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文藝復興嗎？

□秋風

　　劉軍寧先生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中國需要文藝復興。這個命題的論證基礎是：“天地之間，個體為尊”。為樹立個體的這種尊嚴，需要一個文藝復興運動。
　　然而，這一“個體為尊”具體是什么含義？個體為尊換一個說法就是“個人主義”。而哈耶克當年曾經區分過“真個人主義”與“偽個人主義”。殷海光先生反思新文化運動的一句話頗可概括其間的區分：“五四人的意識深處，并非近代西方意義上‘to　be　free’（求自由），而是‘to　be　liberated’（求解放）。這二者雖有關聯，但究竟不是一回事。他們所急的，是從傳統解放，從舊制度解放，從舊思想解放，從舊的風俗習慣解放，從舊的文學解放。于是，大家一股子勁反對權威，反傳統、反偶像、反舊道德。”
　　我相信，軍寧先生所說的是求自由，而非求解放。然而，假如是這樣的話，則西方的文藝復興，顯然不是當代中國所需要的一個很好的參照系。

　　文藝復興已經過剩

　　興起于中世紀中晚期的意大利、且以該地最為繁榮的所謂“文藝復興”，其實與今天人們常說的“文藝”沒有多大關系。所以，我們大可不必有太多文藝的情懷。文藝復興更準確的譯法就是一個簡單的“復興”：意大利人基于對遙遠的古羅馬榮耀的懷舊，而致力于復興古羅馬的法學、建筑、文學等等。那是文明的復興，而非容易引起歧義的“文藝的”復興。
　　關于文藝復興的現代敘事充滿了神話，它是以中世紀的黑暗為預設的。然而，假如以古典文明的復興而論，則中世紀甚至比文藝復興時代更多地復興了古典。經院哲學早就復興了古典哲學，托馬斯主義的基礎就是亞里士多德哲學；教會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復興了羅馬法。到了今天，我們似乎不必再像100年前的胡適先生那樣天真地贊美文藝復興。
　　當然，復興時代的文藝復興及其人文主義確實最為引人注目，并且在歷史敘事中獲得了足夠的榮耀。但當人們熱烈贊美文藝復興之時，似乎忘記了一點：文藝復興的意大利從來沒有能夠復興古羅馬那輝煌而堅韌的共和國政體。
　　這恐怕不是偶然的，而是文藝復興的內在邏輯所致。文藝復興時代是一個人的自我發現時代，是一個人文主義時代，是一個個性解放時代。比如，布克哈特就說，那個時代是一個信仰普遍解體的時代。但是，哈耶克曾經力辯，這種個性解放，跟個人自由完全是兩回事。現代共和主義理論家們大談佛羅倫薩的公民美德，但事實上，這些城市共和國的公民們更多地在創造藝術、唱戲、偷情，以及玩弄權謀。馬基雅維利對他們說，利益最重要的，正義根本就是虛幻的東西。而對個人欲望和利益如此狂熱的追逐，并沒有像很多人所設想的那樣，通往保障自由的政體。
　　換一個角度看，假如個體為尊所指的就是個性解放，那么，中國的文藝復興早就在進行中，已經進行了將近100年了。這個事業始于上個世紀初，經過知識文化界及政府持續不懈的全盤反傳統努力，中國的傳統已經全盤解體了，個人早就從傳統、從習俗中釋放出來。巴金等文藝青年們早就寫出了無數反抗舊家庭、舊婚姻、舊道德、舊習俗的作品，政府也曾經大規模地組織民眾觀賞這類文藝作品。與文藝復興時代類似，20年代以來的商業化也徹底地沖刷了那些歷經文化、社會、政治運動沖擊而殘留下來的傳統、習俗和制度。比較一下中國、歐美的門戶網站即會發現，中國的性觀念、個人觀念已經開放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了。今日中國人對于物質利益和權力的狂熱，及社會普遍的腐敗，恐怕也不是500年前的意大利所能比擬。那么，我們還要什么樣的個性解放？

“文藝復興”的反動

　　相反，現代的法治與憲政制度是從歐洲北方，從荷蘭尤其是英格蘭發展起來的。有趣的是，在這些地方，反而并沒有發生引人注目的文藝復興，與之有血緣關系的啟蒙運動在英格蘭似乎反響平平。至于蘇格蘭啟蒙運動，與歐洲大陸啟蒙運動的氣質也十分不同。
　　原因何在？如果說，意大利的榮耀是文藝復興，那么，北方國家的榮耀則是宗教改革。文藝復興有強烈的反宗教色彩，人文主義者對于教會只有懷疑和嘲笑，最終的結果是信仰的普遍解體，以及個人變成純粹欲望與激情的載體。北方的宗教改革當然是對教會權威的反抗，但這種反抗的理由卻是教會腐敗了。宗教改革者希望繞開這個腐敗的中介，讓個人直接對上帝負責。包括清教在內的宗教改革，其實是一場宗教復興運動。十分有趣的是，史家公認，正是清教徒的努力，最終在英國建立了近代自由市場制度及英國憲政制度。韋伯和托尼兩位學者也從兩個看似相反的角度證明了：自由市場體制與清教倫理之間存在著某種直接關聯。
　　這兩個簡單而重要的歷史事實讓我們不能不思考一個根本問題，即個人的發現、個性解放，與個人確獲法律保障的自由，真的直接相關嗎？
　　當然，文藝復興確實對于現代人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因為，它主張個人且僅有個人是自己的主宰者，人不再服從于任何外在或超驗的權威。這樣的觀念在現代的歷史敘事中放射出燦爛的光芒，以至于人們沒有或者不愿注意到個人重新尋找精神的約束、建構秩序從而獲得自由的一面。自由存在于意志與理性、本能與規則、欲望與法律之間的某個平衡點上。英格蘭人幸運地、也許只是偶然地做到了這一點，從而真正地讓臣民享有了一種確獲法治保障之自由權。英格蘭歷史所透露出來的自由的秘密，值得今天中國人深思。
　　既然我們已經有了近乎放縱的個性解放，那在我看來，當代中國所需要的，就不是意大利式的文藝復興或者法國式的啟蒙運動。相反，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場對這些運動的反動。簡而言之，需要社會復興運動與道德重建運動，重新建立起對于道德、宗教、習俗、共同體生活的尊重，建立起平衡欲望與規則的道德秩序、平衡個人與社團的社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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