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一股自由主義之風吹到中國，主張“藏富于民”思想的學者政客紛紛登臺布道，引起了國家主義者的不滿，左與右的爭論一直就沒有停止過。這種爭議可以追索到我國歷史的遙遠時代，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已經把這個問題提高到了治國理念的高度，其后的歷朝歷代都不同程度上夾雜著圍繞該問題進行的一些論辯。本文將圍繞這個話題，從歷史和現實兩個角度進行一個理論輸理和分析，并提出作者自己的觀點。

一、早期的文化創建和社會組織方式。如果把成熟的國家制度當作人類文化進入發達階段的標志的話，那么封建社會無疑是第一個發達階段，而之前的時期可以稱作人類文化的早期，即文化類型還沒有被完全塑造和創建成功的階段；西方的中世紀前夕和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處于這個階段。當時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社會思潮迭起，文化流派爭鳴，關于社會財富的歸屬原則問題必然成為爭論的核心之一（當時爭議的主要問題包括人性倫理，社會組織原則，財產關系的調節，政權的職責等），這個時期的斗爭形勢是塑造未來各個民族和國家文化差異性的基本因素，當然也是影響未來社會財富分配思想的理論源頭之一。

從這個時候開始中西方文化之間的差異就牢固的被塑造起來：羅馬帝國被消滅之后西方進入封建時代，由于當時的特殊情況特別是后來的日爾曼帝國的分裂，導致封建國家的實力和絕對權威受到挑戰，形成了教會，國家，城堡三種權力主體，比如英國一直保留著議會機構以作為對王權的牽制，即使法國這樣高度集權的國家也存在三級會議的形式，從本質上講西方的封建時代具有典型的貴族特色，權利階層之間的權力制約和平衡是這種體制的政治保障，這也是西方當時沒有出現歐洲大一統帝國的主要原因。而中國先秦時期出現的百家爭鳴并沒有帶來多元化的文化氣氛和政治權利分配的多元化；相反，由于秦王朝對全國的迅速統一以及隨之而來的高度中央集權體制的建立，社會權力被高度集中到王朝政府手中，郡縣制度和丞相職位的設立使中國的封建制度一開始就處于了相對發達階段，而 “焚書坑儒”活動進一步加劇了文化排斥和沖突的程度，間接上決定了中國封建社會中只能存在一派主流的文化思想，以供中央政府加強自己的權威地位，這些因素都強烈地影響著社會財富分配制度的建立。

二、中國封建社會權力格局與財富分配思想。秦朝的覆亡和漢朝的建立是中國封建社會從盲動走向穩健的標志，漢朝統治者實行的修養生息政策借鑒了道家思想，對秦朝制度的繼承體現了對法家思想的吸收，而后來的“罷黜百家”又樹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從此以后“以一家為主體，吸收眾家之長”的社會政策選擇成為了大多數封建王朝都采取的治國準則，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面貌也就形成了，其權力結構與社會財富分配制度基本確立起來，縱觀中國歷史發展進程，它們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為一個循環公式：武力統一國土——加強中央集權——限制地方勢力（防止土地兼并）——政治衰落——地方割據和土地兼并——（自然災害）農民起義——王朝被推翻（地主階級部分易人）——新的精英掌權和新王朝建立——武力統一國土。這個公式最少包含著這樣幾個關鍵問題：1、國家、地主、農民之間存在一個微妙的權利搏弈，三者之間的關系是封建社會的基本結構；2、朝廷既要依靠地方地主維持統治，又要限制地方勢力防止農民起義和軍閥割據；3、地主階級希望存在一個強大政權維護自己的利益，又擔心政府實行不利于自己的政策；4、農民憎恨昏君和惡霸地主，又容易感恩于明君清官和開明紳士。5、結果是封建盛世一般出現在中央集權得到加強的開明君主時期，而王朝一般亡于政治腐敗導致的地方地主勢力強大和軍事割據的時期。

