Woytinsky,Fritz Tarnow,Fritz Baade),也被稱之為“WTB計劃”。它產生于1932年1月26日,其核心是,“立即將100萬失業者投入到公共大型工程當中去,通過帝國銀行提供能再貼現的債券與追加性的紙幣,對他們進行資助……所需款項的三分之一以上,能通過節省下來的失業保險金和提高的稅收來滿足。”該計劃被主要作者弗拉迪米爾·韋廷斯基以《勞動》為題,于同年2月發表在《工會組織》雜志上。

　　“WTB計劃”在內部引起爭論并幾經修改,上交社會民主黨領導層討論時,立即遭到反對。堅決反對這個計劃的是社會民主黨內的理論權威魯道夫·希爾費爾丁(RudolfHilferding),此人在20年代因發表《有組織的資本主義》一書而名聲大噪,并兩度出任過共和國財政部長,他完全支持布呂寧政府的貨幣緊縮政策,布呂寧也經常求教于他。希爾費爾丁將這種“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稱之為“資本主義發展中必要的反民主主義階段,這個階段在某種條件下能夠作為通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來出現”,而“WTB計劃”被他視為“徒勞的、阻礙發展的、力圖醫治現存資本主義體系缺陷的嘗試”。在他看來,“周期性生產過剩是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現象,并加速著資本主義的沒落。從長遠來看,克服經濟周期性的積極嘗試并不能阻止這個進程;從短期來看,只會危及貨幣的穩定性,造成通貨膨脹,危及工人的局勢。”*從這種觀點出發,希爾費爾丁呼吁社會民主黨國會代表團反對這個計劃。

　　社會民主黨、全德意志工會聯盟“經濟政策研究所”領導人,弗里茨·納夫塔利(FritzNaphtali)也對該黨最后否決這個計劃起了重要作用。他特別強調“通貨膨脹的危險”,因為根據他的計算,“20億馬克是不夠的,只是一個大得多的赤字性信貸擴張的開端,這種獨立于國際的德國就業措施,只會支持人們去跨向一條內部借貸的道路”*。因此,社會民主黨于1932年2月24日用納夫塔利提出的“有獎借貸”計劃取代了“WTB計劃”,也是拿這份“有獎借貸”計劃參加1932年7月國會大選的。這個計劃中,已沒有“通過資助公共工程來解決就業”的任何有說服力的綱領了,而納粹黨在這次大選中提出的《經濟緊急綱領》里,恰恰有著與社會民主黨否決掉的“WTB計劃”同樣的內容。眾所周知,正是在這次大選中,社會民主黨不僅喪失掉它德國第一大政黨的地位,而且它原有選民的7%還倒向了納粹黨。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在5月10日的“國會演說”中,格雷戈爾·斯特拉塞不僅贊揚“WTB計劃”,而且還這樣稱贊韋廷斯基題為《勞動》的論文:“對于這樣的就業綱領,人們絕對會表示贊成。我本人并不認識韋廷斯基,與他也沒有什么聯系,甚至不知他年輕還是年老,但與那個由猶太知識分子組成的社會民主黨領導層相反,他贊成‘生產性貸款’,也就是贊成經費的來源方式,正是他,頭一個將這些東西送入德意志民族的這場討論中去的!”*這番話顯然表明,斯特拉塞并不知道韋廷斯基是一位有猶太血統的德國人。

