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將現代西方工人的福利看作是修正主義的貢獻，不考慮非修正主義的共產主義運動對世界的全局性影響，從而達到為國際修正主義翻案的目的。此中是非曲直，值得評說。

蟋蟀

2006.01.10  

王占陽：恩格斯是現代修正主義的真正鼻祖

　　前些年理論界曾經很重視馬克思的“晚年設想”。但實際上，馬克思的這個思想是錯誤的，而且恩格斯晚年也已很明確地指出了這種錯誤之所在。

　　我認為，我們現在應當重視的并不是什么馬克思的“晚年設想”，而是恩格斯的晚年思想。恩格斯實際是所謂“國際修正主義”的真正鼻祖。而且，顧名思義，所謂“修正主義”，就是主張“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之主義。“修正主義”并不是沒有什么不好，更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試問：同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相比，我們現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如果不是“修正主義”的，那又是什么呢？！如果不搞“修正主義”，我國又何以實現近30年來的巨大發展呢？！

　　嚴格說來，搞“修正主義”，實際本來就馬克思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所謂“發展馬克思主義”，實際就是修正馬克思主義。這是因為，“任何發展的形式都是否定”（馬克思語）。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形式，自然也是某種程度的自我否定。所以說，如果沒有修正主義，馬克思主義就會走向僵化和死亡。

　　歷史表明，恩格斯在把握現實社會的脈搏方面，實際比書齋里的那位更深沉的馬克思要敏銳得多。恩格斯的晚年時期，也正是其思想發展的一個新的活躍期。所以，我們閱讀恩格斯的晚年著作，幾乎到處都能看到后來賴以構成“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主要要素或萌芽（如關于資本主義生命力的長期性、議會道路等等的思想觀點）的生成過程，到處都能聞到一股“現代修正主義的理論氣息”！

　　譬如，打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8-629頁，我們就可以看到1893年5月11日弗?恩格斯對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的一段令人震驚的談話：

　　記者：“你們德國社會黨人給自己提出什么樣的最終目標呢？”

　　恩格斯對我（記者）看了下，然后說：

　　“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么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于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您在我們這里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當我們把生產資料轉交到整個社會的手里時，我們就會心滿意足了，但我們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聯邦制政府的統治下，這是不可能的。”

　　在這段話中，對于所謂的“正統馬克思主義”來說，最具震撼力的話語就是：“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么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

　　曾經長期遭到貶斥的“老修正主義者”伯恩斯坦，當時正是恩格斯的親密戰友和主要助手。伯恩斯坦對于恩格斯向報界發表的這篇重要談話，無疑是很清楚的。

　　由此，我們自然也就會想到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名言”：“對我們說來，運動就是一切，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

　　恩格斯的這篇重要談話在前，伯恩斯坦的名言在后。所以，很明顯，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名言，實際只是通過繼承和發展恩格斯這篇談話的重要思想而形成的。

　　也許有人會去刻意咀嚼恩格斯與伯恩斯坦的區別，但我更看重的卻是他們的內在一致性。

　　事情很清楚，伯恩斯坦名言對于恩格斯重要談話所做的變動不過是：

　　（1）把恩格斯所說的“我們沒有最終目標”，變成了“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

　　（2）把恩格斯所說的“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變成了“運動就是一切”。

　　（3）把恩格斯所說的“我們不打算把什么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具體地落實為了伯恩斯坦對于社會發展規律的富有價值的新探索。

　　我們可以看出，恩格斯和伯恩斯坦實際都沒有放棄社會主義的大目標，但他們又都認為，只有實現社會主義的運動才是最重要的，而預先討論“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則是毫無價值的。他們都認為社會發展問題是需要不斷探索和研究的，而并不是我們已經有了一套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

　　所以，我們可以想見，如果恩格斯在世，他對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名言”，顯然也是會表示贊成的。

　　當然，也許有人會說，恩格斯是主張革命的，伯恩斯坦則是主張改良的，所以，恩格斯并不是修正主義，只有伯恩斯坦等人才是否定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但是，我們不應忘記，恩格斯晚年關于資本主義生命力和議會道路的新論述，都是構成修正主義的基本要件。恩格斯當時之所以仍然主張革命，其原因也正是在于他對于資本主義生命力的估計仍然不足。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沿著恩格斯開辟的修正主義道路，從資本主義的實際出發，進一步地肯定了資本主義的生命力，這并不是否定了馬克思主義，而正是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而面對資本主義具有長期生命力的現實，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的唯一合理的選擇，自然只能是走議會斗爭和改良主義的發展道路。試想：一攬子的革命長期搞不成，難道就不能走改良主義的發展道路嗎？！難道社會主義者能夠面對人民大眾的疾苦而長期無動于衷嗎？！難道無視人民的現實疾苦而只是一味地準備遙遠的革命、一味地空喊革命口號，就叫做什么“革命”嗎？！難道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要求之一不也正是在不具備革命條件時就要積極推進社會改良嗎？！難道毛澤東不是也說過“新民主主義”就是一種社會改良嗎？！

　　不僅如此，從根本上來看，伯恩斯坦所謂“一點一滴地實行社會主義”，實質上也正是一種局部的、漸進性的新式社會主義的社會革命。這種社會主義的長期發展也并不是背棄和損害了工人階級的利益，而正是極大地增進了西方工人階級的利益。這種利益不僅包括了恩格斯時代即已開始獲得的民主利益，而且在這個基礎上尤己獲得了包括發達的社會保障制度在內的極其廣泛的社會經濟利益。

　　由此，我們也就不能不問：面對這種現實，我們現在難道還有理由繼續“痛斥修正主義”嗎？難道世界上還會有什么因為工人階級（即雇員階級）的幸福而感到痛心疾首的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嗎？難道這種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不是一些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騙子、偽社會主義者、偽君子、或者是至今仍在井底看世界的井底之蛙嗎？難道我們不應感謝恩格斯、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修正主義大師們在探尋具有現實可操作性的普遍幸福主義道路方面所做出的歷史性的重大貢獻嗎？！誠然，在這種艱難復雜的探索過程中，恩格斯、伯恩斯坦、考茨基們也都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但是，在我們這個星球上，難道有過什么不犯錯誤的圣人嗎？難道那些直接間接地激烈批判他們的“修正主義路線”的人士們所犯的錯誤，不是比那些“修正主義者”所犯的錯誤還要更多、更大、更持久、而且其所產生的消極影響也更加深遠一些嗎？！

        注：王占陽，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學教研室主任。1956年生于沈陽市。1978年考入吉林大學歷史系。1990年獲吉林大學法學碩士學位。主要從事世界歷史理論、歷史哲學、新社會主義理論、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世界史等領域的研究工作。致力于探究人類歷史之迷，著力探索中國社會發展道路。近期在新著《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提出并系統闡述關于普遍幸福主義、新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基礎理論。另著有長篇學術專著《毛澤東的建國方略與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和40余篇學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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