接著上面的結論，我們提出社會權利結構與社會財富分配格局之間的關系問題；“藏富于民”（必須指出的是這里的“民”不是占人口多數的人民，而是相對與國家而言的居于社會優勢地位的階級）還是“藏富于國”的爭議在中國歷史上一直就沒有中斷過，而這場爭論的背后就是經濟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之間的對立，兩極分化與反分化的對立；二者之間的斗爭態勢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現。秦朝時期具有典型的國家主義特征，地方地主的勢力十分微弱，“藏富于國”的思想居于主導地位，但國家的暴政直接引起了農民起義直到王朝被推翻。漢朝初期的政策即照顧到了地方地主的利益，又考慮到了農民的利益，取得了穩定政局的效果；但之后地方地主勢力做大，他們不僅侵害了農民利益，也威脅了中央政府的利益，“藏富于民”思想受到挑戰，漢武帝削藩政策的成功使“藏富于國”思想再一次成為主流。東漢后期的政治腐敗導致地方割據，中央權威受到極大挑釁，后來長達幾百年的分裂局面進一步限制了“藏富于國”思想的推行，而“藏富于民”的思想實際上取得了主導地位，“石崇斗富”的典故充分說明了這樣的現實。隋朝類似秦朝亡于暴政，而唐朝類似漢朝亡于地方勢力強大和軍事割據。“藏富于民”或“藏富于國”的爭議之最顯然的例子莫過于王安石與司馬光的論辯，王安石從維持王朝統治穩定的角度主張削弱地方豪強的經濟政治實力，制止土地兼并和社會兩極分化，實行政治經濟改革，而司馬光代表著大官僚的利益主張保持當時的現狀，最后經過各派政治力量的斗爭宣布了保守派的勝利，土地兼并的勢頭沒有得到遏止，地方官僚地主做大做強預示著大宋王朝的“亡期”已經不遠了。之后的元明兩代無不亡于后期土地兼并現象引起的地主與農民之間的激烈矛盾，中央政府的腐敗無能助長了這一矛盾的積累與惡化，當中央政府的改革能力不能戰勝地主勢力時他們就必然勾結起來共享剝削成果，這時一個朝代的終結就成為了必然——可見，中國封建社會興于開明專制，亡于腐敗割據。

“藏富于民”還是“藏富于國”的爭論在循環交替中不斷延續著，從秦朝和隋朝的暴政教訓看，“藏富于民”思想似乎更合理，更有利于社會財富的再創造和貯存；而其他朝代的歷史又證明了“藏富于國”思想更有利于富國強兵，更有利于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這里存在一個極為重要的又不容易被發現的隱含結論：地主階級作為社會發展階段的產物必然具有自己的階級特點，那就是盡力占有土地和剝削農民；而皇帝的個人素質卻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所以封建社會只能興于開明專制，而滅亡的理由卻是多樣的；從國家民族興衰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角度看，“藏富于國”思想更符合歷史邏輯；也正是這種觀念的強勢確保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高度成熟和發達。

三、近代以來的世界趨勢和中國選擇。從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開始，歐洲逐漸步入后封建主義的時代，資本所有者和經營者以及小市民的經濟地位上升，反對封建教會的思想禁錮，打破城邦的關稅壁壘，破除國王的橫征暴斂成為新興階級的主要任務。鑒于西方封建中央集權制度的相對不完善，資本主義的發展相對就比中國順利的多，從荷蘭和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開始，西方的自由主義傳統就復興起來，不僅經濟自由主義思想而且政治自由主義也得到迅速發展；到法國大革命結束時，反對政府干預的自由主義思潮已經取得了社會的主導地位，十九世紀中期斯賓塞所作的《政府的作用范圍》出版標志著自由主義思潮的頂峰。在這種思潮的指導下西方國家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創造了超過在此之前數千年人類所創造的財富，西方列強依靠強大的生產力和科技實力為后盾在世界范圍內進行殖民活動，這反過來又促進了西方物質財富的增加和社會發展。

清末的中華帝國已是疾病纏身，面對強大的西洋對手，統治精英們不得不向敵人學習，開始放松了對民間資本的控制，同時自己也開始辦理洋務，發展現代產業；從總體上看，當時的自由主義特別是政治自由主義思想仍舊處于隱蔽狀態，封建集權主義和帝國主義是社會發展的主要障礙。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口號，自由主義思想得到很大發展，但由于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自由主義很快被官僚資本主義所淹沒，不僅沒有實現革命的目標，還導致了軍閥混戰與地方割據。社會財富被集中到了官僚買辦資本所有者和地主階級的手中，“藏富于民”與“藏富于國”的對立一下子不那么清晰了，國家權力的腐化和自由剝削的結合導致了兩極分化的社會格局日益被固定下來。實踐證明：自由主義傳統在中國水土不服，西方依靠自由競爭取得的經濟成就不會在中國重演。