　　這種來自納粹黨的喝彩絕非偶然,它表明:將這種利用國家定單解決就業、利用國家“財政主權”進行資助的非正統主義經濟思想納入到納粹主義的經濟與國家觀念中去,要比納入到民主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與國家觀念中去容易得多,因為這種經濟思想與納粹黨的國家權威主義傾向之間,本身就十分接近。因此,這種經濟理論上的非正統主義建議,能夠合乎邏輯地集合到納粹主義的經濟方案中去。
　　
　　四 經濟“改革派”理論對納粹黨的影響
　　
　　格雷戈爾·斯特拉塞竟能在涉足經濟問題不足一年的時間里,就制定出一個具有說服力的經濟綱領,這一點十分令人可疑。帶著這份疑問,聯邦德國史學家格哈德·克羅爾(GerhardKroll)經過多年研究得出這個結論:“斯特拉塞的《緊急綱領》幾乎是逐字逐句從那位有一半猶太血統的經濟評論家羅伯特·弗里德倫德爾—普雷希特的文章中抄襲而來的!斯特拉塞惟一的功績在于:他技巧性地將弗里德倫德爾—普雷希特的觀點變成了一種政治緊急綱領的語言。”這個結論從格雷戈爾·斯特拉塞的弟弟奧托·斯特拉塞(Otto Strasser)1974年的一次談話中得到了部分證實:“當時我與格雷戈爾并不認識他,但讀過他的名著《經濟轉變》,并給予很高的評價。弗里德倫德爾—普雷希特的思想決定性地影響了格雷戈爾。”羅伯特·弗里德倫德爾—普雷希特(RobertFriedl¨anderPrechtl)是當時德國最著名的經濟評論家、現代商業和金融理論家,也是德意志經濟“改革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這支經濟理論界的“改革派”隊伍與維爾訥·佐姆巴特(WernerSombart)領導的新保守主義“行動圈子”、奧特馬爾·施潘(OthmarSpann)領導的“普遍主義學派”一樣,有著德意志“歷史學派”共同的歷史淵源。這三派都偏愛德意志經濟思想中傳統的反自由主義方向,都懷疑當時普遍生效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模式的適用性,并強調“民族特性”和經濟政策中的民族目標優先權。但它們之間也各有特點:“行動圈子”主張“獨裁專制式的”“德意志社會主義”;“普遍主義學派”則主張現存經濟結構“退回到中世紀行會等級制度中去”;而“改革派”除主張“民族經濟的自給自足”外,還著重探索經濟技術和金融手段上的“革新”。正是這一特點,使弗里德倫德爾—普雷希特不僅最強烈地促進了當時的經濟討論,而且也成為向納粹黨直接或間接地提供實際建議的人物之一。

　　早在“相對穩定”的1926年,弗里德倫德爾—普雷希特就曾發表過一篇令人們“普遍感到意外”的論文《慢性勞動危機》。在這篇論文中,他提出一種有關勞動力供需之間的差異理論:“由于工業過分合理化,進行獨立經營的中間等級和軍隊數量上的減少,勞動力供給的不斷增加,面對的卻是勞動力需求的不斷萎縮。而世界貿易的普遍危機和美國工業日益上升的競爭力,已使德國不可能通過出口來克服這種慢性勞動危機。因此,除了‘土壤改良和合理化’外,德國沒有別的出路。要確保德國原料和能源的自給自足,除了將100萬城市工人移居到鄉村去這種‘德國重新農業化’外,還須將大規模的基礎設施與投資轉向農村。”他還提出“修筑2萬公里高速公路網的計劃”,談到“用煤聚化與氫化合等現代化處理程序來生產作為進口替代品的合成推進燃料(這些后來都在第三帝國時代成為了現實)”,并指出:“這些工程靠私人企業家的主動性不可能貫徹,因為這種生產的短期贏利太少而風險太大。惟一的方法在于借助公共之手直接操作,并通過長期的國家貸款來資助,這種資助方法只是一個金融技術上的問題,它將得到解決,因為它必須解決!”在1931年出版的《經濟轉變》一書中,弗里德倫德爾—普雷希特進一步發展了他的觀點,提出失業的真正原因在于“精神因素”的理論:“兩種重要的物質生產因素:勞動力和勞動機器并不缺乏,缺乏的是第三因素,精神上的東西,缺乏的是判斷力、活力、意志、領導!”*他還批判當時流行的“資本缺乏論”觀點:“資本不意味著別的,僅僅意味著物質上的生產資料,要使閑置的生產資料再度運轉起來,惟一的方法在于,必須使正在流通的支付手段總額與經濟循環的需要相一致,這只有當正統的貨幣政策的過時原則被拋棄,只有當支付手段的流通擺脫了金本位時才有可能。”他繼而推導出用“生產性貸款”來克服失業的理論:“要想克服失業,國家就必須放棄那種災難性的緊縮政策,放棄那種依賴私人和國際借款的完全不現實的計劃,取而代之的應是在全體人民那里借貸。國家通過追加性的貨幣或生產性貸款的方法,就能獲取對生產和商品局勢的支配權。”弗里德倫德爾—普雷希特的計劃是建立在對德意志國民經濟進行結構性改組的基礎上的,在這里,他清楚地代表了德意志“自給自足”的思想。他在書中這樣寫道:“在這個世界上,經濟時鐘已指向了日益增長的自給自足方向,指向了在封閉的經濟空間內盡可能達到自我供應的努力。對德國來說,出現了盡可能限制進口、在原料和食品上自給自足的需要……一個這樣的歐洲經濟空間,即使不能在全世界占據統治地位,也至少能與地球上其他經濟空間并存。”顯然,“農業優先權”、“自給自足”與“大空間經濟”、“國家財政主權”一樣,都屬于納粹主義經濟觀念突出的組成部分,弗里德倫德爾—普雷希特一直公開表達著這種思想傾向。直到1937年初,他仍將納粹主義經濟政策看做是對他理論的一場成功實踐:“那些由我當時代表的思想,今天已得到了百分之百的貫徹和證明。盡管在這個第三帝國里,由于我的猶太血統,我的名字已無人提及,我既不能在國內、也不能在國外發表文章,這是令人惋惜的。但我仍然要說,我參與并影響了這種新經濟思想的形成與塑造!”*經濟學博士海因里希·德雷格爾(HeinrichDr¨ager)也是一位對納粹黨經濟綱領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人物。為尋求就業問題的解決方案,他早就與一批德國著名的經濟“改革派”理論家,如羅伯特·弗里德倫德爾—普雷希特、延斯·耶森(JensJessen)、魯道夫·達爾貝格(Rudolf Dalberg)、威廉·格羅特科帕(Wilhelm Grotkopp)等人建立了聯系,當他通過世襲成為呂貝克的一位工業家后,這些人立即成為了他本人出資于1931年11月底建立的“貨幣與貸款經濟研究協會”的重要成員,威廉·格羅特科帕還受聘為協會秘書長。

