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兩年，對民生問題的關注度正在提高，但是，我們對民生問題依然缺乏一個系統而實際的認識，這在一定程度上沖淡了解決問題的緊迫性。

    我們處在一個漲聲四起的時段。水、電、天然氣、油、煤等在上漲，房價在上漲，醫療費用、教育費用，甚至連糧、油等都在上漲。與此同時，稅收也在快速增長。近10年來，我國GDP增速平均大約為9%左右，而稅收年均增速則高達近20%，幾乎為GDP增長的一倍多。而且，現在稅收快速增長的沖動依然十分強烈。

    這意味著，民生問題正在面臨著幾個方面的擠壓：其一，公共產品和公共福利的滯后。其二，社會保障機制的殘缺。其三，資源性價格的持續上漲。其四，稅收的快速增長。其五，民眾工資收入的緩慢。所有的這一切，都在不斷蠶食著民眾的承受能力，使其變得日益脆弱。

    對于某種具體價格的上漲，曾有幾位部委負責人公開表示，漲幅在百姓可承受范圍之內。問題是，我們對老百姓的真實承受能力究竟了解多少？教育部原副部長張保慶曾經坦言：“我和我夫人兩個人的工資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個孩子上大學?！卞卣撈胀ò傩眨抗铝⒌乜创撤N價格的上漲，其所帶來的壓力或許在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之內，但是，當所有的壓力集中在一起呢？我們現在缺少的恰是觀察老百姓實際承受能力這一至關重要的指標。

    一些壟斷產品價格在上漲時，有關部門打出了與國際接軌的旗號。問題是，我們缺少一個重要前提———我們的收入和公共福利尚未與國際接軌。我國工資占GDP的比例，從1989年的16%下降到2003年的12%，而美國工資占GDP的比例則在50%以上，美國民眾的消費能力能夠成為世界經濟的引擎，正是其國民收入高和公共福利、社會保障機制健全的結果。如果忽略這一重要前提，把對拉動內需的期望，更多的寄托在空泛的鼓勵和引導方面，只能是徒勞的。

    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雖然是一個低工資國家，但初步建立起來的社會保障機制和相對公平的福利分配機制，大大消除了人們的后顧之憂。改革以后，醫療、住房、教育等等相繼走向市場化，相關成本被轉嫁到公眾身上，而民眾收入的市場化步伐卻相對滯后，比如，在制造業，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甚至比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這就是老百姓生活雖然明顯改善，而壓力反而增大的根本原因之一。

    去年9月，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與網站聯合開展的一項調查顯示，53.3%的人表示目前生活用品的價格“偏高，但仍可承受”，39.7%的人則表示已經難以承受。一些經濟學家在解讀這一數據的時候，認為是生活用品與人們關系十分密切的緣故，筆者則認為這是價格上漲與民眾收入增長快速背離的結果。另一個數據或許更能說明這一點：我國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費率，均跌至歷史最低水平。

    我國曾經設想的民生路徑是，先發展經濟，等有了足夠的資金再去解決民生問題。但是，長期對民生問題的忽略，卻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資金的浪費和低效率，使民生問題的解決不斷向后拖延。有全國政協委員指出，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間，我國政府行政成本增長了整整87倍。如果將民生問題放在更重要一點的位置，行政成本快速增長的沖動或許會受到遏制。

    民生問題即發展問題。日本經濟從50年代進入快速增長時期，其工資的成長速度比美國快70%，到1980年就已經與美國持平。高工資提高了國民的消費能力和國民的敬業精神，為其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勁而持久的活力，使日本成為世界經濟強國，這說明，國強民富乃是相伴而生，國強必須有民富作為基礎。

    因而，在現階段，我們應該重新審視我們對民生問題的定位，首先應該對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作出綜合評估，正視民生問題的緊迫性，以務實的態度加速民生問題的解決。 □時寒冰
上海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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