四、社會主義之后的左右之爭。列寧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后，世界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社會主義思潮登上歷史舞臺。馬克思主義起初是站在自由主義一邊反對封建制度，但進入二十世紀之后，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面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新問題開始反對自由主義思想，轉而支持國家干預和政府作為。凱恩斯經濟社會思想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應用暫時緩和了自由主義的風頭，但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從中分化出來的左派人士并沒有滿意，左與右之爭并沒有消失；“藏富于民”與“藏富于國”的對立從來就沒有停息過。左派主張加強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及其它社會職能，反對兩極分化，要求提高普遍的社會福利水平；而右派主張放任民眾的經濟競爭活動，防止政府權力膨脹，反對高福利制度；這就是西方發達國家中存在的所謂“左、右”之間的分野。鑒于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失敗，左傾主義的“藏富于國”思想被扭曲，作為自由主義對立面的國家干預主義被質疑，哈耶克著《致命的自負》《通往奴役之路》成為對社會主義實踐進行詆毀的時代最強音，新自由主義思潮興起，并影響了許多國家的政策選擇。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我國很快進入了社會主義階段，順其自然地選擇了國家干預主義的經濟政策，這種政策保證了我國獨立完整工業體系的建立，維護了民族的獨立和尊嚴；但接著進入了極左路線時期，國家政府統包一切，平均主義思想蔓延，“藏富于民”與“藏富于國”的爭議失去了存在的依據，政府的權力達到了頂峰，民眾幾乎全都成為了無產者。國家干預主義思想對自由主義的徹底戰勝必然帶來新的問題，民眾的創造活力被壓抑，資源的不合理使用導致經濟的低效率和浪費，特別是政府官員作為社會管理者的無能和腐敗必然帶來新的社會不公平。改革開放以后，受世界思想大潮的影響中國開始吸收自由主義思想的一些精華為我所用，但矯枉過正——我國很快又陷入了極右思潮的陷阱，國家不僅取消了改革之前的大眾社會福利，而且對經濟行為的放任達到了極端，導致大量違法行為的發生；加上政治改革滯后導致的官商勾結和尋租行為，致使社會兩極分化迅速達到了極其嚴重的程度。面對這樣的現實，國內的左右兩派進行了不同的闡釋，左派認為自由主義的“不干預”是當今社會兩極分化的主要原因，所以應該通過強化政府職能的方式來解決；而右派認為政治體制不健全導致的政府“不當干預”是社會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應通過進一步限制政府權力發揮自由競爭的優勢來解決——“藏富于民”與“藏富于國”的爭議又起。

我國當前的左右之爭本質就是“藏富于民”與“藏富于國”的爭議，或者更進一步說就是自由主義與國家主義之爭。從歷史上看，二者都存在一些弊端，但如果基于現實的考慮還是可以有所偏重和取舍的；不能否認的是當今中國的社會分裂是不健全的自由主義和不完善的國家主義相結合產生的怪胎，有學者稱之為“權利資本化”；也有學者認為中國的左右之爭是虛設的，主張既要限制政府的胡作非為，又要利用政府的特殊地位增加民眾的福利（這實際上取消了“藏富于民”與“藏富于國”的爭議）。但從改革突破口角度出發，我們必須思考首先要做的工作，自由主義思想良性應用的前提是健全的法制、配套的文化根基和良好的外部環境；國家主義積極效果的生產之基礎是智慧和正義政府的建設，顯然前者達標的難度遠大于后者，而且后者的實現可以依靠少數人的努力，那么從可行性分析中我們不難發現我國未來的政策取向應該更傾向于國家主義。

五、結語。中國歷史發展到今天，“藏富于民”與“藏富于國”的爭議仍在進行，但我們不應該忽視“藏富于民”必然導致財富集中到社會精英或貴族手中，而“藏富于國”可能帶來暴政，也可能帶來盛世。中國的文化決定了這樣的結論，所以今后的抉擇是顯然的——改造政府，牽制政府，但絕對不能削弱甚至取消政府。政府的干預雖然不能必然導致社會正義，但失去了政府必然導致社會兩極分化，“馬太效應”發生在自由狀態，而不是國家干預的情況下；從維護國家和人民根本利益角度看，我們只能朝著建立開明政府的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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