　　這個研究協會積極宣傳德意志“改革派”關于“通過赤字財政資助公共工程、掃除失業”的理論,為此目的,舉行過一系列公開的報告會和討論會。當時極負盛名的經濟學家維爾訥·佐姆巴特和恩斯特·瓦格曼(ErnstWagemann)的報告,還通過出版物、無線電廣播做過進一步宣傳,挑選出來的會議“精彩論文”寄給“全世界感興趣的收信人”,其中包括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Maynard Keynes)。

　　德雷格爾于1932年2月寫下的《通過生產性貸款來實現就業》一文,既沒有引起布呂寧政府、也沒有引起巴本政府以及企業家聯合會頂尖人物的興趣,卻被費德爾于同年6月發表在《納粹圖書館》雜志第41期上,同時發表的還有《納粹黨經濟緊急綱領》,并附有費德爾與德雷格爾的前言。在前言中,兩人都強調“這篇論文的作者絕不是納粹主義者”。費德爾還聲稱:“這甚至是一個優點,恰恰通過作者的非納粹主義者性質,不僅對于我們,而且對于那些與我們還很疏遠、并不清楚我們的隊伍在經濟領域所信奉的東西的人,都具有一種特別的價值。因此,這篇論文在掃除人們對‘貨幣試驗’的擔憂上做出了貢獻。”*若將德雷格爾的論文與《緊急綱領》加以比較,就會發現兩者都一致贊成那些大型公共工程、工人居住區建設、荒地開墾和高速公路建設計劃。與《緊急綱領》不同的是,德雷格爾試圖從數量上計算出“用于生產性貸款”的規模。他從原則上拒絕任何一種以私人借款方式為基礎的資助,認為“那只是一種對潛在購買力的倒騰,對有效的就業來說,只有足夠規模的信貸擴張(Kreditausweitung)才是惟一出路。”在他看來,“這種信貸擴張到1932年年底,總數應為15億馬克,若要完成計劃中的公共工程并最終消除失業,需要在6年時間里有一筆總數為300億馬克的信貸擴張”。而到1936年底,通過帝國銀行資助的貸款已接近這個數額,其中絕大部分是用于德雷格爾所計劃的民用大型公共工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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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看來,德雷格爾的論文對《緊急綱領》制定上的影響被嚴重低估,因為他的論文手稿是在斯特拉塞“國會演說”和《緊急綱領》起草前提交給納粹黨經濟政策主管機關的。除了在行文和統計材料上有明顯的類似性外,連“生產性貸款”這個概念,也顯然是從德雷格爾那里借來的,也是在斯特拉塞“國會演說”中才頭一次出現在納粹主義術語中的。這說明斯特拉塞除了受弗里德倫德爾—普雷希特的影響外,也受到了德雷格爾的影響。此外,在《緊急綱領》收回后,德雷格爾的論文在《建設綱領》中仍被稱為“具有啟發性的文獻”。這就充分證明了德雷格爾以及“貨幣與貸款經濟研究協會”的努力是德意志“改革派”理論與納粹黨經濟綱領設計之間真正的中介環節。

　　兩位具有官方身份的“改革派”理論家的計劃,也影響了納粹黨上臺后的經濟政策:一位是長年擔任國家統計局局長的著名經濟學家恩斯特·瓦格曼(Ernst Wagemann),另一位是后來在施萊徹爾政府中任“就業委員”的經濟學博士岡特·格雷克(G¨unter Gereke)。

　　瓦格曼于1932年6月制定過一個計劃,其核心在于:重組銀行體系,修改流動資金率,部分擺脫金本位,監控支付手段的擴張。他認為,“40%的貨幣應擺脫帝國銀行擁有的黃金或外匯儲備,通過高達30億馬克的長期帝國債券來滿足。由此產生出來的自由支付手段,就能用于對帝國、各邦或地方法人團體的公共工程的資助。”從根本上講,《瓦格曼計劃》就是修改現存帝國銀行規章、用赤字財政提高公共之手支出能力的計劃,這個計劃立即引起巴本政府中那些與帝國銀行有利益聯系的官員們的堅決反對,但在“改革派圈子”和納粹黨那里卻得到了強烈共鳴。費德爾這樣贊揚瓦格曼:“作為第一流的現代研究者和學者,他走了一條新路,這條道路從根本上講與納粹主義者12年以來提出的有關貨幣體制的要求完全一致。因此,他的計劃為我們的建議提供了有聲望的證明。”*正因為如此,瓦格曼還在1936年成為了戈林“四年計劃”專家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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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雷克博士早有自己的思考,他在1932年12月初成為施萊徹爾政府的“就業委員”后,通過與德雷格爾領導的“研究協會”緊密合作,擬定出一份詳細的就業計劃。盡管施萊徹爾曾有貫徹這個計劃的打算,但該計劃卻立即因大工業界的拒絕態度而告吹,當這個計劃仍以《就業》為題于1933年1月28日發表時,離希特勒上臺只差兩天了。希特勒對《格雷克計劃》中提出來的大型公共工程和資助方法幾乎未加改變的接受,是因為納粹黨自1932年春以來自己就有與之相同的原則與方法,并已將此收到自己的經濟綱領之中了。

　　總之,“改革派圈子”的宣傳活動,在于尋求他們的計劃能被執政者所采納,這種努力雖然在布呂寧、巴本、施萊徹爾政府身上屢遭失敗,卻被希特勒納粹黨作為奪權后自己就業措施的起點來實現。正是通過這個“貨幣與貸款經濟研究協會”,納粹黨在經濟理論上的“改革派思想特點”才為人們所熟悉。
　　
　　五 德意志“改革派”理論與凱恩斯主義
　　
　　在貨幣理論方面,德意志“改革派”也屬于“名義學派”。這種理論與“金本位主義”、“商品符合論”相反,突出的是貨幣作為循環手段的功能,而不是作為價值積聚的手段。貨幣具有的不是物質上的價值,而是在社會認同和國家立法基礎上發揮的功能。

　　這個學派自從20世紀初由德國經濟學家格奧爾格·弗里德里希·克納普(GeorgFriedrichKnapp)創立以來,一直擁有不少追隨者。但要將這種理論方向稱之為一種“德意志特色”未免過于夸張。所謂“德意志特色”,并非指惟有德意志“改革派”才偏愛這種理論,而是由于這個事實:這種理論在德國遇到了較少的抵抗。在當時的討論中,德意志“改革派”不僅引證克納普的理論,也同樣引證美國歐文·菲舍爾(Irving Fischer)、英國約翰·勞(John Law),首先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Maynard Keynes)的理論。由于1933年后,凱恩斯的理論經常被引證來為這種政策辯護,德意志“改革派”也經常自稱為“凱恩斯前的凱恩斯主義者”,因此,對德意志“改革派”理論與凱恩斯主義的關系做某些提示是必要的。

　　在“改革派”中,威廉·勞滕巴赫(Wilhelm Lautenbach)被稱之為“德國的凱恩斯”。這位經濟學家早在1931年3月就提出了購買力總額(Gesamtkaufkraftvolumen)方案和乘數效果(Multiplikatoreffekt)的數學公式,并為國家勞動部咨詢委員會起草過一份專家意見書,提出“要用數十億馬克資助公共工程來與危機作斗爭”,但該計劃遭到布呂寧政府的拒絕。在勞滕巴赫看來,“30年代初開始的這場經濟討論是為我本人提出的實際建議奠定科學基礎服務的,這些建議與其他改革派成員的建議相類似,都具有凱恩斯主義的特點”。盡管凱恩斯直到1936年通過發表《貨幣通論》才最后完整地提出他的理論,但他體系的基本架構在德國30年代初開始的這場討論中已眾所周知。他1931年6月發表的《麥克米倫報告》以及《貨幣論》被譯成德文后,立即引起了德意志經濟理論界熱烈的討論。

　　1931年5月,在柏林技術高等學校的一次報告中,威廉·勞滕巴赫這樣講到他提出的經濟觀念:“這種觀念在很大程度上講是與劍橋國民經濟學派、特別是與凱恩斯的觀點相一致的,這些觀念都一致認為:存款率與投資率的關系決定著經濟發展的總進程。不過,在方法論和體系上,我自己是完全獨立于凱恩斯而得出這些一般理論上的主要結論的。”*凱恩斯自從20年代初在“賠款問題”上做出同情德國的表態后,一直在德國享有很高的聲望。他的著作大多被譯成德文,1932年初還應“貨幣與貸款經濟研究協會”的邀請,在漢堡舉行過一次公開報告會并引起了轟動。不僅是“改革派”,而且還有納粹主義者,都經常引用凱恩斯的話來支持自己的思想和建議。1932年春,奧托·瓦格納將凱恩斯的《貨幣論》拿給希特勒看,瓦格納后來講道:“我們倆人(指瓦格納與希特勒)當時還就這本書進行過非常熱烈的討論,因為這本書中介了這種感情:凱恩斯既不認識我們,也不熟悉我們的觀點,卻強烈地將他自己置于通向我們的道路上”*。凱恩斯主義對德意志“改革派”的影響,以及由此而對納粹黨經濟綱領形成上的影響,幾乎沒有被人評價過,倒恰恰是凱恩斯這位大經濟學家自己指出了這種思想發展史上的關聯。在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一書的德文版前言中,他這樣寫道:“這本書是對英國古典主義(或正統主義)傳統的一種擺脫,這種擺脫在英國遇到了相當可觀的抵抗,但我能設想,所有這些可能會對德意志讀者產生某些不同的觸動。這是因為,在德國一直就有它重要的經濟學派———歷史學派,他們早已對運用古典主義理論分析同時代人的重大事件的足夠性提出了強烈的懷疑。因此,我可以期待:當我向他們完整地提供一種就業與生產理論時,當這種理論在重要的關系上偏離正統主義觀點時,在德意志讀者中,我會遇到比在英國讀者那里少得多的抵抗。……比較起那種‘自由放任’所造就出來的生產與分配理論,這種理論,作為一個整體,更容易適應一個極權國家的關系。”由此可見,在納粹黨鞏固了極權獨裁統治后,在德意志第三帝國里,非正統主義經濟理論及其貨幣、金融技術上的方法與措施,能比在當時的西方民主國家中得到更快速、更有效、更徹底的運用,這種發展絕非偶然。
　　
　　六 結 論
　　
　　理論上的抽象和分析是事先受過訓練的學者們的領域,這個領域,由于其術語的豐富性和數學模型的專有性,只能為一個有限的知識圈子所掌握。這個圈子對經濟和國家主管機關的影響,取決于入主或是力爭入主這些機關的集團或政黨對學者們提出來的措施付諸實踐的熱心程度。在魏瑪共和國末期,圍繞著“經濟理論問題”展開的這場討論,實質上是一場爭奪社會和政治諸力量的斗爭。在這場斗爭中,無論是那些民主主義政黨,還是那些保守主義政黨,或是當時正在臺上執政的統治集團,都證明了它們自己是更軟弱的對手,而且首先證明了它們自己在經濟理論領域里是更軟弱的對手,因為它們都仍然將自己局限于古典主義傳統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框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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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人們因納粹主義空洞、平庸的表述就低估它經濟觀念的意義,那將會曲解它。恰恰相反,正是諸如“先公后私”、“每個人的生存權利”、“勞動的權利”之類到處適用、故意含糊不清的口號,才為納粹黨的經濟觀念造就了一個通俗易懂的出發點,這個出發點在經濟危機局勢下是很容易被極不相同的社會階層所認同的。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觀念到處適用的表述,恰恰能將經濟“改革派”明確的計劃和建議集合起來,即使這些計劃和建議出自于不同的意識形態前提。

　　“改革派”在經濟理論上的“創新”,并非特殊的“德意志現象”,而是由世界性經濟發展與危機引起的對正統主義經濟和貨幣理論反叛的一部分,它的萌芽當時在許多國家都同時出現。然而,對德國的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改革派”的非正統主義理論和建議盡管在布呂寧、巴本、施萊徹爾政府那里屢遭拒絕,卻被一個具有群眾性規模的極右政黨抓住了。納粹主義者之所以抓住“改革派”的思想不放,是因為他們在這里找到了理論上的辯護、實踐上的計劃和貫徹的方法,而且“赤字政策”、“國家干預”的思想,本身就能與他們的國家和經濟觀念相適應。因此,納粹主義的經濟觀念與“改革派”的“革新措施”,成為自1932年初以來納粹黨正在形成的經濟綱領中具有互補性的組成部分。正是通過對這種綱領的宣傳,納粹黨才終于使自己成為了當時德國最強大的政黨。這個政黨雖然沒有取得議會的大多數,但一直保持了它在經濟危機最深重時期德國政治舞臺上最高的社會支持率,它給興登堡統治集團造成的持續性政治壓力,最終導致了希特勒的上臺。

　　總之,納粹主義者并不是在經濟觀念和理論領域里完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上臺掌權的。他們經濟觀念的形成,對經濟上新思想和新建議的集合,出自于大危機年代經濟理論界熱烈的討論。正是借助了“改革派”的幫助,納粹主義者才為他們的意識形態準則提供了一種能付諸實施的經濟綱領,也正是在納粹政權手中,“改革派”的經濟理論和實際建議,才變成了服務于“政治優先權”的指令性經濟措施和金融技術工具。這充分說明:納粹主義者盡管從意識形態上講是一群激進的反現代主義者,但同時又是一群“最可怕的實用主義者”,他們從不拒絕采用最現代化的技術措施與手段,來達到他們的“空間目標”。

從20世紀70年中代起，納粹黨的支持者多出于中產階級的觀點受到批判，逐漸被修正，研究者們開始注意到納粹黨是在諸多階層的支持下，形成社會力量取得政權的。

盡管維克勒的研究（注1）還局限于把中間的階層看做納粹黨主要支持社會力量，但是，與先前的研究不同的的是，他已經把視野注意到中間階層周邊的失業工人、無組織的臨時工、失業軍人和青年。但是，他不把這些周邊的工人看作產業工人，而是作為“非典型的”工人階層（農業工人、家庭內的作坊手工業者、小企業的工人），甚至把郵政、鐵路、自來水、煤氣等公用事業的工人也不歸入典型的工人階層里去，理由是這些工人所屬的行業工會組織非常薄弱，缺乏統一的政治力量。（注2）

80年代初，漢彌頓的研究才真正注意到支持納粹黨的城市工人階級的人數及其對于納粹政權的重要性。（注3）2年后，查爾德斯的研究把統計的樣本擴大到全國500個城市，通過對選舉統計結果分析（20世紀）20年代以后的選舉中的各個階層的分布，否定長期以來中間階層為主要支持納粹政黨力量的學術界的傳統觀點，但是，查爾德斯的結論，還是認為天主教政黨和社會民主黨掌握的產業工人的工會起到了阻礙納粹運動的作用，但是，對納粹獲得手工業工人和小企業的工人的喝彩，這一點提供了更有力的左證。（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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